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彝族（20世纪50年代以来彝族史诗研究述要）

明清时期的彝族（20世纪50年代以来彝族史诗研究述要）在各民族史诗中，彝族的史诗最丰富，且特色鲜明。迄今为止，已经整理出版的彝族史诗多达17部。此外，在民间还流传有大量的口传史诗。史诗是彝族文学的早期形式，是诗性的历史，被誉为彝族的“根谱”和“百科全书”。同其他各民族史诗一样，彝族史诗兼具文学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民族主义价值。对彝族史诗的研究历来就是彝族文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以“彝族史诗”为题名或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上能检索到文献206篇。最早的研究始自1959年，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彝族史诗〈梅葛〉》一文，介绍彝族口传活态史诗《梅葛》的内容、流传地域以及展演方式等。可以看出，学界对彝族史诗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整个研究历程呈曲线前进的态势(见表1)。1959年2003年这一阶段，研究相对较少；2004年以后发文量逐渐增多，于2015年达到顶峰，当年的文献量有22篇；2016年后，论文数

作者杨燕

原出处：《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彝族享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彝族史诗是熔彝族历史、生产、习俗、信仰于一炉的彝族文化基因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梳理文献，分析彝族史诗在语言文本特征、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传承与译介等方面的研究概况，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评述和展望，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在研究对象上，除了四大创世史诗和三大英雄史诗外，未来研究还需关注其它彝族史诗；在研究方法上，既挖掘史诗语言文本内部因素又分析社会文化语境外部因素的全面、系统研究还有待增加。同时，根植于彝族本土文化的史诗研究理论和方法还亟需开拓；在研究内容上，对于彝族史诗传承与外译方面的研究还须加强。追溯研究脉络，总结经验，以期拓宽彝族史诗研究的横向和纵向维度，从而助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中国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生态构建。

关键词：彝族史诗；文化传承；生态智慧；创世史诗；英雄史诗

(彝族史诗神话 李宗伟绘 )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如费孝通所言，中华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别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汉族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经由交流互鉴而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共同构筑了璀璨辉煌的中华文化。正如美国汉学家梅维恒在著作《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所言，中国的各民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造就了今日之中华文明。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和有机构成。少数民族典籍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漫漫历史进程中，各少数民族孕育出了卷帙浩繁，反映民族特性、民族情怀和民族精神的传世典籍。少数民族典籍是中国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汉族典籍一样，肩负着传承中华文明的时代使命。彝族历史悠久，是我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份。彝族先辈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辛勤劳作，创榛辟莽，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创造出了大量的文学典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彝族史诗在彝族文学典籍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彝族史诗语言质朴生动，内容丰富，是彝民先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谱写的集体记忆，堪称彝族文学的瑰宝。作为彝族历史文化的渊薮，彝族史诗在南方民族史诗中独领风骚，代表着这一区域史诗的水平，具有独特的国内国际影响力。目前，学术界对彝族史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拟对现有研究成果作详细梳理，廓清研究脉络，评述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展望。

一、研究概况

“史诗”(Epic)这一概念源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在中国，学者章太炎较早用到“史诗”一词。他认为口头流传的韵文体史诗是中国文学体裁的原初样态。著名的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在《民间文学概论》一书中指出史诗是“民间叙事体长诗中一种规模宏大的作品。他将史诗分为两类：以记述世界和万物起源并以神话和传说为主体的创世史诗和以叙述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英雄史诗。史诗是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书写，是“形象化的民族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在“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指导方针引领下，我国掀起了一股民族文学收集、整理热潮。自此，大量散落于民间的少数民族史诗得以发掘问世。比如，北方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南方各少数民族史诗。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民族史诗有：彝族史诗《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夜郎史传》《俄索折怒王》；纳西族史诗《创世纪》《黑白之战》；哈尼族史诗《奥色密色》；拉枯族史诗《牡帕密帕》；苗族史诗《苗族古歌》；壮族史诗《布洛陀》、阿昌族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傣族史诗《洪水泛滥》《厘俸》；布依族史诗《赛胡细妹造人烟》；水族史诗《开天立地》；佤族史诗《葫芦的传说》以及侗族史诗《远祖歌》等。这些少数民族史诗的公开出版打破了黑格尔在其著作《美学》中的妄断：中国没有民族史诗，有力地拓延了史诗概念内涵，使国际史诗学界认识到史诗类型不应该仅限于英雄史诗。

在各民族史诗中，彝族的史诗最丰富，且特色鲜明。迄今为止，已经整理出版的彝族史诗多达17部。此外，在民间还流传有大量的口传史诗。史诗是彝族文学的早期形式，是诗性的历史，被誉为彝族的“根谱”和“百科全书”。同其他各民族史诗一样，彝族史诗兼具文学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民族主义价值。对彝族史诗的研究历来就是彝族文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以“彝族史诗”为题名或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上能检索到文献206篇。最早的研究始自1959年，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彝族史诗〈梅葛〉》一文，介绍彝族口传活态史诗《梅葛》的内容、流传地域以及展演方式等。可以看出，学界对彝族史诗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整个研究历程呈曲线前进的态势(见表1)。1959年2003年这一阶段，研究相对较少；2004年以后发文量逐渐增多，于2015年达到顶峰，当年的文献量有22篇；2016年后，论文数量又有所回落。纵观文献，可以发现，研究热度最高的彝族史诗主要是《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以及《勒俄特依》。这四部史诗被公称为彝族的“四大创世史诗”。研究内容主要聚焦在语言文本特征、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传承与译介等方面。研究所涉及到的理论视角有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志学、语言学、宗教学、文艺学以及传播学等。研究方法涵括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分析归纳法。定性和定量研究均有，以定性研究为主。图片

表1 CNKI彝族史诗研究发文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二、研究内容

(一) 语言文本特征研究

语言文本研究是早期彝族史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诗是彝族传统文学的典型文类，彝族很多文化文学典籍都是以诗的样式写成的。五言韵文体诗是彝族文学语体的基本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彝族学者举奢则在《彝族诗文论》一书中指出“彝族的语文，多是五字句” 五言是常格，要占到九成，其余的像三言、四言、八言、七言、九言只占到一成。彝族史诗大都是以五言语体呈现，记载有关天地起源、人类诞生、万物来源的神话传说以及英雄事迹、民族历史、民族迁徙、民族战争等重大事件。

众多学者从哲学和语言学视角分析了彝族五言语体史诗居多的理据。鲜益认为，“五”这一数字在彝族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是彝族人民心中的圣数，彝族典籍中提及“五”的地方比比皆是。比如，在彝族史诗《尼苏夺节》中讲到诺谷用泥巴造人，“塑五个大官” 变成“五个天神”。另外，从语言学角度看，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是表音文字。彝语词汇的音节构成主要有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彝族史诗以五言句式表达就是顺应彝语组词规律。同时，在词汇层面，彝族各大史诗中都有大量的三音节叠词，四音节表达人名、地名的词以及四音格骈俪词。辅之以押韵，包括头韵、尾韵、腰韵、隔偶韵、隔句押、连句韵、连段韵，以及排比、对仗、对偶、回环、重复、顶真、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彝族史诗就因此具有了独特的“声、音、义、韵”。陈昱琼也指出，彝族史诗在构词，组句以及篇章层面都符合彝族演唱艺术特征。史诗语言旋律婉转，节奏流畅，在不同的场域，以不同的腔调演唱，就呈现出别的文学体裁所不具备的美学韵致，符合彝族人民的审美心理，容易被听众、读者所接受。彝族史诗和音乐舞蹈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在彝族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都会有一种主要的民歌调子被用来作为唱诗的曲调。比如，流传于大姚、姚安等地的彝族史诗《梅葛》 是用“梅葛调”来唱诵；流传于双柏县大麦地镇、安龙堡乡的史诗《查姆》 是用“阿色调”唱诵；流传于弥勒西山一带的史诗《阿细的先基》 是用“先基调”唱诵。

在彝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之前，彝族史诗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大脑文本”形式流传，属于口头文学范畴。在彝族文字出现后，这些口传活态史诗就以书面形式记载在“老彝书”和“毕摩经”中，并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彝族史诗的口传本和书写本都存在着大量的异文本。比如，史诗《勒俄特依》 光按内容来分就有公本《勒俄阿补》、母本《勒俄阿莫》、子传《武哲》、黑传《勒俄阿诺》、白传《勒俄阿曲》、花传《勒俄阿则》和叙本《布茨拉俄》；《查姆》中的某些“查”也是有好几个异本，如关于天地起源的“查”就有“鲁姆查”“作莫查”“拖得查姆”和“特莫查”四种。美国彝学专家马克·本德尔在《怎样看〈梅葛〉:“以传统为取向”的楚雄彝族文学文本》一文中，对我国传统的史诗文本分类方法进行了重新思考。他提出使用国际史诗学领军人物约翰·迈尔斯·弗里和劳里·航柯的分类范式，即将史诗分为“口头文本” “与口头有关的文本”和“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 来重新定位彝族史诗的文本类型。他认为，口传文本和书面文本在流传和收集整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改动。所以，彝族史诗属于“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这些以“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虽然经历过修改和整理，不能算作标准的民族志资料，但它们仍然能够展现彝族文化的特定方面。马克·本德尔表明，应当将史诗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从民族志视角对其进行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史诗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如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陈岗龙、塔亚等突破传统史诗研究的囿限，将米尔曼·帕里和阿尔伯特·洛德共同创立的理论——“帕里-洛德学说” 亦称口头程式理论，引入到中国史诗的研究中。自此，巴莫曲布嫫、鲜益、胡立耘、胡云、李生柱等学者将口头程式理论与传统史诗研究方法结合，对彝族史诗《勒俄特依》《梅葛》《查姆》的语言和艺术规律，如步格、韵式、程式句法、程式频密度、特性修饰语、叙事主题等以及演述传统进行了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将西方口头诗学理论本土化，将史诗本体研究和田野调查相结合，既探究文本内部规律，又阐释其外部因素，开辟了史诗研究新视角，摸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底蕴的史诗研究新思路。

(二) 社会文化内涵研究

彝族史诗记录着远古时代的彝族先民对宇宙人生的原始认知。它们以诗为媒，向彝族后代传递着本民族的历史以及信仰习俗，是储存彝族文化模因的宝库。研究彝族史诗的社会文化内涵是深层次了解彝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学界对于彝族社会文化内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诗主题或母题分析，意象剖析以及原型探讨等维度。

俄国比较文学之父维谢洛夫斯基曾对主题与母题概念进行过界定。他认为母题是史诗中最小的，不能再拆分的叙事单元。而主题则是由不同母题组构而成，是一系列母题的集合。所以，主题大于并包纳母题。部分学者分别对彝族史诗《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以及《勒俄特依》的内容主题和母题作了研究。史诗《查姆》主要包含四个主题“创世”“造人”“灾难”以及“人类活动”。《查姆》中记载，最早的时候，世界处在一团混沌不清的雾露之中，天地万物都不存在。神王涅侬倮佐颇带领众神和他们的儿女创造出了天地，人类以及世间万物。由于第一代人“独眼睛人”和第二代人“直眼睛人”不习礼仪、不讲伦理道德，所以，众神通过旱灾和洪灾，换掉了这两代人，人类由此进入到了“横眼睛时代”。在那之后，彝族先民们逐步学会了种桑植麻、缫丝织布，还冶炼出了金、银、铜、铁和锡，并学会了用这些金属来制作生产生活用品。最后，他们还发明了文字，纸和笔等。同《查姆》相似，《梅葛》也是由创世、人类起源、万物来源以及风俗习惯等主题构成。《梅葛》的第一部讲创世，包含天地、人类起源、洪水等主题和母题；第二部讲造物，包含盖房、畜牧、耕种、制造工具等。第三部讲婚恋，包含做媒、相配、订亲、讨亲、宴客、生育等。第四部丧葬，包括死亡和怀亲两大主题。《勒俄特依》也涵盖开天启地、生命起源、灾害以及人类进化等主题，记载了从天地形成、雪族十二支、南方之熊神阿俄署布、民族英雄支格阿龙、人类始祖居木武吾、民族分支、石尔俄特到古侯生系等不同时代的历史演变。《阿细的先基》同样也讲述了天地日月以及万物的形成，还描述了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生产活动，具体涉及到的主题和母题有：开天辟地、造人、垦荒、洪灾、成家以及悲歌。通过对彝族史诗主题母题内容的比较，不难看出，同一类型的史诗往往具有相似的主题。彝族四大创世史诗：《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以及《勒俄特依》均涉及到天地形成、万物起源、人类诞生，灾变以及人类活动等主题。

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彝族史诗中蕴藏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彝族先民的自然观、宇宙观、生命观以及价值观。一些研究集中讨论彝族史诗所透射的生态智慧以及朴素哲学观念。比如，王玉芬等认为彝族史诗反映了彝民先辈热爱自然、敬畏自然、崇尚自然，期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观。文伟分析了史诗《阿细的先基》中所蕴涵的“天人合一”朴素自然观、人同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意识以及人和其它动植物之间浓厚的生态友谊。他指出，史诗所蕴含的生态文化观念对保护彝族地区的生态平衡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非艳芹、李世武等学者认为，《梅葛》及其演述传统体现了万物有灵、同源共生、资源共享、共同繁衍以及共同衰绝的万物一体生态智慧。叶德跃对《查姆》中的阴阳五行观作了研究，阐述了阴阳五行观的起源在史诗中的体现以及运用。彝族先辈以阴阳五行观为基础，创造出了如“十月太阳历”等宝贵的文化传统。还有一些研究分析了史诗中所赋存的意象符号。陈永香等以《查姆》为例，分析了彝族史诗中始祖意象符号的叙事特点。他们指出，彝族史诗叙事的主要特征是基于祖先崇拜以及图腾崇拜的始祖意象符号叙事。罗相珍、伊藤清司对彝族史诗中人的身体符号意象作了剖析。他们认为，彝族先民用眼睛、肢体的不同来表达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个别学者对彝族史诗中的动植物以及自然现象的意象进行了探讨。比如，胡云认为《查姆》中的“葫芦”是母体的象征，万物由它繁衍而来。李云峰等认为《梅葛》中记述虎尸生万物，所以，“虎”是万物之源，是彝族先辈崇拜的图腾。《梅葛》还记载格兹天神撒雪造人的故事，所以，“雪”被认为是人类的祖先。赵国华认为《勒俄特依》中的“鹰”象征着男性生殖器，是彝族先民鸟崇拜的衍化。罗解指出彝族史诗中的“鹰”初期是一个具体的己知联想物。随着语境的改变和历史的演进，“鹰”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彝族史诗所体现的文化意蕴反映了彝族先民融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为一体的原始信仰模态和价值观念。

(三) 传承与译介研究

作为民族文化瑰宝，彝族史诗维系着族群认同，是增强民族自信的纽带。然而，由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彝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史诗生存和传播的文化生态也受到了破坏。属于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彝族史诗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逐渐式微甚至悄然失传的境地。对彝族史诗的传承与译介研究也必然地成为了新世纪彝族史诗研究领域的重点。

学界对于彝族史诗的传承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传承方式、传承现状以及提出传播对策等方面。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仅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比如，陈永香对“梅葛”的原始传承方式作了具体分析。她将《梅葛》的传承形式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原始宗教结合的，由毕摩在祭祀场合唱诵的纯正传承型；另一类是在日常世俗生活中由歌手因时因地唱演的创造型。两种形式的流传均需依靠毕摩或者歌手听，记史诗的内容和曲调，形成“大脑文本” 并在各种场合展演。唐碧君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以《查姆》为例，提出彝族史诗的的保护与开发策略，即重视活态传承，培养史诗传承人；加强对史诗的译介、出版和推广；利用信息技术研究和开发史诗，完善与史诗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制。胡云从文化生态学视野下讨论《梅葛》的保护与传承路径。她指出，史诗的保护和传播不能脱离其藉以生存的生态文化环境。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梅葛》流传地域相对独立、封闭的文化生态链被破坏，彝民的信仰习俗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梅葛》的传承场地在不断消失，传承范围也渐趋缩小；同时，还面临着传承人年龄老化，逝世而难以为继的困境。她认为，应当唤醒文化主体的意识，保护史诗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改善史诗流传地的经济环境；同时，充分发挥地方高校及科研机构在史诗保护与传播方面的作用，完善史诗传承人培养机制。马楠以民俗学理论为指导，对《梅葛》传承的文化生态、传承方式、传承场域、传承现状及保护措施进行了系统研究。她指出，在没有文字记载之前，《梅葛》的传统传承方式主要有：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地缘传承。由于新时代的到来，《梅葛》的传承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突破传统传承方式的局限。她提倡《梅葛》应以现代多元方式进行传承。比如，文本传承、展演传承、文化景观传承、教学传承、培训传承以及多媒体传承。

史诗是展现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自然离不开史诗翻译，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也需要史诗翻译。李正栓教授指出，史诗翻译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民译，即将史诗翻译成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或者是将用民族古语写就的史诗翻译成民族今语；二是汉译，即将史诗翻译成汉语，或是用国际音标转写以及回译史诗外语译本；三是外译，即将史诗翻译成外语。学界对彝族史诗的翻译研究主要体现在汉译和外译情况介绍。吉格阿加等学者对彝族史诗的汉译情况作了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云南、四川、贵州省均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彝文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翻译。众多以口头或者手抄本形式流传的彝族史诗，如《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以及《俄索折怒王》等被翻译成汉语出版。《查姆》是在1958年由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楚雄、红河调查队收集整理，由楚雄双柏县的老毕摩施学生翻译成汉语。郭思九、陶学良对汉译版本进行了修改和整理；《梅葛》经由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收集、整理和汉译；《阿细的先基》最早由光未然整理、汉译和出版。1958年，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又以当地最有名的歌手潘正兴的吟唱本为标准汉译；《勒俄特依》最先由冯元尉、沈伍已收集、整理和汉译，并由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彝族英雄史诗《俄索折怒王》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阿洛兴德整理，翻译成汉语，并由贵州省毕节市民委审校和出版。

最早对彝族史诗进行外译和推介的当属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马克·本德尔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他向西方世界介绍了彝族史诗《查姆》《梅葛》《支格阿魯》以及《勒俄特依》 并同阿库乌雾合作，历时10年，完成了对《勒俄特依》的翻译。日本学者伊藤清司向日本学界介绍了《梅葛》中创世神话、祖先神话以及洪水神话。此外，韩国延世大学中文系罗相珍博士将《梅葛》翻译成韩文。该韩文译本按中、韩文对照的方式排版，于2014年由韩国著名出版社——民俗苑出版。近年来，云南师范大学李昌银教授团队对17部云南少数民族典籍进行了英译，其中包括彝族两大创世史诗《查姆》和《梅葛》。英译本收录于“云南少数民族经典作品英译文库” 并于2018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外专门针对彝族史诗外译研究的文献还相对欠缺。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杨燕以翻译模因论为指导，对李昌银团队的《查姆》英译本进行了研究。她指出，模因是文化传播单位和文化复制因子，其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与基因在生物进化中的角色相似。对彝族史诗进行译介的重要目的就是使彝族文化模因能够被成功传承，让其在异国文化语境中得以存活和发展。她以切斯特曼的翻译模因论为理论依据，从句法、语义和语用层面，分析了《查姆》英译本中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对彝族史诗外译策略进行了理论探讨。

三、研究评价与未来展望

(一) 研究评价

彝族史诗历史久远、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现代彝族人民的天人观念、语言文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都能沿着史诗的脉络追根溯源。史诗是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知识的汇总，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纵览文献，以时间为轴，20世纪50至60年代是学界对彝族史诗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以史诗原始资料收集为主，学术性研究成果较少。自20世纪80年代起，彝族史诗研究在国内史诗搜集、整理以及研究蔚然兴起之大背景下也迎来了盎然生机。随着一大批彝族史诗的问世，学界开始对彝族史诗的语言文本特征、社会文化内涵以及译介传承情况纷纷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外“口头诗学”理论的引进，学者们以口头诗学理论为指导，对彝族史诗进行田野研究，分析其程式特征、演述语境、传承场域以及传播模式，推动了史诗研究“由文本走向田野”“由传统走向传承”“由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由传承人走向受众” 以及“由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的新时代。毋庸置疑，彝族史诗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史诗研究还存在研究对象单一、研究深度不够和研究方法滞后等问题。

(二) 研究展望

1. 拓宽研究对象

通过梳理文献可知，学界关注最多的是彝族四大创世史诗：《查姆》《梅葛》《勒俄特依》以及《阿细的先基》 也有为数不多的文献是关于彝族三大英雄史诗《俄索折怒王》《支格阿鲁》以及《铜鼓王》的。彝族文化传统丰厚，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彝族的古籍蕴藏量也十分富饶。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彝民聚居地有大量彝族活态史诗流传。如前所述，目前，公开出版的彝族史诗已有17部之多。除了四大创世史诗和三大英雄史诗外，其他彝族史诗也是多方位了解彝族文化的重要资源和途径。因此，对其它彝族史诗的研究也应当受到重视。

2. 提升研究方法

通过对彝族史诗研究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如哲学、语言学、文学、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对彝族史诗展开研究。这也充分彰显了史诗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史诗研究的跨学科特性所带来的困难使得既关照史诗语言文本内部因素又考虑社会文化语境外部因素的全面、系统研究还相对不足；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者们开始运用国外口头程式理论来解读彝族史诗。虽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史诗研究方法和范式也在不断更新和突破，学术格局大致形成，但根植于彝族本土文化的史诗研究理论和方法还亟待建构和加强。

3. 丰富研究内容

早期的研究主要侧重对彝族史诗的语言文本特征、内容、叙事主题，母题、史诗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传承与翻译现状作介绍。随着我国史诗总体研究水平的提升，后期的研究更注重考察史诗文本内部规律和文本外部因素。进入21世纪，彝族史诗的研究内容也进一步得到拓展，不少基于跨学科视角的有关彝族史诗内容研究的论文、项目和专著也不断出现，但是，对于彝族史诗传承与外译方面的研究还稍显不足。彝族史诗作为彝族历史的“宏大叙事” 是彝族社会文化成就的缩影。在“一带一路”和提升文化软实力国家战略大背景下，彝族史诗外译与推介研究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之势。研究者们应当把握住机会，以弘扬少数民族民间文化，推动中国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生态构建为己任，加强对彝族史诗的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

总体来讲，学界还需进一步总结经验，拓宽史诗研究的横向和纵向维度，使彝族史诗研究突破时空之囿，迎得更为广阔的前景。

原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注释见原文。

作者介绍：杨燕 女，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以及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文字来源：民族文学学会；文章推荐：马海五达（西昌学院）；图文编辑：祁泽宇（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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