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如何出土唐朝骆驼俑（山西长治唐胡商骑驼俑探讨）

山东如何出土唐朝骆驼俑（山西长治唐胡商骑驼俑探讨）图三 唐代上党交通图图二 载人载货骆驼（局部）图一：1 载人载货骆驼之一 1980年太原隋代斛律彻墓出土图一：2 载人载货骆驼之二 1980年太原隋代斛律彻墓出土图一：3 载人载货骆驼之三 1980年太原隋代斛律彻墓出土

葛承雍

中古墓葬出土的粟特胡商俑，是多元文化的认知符号和标志，作为丝绸之路真实片断的再现，它们也成为探寻隋唐之际国家交往的线索。

山西晋东南长治（上党）地区多年来出土的唐代灰陶俑中有着“胡商、女眷、高驼、载物”的鲜明地域特色，与长安、洛阳等唐代京畿地区出土胡俑相比，别有殊样，独炫异彩，甚至不乏令人赞叹的孤品和精品，笔者依据其独特性，将之命名为“上党殊样”或“长治模本”。本文首次对山西长治胡商骑驼俑表现的原生艺术特色进行学术探讨，分析山西从太原到长治、晋城周边地区粟特胡人迁移的踪迹和聚集活动，论证了太行山脉两侧“咽喉”枢纽地胡商频繁往来的原因，指出该地区胡商俑造型生动、形象栩栩如生的特点，这在其他区域很少见。对上党出土陶俑原生艺术的探究，将深入了解丝路纽带的延伸，更有着补史、证史、明史的历史价值。

太原，古都晋阳，其考古出土的北朝隋墓胡商俑曾惊动学术界〔图一至图三〕，但晋东南长治地区出土的唐俑中却更有着“胡商、女眷、高驼、载物”的地域特色，这些陶塑作品与长安、洛阳等唐代京畿地区胡俑相比，别有殊样，独炫异彩，甚至不乏令人赞叹的孤品和精品，姑且称为“上党殊样”或“长治模本”。笔者对山西长治胡商俑表现的原生艺术特色已观察了很多年，限于出土材料公布得比较零散，时间相隔也较长，所以迟至今天才将这个研究专题发表。

图一：1 载人载货骆驼之一 1980年太原隋代斛律彻墓出土

图一：2 载人载货骆驼之二 1980年太原隋代斛律彻墓出土

图一：3 载人载货骆驼之三 1980年太原隋代斛律彻墓出土

图二 载人载货骆驼（局部）

图三 唐代上党交通图

近年来，山西长治一带出土的灰陶加彩骑驼俑在海外国际拍卖市场上频频露面，不仅保存完整，品级较高，而且造型新颖，艺术性好，引起藏家竞拍，更引起我们强烈关注。有人曾从拍卖角度介绍过山西骑驼俑，但没有从学术和艺术角度作过系统研究。本文拟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晋东南长治地域独特的胡商俑造型艺术作一探讨。

一 长治胡俑的鲜明特色

山西长治地区古称上党，苏东坡《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形容“上党从来天下脊”，是指太行山像一道脊梁把山西、河北分开。但长治并不是屏障隔绝的封闭之地，晋东南“三山夹两盆”的地形使长治自古以来既是兵家战略要冲，又是商旅的中枢通道，其北上直抵大同，南下进入洛阳，东通邯郸、邺城，西达蒲州、长安。可以说，长治是中古时期中央王朝控制地方政权的一个重要之地。

唐代贞观时期曾将上党郡改为潞州都督府，景云二年（708）李隆基外任潞州别驾一年半，开元十一年（723）唐玄宗重巡此地宴请父老免赋五年，开元十七年潞州复升为大都督府，这是唐王朝在河东道设立的唯一一个都督府，内地都督府本来就相当稀少，开元年间全国一共只有八个大都督府，其辐射周边地区的中心格局异常重要。开元时长治六万四千二百多户，正如唐玄宗车驾过潞州金桥所说：“张说言‘勒兵三十万，旌旗千里间。三右上党，至于太原’。真才子也。”可见其在当时全国重镇布置中的地位。

尽管唐代潞州（长治）农业经济不如河北、河南等地富庶，但是土贡物产等丰富繁饶，据《唐六典》尚书户部卷三记载，开元天宝时期潞州的墨、人参、花蜜、兔丝子等都是每年向朝廷进贡的名产，潞麻、潞布等赋税量大物精，加之周边晋州、泽州、汾州等地的特产，也是贸易交换的集散地，在唐代北方商业城市中，潞州一直榜上有名。只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商业经济繁荣才能吸引丝绸之路上那些胡商蜂拥而至。《唐朝名画录》说唐宗室江都王李绪还“应制明皇《潞府十九瑞应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也记载盛唐时大画家韩幹弟子陈闳专门画有《上党十九瑞图》，赞颂长治地区是祥瑞之地。

据笔者实地考察，魏晋隋唐时期从安阳入山西，从邺城入晋东南，从洛阳到大同，都必走黎城、潞城、上党、长治、晋城这条通道，所以在通道要冲的州县都发现了胡人俑，由此可见唐代中西古道交往的深邃和富厚，也证明了当时胡商的无限延展性与巨大衍生力。

从出土和收藏的胡俑看，长治胡商俑造型特色最为鲜明，不仅说明长治有着手工捏塑的高超艺匠，而且说明长治可能是胡人流徙聚落居住地，因为只有艺匠熟悉他们的族群，才能创意出精美独到的艺术形象，即使是汉人民间匠师捏塑陶俑，也离不开胡商活动的影响，这说明唐代曾有作坊里的工匠在这里从事创作，亦证明隋代以来胡商形象的流传接续；且当时长治地区有着浓厚的重商氛围，胡商风气弥漫，最终折射在胡人陶俑实物艺术上。

长治胡商俑反映了其他地区唐代陶俑所没有表现的主题，从写实角度观察，其艺术匠心显现出了当时本地社会重商的“精气神”。以下就所见实例进行分析：

1、胡商俑为鹰鼻，袒胸露怀，上身穿翻毛皮袄，腿上有中亚西域商人常用的麻织绑腿，适于气候变化，也益于远行。他们的坐姿随意率性，不受拘束的形象一目了然。这些当地工匠塑造的胡商特点非常鲜明，不像京师地区骆驼背上还有胡人乐队造型，长治地区胡俑没有见到手拿乐器、击打鼙鼓者，反倒是商人形象栩栩如生〔图四〕。

图四：1 胡商骑驼陶俑 1954年山西长治唐王堔墓出土

图四：2 胡商骑驼陶俑（局部）

2、胡商骑驼俑在驼背上还有携带小女孩的特点。年龄显大的胡商与女孩颇有互相依靠的意思，这使我们很难判断她们究竟是胡商的女儿，还是婢女。胡商没有穿翻领披风或斗篷，但呼应了家族式迁移的景象。根据吐鲁番粟特文贩卖奴婢文书，推测这些幼女还可能是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商品，即从西域边疆地区贩运到中原内地的胡人女奴〔图五〕。

图五：1 胡人骑驼俑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五：2 胡人骑驼俑（局部）

3、妇女骑驼或坐驼形象屡屡出现，显得非常突出〔图六，图七〕。黎城县出土的扎髻女性坐在驼峰之间，手执缰绳，歪头低视，容态疲惫，作缓步前行状，这是其他地域出土骑驼俑中几乎不见的现象。

图六：1 唐胡妇人骑骆驼 1987年山西黎城县出土

图六：2 唐胡妇人骑骆驼（局部）

图七 唐胡女骑驼俑

4、骆驼驮物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骆驼俑。骆驼背上很少有丝束，却有卷起来排列的圆形地毯，两根圆木前后支撑物品，令人怀疑这是由于承重物品过重，采取代替驮鞍的办法。比如装酒皮囊就是体积大、分量沉。除此之外还可看到，驼队运送的不是京畿贡品、礼品，商品重量普遍较大，而且骆驼背囊也与其他地区不一样〔图八〕。

图八 卧驼俑 黎城县城北街唐墓出土

5、骆驼背上有猴子造型，或卧坐、蹲坐，或被主人抱在怀中〔图九〕。长安、洛阳两京畿辅地区虽然也有此类驼背猴子陶俑，但没有这么生动和集中的表现，胡商长途跋涉、野餐露宿的艰苦形象表现得十分到位。

图九 唐彩绘胡人俑 1975年长治市红星厂唐墓出土

6、此外，还别有一类骆驼造型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静立或静卧，而是回头低首，或是张口嘶鸣，富有动感形象夸张。这与中亚驯服后的野骆驼习性特别相似。驯服的野骆驼如果用作坐骑，它们走得快、耐力久，并且喜欢反刍和流涎水，常常用分叉的蹄子尥蹶子，甚至一时性起会咬自己尾巴或者咬人。所有这一切都与长治骆驼俑造型相符。特别是长治骆驼俑体骼高大，令人瞩目，可能与其创作塑造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艺术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长治在北朝隋唐以来作为一个重镇，泽潞诸州又是桑蚕丝绸集散地，虽然麻、布为折变赋税大宗货物，可是工商业发展无疑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官方扩大国内市场、推进对外贸易，需要大量驼马担任运输，在公廨官驼供不应求情况下，全靠民间骆驼运输负担，擅长商贸的胡人自然承担起这一任务，从而有力地促进驼队的发展。从丝绸之路贸易重镇的地位说，官府征税榷商在当时应具有不小规模，正是现实需要的风向标，使胡商成为雕塑工匠首选的创作对象，骆驼作为必备工具也就随之成为了表现作品。

如果说创作风格、美学特色都与特定的地域文化有密切联系，那么长治胡人俑无疑是独特的，作为胡商东西往来集散地的产物，其独特面貌的形成，与地域商业文化相辅相成，与市井气息息息相关，与外来文化密不可分。艺术创作有自身的规律，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的支撑。

二 胡商蕃客与多元造型

由于长治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该地区先是处于北齐邺城、晋阳文化圈的影响下，北魏以后，匈奴杂胡、山胡、稽胡、汾胡、西河胡等“杂胡部族”从山西北部、西部迁入南部，而且每当官府安置不当时，“胡虏”聚集反叛也此伏彼起，所以北齐屡屡镇压迁徙这些杂胡到晋东南地区生活。特别是北齐高欢，以晋阳一带作为其霸业的基础，不断通过移民来增加长治地区的人口，以此作为自己对抗北周的屏障。当时平阳（临汾）以南为西魏北周所辖，以北为东魏北齐所占，《周书·韦孝宽传》记载：“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元象元年（538）薛修义就任晋州刺史，“招降胡酋胡垂黎等部落数千口，表置五城郡以安处之”[。由此可见，以长治为代表的晋东南正是在各种民族部落冲突中创造生存空隙的缓解之地。

突厥强大吞并柔然后，不断南侵进攻晋阳。北周保定三年（563），突厥十万骑兵进攻晋阳，“突厥于是纵兵大掠，自晋阳至平城七百余里，人畜无孑遗”。隋末唐初时期，突厥一度攻掠到晋州（临汾）、沁州（今沁源）、潞州（今长治），唐太宗贞观之后又在这些地区安置了不少外来部族“降户”。突厥当时经常从雁门关入境与中原地区互市贸易，而突厥中擅长商业交换的西域胡人也随之而来，因为突厥贸易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胡商，故胡商形象频频显现在中原地区。

开元三年，突厥九姓部落在其首领阿思布的率领下南下进入山西地区，很快转变成为“河东九姓”，加入了唐朝军队四处征讨的行列，与陇右诸军一起征伐西北叛胡，并与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汇合安居在山西境内，有些人还通过山西向河北北部转移。阿思布被回纥抢掠后奔葛逻禄，其部下多为安禄山招募，所以河东与河北胡人聚落散布较多。安禄山反叛起兵后，曾派出兵马沿并州一线向上党地区发起进攻，但唐军在上党据守成功抵挡了安史叛军进犯，保持了长治的稳定。倒是回纥派兵助唐平叛大规模进入山西中、南部，据推测应该有不少胡人“蕃虏”避乱居此。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至德元载（756）设立泽潞一镇（又名昭义军），泽（晋城）潞（长治）地域由于地界与河北方镇相邻毗连，下辖的磁、邢、洺三州皆位于太行山以东，受到胡番割据的“河朔三镇”影响颇深，魏博与泽潞关系密切，但唐朝将长治视为维系北方统治的重要依托地，“屏障洛京，兼治北道”；地理位置具有防卫中央的功能和战略价值。唐武宗会昌年间，上党刘稹欲自立为节度使留后，对抗中央“背叛”管辖，宰相李德裕认为“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前后命帅，皆用儒臣”，调集各镇军队联合回纥骑兵经过五年终将泽潞平定。《李敬实墓志》记载：唐朝廷“征天下之师，环绕千里，日费百万，历年不下一城，不擒一将。武宗震怒，将帅怀忧，密令公（李敬实）往天井监戎。旬月之间，未展韬钳，贼徒迫，自枭刘稹之首，凶党率众归降”。

所以中唐以后山西东南部社会稳定，经济未衰，许多人士因此避难潞府，聚集上党，甚至京城人士将泽潞作为逃难庇护所，也吸引胡商“负贩杂运”及回纥、沙陀等其他族群迁居于此。唐后期在泽潞设立昭义军，大量军将入驻，直到晚唐时，泽潞的屏障功用才被打破。唐廷招引代北的沙陀军参与平定强藩，抽调的沙陀盘踞聚居潞州，不仅造成族际流动混融变为一盘散沙，而且反叛掳掠使泽潞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虽然长治出土唐代墓志中明确为胡人的记载目前甚少，但是洛阳孟津出土的《康仙昂墓志》记录其父康芬曾任“上党郡无恤府果毅”，应是折冲府下属的低级武职。这是长治曾有胡人任职的明确记录。《唐安令节墓志》也称其祖父安瞻为“皇朝左卫潞川府左果毅”，“潞川府”即今长治市长子县浊漳水沿岸，胡人在此任职，表明其活动曾比较频繁。与长治相邻的高平县，虽属于泽州，但《唐史怀俊墓志》云：“迁高平郡安平府折冲，加上柱国。”因此，康、安、史等昭武九姓者均在这里留下生命痕迹。

西安碑林博物馆近年收藏的长治唐代墓志中，有《唐故车营十将定远将军试太仆卿武威安公墓志铭》记载安士和事迹，但有意“祖已上衔讳，阙而不录”，一方面标榜“武威”祖荫，另一方面又说是“上党潞城人”，应是出身武威安氏的后代，且在大中年间担任运输军储的车营十将，并且“瞻有金帛，家唯巨实”，咸通七年（866）七十三岁死于上党郡城。也有大中五年（851）《唐故武威郡安氏夫人墓志铭并序》，记载“夫人本望武威”，嫁与陇西李公。另有《唐常山故阎公金城米氏故夫人墓志铭并序》，米氏卒于大中五年（851），其兄为后军院副使，号称“米副使”。由此可见，安氏、米氏等昭武九姓后裔中之女性亦在长治地区生活，并嫁于汉人融合于本地。安史之乱后，胡人在此驻扎生活的多为中下层军吏，地位不高，可是墓志的出现补充了史书记载，最近张葳、王庆卫、毛阳光等纷纷撰文对此加以探讨，这些研究有益于人们理解长治地区胡俑的大量出现。

毛阳光从龙门博物馆收藏墓志和洛阳市场采购拓片里清理出一批粟特人踪迹，如康琮（父康信基）家族、安建（父安晖）家族、安嵩（父安三郎）家族等，包括族望出自武威的安氏夫人、迁徙后居住潞州的康氏夫人等，鉴于中唐大历年间泽潞又与河北邢、磁、洺三州的昭义军联防驻军，其收集同时揭示出“米府君（国朝）墓志铭”和康氏家族的男女成员墓志铭。中唐时期晋东南潞州、泽州等上党地区控扼河北，地连京洛与河东四方，胡人蕃将来往频繁，抵挡安史之乱和“平叛定难”的岁月中，出身唐初凉州安兴贵、安修仁后人的李抱玉（安重璋）、李抱真从兄弟率军驻扎于此，代宗初年，李抱玉因守城立功被任命为泽州刺史、泽潞节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李抱真为副使，他们熟悉部落酋长笼络手段，聚集尚武“乡兵”，成为昭义军骨干，一些番将武官甚至是家族式的世代继承。从初唐以来就有大量胡人及后裔进入泽潞地区，尽管“貌胡”而“华心”的异族人受汉俗浸染，可是留下的文字记载不多，幸亏陆续发现的一些墓志石刻中保留了“蕃胡”后裔痕迹，从而使我们长期追寻的胡人踪迹浮出水面。

正因为长治一直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区，还有从长安等地流落而来的工匠，所以长治本地出土的胡俑雕塑造型生动，生活气息浓厚，不似长安、洛阳两京地区官式制作那般规规整整，循规蹈矩，直立恭敬，而是姿态不受拘束，有的携女带妻，有的袒腹露胸，有的坐卧驼背，有的驮载物品，尤其是胡商携女孩出行造型令人怀疑究竟是是丝路上的女奴贩卖写真，或是家庭“小团圆”的呼应，有待进一步考实证明。但他们都再现了中西交通古道上独特的动人场面，可以联想到“胡客蕃商大至，宝货珍奇盈街”的情境。

细观长治地区发现的胡商俑，造型很少雷同，说明墓主定制这些“凶肆”明器时，要求各不相同，虽然具有本地特色，可是多元显示，精彩纷呈，下检数例以为代表：

例一，商队首领手举鸮，似乎是投放鹰的动作，因为鸮闻惊机敏，为防止商队被抢劫，用鸮负责警卫不失为一种必要手段〔图十〕。

图十 唐彩绘胡人骑驼陶俑

例二，长治北石槽王义墓出土胡人高鼻深目，八字翘胡，头戴黑色卷檐帽，驼背上放有椭圆形垫子，显出具有长途跋涉的丰富经验。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不落俗套，有血有肉〔图十一〕。

图十一 胡人骑驼俑 1993年长治市淮轻二厂唐墓出土

例三，长治王休泰墓的骑驼俑，驼鞍上盘腿坐的满脸须髯胡人，头戴尖顶毡帽，身穿白色翻领胡服，赭色裤子，尖头高筒靴。细观这个驼鞍上铺着红色毡毯，不仅驮着生活用具，而且还在鞍边悬挂着禽畜〔图十二〕。如同娴熟的白描手法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人物形象。

图十二 长治唐胡俑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

例四，多见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及表达。从面相上看这类女性俑没有胡人深目的高鼻特征，宽颊细眼的扁平脸部呈现出“蒙古人种”特征，其身份和角色不明，究竟是胡商亲属还是其他良人，难以断定。但不由得让人想起李白《幽州胡马客歌》说的“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中唐以后笔记小说中常常将胡人女子描述为狐女仙妖，其原型虽不可怖，但也很少像村妇田娘那样本分。艺术工匠着眼于表现这些女性的创意还需进一步研究，很有可能是反映举家迁徙状况〔图十三〕。

图十三 唐老年胡妇骑驼俑 1960年山西长治出土

例五，诠释了胡商的性格和表现的诡秘，早在20世纪60年代考古出土的这类胡商俑并没有引起广泛注意〔图十四〕，只是作为传统手艺凸显，可是艺匠塑造忠实再现了当时商贸人物，每个人都按比例被稳稳地安置驼背上，并把人眼能捕捉的一切都囊括其中，实际有着艺术审美的学问。

图十四 唐灰陶骑驼胡人携猴俑 1964年山西长治出土

蹊跷的是，长治唐俑少有两京地区常见的胡人舞蹈俑、打马球俑、驯兽狩猎俑、女伎奏乐俑等造型，除了唐墓常见的武士俑、侍从俑等外，只有商人骑驼俑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否反映了当地的重商氛围呢？是否为墓主人出资专门订做的呢？或是墓主人在一种文化对视下有意炫耀显摆胡人贩运的财富？但这样的交往不仅仅是雕塑工匠好奇稀有的目光交汇，更是唐代潞州（长治）当地社会生活融入外来因子的活力表现。有了差异才有了文化特色。

三 “上党殊样”与“潞泽胡商”

对山西长治胡俑造型艺术的重要性、特殊性、真实性，海内外艺术界不断给予较高评价，虽无专门论述，但无论是造型设置还是人物刻画，都凸显了艺术工匠的不俗创意和不凡功力，其原生特色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犹如一组鲜活的人物群雕，一幅撼人的浮世风情画卷，我们称之为“上党殊样”，实际就是一种新的模式。

其一，从造型艺术角度观察：

1、长治胡人俑最大的特点，是多角度塑造了胡商的形象。在墓葬出土的众多胡人俑中，虽然也有文吏、武士、奴仆、牵马、舞伎等常见的造型，但骑驼胡商主题最为突出，胡商骑坐在驼背上，而不是通常所见弯腰弓背站立的胡商俑。长治（上党）一直有着经商的习惯，号称“潞泽商纲”，可以看到胡商奔波忙碌的一面，这使我们联想到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中巨大誓愿图上绘画的商人形象，尤其是经常提起大商主带领的骆驼商队，释迦牟尼成佛前就是一个城市的大商人，佛教用大象、马匹、黄金、女人、宝石建筑的供奉园林，本身就离不开商人的塑造。

2、长治标名的“胡人俑”，不全是高鼻深目的胡人形象，除了明显的胡人形象外，有些还是蒙古人种“番人”形象，有的披发，有的辫发，究竟是突厥人、契丹人、沙陀人或是其他族群，不能判别肯定，姑且笼统地冠以“蕃人俑”，以别于“胡人俑”。

3、长治胡商俑服装独特，他们不像长安、洛阳胡商俑爱穿唐人装束，而是大多穿着粗羊毛类的翻毛皮袄。雕塑工匠有意突出这些皮袄的特征，大氅露毛；甚至驼背上女性穿戴也是翻毛皮袄，具有鲜明的中亚服装特色。这明显是从服饰装扮上隐现出种族的区别，说明类似胡商服饰特征已在丝路沿线形成了固定印象。

4、长治的胡人俑中女性数量比其他地方要多。一般陶俑表现女性多为侍女，像这样将骑驼女性作为主要题材的很少。而且有的女性毫无娇羞忸怩，还使用麻织的绑腿布，或许这是当时族群移民的原型文化反映；也或许表示从属富人家庭的身份，整家举族的迁徙被收留依附的墓主作为得意之事显摆在墓葬中。艺术加工必定有原型人物命运沉浮的牵连凝结。

其二，从制作技艺角度观察：

1、长治的胡人俑基本上都是手工捏塑的，而不是成批合范套作的，所以每一个骑驼胡人俑都各不相同，灵巧的捏塑使俑的个性特征更鲜明，艺术性也更高。以往出土的陪葬俑往往采用以数量取胜，即使是胡人俑也可能是合范套作，这样适应于凶肆订做买卖，大批量的，但容易出现程式化，缺乏生动性。按照唐丧葬制，明器陪葬属于僭越，但远在京畿地区之外的长治似乎没有严格丧礼制度监督制约。

2、长治的胡人俑基本都是灰陶质地的艺术品，其原料是否取之本地或添加色素有待科学取样检测。灰陶在色彩上尽管不是五彩斑斓，但是有一种纯色的宁静与质朴。我们在长安、洛阳出土隋唐俑中也发现过一些灰陶俑，但是数量小，不像长治一带大量使用灰陶工艺，这或许与当地烧窑工匠处于太行山脉就地取材有关。

3、长治的隋唐胡人骑驼俑一般个头都较高，最高达1米多，最低也为40厘米以上，与长安、洛阳出土的隋唐胡人俑相比，无疑普遍显得高大，尤其是骆驼的造型普遍腿长细瘦，似乎失去比例，俗称“直棍腿”，可是与阿拉伯长腿单峰驼相似，挺拔鹤立。

其三，从动物角度观察：

1、唐长治窑烧制有不少灰白胎战马造型，例如香港民间机构收藏的战马上带鞍，但马鞍可取下。这两匹战马一为剪鬃，一为披鬃，雄健有力，线条优美，表现出骨肉均称、比例适度的特点。值得提出的是，长治窑造型上以突出马匹强壮肌肉和矫健体态为特征，因为腿瘦长，故腿部需要用铁丝支架来支撑身躯。我们注意到，这两匹战马腿部和马尾处都露出了生锈的铁丝，表明工匠制作战马时特别讲究瘦长的胎形。

2、陶俑动物造型中没有猞猁狲、猎豹、鸵鸟、波斯犬等动物，但有拂菻狗形状的小犬，以及小猴子，特别是胡人手举鸮或是猫头鹰，这是以前在别的地区少见的。

从艺术角度观察，长治胡俑给人一种现实生活的真实感，不呆板、不僵化，突破了其他地区胡人俑选材设计的局限性，人物个性鲜明，注入了工匠的独特匠心，既有浓烈的地域特色，又有超现实的历史厚重感，堪为长治－晋东南（上党、泽潞）历史无言的注脚。

山西长治胡俑都是手塑，不是“凶肆”里使用模具成批生产的陶俑，应该是丧家直接向工匠定购的明器。每一个陶俑都不一样，没有雷同性。证明这不是合模制作的，或是成批生产的。长治胡俑特点是个高、灰陶、胎重，有些像灰砖的做法，有的还在灰陶上涂彩加绘。塑造大都栩栩如生，人物生动，骆驼嘶鸣，天王狰狞，笔者怀疑当地作坊中有胡人工匠。

充满疑虑的是，长治地区为什么出现这类骑驼胡人俑，工匠们为何要塑造这么高大的胡人俑殉葬，而且有诸多女性家眷类骑驼俑？这类造型远远超出了京畿地区创作的范围，究竟是有什么慷慨奇崛的生命传奇，还是深深蕴藏着胡人眷恋思乡的怀旧情结。

从现在公布的唐代泽潞地区陶俑来看，大都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由调露元年（679）到大历六年（771）近百年时间连绵不断，有人曾探讨过胡人与当地汉人的经济往来[23]，并将胡人形象的陶俑融入丧葬社会生活之中。笔者曾注意到驼囊上捆绑的绳子都是有序的，交叉棱格状或井字方格状绳结，推测这种绳子是专门为打包丝绸、捆绑毛毡等所用，地中海港口将这种绳结叫“torsello”。长治胡商驼囊俑还有些特殊包装盒子，虽然没有发现商队符号或商号标志，但商队驱驼进发的主题无疑是艺术叙事高潮。

笔者曾怀疑突厥本为与粟特商胡移民混融的族群〔图十五，图十六〕，或许胡商通过突厥诸部迁徙在长治等晋东南而衍生，也或许突厥本身就需要胡商介入他们的经济生活，至少在筹办军资和供给运输方面需要胡商出力。但不管哪个族群最后都会融入当地社会，这样长治地区唐墓才会屡屡出现胡商、蕃商形象的陶俑，这是文化投射和生活映射后的表现。

图十五：1 蕃人俑 山西襄垣唐浩氏墓出土

图十五：2 胡人俑 山西襄垣唐浩氏墓出土

图十六 唐绿釉胡人执事俑 1975年长治市郊区小师庄2号墓出土

近几年，各地民间收藏者陆续展出了许多长治特色的胡人骑驼俑、胡人俑等，据说都是发现墓葬碎片后送到广州修复的，广州修复者又贴上海外回流文物的火漆标签，实际上，我观察这些胡人骑驼俑即使是唐墓出土的，也肯定被商人们修补改造过，中间掺假显得又厚又重，有的高度拔高到1.5米以上，当时墓葬甬道能否搬抬下去都令人怀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唐代胡人俑是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印象中的固定传统符号，他们一直认为胡人艺术形象是盛唐时代多元宽容的标志，因为胡人俑在视觉上有别于传统的汉俑、唐俑，辨识胡人比较直观，但是山西长治骑驼胡商俑不是一般肤浅的胡人造型，它提供人们以新的解读兴趣，给了原先梦幻的丝绸之路一些新的再现片断。所以，山西长治胡商俑在欧美国际拍卖市场上价格屡屡创出新高，其原因就是它作为胡汉文化遗粹，有着不可多见的艺术水平和历史价值。

从学术研究视角来说，长治胡商骑驼俑造型醒目，形态独步。它是北朝隋唐雕塑史上一个跨文化的交汇节点，不仅填补了丝绸之路延伸线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也填充了史述缝隙的细节。本着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原则，这批胡人俑具有补史、证史、明史的作用，值得继续关注与捡拾重述。

（本文原标题为《上党殊样：山西长治唐胡商骑驼俑探讨》，全文原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2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

责任编辑：李梅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