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怎么写下故事的（伊沙写李白讲述）
李白是怎么写下故事的（伊沙写李白讲述）诗小说的主题，选择了李白，而且是由当代创造力最为旺盛、诗风最为狂放的诗人伊沙来执笔，这似乎是冥冥中的又一重诗意。《李白》 伊沙 著另一方面，诗人的形象在小说、影视中的出现难免怪诞，进而产生出与写实性背道而驰的夸张感。那么，诗人中那些身处伟大行列的作者，又该怎么进入现代的小说乃至叙事文艺呢？作为有唐以来汉语诗歌最为灿烂的巨星——李白，虽有话剧和影视形象问世，但其生平无疑还是最为吸引和诱惑着当今的小说作者。仅以近年为例，即出现了大陆诗人伊沙的长篇小说《李白》、台湾作家张大春的多卷本《大唐李白》。与此同时，美籍华裔作家、诗人哈金的《通天之路：李白传》也已问世，三书齐现，堪称盛况。其中，《通天之路：李白传》体裁上走的是作家传记的路子；《大唐李白》则以现代白话小说的叙事笔法，以李白的生平为线，显现出在小说中抒写大唐王朝鼎盛时期的雄心；而《李白》一书，则秉持着诗人诗心，开始重启当代诗小说的漫漫征程。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徐江
“伟大的失败者的故事”
当代小说，除了三四十年前学者和选家们兴起的“流派热”，作家立足于体裁本体建设所进行的努力，外界重视得较为有限。以“诗小说”为例，许多时候，即便是专业人士也不大分得清“诗意小说”和“诗小说”二者的分别，更遑论手机阅读时代的一般读者。
“诗意小说”相对简单：抒情成色较重，或以情感驱动、串联人物和情节发展的，皆可归入此列。而“诗小说”的重要标识，则不完全在抒情性，还在于其对精神层面塑形的努力程度，以及一定程度上对情节铺陈的弱化（并非不重视），乃至伴随着创作年代在叙事中所渗入的现代、后现代处理方式。我们目前所能读到的最早的诗小说，出自鲁迅《呐喊》中的《伤逝》（1925），以及其后《故事新编》中所收录的《铸剑》（1927）、《奔月》（1927）、《起死》（1934）等篇。有意思的是，诗小说的重要文本里，出自诗人之手的并不多。当代诗歌作者中，兼及小说写作的人其实并不算少，但其中绝大多数作者所写出的文本，更多还是表现出诗人们迈向专业小说家的努力，且成果不错。就文本的写法和类型而言，反抒情和常规小说叙事，占了绝大多数。
另一方面，诗人的形象在小说、影视中的出现难免怪诞，进而产生出与写实性背道而驰的夸张感。
那么，诗人中那些身处伟大行列的作者，又该怎么进入现代的小说乃至叙事文艺呢？
作为有唐以来汉语诗歌最为灿烂的巨星——李白，虽有话剧和影视形象问世，但其生平无疑还是最为吸引和诱惑着当今的小说作者。仅以近年为例，即出现了大陆诗人伊沙的长篇小说《李白》、台湾作家张大春的多卷本《大唐李白》。与此同时，美籍华裔作家、诗人哈金的《通天之路：李白传》也已问世，三书齐现，堪称盛况。其中，《通天之路：李白传》体裁上走的是作家传记的路子；《大唐李白》则以现代白话小说的叙事笔法，以李白的生平为线，显现出在小说中抒写大唐王朝鼎盛时期的雄心；而《李白》一书，则秉持着诗人诗心，开始重启当代诗小说的漫漫征程。
《李白》 伊沙 著
诗小说的主题，选择了李白，而且是由当代创造力最为旺盛、诗风最为狂放的诗人伊沙来执笔，这似乎是冥冥中的又一重诗意。
如何构建以不朽诗人为主人公的历史题材的当代诗小说？诗小说怎样相融于小说的常规，又怎样出挑，彰显出自己在体裁上的与众不同？
伊沙选择的，是通过展示李白的生平，揭示其何以成长为伟大诗人的奥秘。用年轻读者的话也可以表述为：这部小说讲了“一个伟大的诗人是怎么出了大名”。
不久前我曾看到有一种评价，说伊沙的《李白》是一部“汉语的成长小说”。应该说，这是内行的评价。
诗人 伊沙
长篇小说《李白》当然并不只是成长小说。因为它还讨论了一个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既有趣又有点儿扫兴的话题——为什么像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仕途（世俗社会的成功标志）也会彻底失败？正如伊沙在诗里所写：“这是一个/伟大的失败者的故事/他把人生的失败/写成伟大的诗篇/也满足了精彩的小说家言”。通过李白的人生，铺陈出一曲汉语诗歌走向艺术独立的长歌。《李白》既是一部讲述诗人人生轨迹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讲述诗歌告别世俗、迈向独立的精神之歌。汉语诗小说在当代的再出发，也由此才具备了它与以往诗小说不同的独立价值。
《李白》的别致所在
作为长篇小说，伊沙的《李白》，有几个出乎意料的别致所在：
第一个别致，是作者没有采用他近年在长篇小说中较为习惯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曹操》《黄金在天上》《中国往事》），而是回到了他2011年乃至更早爱在长篇中使用的第三人称视角（《士为知己者死》《狂欢》《迷乱》）。按照常规的、传统的对于长篇小说叙事人称选择的解读——第一人称多适用于现代性、探索性文本，而第三人称更常见于常态化、传统型文本（虽说真实情况也未见得完全如此），一位并非“菜鸟”的、以题材和叙事双重探索为其标志的长篇作者，选择一种更“靠近传统”的叙述方式，显然是会令一些读者惊讶的，但却或许暗合题材——小说的主人公是李白，汉语诗歌自屈原之后的又一代“诗神”！当代作者，谁又敢胆大到冒名以“我”来替先贤发声？伊沙在这个考验面前，秉持住了惟有诗者才特有的谦卑。
《李白》的第二个别致，是对于主人公生平记载中语焉不详、行迹模糊的地方，并未刻意进行小说家炫技式的大肆虚构。通常来讲，今人写古人、诗人写长篇，通常多爱较劲似的在想象力方面“以短补长”，试图强按读者低头 ，以为这样能彰显自己“小说家的威风”。《李白》没有，许多地方恰恰显得极为低调和老实。不勉力“填空”，尽量尊重李白生平的现有史料。对于少数争议性的学术“公案”，也采取了“融合式”的处理，比方关于李白的故乡，历来有“碎叶说”“陇西说”“江油说”，小说则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长安——碎叶——陇西——江油”的李白祖上的迁徙路线图，合情且合理。
小说第三个别致，在于叙述语言的常规化，与叙述者内在精神的当下感、后现代性的巧妙融合。叙述中有议论，也有调侃（在描写诗人们的斗诗盛会时都有很明显的体现），有时还会流露出与读者站位接近的当代人的迷惑甚至质疑（比如小说描写到李白对子女抚养、教育这些方面的缺点与不足）。这反而能赋予一部古代题材小说以当代的体温——这部《李白》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将大师的生平送入到人们平视的视线之内。这，也正是历史题材小说进入后现代时段后的重要特征。
第四——对争议性史料的审慎采信和大胆铺陈。这是每部涉及信史人物的小说所必需面临的考验。李白生平最大的悬疑：除了出生地争议外，便是“赐金放还”之谜，以及玄宗末期晚年李白“站队”永王之谜。这两大话题里，“赐金放还”历来众说纷纭，伊沙选择了李白进入宫廷前后，朝廷对其家族渊源的秘密调查，得知李家疑似高祖朝故太子李建成遗孤的后人，决定厚待其人，使其作朝廷文治的点缀，却永远不准其立足朝堂参与政事，将此可能性作为一种释疑。既满足了小说阅读中读者期待的亦真亦幻的效果，也不失为以当代人思考破解谜团的一个大胆假定，符合当时历史的逻辑性，对于人物命运也说得通。至于“站队”永王，作者则根据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以及李白现存的那些“类行伍诗”，结合李白家族与皇族血亲关系的假定，进行了合理化的演绎，它依然是小说家言，但在人物的情感逻辑与生活逻辑上，说得通，不牵强。
第五——对以往小说、戏曲、民间传说中传奇细节的化用。
关于李白，最神奇的传说细节之一，就是其与高力士、杨国忠的“公案”。民间戏曲、曲艺，包括根据相关情节改编的当代影视中多有“高力士脱靴”的桥段。
经过历代文艺加工过的“传说”，对于后世的写家而言通常都是“双面剑”。你若依据史实翻案否定，读者会觉得趣味少了许多；若完全依从传统的演绎，又会被人视为缺少创意，写家自己也少了几分创作上的快感。长篇小说《李白》的匠心和聪明则在于：高力士脱靴，该脱还得脱，但并没有因此记恨。老高的胸襟开阔，到后面和李白与安禄山同席而欢，人家让李白为自己脱靴——老李还真就给脱了，还给脱了两只——两个聪明绝顶的“性情中人”，在世俗鸡毛上嘻嘻哈哈玩儿了个平手。长篇中对李白的这种面向世俗的聪明，并未着意勾勒，但临到关键处，一笔露峥嵘，比如安史之乱前夕，接到时为朝廷重臣的安禄山寿宴邀请，李白被迫前往，却借大醉不留诗、转天遁去的描写，也见证了作者对史料、情境和人性的把控。诗小说，立足于对诗人灵魂的刻画，而《李白》对于唐诗精神形成关键时期的氛围及主要人物的刻画，沉郁、沉重与鲜活并置，并不枯燥。相反，还不时显出一种后现代式的狡黠、趣味盎然。（责编：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