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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求真务实(始终坚持求真务实)

要坚持求真务实(始终坚持求真务实)“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在作第一个决议时毛泽东指出:“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党作第三个历史决议后 在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 在党和国家历史问题上正本清源 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 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 仍然需要党郑重、全面、权威地对党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 并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推进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 让正确党史观更深人、更广泛地树立起来 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 满

编者按:延安整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分析党的历史,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加强了学风、党风、文风建设,形成了毛泽东概括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实现了全党在正确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基础上的高度统一,也实现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高度统一。延安整风运动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使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强大。回顾历史、联系现实,可以深刻认识到:只有求真务实,才能弘扬党的三大作风,真正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实现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整风进入预备阶段;1942年2月,他又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报告,整风运动正式开始;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结束。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运动,起到了端正全党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关键作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回顾通过延安整风确立并在此后得以发扬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求真务实。靠求真务实,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延安作风打败了国民党的西安作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有过很多相关的生动论述,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发扬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等。他强调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要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意识,一张蓝图干到底,不要搞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东西;要深刻认识“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天上不会掉馅饼”,自觉“撸起袖子加油干”;要深入调查研究,增强看问题的眼力、谋事情的脑力、察民情的听力、走基层的脚力;等等。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不是喊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的发展奇迹,就是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中创造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始终坚持求真务实,努力弘扬三大作风。

要坚持求真务实(始终坚持求真务实)(1)

一、始终坚持求共产主义之真,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实

“共产主义真,党是领路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写在了旗帜上,“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榜样,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又不允许中国共产党人仿照俄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搞对思想方法,把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毛泽东早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延安整风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中学风事关端正思想认识路线,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整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在三篇报告中,围绕着理论和实际讲的最多的词是“认真”“真正”“真实”“老实”,涉及“真”字的有50多次、“实”字的有130多次。毛泽东强调“有的放矢”,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射中国革命之“靶”,把“实事求是”上升到了党性的高度。他深刻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要实事求是就必须求真务实,按照唯物辩证法,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遵循客观规律办事,既不搞唯心主义,也不搞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旨在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中,反对从书本和经验出发的主观主义,提倡从客观实际出发,求真务实,把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目标和眼下的努力高度统一起来,是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具备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做现实主义者容易,做理想主义者难,做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更难。毛泽东破解了这个难题。延安时期,他先后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阐述了近现代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科学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驳斥了“一次革命论”,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从世界观上区别开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了中国的具体斗争中: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换下了红军帽,但“白皮红心”理想信念不变,赓续着红色基因,视蒋介石授的将军衔为“芝麻酱”;根据地建设从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实际出发,服从抗日利益总原则,但不放弃阶级斗争理论,在19块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等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相区别的政策,但党的性质宗旨不变,“内方外圆”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特区”。

延安整风对过去24年来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总结,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的问题,认识到是毛泽东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此深有体会,他指出,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毛泽东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更加自觉地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延安整风后,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紧紧连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敌人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不遗余力地攻击、抹黑毛泽东,以达到搞垮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目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才能从根本上战胜历史虚无主义。

始终坚持求共产主义之真、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实,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谈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一再重申信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我们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说到底,就是要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最大的理论联系实际。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国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从1956年算起100年,已过了66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为了推动初级阶段一步一步走向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合格”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共同富裕必然要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才牢固。搞私有化,就会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失去民心。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坚持理想信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只有梦想紧连理想,才能时刻牢记共产党人干的是社会主义,目标是共产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会偏离发展为人民的方向;只有梦想紧连理想,才能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避免各做各的黄粱美梦和重新沦为一盘散沙;只有梦想紧连理想,才能牢记《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一句名言”“两个绝大多数”“两个必然”“两个彻底决裂”。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曾指出:“抗日战争中,一切服从抗日利益是总原则,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的利益与要求,而决不应是相违背。但同时,在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不能消灭,也无法消灭,企图根本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歪曲的理论。”此论断用在当下,就是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改革开放的利益与要求,但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不能否认,看看意识形态领域里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就知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没有过时。讲马克思主义,不讲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就成了空壳;搞社会主义 不要公有制 社会主义就成了空壳。共产党在两个空壳中是不能生存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创新就会走到了邪路上;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如果消解了公有制,社会主义就会走到了绝路上。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消灭私有制,求真务实就成了求假务虚,实事求是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甚至成了实事求非。离开了阶级斗争谈理想信念,求不到共产主义之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空的、搞的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对于一个党来说,是旗帜,是方向;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灵魂、是凝聚人心的思想基础;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挺直脊梁的“钙”,是人生的坐标,是动力之源。“求真务实是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我们一定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把握规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用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敢于直面矛盾,敢于较真碰硬,为做好党和国家工作深思深察、尽责尽力、善作善成。”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停滞了就没有生命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行,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是因为有了来领导,“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两个三十年相互不能否定”中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开启了第三个三十年,迎来了新时代新长征新征程。

“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在作第一个决议时毛泽东指出:“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党作第三个历史决议后 在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 在党和国家历史问题上正本清源 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 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 仍然需要党郑重、全面、权威地对党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 并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推进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 让正确党史观更深人、更广泛地树立起来 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 满怀信心地向前进。”我们党在忧患中生、忧患中长。“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多次提到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准备吃亏”时一口气列举的17条困难 强调“增强忧患意识 做到居安思危 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 反复告诫全党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在轻轻松松、敲锣打鼓中实现的 我们越发展壮大 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 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底线思维。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 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解决重大矛盾、冲破惊涛骇浪。只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求共产主义之真、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实这个根本 理想信念不动摇 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勇于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新时代所遇到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及一切困难终究是能够克服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定能向着共产主义胜利前进。

要坚持求真务实(始终坚持求真务实)(2)

二、始终坚持求人民创造历史之真,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实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从“三湾改编”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到《古田会议决议》中第一次出现“群众路线”的提法,此后的革命岁月里,和最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思想。延安整风,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使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脱离了群众。真想实行大众化,就要跟老百姓去学说话,“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一系列文章,论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是个根本态度问题 ;在《纪念白求恩》中说,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艺要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服务;在纪念抗战六周年时说:“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全过程,把密切联系群众系统化、条理化、具体化;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是工作的出发点;在《愚公移山》中提出了人民是“上帝”的观点。“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唯心论是古今中外一切剥削阶级用以麻痹劳动人民的一剂迷药。历代统治阶级都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但剥削阶级都从维护反动统治出发搞“精英政治”,鼓吹“君权神授”等唯心主义谬论,推崇英雄创造历史,视老百姓为“群氓”;遵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术,用“三纲五常”维护封建秩序,把社会稳定建立在“吃饱饭不造反”上,治国不是治吏而是治民;“爱民”就是“爱牛”,人民群众处于社会最底层,毫无地位可言。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毛泽东从提出“尊重人民是个根本态度”,到提出人民是“上帝”、确立党的宗旨,是对旧的传统观念的彻底颠覆。《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的思想在中国本土化、具体化了。

密切联系群众贵在尊重人民、重在信仰人民。人民是“上帝”,把人民放在至尊的位置上,解决了思想上尊重人民、相信人民的深层问题。尊重人民,平等待人,平易近人,说话和气,愿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心里想着群众、眼里看着群众、口里讲着群众、办事为着群众,和群众的联系就紧密;只有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高高在上摆架子,官大一级压死人,动辄训人发脾气,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自以为是,不管群众的眼色,不让人讲话,到头来无论官有多大都会跌跟头,甚至成了历史的笑柄。只有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牢记人民是“上帝”,信仰人民,才能一切言论行动都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高度自觉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自觉当人民的工具,深刻认识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见公仆不见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全面升华,战斗力才能全面提高。毛泽东在著名的“窑洞对”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办法: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团结起来,才能汇集成战无不胜的革命洪流。新中国成立前夕,柳亚子曾问毛泽东:“没想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不知主席用的什么妙计?”毛泽东说:“人民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妙计。”尼克松曾问毛泽东有什么特长,毛泽东回答“为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胜利之本。夺取政权是这样,巩固政权也是这样。现在一些人忘记了权力是人民给的,不信马列信鬼神,满脑子的唯心论,理想信念丧失、宗旨意识缺乏。在他们那里,“人民创造历史”成了“英雄创造历史”,“劳动创造财富”成了“资本创造财富”,“人民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成了“自己是人民的衣食父母”,为人民服务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一些人以权谋私、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甚至欺上瞒下,假话连篇,说一套做一套,颠倒了干群关系,破坏党与人民的联系,把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水火关系。历史和事实都证明,只有坚持唯物史观,党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发扬民主作风,依靠人民贯彻正确路线、纠正错误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需要厘清谁是人民的问题。不同时期,人民的内涵有所不同,从现实角度来说,拥护党的领导、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公民就是人民的范畴。人民的突出特征是,不管你职位高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都是人民的一员。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为人民服务包括所有个体的人。但是,当你高人一等,强调个人利益至上、闹独立性、搞特殊时,就把自己从人民中分离出来,就脱离了人民、背叛了人民,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甚至成了人民的敌人。看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暴露出的资本无序扩张妄图控制社会、绑架政权的情况,就会明白毛泽东当年担心领导权不在人民手里或被敌人篡夺,是多么有预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指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我们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守的是人民的心。”他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并以此统领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体现了一个人民领袖对人民的真挚情怀,也映照出百年大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曾对青年说:“毛主席曾跟我说,他自己读过不下一百遍《共产党宣言》,说我年轻,要求我好好研读马列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人的“圣经”,毛泽东一生不离《共产党宣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取“阶级斗争”四个字为其所用,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的阶级斗争。每当他遇到不解的问题就向《共产党宣言》请教,结合实际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三个世界划分”,时时分清敌我友,处处为人民着想,指引中国革命的航船冲破急流险滩、始终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毛泽东没有私心,生怕中国变了颜色、烈士白流了鲜血,紧紧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并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宣传普及马列主义,培养教育出了大批懂一点马列主义的后来人,让人民在长期反复总结、正反对比中认清了那些缺少公心,虽读着《共产党宣言》入了革命门,但又不相信“两个彻底决裂”的“同路人”、“两面派”和官僚主义者是如何丢掉了三大作风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毛泽东热”饱含着人民对党的三大作风的呼唤。青年牢记父亲的嘱咐,赴延安插队时在窑洞的煤油灯下学习马列原著,通读了三遍《资本论》,并结合实际作了大量笔记,真正读懂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弄通了马克思主义,站稳了人民立场,从而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更加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和信心,是真正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本质要求更加充分地得到体现。这一切都有力回击了敌对势力阻挠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和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割裂开来的图谋。新冠肺炎疫情下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的成功实践是对“人民至上”的最好注脚。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就永远不会得逞。”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求人民创造历史之真,务为人民服务之实,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就不会患得患失,就能保持一颗永远奉献、矢志奋斗的心,就会“痛并快乐着”,再苦再累也是美的、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就会以身许党许国,以身报党报国,为人民的利益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牺牲,以大奉献成就大事业,用大奉献为人民谋大幸福。

要坚持求真务实(始终坚持求真务实)(3)

三、始终坚持求修正错误之真,务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实

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是先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央文件,然后对照检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以达到改造思想和整顿三风的目的。全党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领悟了马克思主义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内外团结,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反省自己”。贯穿于整风运动全过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能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批评是指对别人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意见,自我批评是指对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进行自我揭露和剖析。正确与错误,即矛盾着的对立面,存在于一个政党的内部,也存在于一个人的头脑中。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就发生了。正是这种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保持着党的生命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推动世界观改造的有效途径。毛泽东把开展自我批评、反对和稀泥,与学习革命理论、反对自发论,一同列为马列主义最重要的方法论。在他看来,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生活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必然会受到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玷污和侵蚀。因此 要像房子经常打扫 要像脸经常洗一样,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对我们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的打扫和洗涤,就是“思想运动”。马克思主义者把幸福理解为“斗争”,把共产党的哲学定位为“斗争哲学”、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和改造人的主要方法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只有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才能始终肌体健康、朝气蓬勃,永葆青春年华。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遵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真理是客观规律在人们头脑里的正确反映,谁掌握真理并不靠地位、权力。坚持真理就要掌握唯物辩证法、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能肯定一切、否定一切;坚持真理就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绝不应盲从,必须准备随时修正错误;修正错误,就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绝不能唯我独尊或提倡奴隶主义。“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精兵简政”政策,是党外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深入开展大生产运动,则是毛泽东从雷击事件引出老百姓骂娘中闻过则改、举一反三而作出的减轻人民负担的决策。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带头写剖析材料、作自我批评 这是何等的民主作风。我们要学习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勇于承认不足和错误的精神,同时也要看到任何政党、任何组织、任何团体、任何个人,一旦跌入主观主义的泥坑,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就很难,而自我感觉良好,为标榜自己正确而掩盖错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却很容易,像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人就拒不认错。难怪一些当年参加延安整风的同志数十年之后仍深有感触地说,正是在那种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下,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真正体会到认识自己比认识别人难;组织上入党容易,思想上入党难。延安整风流传下来的“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成为至理名言。“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对帮助全党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达到了“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 的目的。“不怕共产党练兵,就怕共产党整风”的说法由此而来。

新时代党把自我革命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紧密连在一起,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分量更加厚重、意义更加深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指出:“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强调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窑洞对”“两个务必”铭记于心、反复思考,在总结百年党史特别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后,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二个答案是“自我革命”。从毛泽东到,两个答案的实现都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只有用这个锐利武器改造人,克服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实现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正如所指出的:“当前,少数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精神淡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有的检视问题能力退化,患得患失、讳疾忌医;有的批评能力弱化,明哲保身、装聋作哑;有的骄奢腐化,目中无纪甚至顶风违纪,违反党的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的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要破“心中贼”增强自我革命的意志,就要把思想改造看得像空气一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连蒋介石都知道国民党是自己把自己打倒的。但知道是一回事,做到又是另一回事。“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难就难在,刀刃向内剜腐肉,“刺刀见红”戳灵魂;灵魂深处是私心,私心重、难革命。“私是万恶之源”“淫为万恶之首”。谁不知道酒、色、财、气四大祸害;谁不知道为政之德、贪欲之害;谁不知道勤的懒的、懒的也喜欢勤的;谁不知道为公为私、为私的也喜欢为公的。但是,说着容易,做到难;懒惰容易,勤快难;享乐容易,吃苦难;教育别人容易,教育自己难。如何认识人是思想路线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看到了私有制是产生阶级的根源,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私欲会得到遏止,人美好、善良的一面会得到最大限度发挥,成为社会前进的不竭动力,所以,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毛泽东把 “破私立公”作为思想改造的纲领是对《共产党宣言》的深刻把握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克己复礼”的扬弃。要洗心革面,遏制私欲膨胀,一般的正面教育、学习反省不行,必须搞整风运动,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灵魂深处自我革命。在2016年12月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指出:“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及时改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要看到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有“生锈”“钝化”现象,普遍存在着“自我批评难,相互批评更难”。“难就难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说到底还是私心杂念作怪,缺乏党性和担当。”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谁吃亏,谁讲真话谁吃亏。“批评别人是找打,自我批评是自杀”,当老好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愿正视现实,不敢讲真话,只说好话、顺话、恭维话;真话听不到,假话满天飞,报喜得喜,报忧得忧,使讲真话越来越难。执政党听不到真话是最大的危险。“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要充分发扬民主,大力营造讲真话的氛围,把话语权交给人民群众,“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尤其是党员干部要带头讲真话,因为“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全部讲真话、讲全部的真话,才能真正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自我革命。好人主义严重影响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因此,必须增强党性原则克服好人主义,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延安整风告诉我们,党的三大作风是一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还互相促进的有机整体,求真务实贯穿其中。理论联系实际,这里的实际就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回到实践中去,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就谈不上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这里的群众是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尊重群众、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再好的理论也没有意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里的批评是积极的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只有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落到实处;求真务实贯穿于形成、发展和弘扬三大作风的全过程,没有真学真用马克思主义、没有真心诚意为人民服务、没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产生不了党的三大作风,也无法弘扬党的三大作风。党的三大作风流于形式,甚至走到反面,就会使党的建设面临深刻危机。党风与世界观是一体的。党风是世界观的外在反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党风。改造世界观,一方面,只有在理论联系实际中为人民服务,才能虚怀若谷乐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开展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正缺点和错误;另一方面,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可靠保障,只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与那些妨害革命利益的行为作坚决斗争,扫除那些因用“私”字调动积极性而产生的又懒又馋爱占便宜贪图享乐等思想,才能压力变动力,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党风与世界观伴随着党从产生到消亡的全过程。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种种表现,在延安整风80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作出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决定,出台“八项规定”,体现了求真务实,有很强的针对性。只有每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从世界观上解决问题,既在“求真”即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上下功夫,更在“务实”即用符合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来指导实践、真抓实干上用气力,尤其是真正不断“自我革命”、整党整风,努力做到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就一定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通过开展伟大斗争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冲破惊涛骇浪,“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作者:王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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