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信是怎么写的（穿越千年的信函落款）

民国时期的信是怎么写的（穿越千年的信函落款）“上问曰：‘吾为太子时召君，君不肯来，何也？’对曰：‘死罪，病。’” 汉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官员高低上下尊卑分明。当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呈递公文时，一定要以极为谦卑的口吻书写。“叩头死罪敢言之”是最多见的落款敬语，有时开头和结尾都会使用。当需要表示更加谦卑的态度时，就会重复书写，如“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这就是表达极度的谦卑，而不是因为官员犯了罪。如果要是平级单位传递文书，则是直接以“敢言之”结尾落款，而没有表示谦卑的用词。这种习惯应该是出现于汉代初期，国家内部正式确立了严格的尊卑体系之后，才衍生出了这样的信函行文内容。《汉书》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汉景帝时期的丞相卫绾是平民出身，为人仁厚纯善。汉景帝时期曾经特意征召他，但是他并没有赴任。据史料所记：六月十七日辛亥，临湘令守丞宫叩头死罪敢言之，中部督邮掾费掾治所谨写言宫，惶恐叩头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 这是一份由临湘县代理县令的县丞所上传的一份

在媒体资讯还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主要以书信传达信息，纸质文本的公函和私信，充斥于人们的生活之中。至今我还依稀记得那个街道两侧满是邮筒的时代，小小的信纸承载的是无限的情感。而在信件之中，我们往往会在信件的结尾留下“此致敬礼”的字样以表示尊敬。“此致敬礼”是祝颂问安的敬语，其中也包含了“前文已毕”的结尾意涵，可视为落款的一部分。实际上这种书信的写作格式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并且在不同的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述。“此致敬礼”属于是近代才出现的产物，由于距离我们的时间最近，所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我们回到两千余年前的秦汉时期，书信公函之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敬语，其表达方式和我们今天区别迥异。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怀念写信的时代

两千年前的公文落款

中国自汉代开始就形成了文书行政的帝国体系，国家内部是以各类文书互通信息，将整个国家联系到了一起。各级政府有专门的官员来负责管理、运输各类文件，以确保各级地方的运作。而在汉代的官方文书中，公函的格式和体例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标准。从开头到落款都有一定的规范，不可轻易出错。一直以来，后代学者都是依靠《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来推测当时的文书情况。但是，随着地下出土资料的井喷式出现，大量的官方文书被发掘出来。上面的文字清楚的记载了汉朝时期的文件规范和相关细节。其中，以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五一广场简最为清晰明确。它当中包含了多份汉代的公文，如：

六月十七日辛亥，临湘令守丞宫叩头死罪敢言之，中部督邮掾费掾治所谨写言宫，惶恐叩头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

这是一份由临湘县代理县令的县丞所上传的一份文书封面，汉代的竹简册一般多达十几支竹简，整理成册后需要在最上面的竹简中书写封面。当中需要注明各类自然信息，类似于我们如今的公函首页。从中可以看到，书写的时间，人物都非常的清晰。所记录的主要内容就是“中部督邮掾费掾治所谨写言宫”这一事件。督邮作为汉代的职官，对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他是主管地方行政监察的官员。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巡视各方，负责考察吏治、宣扬国家的政令，每个郡一般都有若干督邮。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县宣传部长兼纪委成员，他所处理的事情一般都会在当地发公文传至上级主管单位。由此形成了一封典型的汉代公文封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结尾落款就是“惶恐叩头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这就是当时公文的常用落款，相当于我们如今的“此致敬礼”。

此致敬礼，古已有之

汉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官员高低上下尊卑分明。当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呈递公文时，一定要以极为谦卑的口吻书写。“叩头死罪敢言之”是最多见的落款敬语，有时开头和结尾都会使用。当需要表示更加谦卑的态度时，就会重复书写，如“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这就是表达极度的谦卑，而不是因为官员犯了罪。如果要是平级单位传递文书，则是直接以“敢言之”结尾落款，而没有表示谦卑的用词。这种习惯应该是出现于汉代初期，国家内部正式确立了严格的尊卑体系之后，才衍生出了这样的信函行文内容。《汉书》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汉景帝时期的丞相卫绾是平民出身，为人仁厚纯善。汉景帝时期曾经特意征召他，但是他并没有赴任。据史料所记：

“上问曰：‘吾为太子时召君，君不肯来，何也？’对曰：‘死罪，病。’”

这当中的“死罪”就是表达谦卑的敬语，并且以此来缓和气氛。汉文帝时期的名臣冯唐也曾经在和汉文帝探讨国策时用了这样的词语作为结束句。在《汉书》中云：“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繇此言之，陛下虽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这都说明在西汉前期的官方对话和文件中，以此作为敬语谦辞已经是常态。

冯唐易老

同时，汉代的这种敬语谦辞是遵循着“先国后家，先君后臣”的规则实行起来的。汉武帝时期的馆陶公主称窦太主，论辈分是汉武帝的姑姑。可是在国家的正式场合中还需要向汉武帝行君臣之礼，言语上极度谦卑。《汉书》中记录了一段姑侄对话的场面：

“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顿首谢曰：‘妾无状，负陛下，身当伏诛。陛下不致之法，顿首死罪。’”

顿首死罪就和日常官文书中的“叩头死罪”非常接近了。这可以看出，汉代的高层之中也遵循着这样的话语原则。虽然有血缘和亲情的因素存在，但是作为汉朝的核心统治阶层，“先国后家，先君后臣”仍是主流。

馆陶公主

到了汉昭帝时期，国家内部的阶层更为明显。昌邑王即位后多行不法，招致天怒人怨。以大将军霍光、丞相杨敞、车骑将军张安世等人为代表，向当时的皇太后上书请求废黜昌邑王。当时的这份诏书中也用了一样的书写格式。据资料记载：

“臣敞等顿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庙总一海内者，以慈孝、礼谊、赏罚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议，礼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后，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服斩缞，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

从中可见，这一时期的文书体系已经非常成熟，起承转合都有一定的标准和规范。汉朝文书行政的体系也是从这时正式地确定了下来。

为何中国古代的文件中会大量使用谦辞？

首先，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有崇尚礼仪的传统，正所谓“卑辞厚礼”。文书虽然是公务往来，但是当中也有相应的礼仪需要遵守。根据后世《唐六典》中的规定，政府官方的公文主要分为上行文、下行文和平行文。这三种文学体裁自然也就有不同的礼仪规定，《易经》中载：“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当中所强调的就是高下尊卑。汉代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初期，很多的传统范例都是在这一时期得以确定和固化。而且，自汉文帝继位之后国家上层就开始了加强皇权的过程。到汉武帝时期正式形成了“朕即天下”的政治格局，而礼仪是最能够突显尊卑等级的规则范式。所以，汉武帝之后国家从体系上要求下级对于上级应当有足够的谦卑。

汉武帝“朕即天下”

其次，汉朝中央和地方的人才选拔制度不同，底层官吏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就只能以大量的谦辞来表示自己的坦诚，掩盖一些实际文法上的问题。许慎《说文解字》中记载：“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这样的文化水平实际上和我们如今的初高中生不相上下，而当中的“史”就是基层的书记官。大量的公文就是出自这些书记官的手中，所以从地下出土的文件看来，不仅字迹潦草者甚多，有一些错字别字也是非常的普遍。而面对这样的情况，当事人往往也是无可奈何。于是就在文件的封面上以极低的姿态，谦卑地传递，希望留下一个相对良好的印象。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伤害到自身的前程，所以谦辞的使用越发频繁。

汉元帝陵

最后，汉代时期的社会文化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虽然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可是直到汉元帝时期，国际中上层的儒学发展才得以深入。以汉元帝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文章诏书都显得条理清晰，语言流畅，情辞华美。而上层官僚体系中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不断深入儒家思想的学习。但是中下阶层的小官吏则要更为落后一些，直到东汉中后期，地方上才开始涌现出了一批饱学之士。基层官吏的文书模式才有了相应的转变。

汉代文书模式对于后世的影响

汉代文书体例对于后代影响至深，到了魏晋时期，文章内容变得更为典雅。虽然语气当中的恭敬谦卑并没有减少，可是其语言的庄重程度已经远超汉代。比如李密的《陈情表》之中就在结尾处写到：

“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虽然表达的也是一样的谦卑恭顺之意，可是不仅旁征博引还将一片赤诚蕴含于文字之中，以词动人，以情感人。到了南北朝时期，文章绮靡浮艳之风大行其道，文章不再注重务实，而注重辞藻。即使是公文也无法幸免，以至于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直言：“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 气调为筋骨 事义为皮肤 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 趋末弃本 率多浮艳。辞与理竞 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 事繁而才损。”这种情况直到唐代古文运动兴起之后才最终得到了改变。

颜氏家训

综上所述，我们如今在信函结尾经常使用的“此致敬礼”作为结束语的情况由来已久。汉代的公文信函的结尾一般使用的是“敢言之”的字样进行传递。如果是下级对于上级的公文，一般还会加上“叩头死罪敢言之”的谦辞以表达恭顺。这种情况是中国等级社会的体现，尊卑礼仪从最基础的往来信函中得以彰显，并对于后世有了非常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