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有人重提资本家）
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有人重提资本家）这样的调查结果肯定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倒是也能看出些倾向性）而第二类说法则是比较感性，简单说一个主要为己，一个主要为国。主要是为个人获取利益的是资本家，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的是企业家。这个标准虽然也相当模糊，但似乎有更多的人支持，不过要是不同的人拿来用也会得出相当不同的结果。这两个概念我翻遍了各种资料，各种说法，也找不到一个能让所有人信服的定义。而网络上各种老百姓的说法更是五花八门。太复杂的、太学术化的说法我在这里就不拿出来讨论了。从最流行的通俗易懂的里面我归纳出了两大类。第一类说法看起来比较容易判断，是以企业性质来划分，说国企的管理者叫企业家，因为剩余价值归人民；私企的叫资本家，因为最终利益归个人。这种说法显然不怎么有说服力，明显是带有对民营企业的歧视。要问中石油的老总和任正非比谁更像企业家，那答案恐怕不会和这个定义那么一致吧。
最近总是能看到一些声音讨论什么是企业家，什么是资本家。一些人站出来说反对资本家剥削，要替工人群众说话。还有一些学者提出来，是由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的出现，导致了资本家和剥削的重新出现。甚至还有人重提阶级斗争。
说实在的，对上面这些说法让我觉得相当困惑，特意在头条里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是否还存在资本家？是否还存在剥削？
很遗憾的是，虽然也直接邀请了包括司马南先生这样的很多大咖们解答，却一直也没有等到任何的回答。
一直被这样的问题困扰着，我也就只好自己做一些小研究，再根据自己粗浅的理解抛砖引玉吧。
到底什么是企业家和资本家？这两个概念我翻遍了各种资料，各种说法，也找不到一个能让所有人信服的定义。而网络上各种老百姓的说法更是五花八门。
太复杂的、太学术化的说法我在这里就不拿出来讨论了。从最流行的通俗易懂的里面我归纳出了两大类。
第一类说法看起来比较容易判断，是以企业性质来划分，说国企的管理者叫企业家，因为剩余价值归人民；私企的叫资本家，因为最终利益归个人。这种说法显然不怎么有说服力，明显是带有对民营企业的歧视。要问中石油的老总和任正非比谁更像企业家，那答案恐怕不会和这个定义那么一致吧。
而第二类说法则是比较感性，简单说一个主要为己，一个主要为国。主要是为个人获取利益的是资本家，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的是企业家。这个标准虽然也相当模糊，但似乎有更多的人支持，不过要是不同的人拿来用也会得出相当不同的结果。
这样的调查结果肯定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倒是也能看出些倾向性）
既然这些划分标准都不太能让大家达成共识，那我们就换一个角度，从企业自身的构成来分析一下吧。
现代企业的典型构成通常是股东（代表资本，是企业所有者），企业经营管理者，员工这三个部分。企业经营管理者有时候同时也是大股东或者说是企业所有者（例如曹德旺、李东生）。而员工有时也可以成为股东，或者成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企业家”和“资本家”这两个词一个带着明显的褒义，而一个带着明显的贬义。但显然这两者出身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他们都是企业所有者和/或经营管理者。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企业家可能相对好定义一些，例如说，符合国家提倡的“企业家精神”的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和/或经营管理者就可以称之为企业家 。
企业家精神的五个方面：“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
那么谁又是资本家呢？ 是不符合企业家标准的剩下的那些企业所有者和/或经营管理者？
问题是，符合企业家这个定义的能有多少人呢？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包括大量的处于维持生存状态的中小型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他们都是资本家？
实际上所谓“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能让大家相对共识的符合企业家标准的人，例如任正非、曹德旺等，是非常有限的，剩下的达不到标准的是多数，他们虽然也许没有做出那些“企业家”们那么多让人称道的事情，但是由他们所经营管理着的企业应该还是解决就业和支撑着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吧。
因此来看，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我们当然应该提倡企业家精神。但资本家这样的概念是含混不清的，是负面的，应该说已不合时宜了。
所有合法经营的企业所有者及经营管理者都应该受到尊重！
是不是有资本存在就意味着有剥削？“资本家”与工人群众是对立的么？生产资源、资本、企业家（经营管理者）才能、劳动者是企业创造价值所缺一不可的核心四要素。
因此企业的股东（代表资本）、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本身并不是对立的，是必须协调一致的整体。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或者是不合理的配置，都将导致整体利益受损。（所谓“打倒资本家”并不意味着就是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就是替工人群众说话！“资本家”被打倒了，同时也会伤害劳动者的最终利益）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企业股东（资本）、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也会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来自于对各自在整个企业运营环节中的价值判断，以及剩余价值的最终分配问题。
在市场经济的体系里，价值分配通常是由市场供需关系来动态调节的。
例如：某企业给予员工的收入报酬太低，其中的一些优秀的员工就有可能会流动到相对待遇更合理的其他企业去。从大的劳动力市场来讲，哪一类的劳动者相对缺乏，这类劳动者的薪酬就会不断提升。比如说在一些西方国家，很多技术工人的收入已经明显超过了所谓普通白领的收入，这就是市场供需关系所决定的。
实际上对于股东（资本）和企业家的价值同样也可由市场来调节。在资本过剩，缺乏企业家的环境中，企业家就会占有更多的主导权和分配价值的权力。而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资本的声音就会占据上风。前两年，以董明珠为首的格力电器的管理团队通过良好的业绩表现赢得了股东大会的支持，最终获得了4%的股权激励，这就是比较典型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争取自身价值体现的案例。
在一个企业中，如果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价值被低估了，他们也会跳槽到给予他们价值更加合理的企业去。过去我们的很多国企由于管理体制所限，对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价值分配就存在相对不合理的情况，导致了不少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的流失。这些年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运作的程度越来越高，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而把这样一个规律放到全球市场中去看，同样是适用的。过去我们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存在对劳动者价值低估的情况），这带来的是企业成本低，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相对有优势，这样我们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总体效益提升并进一步带来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提升。而当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后，在自身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企业的竞争力就有可能被削弱，最终有可能导致企业效益下降，劳动者收入降低，甚至失业的风险。因此，通常情况下不合理的价值分配会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动态调节。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把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一些劳动者价值分配不合理的情况称之为剥削显然是不合适的。
这种价值分配的不合理，不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抑或是外资企业都有可能存在。有些专家说：民营企业实行雇佣劳动制度，以追逐最大利润为生产目的，存在资本家驱使和剥削劳动者的关系。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客观的吧。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都应该依据法律法规的要求为员工提供基本保障，而在满足法律要求的前提下，如果他们存在明显的对劳动者价值分配的不合理，最终将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惩罚。
当然，单纯的市场调解方式并不能完全保证企业最终价值分配的合理性。特别是，普通劳动者在企业的价值分配中通常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不合理的分配最终表现出来的结果之一就是贫富差距的加大。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不仅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到了世界第二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从171元增长到32189元，增长了187倍。而伴随着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
上述数据引用自知乎
减少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应该是我们当前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
不过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减少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显然不是靠打倒资本家和阶级斗争来实现的。
如何能够有效地减少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个大命题，已经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见解。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在这里仅仅从个人观察的角度提几点小小的看法。
（一）完善税收体系
税收通常都是调整贫富差距的最主要的手段。例如，日本长期保持尼基指数0.25，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主要的手段就是高额累进税制，高收入群体的最高所得税税率达到75%，一般低收入群体只有15%。我们目前由于还没有建立起个人资产申报的制度，对高收入人群的收税就比较困难。在这个方面应该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二）在进一步打击垄断行为的同时，加大对中小型企业扶持的力度。
垄断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会导致不公平竞争，并进一步引发贫富差距的加大。而加大对于中小型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的扶持则是解决就业难、收入不平衡，并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
（三）强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在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完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主要手段。其中特别是针对下岗失业人员和低收入人群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临时救助制度等都是有效减少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
对于“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由对现在逐渐增大的贫富差距的焦虑所引发的。如何能有效减少这种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国家的管理者们面临的巨大课题，也理应是每个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们去思索的重要问题。不过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归结为资本家剥削，甚至是提出什么阶级斗争这样说法，这显然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引起更多的社会矛盾冲突，动摇大量民营企业稳定发展的信心，结果适得其反。
我们当然期待有越来越多的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的涌现，不过这一切都应该是建立在社会发展更加稳定，经济运行更加健康，法制建设更加健全的基础上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