从奥斯维辛逃出来的心理学家（奥斯维辛的焚尸人）

从奥斯维辛逃出来的心理学家（奥斯维辛的焚尸人）Q：毒气室的门第一次在你面前打开时，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尸体，一具摞着一具。里面大概有 2500 具尸体。你能看到他们很多人身上有伤痕，血迹斑斑。我之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那一幕实在太可怕了。我记得，后来他们就把我们带去了那个房间——尸体被搬到那里了。他们把尸体嘴里的金牙拔出来，把女尸的头发剪下来，然后再把所有的贵重物品归拢到一起。我们不得不观察他们是怎样做这些事的。Q：当你看到那些尸体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是一场悲剧，这是犹太人遭遇的一场可怕的悲剧——他们在这里被如此残忍地剥夺了生命。刚开始的那些天里，我们感觉到的只有恐怖。但是我告诉我自己：“你绝不能丧失理智。”我知道，从那时起我就不得不这样日复一日地看到这些场景。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最好习惯这一切。这是份苦差事，但是你必须习惯它。我们第一天晚上没有干活。第二天晚上才开始。管事的走了过来，给我们每个人指派工作。“你去

每天，拖拽尸体的活干完之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地堡”边上，到了晚上再回到D营。我想住在焚尸场的建筑里，不想待在“地堡”那边。“地堡”那里的工作最辛苦，永远有干不完的活。我们只能无休无歇地干着活，连一分钟都没法休息。我们必须不停地走动、抬尸体、拽尸体、扔尸体，而德国守卫们则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配图 |《钢琴家》剧照

前 言

奥斯维辛 – 比克瑙集中营是一座巨大的“死亡工厂”：它的“原材料”是活人，最终的“产品”是骨灰；作为灭绝营里的劳力，“特别工作队”是死亡工厂里一支由犹太奴隶组成的小分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于是，这些人成了大屠杀这段历史中最悲情的角色、最不幸的人。《无泪而泣》是由“特别工作队”幸存者自述奥斯维辛犹太人大屠杀悲剧，作者吉迪恩·格雷夫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是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和灭绝营研究领域里的世界级专家。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用过去式来讲述雅科夫·加拜的故事。就在我为写这本书而进行调查期间，他离开了人世。雅科夫·加拜住在内夫雅明，那是靠近卡法萨巴的一座莫沙夫，离特拉维夫有半个小时的路程。我本该多拜访他几次，只是因为懒惰。现在我很后悔，因为再也见不到他、再也无法和他交谈了。他关于“特别工作队”的记忆，有一部分就这样带到了坟墓里。但在采访他的那几个钟头里，我已收获颇丰，算是唯一的安慰。雅科夫·加拜出生于雅典，曾和他的弟弟一起在“特别工作队”做过事。他弟弟如今生活在美国。他俩能够幸存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无疑是能相互支持。加拜的家族早在16世纪就在意大利的来亨定居。家族的后人如今仍然住在那里。即使是住在希腊的加拜家族成员（包括雅科夫），也依然保留着意大利国籍。有一段时间，德国人对这些犹太人所持的意大利国籍比较尊重，没有把他们送进集中营。因此，加拜家族的人直到1944年才被送到了奥斯维辛。雅科夫·加拜一直是乐观主义者。即使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他也坚信自己会活着离开那里。雅科夫·加拜是条坚强的汉子，他在我们的谈话中也说了：他坚强到足以活下来，把自己见到的一切告诉后人。我曾问他会不会为自己在比克瑙做的工作感到羞愧。“不！”他回答道。不过，他还是无法掩饰自己目睹犹太民族苦难而感到的痛苦。“我亲眼看到上百万犹太人被杀害！”

Q：雅科夫，你出生在哪里？你的家族来自何处？我1912年9月26日出生在雅典。母亲是希腊人，父亲则有意大利血统。我三岁那年，一家人从雅典搬到了萨洛尼卡。我就是在那儿长大的。Q：你能描述下你的家族的源起吗？我家祖上来自16世纪意大利的来亨。这些很容易查得到。我家有三兄弟——我是老大，老二叫达里奥，比我小几岁，老三叫萨米。后来活下来的只有我和达里奥。我父亲在新真理出版社的印刷厂工作了30年。父母的手头不宽裕，不过我读的学校不收学费，这让他们的生活好过了不少。我读完六年级，也去新真理印刷厂工作。1929年，我成了一名永久雇员，然后又在那里工作了12年，一直到1940年的10月。德国人是1941年4月6日入侵希腊的。那天正是耶稣受难日。1941年4月27日，星期天，雅典投降了。Q：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们慢慢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战争。一开始，我们听说意大利人入侵了阿尔巴尼亚。后来，情况越来越糟，不过我们一家暂时没有遇到麻烦，因为我的父亲是意大利公民。幸运的是，我们属于有特权的一类平民，也就是拥有意大利和西班牙国籍的人。最开始， 德国人逮捕了所有没有外国国籍的犹太人。多亏我们拥有意大利国籍，才没有马上被抓到集中营去。Q：在萨洛尼卡的犹太人看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你能举一些例子吗？1942年底，萨洛尼卡犹太人的悲剧开始了。最开始，犹太社区的管理委员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德国人要求社区委员们拿出一笔堪称天文数字的钱来，还让他们把18岁到45岁的犹太人全部征召，强制劳动。委员会无力抵抗。从1941年7月起，直到被送到奥斯维辛前，征召的人都被迫去做劳工。一开始，萨洛尼卡的犹太人被带到了位于希腊中部的集中营，在那里做苦役。他们不得不忍受着饥饿、虐打和侮辱，修建道路、开挖壕沟、铺设铁轨。那时，我在为自由派报纸《真理报》工作，不过他们立刻查禁了这家报纸，切断了信息流通，在希腊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很难传出去。德国人专门为犹太人发行了一份特殊的报纸，里面的文章都是用德语写的，拼写用的是希腊字母。他们给这份报纸起名《新欧洲》。报纸刊登反犹主义文章，不断在人们心中激起疑虑和恐惧。后来德国人开始围捕萨洛尼卡的犹太人，把他们送到集中营，我们一家决定搬到雅典去。我们指望到那里靠意大利公民的身份避难。1943 年7月15日，我们离开了萨洛尼卡，那时离墨索里尼下台还有两个月时间。我已经和洛拉结婚了，她的爸爸是萨洛尼卡人，名叫约书亚·梅纳瑟。我早在1935年就认识洛拉了。当时，萨洛尼卡几乎一个犹太人都没有了，而我们希望能在雅典开始新的生活。在雅典的生活很安宁。每周，意大利军队会给我们一些食物，包括在希腊不常得到的东西。那段日子过得平和、安定。直到意大利投降，德国人都没有伤害过意大利和西班牙公民。然而，1943年9月5日，墨索里尼投降了。从那个月底开始，我们每个月都要向一名德国官员报到。1944年3月24日，德国人下令驱逐所有在雅典的意大利公民。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本以为他们会放过我们的。然而紧接着，他们开始把雅典的犹太人遣送到集中营。我就在第一批被送去的人当中。我收到遣送令的方式很突然。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在犹太会堂集合，在一份签到表上签字。一天，他们就在那儿把我们抓了起来。我之前从来没有亲自去签过到，通常，我都是让别人替我去的。然而就在那天，我是亲自去的，他们就逮捕了我。大概这就是命吧。我们被带到了海德集中营，那里实际上是希腊的一座监狱；我们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我们并不知道等待着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以为希腊人会做点什么，把我们救出去。1944年4月1日，在经历了整整一周的噩梦之后，我们被赶上了开往波兰的火车——那时，我32岁。他们告诉我们要去往克拉科夫。火车载着我们这批人从雅典出发，穿过阿尔塔和约阿尼纳。车上有2500人：有男有女，还有小孩。整个旅程用了11天时间，从1944年的4月1日持续到11日。我们途经希腊、南斯拉夫、匈牙利和奥地利，最终到达波兰。

Q：你和你的家人在同一节车厢吗？我们是一起上的火车。两个弟弟还有父母都在我身边。我妻子也在。Q：他们允许你从家里带走哪些东西？我们带了毯子、一床褥子、和两三件短上衣。车厢里是没有厕所的。食物是定额分配的，份额很少。我们尽量把旅途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睡觉。在那11天里，有些人死了。车门自始至终只开过一次，就是到了布达佩斯的时候。那些人打开了车门，给我们送了点水，顺便也把车上的死人搬了出去。我们在那天傍晚离开雅典，1944年4月11日到达奥斯维辛。那天是星期二，时间是上午10点。Q：4 月 11 日火车停下来后，发生了什么？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在车站附近，我们看到一群男女正在除草。他们看上去累坏了。那天晚些时候，他们在站台上进行了第一次“挑选”。年轻男女被分到一边，年长的人则分到另一边。所有的老弱病残、孕妇和孩子都被塞上卡车，送去了比克瑙。到了那里，他们转眼间就被焚化成灰。他们当天就被杀害了。看到那些年纪大的人被装上卡车带走，我们还认为他们太走运了。瞧，他们能坐车，而我们只能步行。Q：下车之后，你的家人们遭遇了什么事情？“挑选”结束之后，我的弟弟达里奥和我待在一起，一辆卡车开过来，把我们的父母带走了。我们走上前，对他们说：“一路平安，多多保重。我们都会活下来的。”然而，一家人里，只有我的弟弟活了下来。很不幸，其他所有人都遇害了。Q：关于“挑选”，你还记得些什么？负责“挑选”的德国人告诉我们往哪边转。没想到转身之后再也没有见到家人了。Q：在那之前，你听说过“奥斯维辛”这个地方吗？早在1942年，我们就听说过乌克兰的劳动营。当我们抵达奥斯维辛的时候，大家都以为那儿也是众多劳动营之一。我们不知道奥斯维辛就意味着死亡。我们当时认为那只不过是又一个劳动营罢了。这一批过来的人里面，有七百人被选了出来，包括我和弟弟。我们得走三公里的路才到了比克瑙。我们不知道家里人被带到哪里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把我们关在隔离营里，以防我们身上带了什么病。如果有人得病了，他们就会把我们一下子全都杀死。幸运的是，那段时间没有人生病。

Q：你是什么时候拿到囚犯编号的？几天后，他们给了我一个编号：182569。集中营里的人没有名字，只有编号。我们到那里二十天后，也就是1944年5月12日，德国人又进行了一次“挑选”，这一次更加严格。来了两名医生和两名军官。我们被迫一丝不挂地站在他们面前。一名德国医生一言不发地检查着我们的身体，然后选出了三百名最强壮、最健康的男子。这次检查十分细致、全面。那个医生花了五分钟时间，围着我、把我从头到脚摸了一遍。站在他旁边的两名党卫队长官（级别大概是班长）对我们说：“从今天起，你们要好好干活，不会缺吃少穿。”这让我们吃下了定心丸；听到这番话我们很高兴。我们总共有七百五十人——有的已经在集中营里待了一段时间，也有的刚刚来到这儿。他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劳动营，这个营有一个额外的称呼：“D营”。事实上，那就意味着我们加入了“特别工作队”。星期五，我们被带到了“特别工作队”所在的营区。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一些之前一直住在法国的犹太裔波兰人。另外还有几个来自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雅各布·卡明斯基被任命为队长。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很坚韧，也不惧怕德国人。我们被选中加入了“特别工作队”，住进了D营，跟集中营里的其他人就再也没有接触了。我们当中大概有一百个住在一号（二号）焚尸场的阁楼里，一百人住在二号（三号）焚尸场的阁楼里， 另外七百五十个人住在三号（四号）和四号（五号）焚尸场。我们刚到营房时，那里的囚犯们告诉我们：“这儿的一切都比在家要好。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我们没人能活着离开这儿。”我当时的同伴是一个苏联犹太人，他天生就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跟我说：“雅科夫，我们永远都出不去了，相信我。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而那些已经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囚犯告诉我们：“在‘特别工作队’干活 就意味着每天要焚烧尸体。”那是我们第一次得知他们在奥斯维辛干的是烧人的事情。5月15日是周一，一周的伊始。我们这群人被一分为二。有一组去了二号（三号）焚尸场，而我们则被带到了一号（二号）焚尸场。我们组里大部分都是希腊犹太人，像米切尔·阿迪提，来自科孚的约瑟夫·巴鲁克、科恩兄弟、什洛莫和莫里斯·威尼齐亚 、我和我的弟弟达里奥·加拜、列昂·科恩、马塞尔·纳加里 、还有丹尼尔·本·纳克麦斯。我们被告知第一天晚上不用干活，看着就行了。我记得快到下午五点半的时候，从匈牙利运来了一批人。工作队里的老队员们让我们仔细看看那些人的脸，因为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被杀了。我们不相信他们说的话。过了一小会儿，有人要我们下楼看看情况。我们走下去，打开毒气室，千真万确，我们看到了尸体。他们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毒气室外面有个标志，上面用波兰语、德语、俄语和英语写着“淋浴”的字样。

Q：毒气室的门第一次在你面前打开时，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尸体，一具摞着一具。里面大概有 2500 具尸体。你能看到他们很多人身上有伤痕，血迹斑斑。我之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那一幕实在太可怕了。我记得，后来他们就把我们带去了那个房间——尸体被搬到那里了。他们把尸体嘴里的金牙拔出来，把女尸的头发剪下来，然后再把所有的贵重物品归拢到一起。我们不得不观察他们是怎样做这些事的。Q：当你看到那些尸体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是一场悲剧，这是犹太人遭遇的一场可怕的悲剧——他们在这里被如此残忍地剥夺了生命。刚开始的那些天里，我们感觉到的只有恐怖。但是我告诉我自己：“你绝不能丧失理智。”我知道，从那时起我就不得不这样日复一日地看到这些场景。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最好习惯这一切。这是份苦差事，但是你必须习惯它。我们第一天晚上没有干活。第二天晚上才开始。管事的走了过来，给我们每个人指派工作。“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我和另一名囚犯搭档。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尸体抬起来，然后放在担架上。我得用叉子叉起尸体，然后直接推到焚尸炉里。每座焚尸炉有三扇门。每扇门里可以放进四具尸体——十五分钟就能处理六十具尸体，然后，十五分钟到了，你就得用叉子翻一翻炉膛里面。火焰熊熊燃烧着，再过十五分钟，这些受害者们就只剩下骨灰了。然后再这样周而复始。每一轮我们的活总共花三分钟时间（最多四分钟），有半个小时是闲着的。

Q：分到“特别工作队”之前，你知道奥斯维辛里面在杀人、烧人吗？自1943年以来，希腊的报纸就已经开始报道德国人在集中营的骇人行径了，只不过我们不相信而已。谁会相信像德意志这样开化的民族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呢？但是，每天都有犹太人被扔进焚尸炉，每天都是这样，永无休止；而与此同时，焚尸场外面有乐队在演奏，有女子合唱团在放声歌唱。就这样干了三天活之后，连我在内，“特别工作队”的新成员里有一半人接到命令，要调到三号（四号）和四号（五号）焚尸场去，因为送去那里的人太多了。他们每天要焚化24000具匈牙利犹太人的尸体。派到那里干活的“特别工作队”成员们根本忙不过来。过了几天，等几千名匈牙利犹太人在“地堡”被焚化之后，每个人都回到了原本工作的地方，继续做他们在队里的日常工作。从4月底开始，一直到整个5月，都有大批大批的人从匈牙利运到比克瑙。人数太多了，焚尸场根本就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所以他们就挖了几个大坑，这样就能在那里再多火化几千人了。我所在的小队就在树林里的“桑拿室”旁边干活，对面就是三号（四号）焚尸场和四号（五号）焚尸场。大坑就是在那儿挖的。焚尸场容不下的尸体，在那些坑里火化。他们把这些坑叫做“地堡”。我在那儿干过三天活。

他们把尸体从毒气室运到“地堡”来，然后就在“地堡”里火化这些尸体。“地堡”的四周都是树，所以没人看得到那儿发生的事。在“地堡”里，他们是这样焚尸的：首先把尸体放在一层原木上，然后在尸体上面铺上原木和木板，接着再往上面放更多的尸体——一般至少要铺三层。之后就会有个党卫队员过来，把汽油倒进坑里，划一根火柴，坑内的一切都化为烈焰。这样一来，每小时大概能焚烧一千具尸体。尸体流出的脂肪会让烈火一直烧下去。他们放了一公斤煤块和两块木板进去，然后点起火。火很快就烧到了尸体上。后来，十二小时的轮班结束之后，我们就回到了位于B营的13区。第二天，我们再回到“地堡”那边干活。我们小队里有一个人，当初是和我同一批来到集中营的。他叫梅纳赫姆·利斯基，原本是希腊的一名鞋匠，家里还有妻子和两个女儿。一天，他对我说：“雅科夫，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差事了。你想想，我们不能一直这样把人扔到火堆里啊。我不想活了。”我告诉他再多忍几天：“万事开头难。一切都会过去的。不要轻易放弃你的生命。”他又熬了两天，然后到了第三天，就在他们把尸体运到“地堡”时，梅纳赫姆趁人不注意，拖着那具尸体一起跳入火海。有个叫格伦伯格的中士朝他开了枪，让他从痛苦中解脱了。那天是1944年5月18日。又过了一两个月，一名德国士兵来到二号（三号）焚尸场，问道：“有谁知道梅纳赫姆的事？”我举起了手。他让我告诉他出了什么事。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但不会说德语。我只会说法语。”他把我带去了办公室。到了那儿，他们让我坐下，给了我一些吃的。然后有个人走过来，让我说说梅纳赫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暗自寻思：如果德国人每天都在杀害数千人的话，他们为什么突然这么关心一个人的死活？我知道我绝不能告诉他们他是自杀的。他们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说，他搬尸体的时候离火堆太近了，脚下一滑，掉了进去。就是这样。如果我告诉他们梅纳赫姆是自杀的话，那我就完蛋了。Q：为什么？他们会当场把我杀掉。Q：还有没其他与梅纳赫姆事件相似的事情？没有了，我印象里只有这一次。每天，拖拽尸体的活干完之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地堡”边上，到了晚上再回到D 营。我想住在焚尸场的建筑里，不想待在“地堡”那边。“地堡”那里的工作最辛苦，永远有干不完的活。我们只能无休无歇地干着活，连一分钟都没法休息。我们必须不停地走动、抬尸体、拽尸体、扔尸体，而德国守卫们则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每天傍晚，队里会有九到十个人给我们带晚饭过来。有那么一两次，我瞅准时机问我们的队长卡明斯基和莱姆克：“为什么你们不能把我从‘地堡’调到焚尸场去？”卡明斯基和莱姆克想尽了办法。四天后，我就被调到了二号（三号）焚尸场。我在那儿一直待着，直到离开集中营的那一天，也就是1945年1月18日。我很庆幸那么早就离开了尸坑，因为那儿的工作多得根本看不到头。

Q：那段时间你弟弟达里奥在哪里干活？他在三号（四号）和四号（五号）焚尸场干了一个月，然后卡明斯基就把他调到二号（三号）焚尸场来，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工作了。Q：你弟弟做什么工作？我们在同一栋楼里工作，不过我们干的活不一样，他的更轻松一点，因为他身体比较弱。他们用升降机把尸体运到焚尸炉那层，达里奥就把尸体放到炉门前的一块地方——一般一批有四具尸体。他的活比我的要轻松得多，因为他不需要把尸体抬起来。他只需要用手拖拽尸体。“特别工作队”里有一些活比较轻松，其他的要辛苦一点，不过我们总是会互相搭把手。Q：这份工作对他有什么影响？说实话，我本来觉得他撑不下来。他很敏感，而且比我小十岁。但是，他仍然坚持到了最后。Q：二号（三号）焚尸场从外面看是怎样的？你肯定不信——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栋厂房。和任何工厂一样，它前面有一个大烟囱。要不是烟囱里冒出尸体烧焦后的阵阵恶臭，你肯定想不到这是杀人的地方。你能不能描述一下：每当运来一批囚犯时，是怎样的情形？每当有火车开进来时，都会有一群德国人在站台上等着进行“挑选”。集中营的医生也会和他们一起。火车进了站台，就停在离焚尸场不远的地方，然后“挑选”就开始了。他们会先去掉儿童和妇女。德国人不会打妇女儿童。真是绅士行径。焚尸场建筑群的大门离火车停着的地方大概有一百米远，所以我们能看到每批囚犯里有多少人会被送到焚尸场来。集中营长官会告诉参与“挑选”的医生每个批次里他想要人数比例，这些人就会被送去参加强制劳动：今天是 10%，明天是 15%，后天是 20%，以此类推。也有一些批次运到以后没有经过“挑选”，全部人都被杀死。这个“挑选”并没有什么标准可言。负责“挑选”的德国人会根据集中营长官定下的比例设置配额。那些难逃死劫的人们会被送到焚尸场去，哪座焚尸场能用就去哪座。Q：德国人怎么知道当时哪个焚尸场能用呢？每个焚尸场都有一名军士长，他们每天早上会报告自己所在的焚尸场还有没有空地方。我们焚尸场的军士长是个一头红发、地位卑下的恶棍，来自柏林。1944年5月和6月，所有的焚尸房都在开足马力连轴转。1944年7月，工作强度略微降低；到了8月，就几乎没什么人送进来了。你何时会有机会跟那些来到焚尸场的受害者们说上几句话？开工之前，如果没什么事做的话，我们有时会去那间很大的脱衣室，接收那些刚到达的受害者们。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他们，看到所有的人。Q：你们能跟他们交谈吗？我们得说服他们把衣服脱下来，不过德国人不准我们把真相告诉他们。Q：当你看到成百上千的一批犹太人运到集中营，而且你知道他们过不了多久就会全部死掉，你心里是什么感受？我告诉自己，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帮不了他们。权力在德国人手中，没人能反抗他们。毕竟，我们没有武器，没法采取行动。脱衣室里的犹太人也没人问我们自己要去哪里。Q：你对那些被送到集中营的人还有印象吗？你还记不记得，当你看到那些被送到集中营来的人时，是怎样的感受？不记得了，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和他们说过话。我从来没跟他们交谈过。当我们忙着应付一批即将抵达的人时，一般就由“加拿大”工作队 的人和德国守卫们一起去接收另一批。我们不会去接收，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工作。有时，我们根本见不到运进来的活人，也不知道进来的都有哪些人，因为我们当时正忙着自己手头上的活。我们不能放着手上的工作不管，去看被送来的囚犯们。

Q：“特别工作队”的队员们有没有遇到过自己的亲人？一直都有这个可能，除非送来的是匈牙利犹太人。我的妻子也被关在集中营里。有些队员和我一样，有亲人在营里，他们都很害怕。我很担心妻子会被送到焚尸场里杀害，而且我也一直在扪心自问：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我会怎么做？幸运的是，这并没有发生，不过在1944年10月31日，当最后400名“穆塞尔曼”要被杀害的时候，我的两个表兄弟也在里面，他们之前在比克瑙的D劳动营干活。我们在焚尸场的脱衣室里坐下来，说了两个小时的话。Q：所以你的表兄弟们要死了，你是知道的。是的，我当然知道。德国人一来命令，我们就知道有谁要被杀了。如果囚犯被迫脱光衣服，然后又拿到了一张毯子、一点面包，还有一点人造黄油，这就意味着他要被扔进焚尸场了。Q：你们聊了些什么？我问他们，像他们这样一直如此勇敢、如此沉着的人，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境地。他们回答道：“这就是我们的命数，是天意，我们不可能躲得过。”他们吃完东西以后，我们又一起抽烟，一直待到他们要走的时候。一个德国人说：“是时候了。”然后我告诉他们：“来，我有些很可怕的事情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不会再受苦了。”我把他们带到了毒气室，带到毒气投放口的位置。“要是你坐在这儿，就连一秒的罪也不用再受了。”当我离开的时候，那个德国士兵跟我说：“你们现在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勇敢了！”我回答道：“何必让他们受这么多苦呢？”那天遇害的人里有十个是我在希腊的熟人或亲戚。390具尸体全部焚烧完毕，期间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各自把几个亲戚和熟人分出来单独火化。我们把他们的骨灰都单独收集起来，装到罐子里，埋在地底下。我们记下了受害者的名字、出生日期和遇害日期。我们把这些罐子埋起来，甚至还为它们念诵了《珈底什》。可现在，谁会为我们念诵《珈底什》呢？我们这样问自己……苏联人来了以后，我听说他们发现了那些罐子。

Q：哪几批人让你记得最深刻？请描述一下。我在“特别工作队”干活的第一天，下午时分，来了一批人，是从匈牙利来的。1944年6月，从希腊运来一批人，有两千名，给我的印象也很深。那是从希腊送来的最后一批人，所有人都没经过“挑选”，就直接被杀死了。这是集中营军官下的命令。这批人最终都葬身炉火，无一幸免。1944年6月底，吉普赛营的囚犯被送到这边来了。他们奋起抵抗，因为不愿意被送进焚尸场。他们都还很健康。1944年7月中旬，有一天凌晨三点来了一批人，少说也有1500人。他们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有男有女，还有孩子。我们在脱衣室里等着他们。先进来的有妇女，有年轻姑娘，还有小孩。突然间我们看到一名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她问我们：“我怎么能在你们面前脱光衣服？这太耻辱了！”我们告诉她，我们已经习惯了。还没来得及说下去，集中营的长官就出现了，他对那个女人说：“把你的衣服放在这儿，还有孩子的衣服。记着衣架上的号码，回头就能找着自己的衣服了。”多讽刺啊……她带着孩子径直进了毒气室，就是这样。到了1944年8月，从匈牙利运来的人越来越少了。等到不再有人从匈牙利运来，别的地方也没有犹太人可以运来了。后来，又有几小批犹太人陆续运达，不过随后就差不多停下来了。德国人开始撤离那些送来犹太人的地方。1944年8月 ，从罗兹运来了一大批犹太人；当月，又从奥斯维辛郊区的几所集中营里送来了250名波兰“穆塞尔曼”。那时他们已经动弹不得了。跟着，焚尸场的长官、党卫队军官莫尔过来说：“这些人不要送到毒气室。”他想亲手杀掉这些。一开始，他用一根金属棍子毒打这些人——之前这根棍子是用来捣碎焚尸后剩下的残骨的。然后，他走过来，问一个士兵要了支步枪和一些子弹，开始射杀他们。杀了四五个人之后，有一个“穆塞尔曼”大声喊道：“长官！”然后莫尔这个凶残的虐待狂答道：“什么事？”“我有个请求。”“什么请求？”“当你朝我的朋友们开枪的时候，我想唱一曲《蓝色多瑙河》。”“随便唱吧！多快活啊！开枪时还有音乐，当然更好了！”莫尔回应道。于是，那人唱起歌来——啦啦啦——莫尔开枪把他们全都杀了，最后杀到那个唱着歌的“穆塞尔曼”。最后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结束了他的生命。我还记得，有一次带过来42个孩子，四肢健全，大概十三四岁的样子。我亲眼看到有个男孩挨了五枪才死。他们就这样残忍地杀害了这些人。又过了大约两个星期，送来了20名游击队员，其中有4名美丽的姑娘。他们知道到这儿来就是送死的。我们期待着他们能保护自己，挥舞拳头反抗德国人，毕竟他们是游击队员——可是什么也没发生。他们就像谚语里说的待宰羔羊一样。我们让他们把衣服脱下来，他们全都一声不吭地照做了。他们安静地走进了毒气室——就像是一只只待宰的羔羊。我还记得有一次，一百四五十名少女被送到了这里。她们坐下来之后就开始嬉闹、大笑。她们一定以为到比克瑙是来玩乐的。我们惊讶得不得了——这是怎么回事？半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她们怎么还没被丢进焚尸炉里？然后命令下来了，要把这些女孩送回去。来了一辆卡车，载着她们去了“桑拿室”，进了某个房间。当时她们活蹦乱跳地从焚尸场里出来，我们跟她们说：“你们该点支蜡烛，庆幸自己能活着离开这里。”她们在焚尸场里坐着的时候，德国人命令她们写明信片：“我们到集中营了。德国人热情地欢迎了我们。我们吃得很好，也很健康。”两天之后，德国人又把她们带回了焚尸场，这些女孩在那里大吵大闹、乱成一团，因为她们知道了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就这样，她们全部遇害了。有一次，他们带了个年轻女子过来，她来自匈牙利，有一个孩子，刚出生两天。她知道自己就快被杀死了。那天晚上，我们没什么事情要做，就闲坐在那儿，搬了把椅子让她坐下，又给了她一些食物，还有香烟。她告诉我们她是歌手。我们一起聊了半个多小时，就坐在焚尸炉前面。我们旁边坐着一个来自荷兰的党卫队士兵，是个相对和善的家伙。他也在听我们聊天。等到故事说完了，士兵站起来说：“好吧，我们不能一直这样坐着，现在该上路了。”他问女子怎么选择：是先杀孩子，还是先杀她自己。她说：“先杀我吧。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掉。”于是那个荷兰人站了起来，拿过步枪，开枪杀死了她，又把她扔进了焚尸炉。然后他拉起那个孩子，“砰、砰”两枪，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是仅有的目击者，见证了犹太人所蒙受的苦难。那个荷兰人在集中营里待了一年半时间，也看到了这一切，不过他没有体会到我们的苦难。我们目睹着这一切，经历着这一切。一开始，我们很难忍受所做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慢慢习惯了。有一次，我在脱衣室里遇到了一对母女。母亲取下了一枚白金戒指，塞给了我，显然以为我能救她的女儿。但是我根本没有权力去救。我把戒指收下了。但这样的东西我能留多久呢？最后我还是把它给扔了。

Q：雅科夫，你是怎么记得这些细节的，甚至还记得确切的日期？太厉害了！我写了日记。从我进入“特别工作队”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写，一直写到1945年1月18日——也就是我被救出来的那天。我每天都在做记录。差不多写了五百页。每天，我都会把最平常的事情写下来，比如“今天发生了什么什么……”或者“今天我们干了什么什么……”我每天都会把自己在工作队里做的事情记下来。每天都有一些新的事情——怪异的死亡方式、囚犯的来源、人们的举动、还有少年们的哭喊：“我们不想死！我们可以干活，让我们干活吧！”但是在那种时候，谁会听他们说什么呢？这个世界是不管犹太人死活的，不是吗？他们都被屠杀了。Q：有没有人知道你在写日记？有几个人知道，都是我的朋友，不过这件事必须得保密。你为什么要写日记？我告诉自己，我也许会从这儿出去。但离开比克瑙的时候，我没能把日记带上。我怎么可能把五百页的日记从比克瑙带到毛特豪森呢？德国人发现了怎么办？他们会杀了我的。Q：你把日记留在哪里了？就在原处，也没埋起来。不过就算日记找不到了，我还记得很多很多的日期，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些日期我记得很牢，从没遗忘过。Q：你能把那些日期列出来吗？在“特别工作队”干活的第一天，是1944年5月15日。200 名朋友被德国人带过来杀掉，是1944年9月18日。“特别工作队”起义是在1944年10月7日。在比克瑙的最后一天，是1945年1月18日。

Q：你在“特别工作队”干了多久？从1944年5月15日，到1945年1月18日——总共八个月。Q：你是怎么在那个地狱里干这么久的？的确，在集中营里干活的人每天都过着生死未卜的日子。他们被毒打，还有其他的悲惨遭遇。不过，我们连最恐怖的事情都见过了。在大屠杀过程中，我们做的是最肮脏的工作。我在“特别工作队”里干了八个月，整整八个月都活在这样的悲剧里。那些活又累又折磨人，尤其是刚开始那几天。每个人都很怕在尸体里发现自己的亲人。第一次总是最艰难的。不过说真的，你什么都会习惯的。我们有时会在晚上干活，半夜时分，我就坐在一具尸体的旁边，但是却丝毫影响不了我的情绪。我会干三分钟活，然后再歇上半小时。我知道只要我犯下一点小错，他们就会除掉我。所以我就干我的活，说实话，我在集中营的那段日子里，没有一个德国人对我下过手。倒霉的是那些容易惹麻烦的人，他们都被除掉了。Q：你有时间去思考你看到的这一切吗？刚开始看到这一切，真的很痛苦。我根本理解不了我看到了什么——一个人留下的仅有的身后之物就是一公斤左右的骨灰。有时我们也会寻思这事，可是寻思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有选择吗？逃跑是绝无可能的，因为我们都不懂这儿的语言。我就这样干着活，哪怕已经知道我的父母已经遇害了。还有什么比这更惨呢？过了两三个星期，我就习惯了。有时晚上休息的时候，我会把手放在一具尸体上，并且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我们就像机器人似的在那儿干活。我必须要坚强，才能活下来；只有活下来，才能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公之于众。事实证明，人比畜生还要残忍。是的，那时的我们就是畜生。我们没有情感。有时我们会怀疑自己还是不是人。Q：我很难理解：你们在毒气室、焚尸炉这些地方干了一整天之后，竟然还能唱出歌来。我前面说过了，我们不只是机器人；我们已经成了畜生。我们什么念头都没有。我们只想着一件事——逃出去，活下来。Q：那段时间里，你还信仰上帝吗？我不是教徒，不过我一直都相信上帝。现在也依然如此。我从来没有背弃过上帝。Q：在那种极端的绝望和无助中，你一定备受煎熬吧？我从来没有绝望过。我到那儿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我们快要死了；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走出这儿了。”我却说：“我要活着！”我从一开始就这么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刚进去的时候是这样，在工作队干活的时候是这样，从那儿走出去的时候还是这样。我知道我会活下来的。Q：你害怕吗？我不害怕。我真的不害怕。我从来没怕过什么。我也不会去琢磨恐惧或者死亡。我极其乐观。我一直都跟自己说：“我一定会逃离这里！我一定会摆脱这里的一切！”大家都问我：“你怎么能想着离开呢？你难道没看到这里发生的事吗？”有个朋友一直很悲观。他总是不住地恸哭，我就跟他说：“别哭了！男子汉不该哭。”这就是人生——你得看到它好的一面。你绝不能害怕，虽然它有时会让你遇到些不那么好的事情。我从没怕过德国人，也没怕过其他任何人。我总是高昂着头，直视前方。我那时就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Q：你们是怎么被解放的？到5月2日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嗅到”古森集中营里的“解放”气息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红十字旗，而且集中营里连一个党卫队员都没有了，只有守卫和战犯还在。不仅如此，从那天开始，我们也不用干活了。我们身上脏得要命，因为一个月里都没有机会去洗个澡。5月5日，我们接到命令去点名。总共有12000人报到。我们远远地听到了美国坦克接近的声音，齐声叫起来：“美国人来了！”德国守卫却告诉我们那不可能是美国人，因为德国人赢了战争。他们开始清点人数的时候，大门被打开，坦克冲了进来。守卫们立马就逃走了。五分钟后，美军指挥官爬上了一个瞭望塔，把塔上的机关枪移到了一边，大声喊道：“从今天起，除了德国人，所有人都是一家人！”我就这样重获了自由。当时的感觉很奇怪。我们并没有感到开心。我们知道战争结束了，可是我们犹太人再也没有父母亲人了。没有人活着了。第一批被送回国的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我当时所在的队里有44 个希腊人，其中有16个犹太人，还有一些希腊基督徒，明显是政治犯。我们又在古森待了一个月。感谢上帝，我身体不错。我和另外三个朋友住在一个德国军官的房子里。我们的食物是从村子里拿的；我们和另外20个人一起去村子里，抢一些鸡和肉回来。一辆美国卡车把我们载到了欧堡，那是美军和苏军的交界地带。接着一列苏联火车把我们送到了维也纳。那个时候，维也纳已经被毁得面目全非了。我在那儿待了四天就被送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最后，我们到了南斯拉夫的斯科普里，然后从那里去了希腊边界。Q：也就是说，你在战后回到了祖国？是的，我辗转了三个月。后来一路上经由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花了一个半月，又在南斯拉夫待了20天，最终在1945年8月抵达希腊。我开始在那儿做印刷工，同时也当记者。Q：你为什么要回到希腊？你不是不情愿回到家乡吗？我在那儿还有家啊，我的叔叔们还活着。解放四个月后，我回到了希腊，但却很难适应那儿的氛围。当我看到萨洛尼卡已经没有犹太人的时候，我很难过，伤心极了。我去了儿时待过的城市，走了走，想要找回曾经的文明，但是什么也找不回了。我在萨洛尼卡寻找亲人，但最终却只找到了一些朋友。他们问我去了哪儿，经历了什么危险和磨难。Q：你跟别人说过在奥斯维辛的经历吗？我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因为我根本不能确切地描述我们在那儿的处境。但是，当我开始感到自己又成为了社会的一分子， 当我开始反思我在那儿做过的一切时，我却感到痛苦不堪。现在也还是这样，一谈起这些我就觉得心如刀割。Q：那时你找到妻子了吗？我到处找寻我的妻子洛拉。我在古森一号有个朋友叫佩波·埃兹拉蒂，重获自由之后，他就去了毛特豪森。他在那碰巧遇到了我的妻子，告诉她我还活着。此前并不知道她活下来了，我到了雅典才得知她就在萨洛尼卡，并在一家疗养院里找到了她。在联合会（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一位名叫莫迪亚诺的希腊官员的帮助下，我想办法把她送到了雅典的一家疗养院。我们的重逢着实来之不易。看到她那个样子，我很难受，不过，能够再次相见，我们还是很开心。我们在雅典一直待到了1949年5月21日。这期间，我在为联合会做事。我们的女儿罗莎也在这个时候出生的。大家都劝我搬到意大利去，但是我们还是想移民到以色列，去祖辈的土地上生活。

Q：你们是什么时候到达以色列的？我1949年5月21日从希腊出发，然后在5月24日到达了目的地以色列。我有些亲人早在1932年就到以色列来了。一开始，我打算加入一个基布兹，但是在见了几个朋友之后，我们还是决定加入莫沙夫。生活很艰难，不过我们有理想，有决心，也有奔头。我们知道，在这儿没人会叫我们“肮脏的犹太人”。Q：你回过奥斯维辛吗？大约一年前，我本来有机会去奥斯维辛的，但是我妻子不想独自留下，所以就没能成行。Q：你有没有仔细想过奥斯维辛里发生的一切？你梦到过那儿吗？没有，不过我有时会想起它来，但是我没梦到过。我从来没梦到过那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只活在当下。Q：你会不会耻于讲出你的故事，对从未去过那里的人说起自己的经历？不，我并不为此感到羞耻，我问心无愧。该感到羞耻的是德国人，不是我。那段经历的确很痛苦，但我不会因此而羞耻。要告诉世人1945年之前发生的事情是很困难的。要描述我们的经历和见闻也很困难。这一切都太难以置信了。谁会相信这些事情呢？谁会相信德国人犯下了如此罪行呢？太难以置信了！整件事情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啊！但是，它的的确确发生过。Q：你有没有跟女儿讲述过自己的经历？当然。我跟我的孙子孙女们也说了。我有个外孙，今年十二岁了，他把这些都写了下来。我也把一切告诉了两个外孙女。她俩一个去年刚从学校毕业，现在在做律师；另一个今年读高三。他们全都知道。早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了。Q：你的孩子们喜欢听你的故事吗？喜欢啊，我妻子也会讲她自己的故事。毕竟，她也曾是比克瑙的囚徒。不过，遗憾的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怎么喜欢听人讲了。这是我的看法。我想让年轻人知道这些事情不是臆想编造的，而是真实发生过的。这是犹太人的命运。我亲眼目睹了上百万的犹太人被残忍杀害。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会去波兰参观奥斯维辛，看看发生过的一切。我特别支持这些活动。Q：你是在哪儿见到这些年轻人的？我在卡法萨巴负责两家学校的安保工作。此外，“大屠杀死难者及英雄纪念日”的时候，我也会和人们交谈，把一切都告诉他们。我在那儿一直工作到1975年，后来我去了卡法萨巴市政府工作，在那当了一名园丁。我在民防队里做了七年，期间也告诉了他们很多事情。Q：你弟弟现在做什么？我弟弟过去三十八年一直都生活在美国。我们是一起在“特别工作队”里干活的，但是他什么都不愿意说，不愿意听，也不愿意记起。他当时在三号（四号）、四号（五号）焚尸场里干活，当时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家人聚到一起。我的两个表兄弟和我们兄弟俩设法聚到了一起，随后我们就在一起干活，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但是，离开奥斯维辛的时候，他去了梅尔克 和埃本塞。被放出来以后，他就回到了希腊，在联合会担任秘书。过去三十八年里，他在洛杉矶经营着一家很大的窗帘厂。Q：平日里你会不会感觉自己仍然困在那段日子里面？你有没有被它影响？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都已经在我身后了。我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我从进入奥斯维辛的那一刻起，就一直盼望着能活着出去。我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我很乐观。现在，我坐在这儿，把一切都告诉你，我会问我自己：“一个人是怎么忍受得了这样的事情的？他是怎么撑下来的？”是的，人比钢铁还要顽强。这就是人生啊，我亲爱的朋友——总要去经历，去坚持，去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