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世界史赫尔曼（赫伯特马尔库塞）
简明世界史赫尔曼（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的目标是要维持作为快乐主客体的整个身体，这就要求不断完善有机体，加强其接受性，发展其接受性。这个定义由于提倡非压抑性升华的观点而获得了更丰富的含义。弗洛伊德对爱欲的定义是：它是“使生命体进入更大的统一体，从而延长生命并使之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努力。爱欲何来
本文节选自：
《爱欲与文明》
作者：[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译者：黄勇 薛民
弗洛伊德对爱欲的定义是：
它是“使生命体进入更大的统一体，从而延长生命并使之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努力。
爱欲何来
这个定义由于提倡非压抑性升华的观点而获得了更丰富的含义。
爱欲的目标是要维持作为快乐主客体的整个身体，这就要求不断完善有机体，加强其接受性，发展其接受性。
这个目标还产生了爱欲自身的实现计划：消除苦役，改造环境，征服疾病和衰老，建立安逸的生活。
所有这些活动都直接源于快乐原则，同时，它们也是把二体联合成“更大统一体”的努力。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文化中，爱情可以而且必须作为“目标受抑的性欲”来实践，并遵循由一夫一妻制的父权制社会对此施加的所有禁忌和压制。
一旦超出了这种合法的表现，爱情就是破坏性的，根本无助于生产性和建设性工作。
严格意义上的爱情已经被剥夺了，因为“现今文明生活中不允许两人之间有绝对的、自然的爱情。”
由于生存斗争成了一种合作努力，以求争取个体需要的自由发展和自由满足，所以压抑性理性让位于一种新的满足的合理性，在这里，理性和幸福汇聚了。
这种合理性建立了它自己的劳动分工、先后次序和等级制度。
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理性权威，这些权威以知识和必然性为基、以保护和保存着生命为目标。
如果压抑变得极其有效，以致在被压抑者看来，它具有了（虚假的）自由的形式，那么消除这样的自由就很容易表现为一种极权主义行为。
这再次出现了古老的冲突：
人的自由不仅是个人私事。
但如果自由不也是一件私事的话，它就什么也不是了。
一旦私有性不再被看做脱离甚至对抗公共生存的东西，那么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也许就可以得到一种“公意”的调和，这种公意形成于以个体需要为目标的机构中。
弗洛姆曾写道：
真正的爱情植根于生产性，因此可以确切地被称为“生产性爱情”。
不管它是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我们对人类的爱，还是两个个体之间的性爱，其本质都是一样的。
这些生产性爱情具有某些独特的基本要素，即关心、责任、尊重和明智。
人类生存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力比多的基本欲望和需要，由于它们有高度的可塑性和顺从性，人们便塑造和利用它们来“巩固”现存社会。
因此，在弗洛姆所谓“进取的父权中心的”社会里（在这里，这种社会是根据操作原则的统治而规定的），力比多的冲动及其满足（和转移）同统治的利益是协调一致的，因而它们成了使大多数人受少数统治者统治的稳定力量。
焦虑、爱情、信心，甚至要求自由和与所属团体保持一致的愿望，都开始服务于具有经济结构的统治和服从关系。
爱欲与人格
人这个个体，把各种遗传的和后天获得的品质统一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格，而且这种完整的人格是在纷乱杂陈、变化不定的条件下把自身与世界（人和物）相联系发展起来的。
但这种人格及其发现，一直到最深层的本能结构，都是被预先决定的，是文明积淀的产物，它意味着个体“成长”的差异性和自主性乃是次要的现象。
个体性到底有多大作用，取决于在文明的既定阶段流行的压抑性控制的范围、形式和效果。
所谓人格的自主性就是指它创造性的“独特性”及其生存的完整性，但这从来就是极少数人的特权。
在现阶段，人格取向于一种标准化的反抗模式，这是由等级制的权力和功能及其技术、思想和文化设施来确立的。
人格并没有消失，而在继续成长，甚至还得到培育和教育，但其方式已经不同，这种方式使人格的各种表现能完全适应并维持社会所要求的行为和思维模式。
因此，这些表现必将抹杀个体性。
这个过程在后期工业文明的“大众文化”中得到了完成，它使人际关系这个概念只能有效地表示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人类所处的一切关系不是与其他人的关系，就是这些关系的抽象。
如果这个概念想超出这个自明之理，企图隐含更多的东西，即表示两个或更多的人规定了某个“由个体构成的完整状况”，那就未免荒谬了。
因为个体的状况乃是普遍命运的派生物和现象，而且，正如弗洛伊德表明的，正是这种普遍命运包含了个体命运的线索。
爱欲与人格
今天的神学和哲学都争着庆贺死亡成为一种生存范畴：在把一个生物学事实转变为一种本体论本质时，它们对人类在它们帮助下所犯的罪恶大家祝福，就是说它们背叛了乌托邦的承诺。
相反，一种不是作为压抑的婢女的哲学对死亡这个事实所做出的反应是伟大的拒绝，即拒绝俄耳浦斯这个解放者。
死亡可以成为自由的一个标志。
死亡的必然性并不排斥最终解放的可能性。
死亡同其他必然性一样，也可以变得很合理，即变得无痛苦。
人可以无忧无虑地死去，只要他们知道，他们所爱的东西没有遭受痛苦和被人忘却。
在生命实现后，他们可以在一个自己选择的时刻自取灭亡。
但即使最终出现了自由，那些痛苦地死去的人也不可能再生了。
正是对这些人的回忆和人类对其牺牲者长期所怀的负罪感，使一种无压抑文明的前景黯淡下来了。
抛弃死亡本能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有利结果。
洛伊德对死亡本能及其与文明攻击中的作用的假设说明了一个被忽略了的文明之谜。
它揭示了连接着被压迫者与压迫者、士兵与将军、个体与主人的隐蔽的无意识纽带。标志着文明在通知框架内的进步的大规模破坏，尽快有可能被消除，可还是由于作为工具和牺牲品的人对他们的刽子手持本能的容忍态度而维持下去。
死亡本能的力量并不必然“瓦解”想获得一个“更好的未来”的努力。
相反，瓦解这些努力的，是文明强加给生命本能的系统压制，是由此导致的生命本能对攻击的束手无策。
要实现一个“更好的未来”，就不仅要消除“市场”的不良特征，消除竞争的“冷酷无情”等等，还要根本改变本能结构和文化结构。
本文为北大公共传播转载
版权归作者所有
编辑 | 付砾乐
图源丨网络
欢迎合作 | 投稿
pcsdpku@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