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清官下葬的墓(死后裹草席下葬)
明朝清官下葬的墓(死后裹草席下葬)王士琦画像万历皇帝在位期间发生了“三大征”,一是征西北,二是征西南,三是征朝鲜。当时的日本正值战国时代,丰臣秀吉打着借道的主意向李氏朝鲜发兵,结果惨败。当时明军大量赶赴战场,队伍中有一个叫王士琦的人,他刚刚升职为山东参政衔监军。
清官的墓葬里挖出大量黄金,实在让人疑惑不解。如果真是两袖清风,为什么墓葬会如此豪华呢?如果他生前贪墨银钱,又怎么获得“清官”之名的呢?这个谜团还得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说起,当时,浙江临海市出土了一座明代万历年间的官员墓葬。
王士琦画像
万历皇帝在位期间发生了“三大征”,一是征西北,二是征西南,三是征朝鲜。当时的日本正值战国时代,丰臣秀吉打着借道的主意向李氏朝鲜发兵,结果惨败。当时明军大量赶赴战场,队伍中有一个叫王士琦的人,他刚刚升职为山东参政衔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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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琦是明朝名将,万历十一年(1583年)考中进士,之后担任过兵部郎中,先后被派到福州、重庆、四川、山东、河南、山西等地任职,在沿海地带时,王士琦全力抗倭取得了胜利,被朝廷嘉奖。王士琦的抗敌工作一直做得很不错,这“第三大征”他也扭转了战局。
王士琦像
不过王士琦的事迹在《明史》里笔墨不多,关于他的事都被写进了跟他一起去的刘綎那部分里:“监军参政王士琦怒,缚其中军,綎惧,力战破之。”王士琦在这支军马入朝之后稳定了大明军心,扭转了败局,战后他继续受到重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死在了山西任上。
按照古人的传统,落叶应该归根,所以王士琦死后被葬在了家乡浙江台州府的临海。临海的人都知道王士琦的名字,并且以此人为荣,因为王士琦生前为大明立下无数功劳,且他一生清正,声誉很好,死后因为没什么钱而裹着草席下葬,父老称赞,他的故事在当地非常知名。
但300多年后,当地的社员无意间发现了古墓,挖出了大量黄金后惊动文物部门,文物小组前来查看,村民们便在号召下将自己拿走的金器交了出来,只见那些金器各式各样,制作工艺非常精美:有铊尾形金带板、长方形金带板、金戒指、嵌宝石的金首饰、金凤簪、玉叟金鹿梅鹤......
考古专家立刻根据村民的指点,来到古墓进行保护性挖掘,古墓的基石已经崩落,必须马上将那些文物抢救出来。随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更多的金器出土了,除了村民们捡到的那些,还有金扒耳、金丝冠等等,共有107件随葬的器物,22件金器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大家议论纷纷:“这王士琦不是个清官嘛,怎么墓里这么多金子?”根据在场专家考证,这些金器的工艺都达到了御用水平,粗略估计在今天的价值不下10个亿,属于绝世珍宝。面对众人的疑问,专家现场分析加查阅资料后也给出了解答:
王士琦下葬时确实两袖清风几乎身无分文,可他去世几年后,有人向万历皇帝奏报了他的下葬情景,万历皇帝听说王士琦身后事如此寒酸,觉得不妥,便下旨赐了大量的陪葬金器,翻新墓葬,还在墓前修起了石亭,以示对功臣的抚慰。所以这一切都是万历皇帝所为,跟王士琦没有半点关系,别人往他墓里塞金子,他是万万没想到的。
★拓展
风光旖旎的西湖孤山,坐落着闻名海内的浙江省博物馆,在奇珍异宝竞相争艳的工艺馆里,陈列着我们临海乡贤,官至明代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宣府王士琦墓出土的金器文物22件。金光灿灿的金器,深深吸引着观众。这组金器,制作精细,构思巧妙,令人叹为观止,代表了古代中国高超的金器细工技艺。不仅如此,这些金器还被定为中国文物品的最高等级——一级文物,
新修1989年版《临海县志》记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王士琦“奉调巡抚江南,未行,以积劳疾深,卒于山西”。关于“奉调巡抚江南”这条材料,来自《章安王氏宗谱·王士琦传》。《明神宗实录》和《明史》本传均载有被劾拟调的内容,但“奉调巡抚江南”的内容却未见记载。《明神宗实录》所记“复以拾遗调南京”之“拾遗”,是士琦被弹劾后的贬官之职。《明神宗实录》卷五五六所载士琦“上疏乞归,从之”和“原任大同巡抚王士琦卒”的史事,是可信的。如确有“奉调巡抚江南”之事,《明神宗实录》不可能不载,因为这是条重要的任命。况且士琦的讣闻至京,《明神宗实录》断无只载“原任大同巡抚”而不载“江南巡抚”之理,即使奉调“未行”。新修《临海县志》所记士琦“奉调江南巡抚”这条史料仅仅依据旧志和王氏宗谱,而未考《明实录》和《明史》,疑有失误。
《民国临海县志》士琦本传中有“旅榇”之词,看来他不是卒于临海,而是极有可能卒于“山西”。士琦从万历四十五年(1617)四月“上疏乞归”,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卒,这中间有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士琦未归临海,而旅居在外,其原因可能与旧志所载“行边值大雪,为风湿所中”有关。士琦步履艰难,不便归故里,只好旅居养病。结果,沉疴不起,一命呜乎。
王士琦在四川平乱、朝鲜平倭、辅佐涂宗浚封顺义王中都立有大功。后来士琦久镇云中,严守北疆,在任期间,边疆平静,威信素著,洪若皋《康熙临海县志》云:“殁之日,帑无长物,旅榇萧然,祀乡贤祠。”洪若皋所撰县志是在清康熙年间纂修的,康熙年间与明万历、天启年间时间较近,洪志所载,较为可信。据《明史》卷九十七记载,王士琦著有《封贡纪略》、《三云筹俎考》,《三云筹俎考》“一曰安攘,二曰封贡,三曰军实,四曰险要”,详载其守边经验。
据临海旧志记载,士琦有子二人,长子立程出嗣士崧,次子立准在崇祯六年(1633)由选贡官平和知县,官至连州知州。而据《章安王氏宗谱》记载,士琦娶“大仆寺卿澄庵邓公栋女”,“封淑人”,有子三人,即长子立鼎,次子立程,三子立准。立程出继士崧,而立鼎是太学生,有子宜谷,临海方志却失载,未知何故。
府城南门内侧尚存“十伞巷”、“三抚基”两处古巷,南至城墙,北至税务街,明代这一带为王家巡抚府第。因王宗沐父子居官清要,府城百姓曾赠送‘万民伞’十顶,“十伞巷”以此得名。又,王宗沐与长子士崧、次子士琦、三子士昌都荣登进士,而宗沐、士琦、士昌又都曾任都御史兼巡抚,宗沐巡抚凤阳,士琦巡抚大同和宣府,士昌巡抚福建,故“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之说,台州府城几百年来流传不衰。清代,昔日显赫的巡抚府第已成寻常百姓家,仅留“三抚基”巷名供后人凭吊,感叹世事的无奈和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