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祖籍（大清威名赫赫的九大）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祖籍（大清威名赫赫的九大）1886年，赵尔巽外放为四品的贵阳府知府，此时距他中进士已过去12年。同为进士，在12年间，早于赵尔巽的曾国藩1838年金榜题名，1849年37岁时升授二品的礼部侍郎；晚于赵尔巽的志锐，1880年中式，1892年39岁时也官至礼部侍郎。两天后，时为御史的赵尔巽就上折参劾左宗棠此举与体制不合。赵尔巽在参折中说，曾纪泽已为三品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属朝廷高官，照例自有朝廷体察，而不应由左宗棠保举，以免将来有朋党之患。赵尔巽还要求对左宗棠提出批评，并撤销此前将曾纪泽“交军机处存记”的奖励。尽管朝廷照顾刚刚率兵收复新疆、声誉正隆的左宗棠面子，没有采纳赵尔巽的建议，但赵尔巽敢言的秉性可见一斑。甚至，他还联合日讲起居注官盛昱（1884年曾参劾恭亲王奕䜣，为慈禧撤换奕䜣等军机大臣、策动“甲申易枢”张本）等一起弹劾醇亲王载沣，认为载沣“不宜参与政事”。据赵尔丰的曾孙、作家赵珩在新作《二条十年》一书中说，赵文
赵尔巽，1844年出生，1874年中进士，同科的状元为陆润庠——后官至吏部尚书，曾任溥仪的老师。赵尔巽本人，累官至山西巡抚、湖南巡抚、署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东三省总督等。他晚年得子，自觉人生无憾而号称“无补老人”，为晚清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
传奇家世：一门六进士，弟兄两总督赵家自1646年起就落籍山东泰安。从赵尔巽的祖父赵达纶一辈开始逐渐发迹，以“一门六进士，弟兄两总督”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赫家族。
赵达纶生于1789年，1823年中进士，在陕西做过知县、知府。赵尔巽的父亲赵文颖，生于1814年，1845年与弟弟赵文起同时考中进士。1854年，赵文颖以同知衔任山东阳谷县知县。到任第五天，阳谷即被捻军围困，他守城殉难，也因此得入祀山东昭忠祠，并在《清史稿》里有传。
赵尔巽兄弟四人，他行二。大哥赵尔震与其同年中进士，官至工部主事，后因修西陵工程有功被授二品衔。其幼弟赵尔萃，1889年中进土，历任直隶州知州、三品衔候补道。三弟赵尔丰虽只为道员出身，但后来官至四川总督。如此，仅赵尔巽兄弟四人，就有“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再加上赵尔巽的祖父、父亲、叔叔，在短短66年内，则是“一门六进士”了，可谓罕见。
据赵尔丰的曾孙、作家赵珩在新作《二条十年》一书中说，赵文颖殉难后，赵家家境败落，穷得连纸都买不起。但赵尔巽的母亲还是以一己之力，抚养大了四个孩子，并亲自负责四个孩子的教育，最后成就了“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成为当地励志佳话。为了纪念她，在今山东泰安安葬赵尔巽母亲的地方，曾被称为“奇母地”。
敢言的御史：参劾左宗棠和醇亲王载沣从1874年中进士后不久到1886年外放为贵阳府知府之前，赵尔巽长期在京城担任御史，以刚直、敢言著称，与当时翰林院的前辈如张之洞、张佩纶等一起被誉为清流。御史生涯的弹章中最为人知的成就，莫过于1884年参劾时为军机大臣的左宗棠。
1884年7月10日，刚刚交卸两江总督、回京师再度入值军机的左宗棠，上折举荐曾纪泽。在奏折中，左宗棠赞扬曾纪泽“博通经史，……于泰西各国情形，了如指掌”，甚至认为曾纪泽之才高于刚刚署理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希望朝廷能简任曾纪泽为两江或闽浙总督。
两天后，时为御史的赵尔巽就上折参劾左宗棠此举与体制不合。赵尔巽在参折中说，曾纪泽已为三品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属朝廷高官，照例自有朝廷体察，而不应由左宗棠保举，以免将来有朋党之患。赵尔巽还要求对左宗棠提出批评，并撤销此前将曾纪泽“交军机处存记”的奖励。尽管朝廷照顾刚刚率兵收复新疆、声誉正隆的左宗棠面子，没有采纳赵尔巽的建议，但赵尔巽敢言的秉性可见一斑。甚至，他还联合日讲起居注官盛昱（1884年曾参劾恭亲王奕䜣，为慈禧撤换奕䜣等军机大臣、策动“甲申易枢”张本）等一起弹劾醇亲王载沣，认为载沣“不宜参与政事”。
1886年，赵尔巽外放为四品的贵阳府知府，此时距他中进士已过去12年。同为进士，在12年间，早于赵尔巽的曾国藩1838年金榜题名，1849年37岁时升授二品的礼部侍郎；晚于赵尔巽的志锐，1880年中式，1892年39岁时也官至礼部侍郎。
就是与同科的林绍年相比，赵尔巽的升迁也算较慢：1902年，林绍年被任命为云南巡抚，赵尔巽还是低一官阶的山西布政使，而且已在布政使职位上做了四年，历经安徽、陕西、甘肃、新疆等地的轮换。
清宫档案记载，在任贵阳府知府期间，赵尔巽曾以才能出众获“军机处存记”等嘉奖。因此，仕途上的这番蹉跎，多少与其敢言、得罪人的秉性有关，而不是能力不佳。
圆滑的政客：处置辛亥革命1902年，时为山西布政使的赵尔巽被任命为湖南巡抚，正式步入封疆大吏行列，也从此步入仕途的快车道，1904年署理户部尚书，1905年调任盛京将军。无论是以从二品的巡抚署理一品的户部尚书职位，还是以汉人身份出任管理清朝禁地东北的最高长官盛京将军，都凸显慈禧和清廷对他的信任及倚重。
1644年清朝入关统一中原后，东北地区就被视为“发祥重地”而长期“封禁”。1905年5月7日，清廷任命署户部尚书赵尔巽为盛京将军，接替丁忧出缺的增祺。盛京将军的管辖范围为今天的东三省，虽然赵尔巽为汉军正蓝旗人，但以汉人镇守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东北，有清一代仅此一例。
清朝“封禁”，本来是要保护这块“重地”免受汉族和外来势力的染指，可是200多年人为地与内地隔离，明显拉大了东北与内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赵尔巽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彰显了自己的能力：调任盛京将军前，奉天共有各类学校49所，在校学生2469人；1907年4月他由盛京将军调任四川总督时，学校已增加到1352所，在校学生51018人。
也正因此，在东北大地革命浪潮山雨欲来之际的1911年4月22日，清廷任命赵尔巽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钦差大臣。担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等职位四年后，赵尔巽故地重游，同时也面临着新考验。
武昌起义前一天，正要巡察吉林、黑龙江两省的赵尔巽抵达哈尔滨。他刚欲启程赴齐齐哈尔，突接清廷关于武昌起义的电报，要他速回奉天“妥慎防维，毋稍疏忽”。
赵尔巽赶回奉天之后，立即召集部属研究形势及其对策。据冯玉祥将军回忆，赵尔巽在此次会议上明确表示，“我们拿皇上的俸禄，吃皇上的饭……连骨头都是皇上的”，对皇上要“鞠躬尽瘁，以死相报”。会后，他一方面通告各级文武官员以及吉、黑两省首脑，要求他们“防患未然，严密侦访”；一方面派出“坐探委员”分赴上海、南京、北京探听消息；还通知各报馆暂缓登载武昌起义的新闻，以图封锁消息、安定民心。
更为关键的是防范新军起而闹事。辛亥革命前，奉天的陆军有张绍曾的第二十镇，驻守新民、锦州两府；另外就是驻守省城奉天的第二混成协。武昌起义前，第二十镇被调往滦州参加秋操。如此一来，驻奉天的陆军只剩下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是留日士官优等生，思想激进，与当时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合称“士官三杰”。三人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所部军队颇受革命影响。
赵尔巽首先拉拢蓝天蔚联名发表《致武昌起义诸君书》，为清朝政府辩解。文中说“现已宣布立宪，分期筹备”，强调皇帝是好皇帝，政府是好政府，坏就坏在少数官吏身上，劝革命党人“识苦心”“明大义”。
拉拢的同时，赵尔巽对蓝天蔚等革命党人采取了奏请调离、严密监视、架空挤走等措施。他先要求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把蓝天蔚协调往关内，但袁对蓝同样抱有戒心，复电赵尔巽“现奉旨恩赦党人，姑先招抚”。一计不成，赵尔巽又电请军咨使那桐以军咨府名义调蓝天蔚进京，也因军咨府此时陷于瘫痪而未能如愿。
对新军极不信任的赵尔巽，转而依靠巡防营等地方部队。他积极招募兵勇，扩至马、步9营两千多人，于1911年10月29日重新组建奉天中路防队，此时距武昌起义爆发还不到20天。
为响应武昌起义，聚集奉天的革命党人张榕、张根仁等经过计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集军、绅、商、学各界代表会议，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并计划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革命军讨虏大都督，张榕为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驱逐赵尔巽出关，宣布东三省独立。
11月5日，当蓝天蔚开始为“驱赵独立”活动作军事部署时，赵尔巽对蓝天蔚的严密监视收到了效果，蓝部营长李和祥当晚向赵尔巽告密。情急之下，赵尔巽调张作霖所部进驻奉天。
土匪出身的张作霖，1902年为赵尔巽的前任、盛京将军增祺等招抚，此时正率部7营驻防距沈阳500公里的吉林洮南。武昌起义爆发后，身为赵尔巽僚属的奉天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见奉天兵力空虚，便向赵尔巽建议重用张作霖。袁金铠介绍说，“此人机警，而且愿效忠大帅”，还以身家性命担保，极力敦促赵尔巽调张作霖进省。
在袁金铠的极力保荐下，加之省防急需兵力，赵尔巽终于下定决心，首先札调张作霖的前路巡防队。11月8日接到赵尔巽的电报后，张作霖便于当晚率领马队两营，昼夜兼程，于11月11日到达省城奉天。
11月12日会议召开之前，包括清朝中央政府和各国领事在内的各方人士，都认为奉天独立已是大势所趋。英国驻奉天领事甚至抢先向北京的公使朱尔典电告“奉天独立”的消息。
会议当天，赵尔巽登台演说。当说到“希望全省父老们各安生业，静观时局演变”时，素与立宪派有联系的革命党人赵中鹄立起发言，要求赵尔巽当场宣布东三省独立。
这时，早有布置的张作霖猛然跳上讲台，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大叫说：“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此前，会场内外早被张作霖的武装所控制，革命党人事先全无准备，无可奈何。于是，在袁金铠的一手操纵下，宣布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公推”赵尔巽为会长、袁金铠为参议部总长、聂汝清出任军事部部长、张作霖为军事部副部长。
“保安会”成立后，赵尔巽立即致电清廷，称“日前创设保安公会，情势汹汹，幸标统聂汝清等仗义执言，竟挽狂澜”，同时表示协统蓝天蔚与官兵意不相洽，全协皆不听其命令。11月14日，清内阁回电，免去蓝天蔚第二混成协协统之职，交赵尔巽差遣委用，由聂汝清接任。
反对蓝天蔚的聂汝清成为协统，表明奉天最重要的兵权已不为革命党所有。很快，赵尔巽以委派蓝天蔚入关考察名义，驱蓝出省。11月16日、17日，吉林、黑龙江也仿效奉天做法，分别成立以巡抚陈昭常、周树谟为会长的“保安会”。赵尔巽再度牢牢掌握东北军政大权。
稳定了东三省局势的赵尔巽一度被宗社党、保皇派等视为取代袁世凯的目标人选。1912年1月30日，赵尔巽致电袁世凯，特别强调东三省的特殊地位，要求袁世凯承认东三省的立法、人事、财政、军事的独立。圆滑的他深知共和乃大势所趋，清帝退位已成必然，如此表态不过是想攫取更多的权益。
2月13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第二天，赵尔巽致电内阁，表示不再反对共和，同时要求“对于东三省用人行政能不速变更”。经过一个多月的秘密协商，赵尔巽、袁世凯之间终于达成了默契。3月15日，袁世凯任命赵尔巽为东三省都督，并宣布只是变更官名，其他的诸如职权、官制、营制概不变动，文武属官照旧供职。
1915年袁世凯在“称帝”之前、仿照汉高祖时“商山四皓”的典故封“嵩山四友”，俨然以帝王自居。“嵩山四友”的第一位，便是赵尔巽。
清室的忠臣：撰修《清史稿》1914年初，民国政府国务院根据各方要求，上报袁世凯呈请设立清史馆，编修清史。3月9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予以批准。随后聘请赵尔巽为馆长。
此时的赵尔巽，已交卸奉天都督一职，正在青岛养老。为延请赵尔巽出山，袁世凯亲笔致函，奉承赵尔巽“学识渊深，谙习掌故”。袁世凯还按当时北洋政府远程接送贵宾的最高礼遇，特派“花车”前往青岛，接赵尔巽一家进京。所谓的“花车”，就是有豪华内饰的高级专列，由卧铺车厢、起居车厢和豪华餐车三节车厢组成，所有的内部设施都是西洋款式，如红丝绒的沙发和座椅，挂着流苏的幔帐和窗帘，几乎与那时的西洋高等车厢无异。
就这样，以“我是清人，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官，我修清朝史”自居的赵尔巽抵京，在故宫东华门内原清朝国史馆旧址上正式设立清史馆，筹备两个月后于9月1日正式开馆。
身为馆长的赵尔巽聘请清代翰林院名流80余人，分任总纂、纂修、协修、提调等职，组成了修史的队伍。他还请袁世凯下令各地征选省、府、县图志以及私家传记碑铭墓碣等送往清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开馆前的7月，袁世凯专门下令要求财政部迅速拨款以备清史馆使用。由于经费充足，至1916年，进展顺利，“纂稿尚多”。1917年张勋复辟，战事一开，清史馆被迫闭门数月，撰稿工作一度停顿。此后虽经恢复，因北洋政府所拨经费骤减，编撰者散去大半，进度受到很大影响。
到1926年秋，《清史稿》书稿初具规模。此时赵尔巽健康状况堪忧，已近灯枯之年，因此，急思在有生之年能结束《清史稿》的编修工作。为此，经袁金铠居中联系，他向张作霖等筹到一笔款项，预计用两年审定完成全部书稿。
但仅仅过了半年，到了1927年春，赵尔巽突然提出，将全稿立即付印。由于当时清史馆经费已近枯竭，部分编撰者也希望及早刊印，以稿费补发欠薪。如此情形之下，尽管《清史稿》列传主要审定者夏孙桐等人强调史稿错误疏漏太多，反对贸然付印、遭人嘲笑，但未能说动赵尔巽。
这年夏天，赵尔巽病倒了，“印书之意愈切”。此时，正好袁金铠自奉天到京。赵尔巽便召集全馆同人至病榻前，将经费交付袁金铠，嘱托其负责刊印事务。1927年，《清史稿》列朝本纪及部分志、表、传共50册刊印完毕，至1928年5月又印出其余部分81册。至此，536卷、800余万字的《清史稿》初步完成。赵尔巽在发刊词中称“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故名曰《清史稿》。他未能亲见《清史稿》刊印出版，先于1927年9月病逝。
赵尔巽的曾侄孙赵珩，在《二条十年》中记载了其祖母所说的张作霖出席赵尔巽丧礼的若干细节。当时的张作霖已是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势力扩张到长江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处于人生的最巅峰时期，但在赵尔巽面前，张作霖始终自称僚属、麾下。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之后，每次谒见赵尔巽时都署“沐恩张作霖”。丧礼期间，张作霖行至北京北兵马司胡同赵尔巽宅邸大门口时，即开始一步一叩首，一路磕入灵堂，痛哭至两个鼻孔流血不止，被人搀出灵堂，“那场景真应了古人对‘泣血稽颡’的描述”。
张学良曾在口述史中称，“我父亲（指张作霖）没有人一个人可怕的，没有怕的人，他就怕赵尔巽，就是赵尔巽能说他……我父亲能起来，就是赵尔巽提拔起来的”。
赵尔巽确实是张作霖走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推手：“奉天国民保安会”成立大会上，张作霖以武力威胁革命党，保护了赵尔巽，稳住了奉天的局势。也因此增加了赵尔巽对他的信任，决定再调张作霖的前路两营进奉天。不仅如此，1912年1月又将刚组建的奉天中路巡防9营人马拨归张作霖统辖，使其所部兵力从原来的7营增加到16营，所统辖兵力达3500人以上。张作霖的腰杆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而硬了起来，从而具备了涉足政界的重要条件，并逐渐成为东三省乃至全国举足轻重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