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干精神的论述（更要有精耕细作的精神）
实干精神的论述（更要有精耕细作的精神）把视线拉回到儿童文学创作，改革开放40年所带来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如评论家吴其南在“改革开放40年儿童文学创作高峰论坛”上所言，4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总体上和中国整体的文学变革保持了一致步调。从极左的思潮解放出来以后，儿童文学创作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无论如何，正如白冰援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示，2015年，中国大约有2.3亿0-16岁的少年儿童，这是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体，也意味着一个庞大的童书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中国通过不断增进版权贸易的合作和交流，强化版权引进和输出工作，将让中国孩子能与世界同步阅读，同时也让世界各国的孩子感受中国童书的精彩。从童书出版和版权贸易合作变化上看，白冰表示，如果说以前版权合作的国家多数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现在中国的童书出版机构与北欧如瑞典、丹麦、挪威，东北亚如俄罗斯、白俄罗斯，南美如巴西、阿根廷，伊斯兰国家如土耳其、埃及等的合作也开始逐渐增多。而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重要成就，日前在上海世博展览馆落下帷幕的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CCBF），才得以自然而然打出“与世界和未来在一起”的主题。
隐含在主题背后，则是实打实的展会数据和富有成效的展会成果。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表示，作为目前亚太地区专注于0-16岁儿童图书出版及儿童内容的专业展会，本届童书展吸引了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367家展商，其中海外展商194家，同比增长超过100%，国家及地区展团11个，展览总面积达到2万余平方米，共有来自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0多位专业观众参与童书展。
这些数据足以证明，上海国际童书展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专业展会。本届童书展首度联手始创于1964年，被公认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童书展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由此搭建更具广泛性和包容性的国内外版权交流平台，也表明它已经“与未来在一起”，并将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改革开放给中国童书出版带来了产业化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在“中国童书出版40年：发展、变革、创新及展望——改革开放40周年与童书出版主题论坛”上提供的一组数据，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40年来童书出版领域发生的今昔巨变。
从童书出版和版权贸易合作变化上看，白冰表示，如果说以前版权合作的国家多数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现在中国的童书出版机构与北欧如瑞典、丹麦、挪威，东北亚如俄罗斯、白俄罗斯，南美如巴西、阿根廷，伊斯兰国家如土耳其、埃及等的合作也开始逐渐增多。而且现在的合作，也已经从单纯的纸介图书版权合作，转向全媒体、全版权的合作，或者多版权的合作。从图书版权发展到数字版权、品牌授权及周边衍生产品授权的全方位的合作。IP运营理念已经渗透到版权运营领域。
童书版权合作模式也有了新的进展。白冰分析，总体上看，这些年版权合作已由成书以后的版权贸易，转为在立项初始阶段就联合策划、共同创意、联袂开发的版权合作方式，再到海外建立国际编辑部，或组稿中心，国内外同步出版已经成为新趋势。“还有一个方法是设立合资公司，由简单的版权贸易合作，转向为与国外出版机构深度合作，开发图书市场，分享出版资源。同时，由政府牵头领导，由文化机构、文化企业具体落实的两国之间的互译合作项目，如‘中俄经典及现当代文学互译出版项目’等，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国内外合作设奖，推动原创作品走出去，优秀作品引进来。比如，接力出版社携手俄罗斯莫斯科州立综合图书馆合办“比安基国际文学奖”，共同促进中俄两国自然文学创作出版的发展和提升。”
在白冰看来，看到这些新趋势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机遇的同时，也有必要看到其中存在的影响到图书出版产业正常发展的问题。由于国内从事童书出版竞争越来越激烈，引进版权成本不断增加，势必影响中外图书出版贸易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引进版权过程当中，要避免不做调研，不加评判，只凭畅销书排行榜盲目引进的现象，尤其要避免跑马圈地、投入巨资引进版权但是卖不出去的现象，还要避免在授权竞价过程中不做任何风险评估盲目加价。”白冰进一步表示，引进童书速度过快、数量过多也导致翻译人才特别是小语种翻译人才短缺和译稿质量下降。
无论如何，正如白冰援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示，2015年，中国大约有2.3亿0-16岁的少年儿童，这是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体，也意味着一个庞大的童书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中国通过不断增进版权贸易的合作和交流，强化版权引进和输出工作，将让中国孩子能与世界同步阅读，同时也让世界各国的孩子感受中国童书的精彩。
只有坚持边界，儿童文学才能走得很远把视线拉回到儿童文学创作，改革开放40年所带来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如评论家吴其南在“改革开放40年儿童文学创作高峰论坛”上所言，4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总体上和中国整体的文学变革保持了一致步调。从极左的思潮解放出来以后，儿童文学创作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当然，这期间儿童文学作家们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认识过程。以作家曹文轩的观察，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美学视域的扩大，一些儿童文学作家笔下的文字越来越不像儿童文学，而是趋向于成人化写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被看成标准儿童文学的写作软弱了，沉浸于成长文学创作的作家，开始成为标准儿童文学的生力军，甚至进入童画书领域，成为主要力量。
在曹文轩看来，直到进入90年代，儿童文学作家们才从思考民族的立场逐渐转向对人类的高度思考。让儿童文学回到儿童的观念，以及儿童本位思想开始被许多作家接受，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也变得多元化。
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界定变得比较困难。出版人王黎君表示，进入新世纪以来，源于商业利益的驱动和儿童读者的选择，通俗儿童文学发展迅猛，童书界盛行轻松幽默的校园小说，这类作品过分看重作品表面上的幽默效果，导致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而相关网站的建立，也促成网络儿童文学兴盛。以王黎君的观察，这些网站的开设，培养出一批在网上赢得点击率，从而慢慢集聚人气，并从线上走到线下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家。网络开放的语境也促成了儿童文学大众化的倾向，以及快餐式网上学习需求，在娱乐化元素增强的同时，也体现出更多互动性。“网络儿童文学不仅仅带来创作原则和出版制度的改变，还带来传播媒介和阅读方式的变革，很多读者会参与到网络写作过程当中，提供一些重编的思路，直接参与到文本的建构当中。2007年之后出现的微童话的写作，140个字篇幅的限制，也对儿童文学生态产生一定的影响。总而言之，进入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出现了多元共生的形态。”
也因为此，在“让阳光照亮童年——‘接力杯双奖’金奖作品发布会”上，曹文轩重申，有必要为儿童文学设立边界，只有坚持边界，儿童文学才能走得很远。比如艺术儿童文学与大众儿童文学之间就有边界。
“从前的儿童文学形态比较稳定和单一。但在并不长的时间里，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反复席卷，儿童文学出现很多新的形态，所谓大众儿童文学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一范畴的提出，使得艺术儿童文学与大众儿童文学之间，减少了观念上的冲突和摩擦。当然两者各有所长，前者更注重作品意韵，强调的是历史效应。后者更注重横向的吸收，强调的是即时效应。但这样的作品缺少纵向深入，会让作家的创作只能原地踏步，甚至永远处在洼地。当然，最理想的儿童文学应该是艺术的，又是大众的。”
在曹文轩看来，也有必要强调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其中之一就在于，儿童文学不以写世道为中心，而是以写人心为中心。另外，儿童文学也会和成人文学一样涉及到人性，但儿童文学更适合把它的重点放在对人情的书写上。而在关乎想象力和记忆力的问题上，曹文轩认为，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无疑是记忆力。前些年，在加强想象力的召唤下，我们拼命地去想象，所谓的幻想作品就成为儿童文学里铺天盖地的一种门类。当下提倡要加强现实主义。而所谓的记忆力就是对现实生活的记忆，因为生活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所以，当我们都在说要有丰富想象力的时候，儿童文学作家需要往回走一下，回到对于现实生活的描写，对于日常经验的记忆上来。”
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金奖得主王璐琪的创作，即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曹文轩的观点。她的获奖小说《给我一个太阳》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县城里，而她本人也出生在安徽北部的一个县级市里。在小说里，王璐琪就凭着记忆，把小时候生活过的环境及人文地理，以及她读书的学校附近的环境记录了下来。“实际上，是我小时候非常宝贵的记忆，赋予了这部小说一些令人可信的细节。”
而凭《米斗的大计划》获得首届“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金奖的作者郑春华也表示，作为一个成年人，虽然在年龄上离孩子越来越远，但在心理上必须是离孩子越来越近。“我觉得一个成人只有找回自己的童年，他才有可能进入到当今的童年世界里去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才不至于在自己的作品中跟孩子的情感世界，跟他们的思维有太大的错位。想明白这一点后，我才开始写这个故事，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自我。这样的写作探索，也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找回了自己的童年。”
事实上，只有放到四十年、一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段上，才能对一部作品的价值，做出更为客观和理性的判断。这对于儿童文学出版和创作也不例外。
作家梅子涵感慨道，他从1973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可以说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如果说，一部作品刚发表的时候是一个婴儿，它过了10年，长成了儿童和少年，仍然被别人捧起来欣赏，那这部作品已经有了意义。要过了20年，当它成长为一个青年人，人们还愿意读它，这部作品已经很不错了。等到了40年，当它已经成为一个中年人，我们还好意思把它拿出来读，或者说还有很多人在阅读，这个作品已经接近了经典。让我们回想一下，经过这40年，还有多少部这样的作品？”
这一质问隐含了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期待，而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后，我们也理当对儿童文学创作提出更高要求。评论家李学斌表示，当下儿童文学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有待实现更高层面的突破。在他看来，当下最欠缺精耕细作的精神。“很多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都涉及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等题材，但很少有作家在一个点上扎根下去，把这个层面挖掘到很深的地步。而真正好的创作一定要有聚焦点，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很多作家喜欢蹭热点、抢热点。总体上说，未必有利于作家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同时，一个作家什么都想写，也不利于形成自己的文体意识。”
而这归根结底在于，作家们没能沉下心来写作，他们更倾向于更快写出作品，并让自己的作品在短时间里吸引读者眼球。作家沈石溪以动物小说写作为例表示，有些作家为了情节抓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放大人或动物身上的兽性，渲染血腥气和暴力色彩。“有必要提醒的是，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是传播正能量的文学。所以对任何兽性的描写，都只能是必要的陪衬和对照，而表现人性才是第一位。另一方面，在描写人与动物关系时，中国儿童文学们往往以动物的保护神自居，讽刺人类，挖苦人类。这类作品读了，总让人觉得缺乏宁静美，缺少大家风范。我更敬佩这样的动物小说：关爱动物，也关爱人类，无论对人，对动物都投以温柔眼光，都能采取理解包容的态度。”
以作家殷健灵的理解，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原则上并不存在所谓主题的禁区，儿童文学同样需要给孩子展现复杂世界的真相。但和成人作家有所不同的是，儿童文学作家不能仅仅停留于表达自我，更要考虑给读者带来什么，他们需要采用儿童能够接受的表现方式和表述方式，即便是揭露现实中存在的邪恶，也要融会贯通，让读者不受创伤。儿童文学作家也得有一支轻盈的笔来写出沉重的现实。
诚如她所说，这非常考验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功夫。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童书展现场发布的《拆信猫时间》系列为例，作者徐玲在这部书里讲述了一只能够把信的内容变得神奇而美好的拆信猫在休养院为客人们拆信，并带给大家爱、温暖、快乐和希望的动人故事。徐玲坦言，拆信猫的素材来自当代孩子们的真实生活。她希望通过拆信猫，表现出每个人心底都住着善良与爱。该社社长孙柱也表示，出版这一系列童话，是希望通过清澈的文字、安静的叙述、引人入胜的情节、生动有趣的故事，带给读者温暖与感动，进而让当下的小读者了解书信的力量与意义。
这样的冲动里，或许包含了对故乡的重新定义。以本报执行主编、作家陆梅的观察，这些年来城市化进程加速，乡村在逐渐消失和变化。当现实当中的乡村变得面目全非，作家们就想在纸上呈现一个心灵的故乡。“这个故乡的概念，已不单单指的是某一个地方，同时也是人文的故乡、文学的故乡。优秀的文学具有故乡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接力出版社推出的“彩虹鸟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书系”，也是构筑文学故乡的一种尝试。在这一套以苗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为背景创作的儿童小说里，作家王勇英创作的《花石木鸟》和左泓创作的《五色树》以及《萤火虫河谷》，以各自的方式展现出我国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以及具有独特民族气息的成长故事。
作家们用文字留住故乡的努力无疑值得赞赏。需要警惕的是，如有评论所说，要是陷入封闭的话语空间里，作家们对儿童心态的把握，就会显现出时代的落差，为怀旧的、成人视角的童年回忆拘囿，生产出不少雷同的童年往事。同时，写好风俗民情的同时，也要写好世俗人情。切忌抽离了具体的风景差异，书中情节、人物对话、精神内核就面临单薄、失真以及同质化现象，由此塑造出的概念化角色和“伪童真”，大大削弱了儿童文学的艺术魅力。
以此观之，好的儿童文学诚如梅子涵所说，从现实主义出发，还得有一个浪漫主义的到达。“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该现实主义的地方现实不起来，该浪漫主义的地方浪漫不起来。而以轻盈去表现沉重就更考验儿童文学作家们的写作功力了。应该说，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还有待深入探讨怎样把两者结合起来的话题。要能把两者融会贯通，相信中国儿童文学会有更好的未来。”（文学报 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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