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难道不是骗人的吗（司马迁你们对我）
司马迁难道不是骗人的吗（司马迁你们对我）当然不是。司马迁说他之所以选择受辱而不自杀，是因为他向来就确立了一个观念：“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司马迁虽然算不上大臣，好歹也算个“中臣”，怎么会去接受这种极端侮辱人格、辱没先人的宫刑呢？按理说，他应该在下狱之前自杀，免遭奇耻大辱才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即使懦弱无能，苟且偷生，但也算是懂得取舍之道，怎么会进监狱受侮辱呢？”就算是那些奴仆婢女都能自杀，难道司马迁连他们都不如？我们知道，司马迁因为替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惹恼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也就是与宦官为伍了。这种事搁谁身上都受不了。因此受刑之后司马迁虽然升官了，但难免也得了抑郁症不巧老友任安要被汉武帝处死，就在狱中给他写信求救。司马迁太了解汉武帝了，知道自己去求情一点用都没有。但你不能让老友觉得是因为自己见死不救而死不瞑目啊，于是他就给任安写了一封长信解释道：兄弟，我比你更惨啊！这封信
人们经常这样说：张三同志舍身救人，他的死真是重于泰山；隔壁老王坑蒙拐骗无恶不作，昨晚喝水的时候突然被呛死了，他的死真是轻于鸿毛。
这么说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伟大领袖教导过我们：“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不过，我想悄悄地告诉你：司马迁所说的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跟我们现在对这句话的理解恰好完全相反。
不信？咱们用事实说话，先来看看司马迁这句名言的出处《报任安书》，再看看《史记》相关内容。
我们知道，司马迁因为替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惹恼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也就是与宦官为伍了。这种事搁谁身上都受不了。因此受刑之后司马迁虽然升官了，但难免也得了抑郁症
不巧老友任安要被汉武帝处死，就在狱中给他写信求救。司马迁太了解汉武帝了，知道自己去求情一点用都没有。但你不能让老友觉得是因为自己见死不救而死不瞑目啊，于是他就给任安写了一封长信解释道：兄弟，我比你更惨啊！
这封信就是大名鼎鼎的《报任安书》。信中他用大量篇幅专门解释为什么自己遭受牢狱之灾和宫刑的惨辱却不自杀。因为汉代有个不成文规定，大臣如果被皇帝严厉责备或者获罪进监狱，为了维护气节尊严、不受狱吏侮辱，一般会在下狱前自杀，比如张汤、萧望之、杨震等等。
司马迁虽然算不上大臣，好歹也算个“中臣”，怎么会去接受这种极端侮辱人格、辱没先人的宫刑呢？按理说，他应该在下狱之前自杀，免遭奇耻大辱才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即使懦弱无能，苟且偷生，但也算是懂得取舍之道，怎么会进监狱受侮辱呢？”就算是那些奴仆婢女都能自杀，难道司马迁连他们都不如？
当然不是。司马迁说他之所以选择受辱而不自杀，是因为他向来就确立了一个观念：“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
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人总是免不了一死，但要怎么对待死亡呢？在不同的情况下，要采取不同的态度：有时要把死当作像泰山一样神圣庄重的事情来对待，不能轻易就死，必须妥善保全性命；有时要把死当作鸿毛一样简单轻易的事情，可以毫不犹豫地去死，丝毫不必吝惜或有所顾忌。
显然，司马迁选择了前者，把死看得比泰山还要重大，不能轻易为之，因为《史记》这部鸿篇巨著尚未完成，如果他中途自杀，必定前功尽弃。他忍一时之辱，而重万世之名：“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就是怕自己死了作品不能流传。
他又举了许多历史名人受困受辱却又永垂不朽的例子来自勉：文王被关起来才有了《周易》，屈原被放逐才有了《离骚》，孙膑被削掉膝盖骨踢不了足球才有了《孙膑兵法》，韩非也是被关起来才有了《说难》《孤愤》。看来要有伟大作品传世，貌似都得受点刑罚或被关押。以司马迁当时的处境和心情，他最能体会这些先贤的苦心孤诣，并与他们心灵感应。他自己也说，只要能完成《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就算是死一万次都无怨无悔。
然而，这种想法只“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何为智者？忍辱负重以完成伟业之人也；何为俗人？就是嘲笑他甘于受辱而不自杀的那些人。
可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就司马迁的本意来说，恰恰与现代的解释相反。司马迁并不是讲死亡的意义或价值，而是讲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如果认为不值得去死，死就重于泰山，那就必须忍辱负重；如果认为值得去死，死就轻于鸿毛，那就可以英勇献身。用司马迁的话说，前者是“重其死”，后者是“不重其死”。
我们可以用司马迁的作品来检验这句名言的原意。《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述了他们对待死亡的两种不同态度，正好与司马迁提倡的生死观相对应。
季布原为项羽部下，为人豪气冲天，素有“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之美誉，成语“一诺千金”就出自这里。他勇冠三军，在楚汉之争中多次逼得刘邦惨不忍睹。项羽败亡后，刘邦一想到季布就生气，于是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季布听从朋友的建议，剃掉头发，用铁圈圈脖子（髡钳），卖身为奴，躲躲风头，后来刘邦赦免了他。
季布这么作践自己，司马迁有没有说风凉话呢？没有！司马迁很欣赏这种做法，为他辩护说：想当初季布勇冠楚军，真是壮士啊！但是当刘邦要杀他时，他宁可受刑罚当奴仆也不愿意死，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多龌龊啊！但他一定是觉得自己的才能还没得到发挥，因此受辱也不觉得羞愧，真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他果然最终成了汉代名将。
对于季布“摧刚为柔”之举，司马迁认为“贤者诚重其死”。显然，他把季布定性为“贤者”。而“贤者诚重其死”一句，明代的茅坤一眼就看出这是“太史公极苦心处，都是描写自己胸臆。”司马迁借季布的事来说自己的心里话。
栾布跟季布比起来名气要小很多。他跟彭越是贫贱之交，老铁，而且富贵勿相忘的彭越还救过他的命。后来刘邦以谋反罪杀了彭越，枭首示众，还下令说：“谁敢收葬彭越的尸首，就抓起来！”
这时栾布刚出使回来，才知道彭越死了，就在彭越的头颅下汇报工作，一边祭拜一边痛哭。执法人员把他抓起来报给刘邦，刘邦很生气，觉得他不把圣旨当回事，命人架起大锅准备把他煮了。熊熊燃烧的烈火，滚烫的开水，连死猪都被吓得跑起来了。栾布居然无所畏惧，他走向大锅，义责刘邦，为彭越仗义执言。刘邦一听觉得有道理，不但把他放了，还给他官当。刘邦啊刘邦，你老是吓得人家小心肝扑通扑通的。
对于栾布不怕煮大火锅的壮举，司马迁又是赞叹有加：“栾布哭彭越，把被开水煮当作洗温泉一样，视死如归，他真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不看重自己的死。就算是古代的烈士，也无法超过他！”
季布视死重如泰山，隐忍待时；栾布视死轻如鸿毛，慷慨赴难。这两种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都得到了司马迁的高度赞赏，认为都是“知死”，都是善于“处死”（对待死亡），可谓各得其所，因此《史记》将二人合为一传。不是因为两人名字都叫布就合在一起啦。
清朝一代帝师朱轼借此评论东汉末年名臣王允（不错，就是那个除掉董卓的司徒王允）：“太史公赞季布曰：‘贤者诚重其死。’至栾布则曰：‘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同一篇传记态度却前后不同，为什么呢？自古皆有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在得其所而已。当年王允得罪宦官被诬陷谋害、关进监狱时，那些君子们都劝王允服毒自杀，但他宁可进监狱受辱也要留住性命。后来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带兵攻打长安，气焰嚣张得很，即使像吕布那样的猛男也都选择跑路了，只有王允毅然以死殉国。他之前不自杀爱惜生命，好像是贪生怕死，后面却临难不苟免，真是死得其所。贤者真是不可测啊，原来他之前委曲求全，是要等后面做完大事才肯死。”
宋代僧人宗晓所编的《四明尊者教行录》也有对司马迁名言的正解：“人之死，有重过泰山，有轻如鸿毛，就看符不符合道义了。比干勇于进谏而被纣王挖心，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死，纪信长得像刘邦，在荥阳之围中为了救刘邦而扮成刘邦向项羽诈降，最后不肯投降而被项羽烧死，这三人都是基于爱国救主，因此轻死如鸿毛；管仲辅佐公子纠争夺王位失败了，被齐桓公抓到监狱里，孔门高足曾参遇到越寇来袭自己先逃跑，张良刺杀秦始皇没有成功，在被通缉后到处藏匿，这三人都抱着远大志向和深沉智慧，因此重死如泰山。”
元代名臣张养浩所写的《风宪忠告》一书，对司马迁这句名言也有非常精辟而且符合原意的理解：“人之有死，好像白天和黑夜，夏天和冬天一样，是自然规律，不足为怪。不过做子女的尽孝而死，做臣下的尽忠而死，那就死得伟大，肉体虽然没了，名字却不会埋没。太史公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非其义则不死，所谓重于泰山者；如其义则一切无所顾，所谓轻于鸿毛也。”
可见毛泽东的解释并非司马迁原意。那是毛泽东错了吗？也不尽然。很多名言警句在流传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与原义不同的引申义，司马迁这句名言也不例外。
为什么在不同情势下对待死亡要采取不同态度？显然是因为死亡对个人而言有值不值当的问题。所谓值不值当，也就是从其价值、意义而言，于是从人自身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便引申出死亡本身对于人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和价值。明清之后，引申义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到了民国，人们几乎只记得引申义，而忘了司马迁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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