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观和结构化思维（主张放开共存的核心逻辑其实是两个）

全局观和结构化思维（主张放开共存的核心逻辑其实是两个）然而事实可能也与他们的想象相去甚远，国家确实短暂地扩权，但是从结果而非程序上来说，国家的扩权制止了更多死亡的发生。而中国社会事实上更注意的依然是结果正义，结果正义也是事实上中国国家权力很大的正当性基础。而且这种扩权带来的并不是国家或者政府享受这种权力，相反在责任制的压力下，政府本身在防疫过程中备受煎熬，要保住职位的同时还要面对公务员收入快速下降等一系列挑战。很多人认为动态清零政策所需要的是一种对公民权的“暂时悬置”，这会导致国家的暂时扩权引发更大的“恶”。他们可能是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因此对于国家暂时性的大范围介入公民私人领域的问题上，他们认为这更为不可接受，或者至少在法律上、政治上有很大缺陷。这种思路在表面上看，与西方主流思想基本一致。这种说法当然有漏洞，因为人类面对自然不是无所不能，但也不是无所作为。人类可以选择让这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变得更加柔和、代价更小，这其实

有关坚持动态清零还是放开共存的争议从今年开始就一直存在，这也是一直持续至今的。一般来说，当疫情抬头、封控面积很大的时候，主张放开共存的声音就很大。而当疫情平稳、封控比例不大的时候，坚持动态清零的声音就比较大。

整体上说，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被封控了丧失了自由还可能面对物流供应的不足，当然不希望被封控。而当不被封控的时候，又会害怕现在没有病毒存在的环境被打破，真的出现医疗资源挤兑，所以会更倾向于清零。同样的，国际社会的变化也有影响，当国际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没什么人倾向于放开共存，而国际社会疫情有所缓和时，很多人就觉得动态清零是在“逆潮流而动”。这是很典型的从众心理。

而对于一部分有专业知识或者较高受教育水平的人而言，他们主张开放共存的声音会在舆论场脱颖而出，成为非常重要的信息守关人。而对于他们来说，一般也有更深刻的逻辑在支持他们的观点。然而，逻辑毕竟不是现实，他们的逻辑在现实上同样存在很多非常现实的局限和疏漏。

很多医生或者自然科学工作者眼中，放开共存是必然的。新的病毒的出现是自然的，而这种自然的变迁改变了生物的生存环境，并形成了外在的结构压力，结构压力将导致“自然选择”，也就是“适者生存”。所以，人类无法消灭病毒的情况下就应该选择与病毒共存，最终都会面对一种达尔文式演进的筛选。他们认为“动态清零”不自然，最终也无法改变自然。

这种说法当然有漏洞，因为人类面对自然不是无所不能，但也不是无所作为。人类可以选择让这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变得更加柔和、代价更小，这其实就是所有防疫工作需要采取的目标。动态清零不是要消灭所有病毒，而是通过在特定范围内消灭病毒为更广泛的疫苗接种、特效药开放完成之前争取少死人、少冲击。坦率地说，如果按照自然状态，目前人类绝大多数文明成果和技术进步都是不自然的，包括疫苗、实验室都是。

所以，这种达尔文主义并不能推理出现在放开就是合适的，人类社会的存在必然就是局部不自然的，我们也确实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不自然来约束自然选择的最终结果。

还是那个电车悖论，你是要选择让电车“自然的不干预去撞死10个人”，还是要“不自然地选择撞死1个人”。这样的伦理困境其实推导出了很多人文社科工作者支持放开的第二个逻辑，即国家的角色。

很多人认为动态清零政策所需要的是一种对公民权的“暂时悬置”，这会导致国家的暂时扩权引发更大的“恶”。他们可能是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因此对于国家暂时性的大范围介入公民私人领域的问题上，他们认为这更为不可接受，或者至少在法律上、政治上有很大缺陷。这种思路在表面上看，与西方主流思想基本一致。

然而事实可能也与他们的想象相去甚远，国家确实短暂地扩权，但是从结果而非程序上来说，国家的扩权制止了更多死亡的发生。而中国社会事实上更注意的依然是结果正义，结果正义也是事实上中国国家权力很大的正当性基础。而且这种扩权带来的并不是国家或者政府享受这种权力，相反在责任制的压力下，政府本身在防疫过程中备受煎熬，要保住职位的同时还要面对公务员收入快速下降等一系列挑战。

整体上来说，动态清零的政策事实上是用国家调控克制了资源稀缺的发生，也克制了在资源稀缺发生后资源快速自发向着权力流动的问题。与自由主义者的预设正好相反，在中国防疫过程中恰恰避免了更多个人面对更大的挑战和不平等。而自由主义从来不擅长面对稀缺性问题，他们始终假定自由就必然导致增长，这属于缺乏被自然界吊打的经验。

并且这些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还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们对于自身责任的承担是缺乏足够心理准备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很彻底，因为他们不戴口罩不要封控，但也确实不会因为没有床位没有救护车去闹政府，他们比中国人民认命多了。这些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不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也在于，中国人民有着丰富的革命传统，我们让渡了权利给国家，因此对于国家有很高期待（甚至包括很多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人），如果出现问题不可能不归因于国家。如果既不想承担防疫的义务，又要主张自由主义的权利，这不是合格的选择。

小孩子才全都要，成年人只能进行痛苦的选择。然而，政治不是儿戏。

笔者之前也说过，中国政治只能有效控制结果，不能控制过程。如果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放开，政治上才会是更糟的选择：大量稀缺资源快速被权力（公权力或者资本）垄断，现在封控时倒卖物资的人摇身一变就开始卖床位卖医院挂号卖稀缺药品，现在封控时和颜悦色耐心解答的下沉干部可能变成很难讲话又有无数人救助的实权人物，现在封控时大喊放开的人又会摇身一变成为指责政府不作为的先锋。这些都会导致巨大的政治危机，最终也会严重破坏中国的社会秩序。

所以动态清零本质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其避免了很多危机的爆发。如果我们可以解决放开之后的医疗资源挤兑问题，包括病毒自行变弱或者特效药投入临床运用，那么我们就必然会放开。在此之前，动态清零仍然是最不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