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和认知语言学的关系（译论李红玉翻译研究中的新视角与新洞见）

翻译和认知语言学的关系（译论李红玉翻译研究中的新视角与新洞见）"重绘翻译的地图：交叉路口的酷儿化质问"（Re-mapping Translation: Queerying the Crossroads）关注后殖民语境，尤其是印度语境中的酷儿文本策略，指出如何将以美国为中心的酷儿身份及相关表述翻译给本土读者，既不落入外国与本国、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窠臼，又关注到翻译中新殖民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是译者面临的普遍问题（8）。作者认为在这一过程中，酷儿化质问（queerying）翻译很重要，应该将酷儿理论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以解构西方权力、语言与异性恋规范的主导地位。"叙事酷儿化与叙述酷儿：阿拉伯世界的殖民酷儿研究"（Queering Narratives and Narrating Queer: Colonial Queer Studies in the Arab World）主张酷儿性（queerness）并不等同于LGBT②身份，酷儿性应该是

本文来源：《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3期

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中的新视角与新洞见

——《翻译中的酷儿》评介

李红玉

早在1999年，路易斯·冯·弗洛托（Luisevon Hotow）就已敏锐捕捉到酷儿（queer）与翻译研究这一新的发展方向（281-284），但20年来该领域一直发展缓慢。2017年，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了爱泼斯坦（B.J.Epstein）和罗伯特·吉列（Robert Gillet）主编的《翻译中的酷儿｝（Queer in Translation），这是第一部集中展现酷儿翻译研究现状与未来可能性的论文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书的编者爱泼斯坦是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文学与公共事务方面的高级讲师，吉列为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德语和比较文化研究方面的高级讲师，两人在文学翻译、酷儿研究方面，著述颇丰。该论文集由1篇序言和13篇文章组成，涵盖面广，涉及不同的语言、地理位置、历史与题材。文章角度各异，旨在“将翻译观念酷儿化，并酷儿化质问（queery）①翻译，同时分析酷儿性（queerness）作为一种性相、一种政治和一个概念，是如何被翻译转换的”（Epstein.Gillet 1）。该论文集主要展现了酷儿与翻译研究中4个面向的内容：“酷儿、翻译与后殖民”“酷儿翻译”“酷儿作品的翻译”和“酷儿与广义的翻译”。

一、酷儿、翻译与后殖民

酷儿与翻译、翻译研究之间到底存在哪些联结？在当前酷儿问题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酷儿的翻译问题和翻译中的酷儿问题？对此，论文集中的序言、第1篇、第2篇以及最后一篇文章做了尝试性的探讨。“序言”探讨了酷儿与翻译的关联。爱泼斯坦和吉列认为，传统性别观念与传统的翻译观念一样，都是一种与事实不符的虚构想象:性别（gender）并非与生俱来，也不对应生儿育女的性（sexuality），而语言也并非透明的中介，意义不可能完整地从一种语言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在酷儿的角度下，“翻译被认为是一种表演性实践（performative practice），是一种模仿，一种对意义的无限推延，也是一个展现他者化、霸权和属下性的场所”（1）。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翻译是怪异的、酷儿的，“翻译是探索酷儿性本身的一个恰当的隐喻"（Do性别与性相的社会建构性是酷儿理论的基石，而跨越语言与文化的翻译则将这种社会建构性展露无遗。作者历数了翻译与酷儿的种种共通之处（3-4），认为反思性与批判性是酷儿和翻译研究结合的基础。

"重绘翻译的地图：交叉路口的酷儿化质问"（Re-mapping Translation: Queerying the Crossroads）关注后殖民语境，尤其是印度语境中的酷儿文本策略，指出如何将以美国为中心的酷儿身份及相关表述翻译给本土读者，既不落入外国与本国、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窠臼，又关注到翻译中新殖民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是译者面临的普遍问题（8）。作者认为在这一过程中，酷儿化质问（queerying）翻译很重要，应该将酷儿理论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以解构西方权力、语言与异性恋规范的主导地位。"叙事酷儿化与叙述酷儿：阿拉伯世界的殖民酷儿研究"（Queering Narratives and Narrating Queer: Colonial Queer Studies in the Arab World）主张酷儿性（queerness）并不等同于LGBT②身份，酷儿性应该是对主流、主导文化的扰乱。作者以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为例，展示了如何对西方同性恋殖民者"去酷儿"（de-queer）（26），认为"去酷儿"是将酷儿解殖民（decolonizing queer）的重要策略之一（31）。

“酷儿化翻译: 在各语言与文化间的空间中重新思考性别与性的政治“（Queering Translation: Rethinking Gender and Sexual Politics in the Spaces between Languages and Cultures）一文，则总结了在同性恋话语全球传播的背景下，酷儿翻译研究的三个主要内容: 一是考察扎根于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性别与性相的相关术语在翻译中的滑移与差异，这种考察实际上是“比较的酷儿实践”（173）；二是关注翻译中性别和性的政治，探究作为酷儿实践的翻译；三是关注翻译如何挑战酷儿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英语偏向。

二、酷儿翻译

在酷儿视角下，性别与性相以及翻译都是表演性的，译者以酷儿的姿态进行翻译/表演，这就是酷儿翻译（queer translation）。论文集中的第3至第5篇文章集中展示了酷儿翻译的可能性。在“揭示与遮蔽翻译和性别的伪装：背叛文本与身体“（Revealing and Concealing the Masquerade of Translation and Gender: Double-crossing the Text and the Body）中，艾米莉·罗斯（Emily Rose）揭示了她从（跨）性别（[trans]gender）的角度，是如何实验性地采用各种激进翻译策略，进行酷儿翻译的。而在“隐晦的诗学：阿列克赛•阿普赫汀的酷儿翻译"（A Poetics of Evasion: The Queer Translations of Aleksei Apukhtin）中，布赖恩·詹姆斯·贝尔（Brian James Baer）则分析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作家、音乐家阿普赫汀的诗歌翻译，说明了酷儿翻译的另一种形态——隐晦的酷儿翻译。《詹姆士·鲍德温〈乔万尼的房间〉中的翻译缺失》（Translation Failure in James Baldwin's Giovanni's Room）一文，则从翻译缺失的角度，分析了同性恋文学代表作鲍德温的《乔万尼的房间》中作为叙事工具的翻译，详细探讨了鲍德温是如何通过翻译叙述其酷儿故事的。

三、酷儿作品的翻译

跨越语言与文化的旅程注定了酷儿的“叛逆”。论文集中第6至第9篇论文展示了扎根于本土语言与文化的酷儿作品，在通过翻译进入不同的语言文化、面对不同的读者的过程中，酷儿作品发生的变形、背后的原因及所产生的影响。“全球性的酷儿？翻译中的台湾同性恋文本性”（Globally Queer? Taiwanese Homotextualities in Translation）一文，探讨了葛浩文翻译的白先勇《孽子》与葛浩文夫妇翻译的朱天文《荒人手记》，分析了2部中文原著对美国酷儿性的反思与折射，以及在2个英译本中，酷儿性是如何进一步折射的。"日本‘同性恋潮’中的酷儿翻译/翻译酷儿”（Queer Translation/Translating Queer During the“Gay Boom”in Japan）则主要研究了日本1990年代同性恋书写爆发时期一部美国同性恋作品的翻译，发现了日译本为适应日语语境而对原文的重塑，探讨了翻译对日本读者，主要是同性恋群体的影响。而《小心差异: 德语中的艾莉森•贝克德尔》（Gaps to Watch out for：Alison Bechdel in German）则揭示了美国漫画作家贝克德尔的女同性恋主题系列漫画Dykes在德语翻译中酷儿的变形，并探讨了其背后涉及的酷儿因素。“去激进化：消除儿童文学中的酷儿”（Eradicalization: Eradicating the Queer in Children's Literature）以2部英国青少年小说的瑞典语译本为中心，分析了瑞典语译本对原文中酷儿的性与性欲的去酷儿化、去激进化，发现译文特定的读者群体——青少年读者——也会对酷儿的传递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酷儿与广义的翻译‍

论文集第10到第12篇文章涉及酷儿与广义的翻译之间的关联。这里的“翻译”不再局限于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字转换，而涉及更为宽泛的转换问题，如符际转换、文本模式转换，等等。

在“妈妈怎么怀上你的酷儿故事：《南国野兽》中性欲与种族主义的翻译” （The Queer Story of Your Conception: Translating Sexuality and Racism in 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中，翻译指的是将成年人文化中的内容以适当的方式转换、呈现给儿童读者。文章从酷儿角度解读了电影《南国野兽》中妈妈是怎样怀上女孩的故事，认为爸爸在讲述这个有关性与性欲的事实时，采用适合儿童的幻想，将具体的、规范性的异性恋性行为隐去，切断了性行为与生殖的关系。因此文章认为，这个故事是酷儿的，因为酷儿抵抗与生殖有关的异性恋主导。

“欲望的翻译: 酷儿化《娜塔莉》与《克洛伊》中的显形”（The Translation of Desire：Queering Visibility in Nathalie ... and Chloe），将电影中如何通过叙述和空间表现女同性恋性欲看作翻译，也将翻拍的电影当作是对之前电影的翻译。而“莫妮卡·威蒂格《同性恋的身体》中翻译以及女同性恋失败的艺术"（Translation and the Art of Lesbian Failure in Monique Wittig's The Lesbian Body)一文，则在语言翻译以及性别与性的翻译两个维度上，考察了威蒂格的法语女同性恋散文诗集《同性恋的身体》及其英文译本中的翻译，以及威蒂格对其他酷儿作家的影响。

五、特色、启发与不足

《翻译中的酷儿》是酷儿与翻译研究领域第一部集中展现了酷儿、翻译与翻译研究丰富多彩的可能性的论文集，带来了新的洞见，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该论文集的主要特色包括：

一、展开了多层面的探索，力图搭建酷儿与翻译研究的范式框架。当前酷儿与翻译研究的成果还较为零散（Harvey 1998；2000；Keenaghan 1998；Baer 2011，等等），个别专著虽也关注到了翻译中的同性恋问题（Baer 2009），但发展一直缓慢，未见专门对酷儿与翻译研究进行集中性探讨的论文集或专著，也未真正形成独立“范式”。而该论文集各篇文章形成有机整体，理论探讨与个案展示结合，从多个层面展现了酷儿与翻译研究新范式的基本框架。在理论层面上，论文集展现了酷儿、翻译研究与后殖民的关联性、研究价值、研究重心与研究途径，夯实了酷儿与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研究维度上，论文集积极开拓研究面向，从酷儿翻译与后殖民、酷儿翻译实践、酷儿作品的翻译，以及酷儿与宽泛意义上的翻译这4个方面，清晰呈现了酷儿与翻译研究的广阔空间。从理论来源与研究领域来看，论文集所收文章涉及面广，展现了酷儿与翻译研究在文学、媒体、政治、语言学和文化各个方面的交集，丰富了酷儿与翻译研究的内容。

二、体现了对酷儿全球化话语的髙度警惕性，显示出后殖民主义的自觉性。论文集从“序言”开始，就贯穿了对美国中心主义的、英语霸权的、酷儿全球化话语的高度警惕。除了前面第二节详细介绍的“酷儿、翻译与后殖民”主题下的4篇文章外，论文集中的其他文章也都涉及了跨语言文化背景及全球化背景下的酷儿问题。学者们关注了印度语言、阿拉伯语、汉语、日语、俄语、德语、瑞典语与英语之间的酷儿翻译以及翻译中的酷儿问题，揭示了其中不平等的权力运作，提醒读者:并不存在全球一致的酷儿性；在引入、运用、翻译美国中心的酷儿概念时，要警惕西方霸权的影响；全球与本土的语言文化差异与读者对象差异，决定了酷儿在他乡的面貌。

三、秉承酷儿的精神，保持了对疆域的开放态度，体现了持续的边缘立场。酷儿为保持其“酷儿性”，拒绝归类，拒绝被定义，“它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容的实体性概念，而主要代表了某种策略、态度或立场［……］反对同化，强调差异”（杨洁 16）。《翻译中的酷儿》则秉承了这种酷儿精神，并未试图给酷儿强加一个定义亦或一个疆域以统领全书，而是以开放的态度，任由酷儿的能指和所指在各篇文章中滑移，体现出“多变、开放和未完成”这一“酷儿理论最为看重的特质"（同上：11）。与此同时，这种酷儿的开放态度也体现在对翻译的界定中。论文集中所探讨的不仅仅是传统的语际翻译，还包括在翻译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以转换为核心的广义的翻译。开放的疆域打破了学科的界限，击碎了读者的思维定式，关注到了边缘性的议题，为酷儿与翻译研究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该论文集的主要启发或许可以概括为：

首先，能够拓宽我国学者在性别与翻译研究方面的视野，引领国内酷儿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目前国内研究还未关注到性相与翻译之间的可能联结，更遑论从酷儿视角审视翻译及翻译现象。而《翻译中的酷儿》则将性相作为一个变量引入翻译研究，在该论文集的启发下，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开展酷儿与翻译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1）在本土语言与文化资源基础上，观照国内翻译研究，探讨酷儿与翻译研究结合的基础；（2）考察特定历史背景下，中文文本外译或外文文本汉译中酷儿性所发生的变形以及影响；（3）回顾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或中国文学外译史，考察酷儿文本的翻译情况，揭示其中酷儿性的历史变迁；（4）尝试探索本土酷儿译者的酷儿实践。

其次，能够深化我国翻译研究中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翻译研究在经历文化转向后，关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的研究成为了翻译研究中的显学，但意识形态本身定义较为模糊，学者们在提及意识形态时往往容易只关注到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忽略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翻译中的酷儿》则突出地揭示了性相的意识形态，即作为意识形态的异性恋与同性恋或其他酷儿形式，对翻译的影响，“探讨了视异性恋为正统的社会（heteronormative society）如何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与阅读，展示了如何颠覆蔑视同性恋的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m）或厌恶同性恋的暗示。“（扉页）该书对于我国深化相关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研究有重要启示作用。

由于酷儿与翻译研究的结合还处于探索阶段，《翻译中的酷儿》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将某些酷儿概念或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时，未做充分解释说明，论文集后也没有关键词及其定义，导致读者理解上的困难。又如，一些关键概念如易装癖与翻译等，论文集中多篇文章均有提及，但都只表明了观点，未深入讨论，还需跟进后续研究与深化。再如，个别论文结论不能让人信服。例如“妈妈怎么怀上你的酷儿故事：翻译《南国野兽》中的性欲与种族主义”认为爸爸给女儿讲的、妈妈怎么怀上她的故事表面上没有提到异性恋的性行为，因此断定故事抵抗了以生殖为基础的异性恋规范，就让人难以信服，因为这个讲给6岁孩子的故事仍旧是爸爸与妈妈的故事，其本质仍是异性恋的、生殖的，不能因为其突出爸爸妈妈如何相爱，然后“打了个盹”而没有提具体的性行为，就成为了“酷儿”的故事。

不过，瑕不掩瑜，《翻译中的酷儿》全面展现了酷儿与翻译研究的新视角，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于翻译研究、性别研究、酷儿研究的学者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对于文学研究、电影研究的学者也有广泛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李红玉，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译介学、性别与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