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理论是什么（变革理论到底是什么）

变迁理论是什么（变革理论到底是什么）更好地理解变革理论不仅是一项脑力练习，它为社会部门提供了巨大的实用价值。当资助者、顾问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出这个愈发常见的问题——“你的变革理论是什么？”时，因缺乏共识而产生困惑和失望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为变革理论确定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概念有助于帮助我们在使用该术语时不会各说各话。当然，让大家对变革理论的概念持有完全一致的理解，并以相同的方式应用它，是过于理想化的，但本文有一个更贴合实际的目标：通过详细描述运用变革理论的各种方式，当我们以他人不熟悉的方式阐释和应用变革理论时，能够参考本文提出的框架对此类情况有更高的敏感度。通过理解对此概念各项解释中的细微差别，我们应能够更好地预测并消除潜在的混淆和困惑。本文旨在用一个简洁的框架剖析并梳理变革理论的含义，并明确它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的目标。需要明确的是，我不会试图调和学者们用来命名与变革理论相似，或者包含变革理论的各种评估技巧词汇 (如“现实主义评

导读

Foreword

对于关注公益和社会发展领域的人来说，“变革理论”不是一个陌生的术语，富于艺术性却又令人困惑。本文通过辨析“变革理论”在不同情境下的含义，尝试澄清在理解、使用此工具时可能产生的误解，让“变革理论”在战略规划、评估设计、日常运营等实际工作环节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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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杰里·费舍尔

时时掌握社会部门大量的、不断演变的专业词汇不是一件易事。而追踪与评估有关的各种术语可能尤其费劲儿。站在学术研究和战略规划的交汇点，社会影响力评估人员融合了许多专业团体的意见和方法，创造出一个个不好理解的词汇。学习与影响力评估有关的术语，不可避免地让人感到疲劳，无论是分析“产出（outputs）”和“结果（outcomes）”之间的差异，还是就“基于证据的实践”是动词还是名词展开辩论。

在诸多让人充满疑问的评估术语中，“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ToC）”是被提及最多的，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富于艺术性的表达，同时也引发了很多困惑。变革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人所知，人们提出了大量对此概念的理解及其应用方式的不同观点。其混乱的解释获得大新奥尔良基金会（Greater New Orleans Foundation）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G•阿尔伯特•鲁斯加（G. Albert Ruesga）的评论——“变革理论本就多义”。

本文旨在用一个简洁的框架剖析并梳理变革理论的含义，并明确它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的目标。需要明确的是，我不会试图调和学者们用来命名与变革理论相似，或者包含变革理论的各种评估技巧词汇 (如“现实主义评估”、“贡献分析”、“结果链”等)。我想做的只是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展示一个好的变革理论所具备的特性，帮助读者理解该工具应该完成的任务。

更好地理解变革理论不仅是一项脑力练习，它为社会部门提供了巨大的实用价值。当资助者、顾问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出这个愈发常见的问题——“你的变革理论是什么？”时，因缺乏共识而产生困惑和失望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为变革理论确定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概念有助于帮助我们在使用该术语时不会各说各话。当然，让大家对变革理论的概念持有完全一致的理解，并以相同的方式应用它，是过于理想化的，但本文有一个更贴合实际的目标：通过详细描述运用变革理论的各种方式，当我们以他人不熟悉的方式阐释和应用变革理论时，能够参考本文提出的框架对此类情况有更高的敏感度。通过理解对此概念各项解释中的细微差别，我们应能够更好地预测并消除潜在的混淆和困惑。

▍先与黑箱评估进行比较

大量有关影响力评估的文献为理解“什么是变革理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为这方面的工作贡献了许多文章。法学教授、休利特基金会（Hewlett Foundation）前主席保罗•布雷斯特（Paul Brest）为变革理论提供了一个精确（可能有点太学术）的定义，即“任何社会干预措施的实证基础”。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的社会创新高级顾问凯瑟琳•凯利•杰纳斯（Kathleen Kelly Janus）则将其定义为“有关一个组织将如何实现其目标的精确表述”。这个定义与Bridgespan合伙人苏珊•科尔比（Susan Colby）、南•斯通（Nan Stone）和保罗•卡特塔（Paul Carttar）的阐释方式一致，他们都将变革理论描述为“把组织和财政资源转化为期望的社会结果的因果逻辑”。最后，一亩基金（One Acre Fund）总裁马修•福尔蒂（Matthew Forti）指出，一个好的变革理论不仅应该解释因果逻辑是如何运作的，还应该解释为何这种逻辑是有效合理的。

我无意再增加另一个定义。我想先从一点点背景说明开始，弄清楚变革理论“是什么”和“不是什么”。首先，将变革理论与所谓的“黑箱”评估（“black box” evaluation）进行对比。黑箱评估主要或仅通过投入和结果来看待项目干预措施。这种评估方法极少关注干预措施是否按计划执行，它更关注干预措施投入的资源以及此后的产出。

以一项针对基础科学教育新课程的评估为例，我们可能会提出很多超出有效性范畴的问题。如，教师们是否接受过充分的培训？他们实际上了多少课？学生是否能够利用不同类型的资源，如实验设备或附近的博物馆？在黑箱评估中，这些问题被搁置一边，关注重点被放在最初投入资源的事项（如课程的普及）和结果（如测验分数的变化）上。

确认结果当然是项目评估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但学者和社会部门实践者早就注意到，仅靠评估结果不足以决定并复制有效的社会创变策略。20世纪60年代，新的、雄心勃勃的社会发展项目的评估结果常常是负面的，此时，不只是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的重要性变得尤为明显。面对这些令人失望的结论，政策制定者和服务提供者对失败的原因和优化干预方案的前景感到迷茫。

例如，当时的一些研究评估了由个案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旨在预防青少年犯罪和家庭破裂的服务。多数研究的结果表明，个案社会工作者的服务通常是无效的。然而，这些研究忽略了不同干预措施之间重要的细微差别，如服务的频率和时长，以及采用的具体治疗方法；这些重要差异被排除在评估设计之外，以结果为重点的评估将个案工作视为一种标准化的干预，而不是针对对象的不同情况而设计的一系列复杂的咨询策略。由于使用了“黑箱”评估法，这些研究指出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却无法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如果个案对象自愿参加项目，会有什么不同？个案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是预测服务结果的重要因素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正如社会服务研究者玛丽•E•麦克唐纳（Mary E. MacDonald）当时说的，“如果评估性研究想要为实践的改进提供支持，它所提供的东西必须不只是对不同案例组成功或失败的整体判断，还需要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城市重建、早期教育和其他各类社会干预项目的评估工作，受到评估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认识到应对社会干预项目开展更多形成性评估（formative assessment）的必要性后，评估人员开始关注项目是“如何产生效果”的，而不仅仅是“是否有效”。这种重新定位产生了基于理论的评估（theory-based evaluation），这种方法要求阐明干预措施背后的基本假设、明确干预事件和过程，以及如果假设是准确的且干预措施按计划进行，则应遵循的分步过程，和将会产生的短期和长期结果。基于理论的评估不仅关注干预措施的结果，还会明确并核查应该引发这些结果的行动序列。1995年，社会学家卡罗尔•韦斯（Carol Weiss）在为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社区变革圆桌会议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变革理论”一词，其中她明确引用了过去三十年中针对基于理论的评估的研究内容。

韦斯用线框图呈现变革理论，使用方框示意项目活动和目标，箭头则代表项目活动和目标之间假定的因果联系。这种“方框 箭头”的呈现方式在今天仍然很流行，但不同组织将其纳入自己的变革理论的程度各有不同。有些图表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例如，RISE是一个旨在改善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的社区康复项目。RISE的干预措施包括基于家庭的医疗资源支持、基于社区的去污名化宣传运动，以及为家庭互助小组提供支持。项目评估团队为RISE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变革理论，展示了各干预措施所包含的各种内部工作机制和不同项目模块之间复杂的因果互动关系。该变革理论还对所有的假设和项目逻辑进行匹配，为项目应如何实现其目标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展示。

相比之下，其他组织的变革理论看起来更像简单的信息图，以一种高度抽象的方式对活动和目标进行概述，并未提供深入的细节。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简化的展示是必要的，因为变革理论反映了整个组织的运作，可能包括许多难以被概括和分类的项目。例如，太平洋社区创投（Pacific Community Ventures）是一家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其业务包括向小型企业发放直接贷款和对影响力投资项目开展实地调研；该组织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工作，提出了从资源、战略到结果的线性路线图。

我们对“变革理论”缺乏清晰理解的部分原因是它本质就是模糊的，且拥有多种含义。

使用变革理论的目的各不相同。通常，组织会把变革理论作为项目监测和评估的工具，因为它包括了一个完整评估中需要测量的各项变量。同时，组织也会用变革理论来阐明他们想要实现的目标和选取的路径。仔细思考具体活动应如何与某些结果相联系，可以促进战略规划、沟通和组织学习，所有这些至少与监测和评估同等重要。

变革理论的多变性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受到欢迎的。不同组织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和实际情况，也必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开发其变革理论。然而，如果对构建变革理论的框架和方法的标准缺乏共识，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混乱。

我们对“变革理论”缺乏清晰理解的部分原因是它本质就是模糊的，且拥有多种含义。更具体地说，“变革”和“理论”这两个词，各自至少有两个会被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强调的主要含义。让我们一起来解析这些含义，以便探索变革理论的不同侧重点。

▍定义“变革”

“变革”这个词看起来很简单，但它也是一个有多重含义的概念。根据社会学家安德鲁•阿博特（Andrew Abbott）的说法，社会科学在“变革”的不同解释之间切换，有时是“中间结果的连续序列”，有时是“最终结果的不连续序列”。为了简化，我们以“变革作为结果”和“变革作为过程”区分这两种主要的解释。以结果为导向的观点认为，变革是一系列已完成的干预措施的结果；以过程为导向的观点认为，变革是达到某个最高点的一系列中间步骤。

“结果”和“过程”的区别可以追溯到从黑箱评估（即侧重于评估干预措施的最终产出）到基于理论的评估（即面向整个干预过程的评估）的转变。然而，这种区别不只是存在于历史的细节里。学者们已经表明，结果与过程的对比在今天仍然很重要。例如，慈善行业研究员莱恩•本杰明（Lehn Benjamin）在一篇对指导非营利组织如何衡量项目结果的指南所做的精辟评论中指出，这些指南描述项目的方式与一线从业者讨论工作的方式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虽然成果测量指南中强调已完成活动的结果，但服务提供者往往将其工作描述为“高度相关的”和“动态变化的”，他们认为自己需要不断调整服务，以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和能力。同样，公共管理教授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和克里斯蒂娜•兰布莱特（Kristina Lambright）的研究发现，社会服务领域的资助者和服务提供者对项目效果的认知存在重大差异。坎贝尔和兰布莱特指出，资助者将识别和验证结果作为开展项目效果评估的主要原因，而服务提供者则优先考虑服务改进和客户需求响应。

虽然变革理论通常用于强调过程，但本文不是为了表明对遵循传统的诚意，而是澄清我们对这个应用广泛，但有时令人困惑的工具的不同含义。当资助方或同事要求说明变革理论时，他们想到的可能是关注结果的变革概念。即使能够意识到过程的重要性，他们可能更喜欢指向最终目标的变革理论，而不是通向目的地的曲折路径。

▍定义“理论”

当提到“理论”这个词的时候，讨论正式定义前，我们最好先弄清它的隐含意义，也就是说，这个词让你联想到了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会把“理论”与科学文章或大学里的讲座联系起来，而非现实世界中的实现社会影响力的策略。的确，实践者经常抱怨“变革理论”太学术了，不适合实际使用。不可否认，“框架”或“模型”可能更直观，但我认为一旦能清楚理解 “理论”的含义，我们就能更深入地了解变革理论的用处。具体而言，我想强调“理论”的两个主要含义：“理论作为证据基础（evidence base）”以及“理论作为建议（proposition）”。

在俗语表达中，理论通常被理解为一种预感。然而，在科学术语中，理论意味着某种更有力量的东西。正如记者蒂亚•戈斯（Tia Ghose）在一篇关于经常被误解的科学词汇的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科学理论是对自然世界某些方面的解释，这些解释已经通过反复的实验或测试得到证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论是一种基于持续积累的证据，以描述世界如何运行的系统性方法。例如，微生物理论描述了病原微生物如何传播疾病。简而言之，好的理论帮助我们预测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的事情。根据这个定义，变革理论不仅仅是对结果的预测或期待，同时，它也是对证据的呼吁，以证明为什么某些活动应该导致某些结果。

正如把理论等同于推测是错误的，把理论局限于系统和结论性的证据也是不准确的。在许多领域中，关于哪一种理论最准确地描述了该领域所涵盖的那部分世界，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为理解世界提供建议，还不是决定性的。以针对“群体间接触如何减少偏见”的大量学术研究为例。有关这一重要而复杂的课题的文献经常交替使用“理论”和“假设”这两个术语，因为社会科学家们尚未就群体间的接触如何或是否有助于消除偏见达成共识。

以“建议”解释理论的含义时，变革理论的作用是对活动和结果进行更具尝试性的描述。这并不是说，具有建议性质的变革理论不能被有说服力的基本逻辑支持；而是强调，不同的受众可能对预先存在的证据在干预案例中的作用有不同的标准和期望。因此，当有人问“你的变革理论是什么”时，请注意，提问者可能更想了解清晰的假设是什么，而不是期待对已发表的、接受过同行评议的学术文献进行系统性的回顾。在此情况里，变革理论是一种已经被认定，但需要接受最终检验的事物。

▍绘制“变革理论”地图

既然我们已经列出了理解“变革”和“理论”含义的各种方法，我们可以把它们进行交叉分类，绘制出变革理论的完整概念图，以反映战略思考的四格框架图呈现（详情请见下图“变革理论的含义解读”）。框架的每个象限都提出了一个单独的解读，即一个特定的“理论”含义和一个特定的“变革”含义的组合；虽然不能对每个组合给予同等的关注，一个完整的变革理论或多或少会涵盖到这些问题。下面让我们逐一了解每一种解读。

1. 理论作为建议&变革作为结果——明确表达目标

可以说，最简单的做法是把变革理论视为对干预措施达成的结果的建议。实施干预措施的目的是什么？一些变革理论只强调了干预的结果，而没有详细说明中间的因果机制。在此种情况下，变革理论可能很难与言简意赅的组织使命或宣言进行区分。

这种使用变革理论的方式似乎越来越受欢迎，特别是在影响力投资领域，“影响力投资理念（impact thesis）”是一个常用的替代术语。与“投资理念（investment thesis）”类似，影响力投资理念通常是对投资者的社会或环境影响力目标和策略的精要提炼。因为非常简短，影响力投资理念读起来更像是强调目标的电梯间游说（elevator pitch）。例如，2015年摩根大通在其《实践中的影响力评估（Impact Assessment in Practice）》报告中说明，其影响力投资理念或变革理论（这份报告没有区分二者）寻求“围绕一个目标统一投资组合，根据该目标评估投资组合的表现，并对投资进行管理”。报告中涉及的二十个影响力投资案例强调了目标，但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机制及其重要性，如“通过销售创新产品，提高基本商品或服务的可得性，为经济金字塔底层所获服务不足的个人赋能”、“为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提高妇女的金融素养和自豪感”，以及“通过规模化的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为什么变革理论作为使命宣言开始流行，特别是在影响力投资领域中，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种可能是，许多影响力投资者仍然主要依赖财务指标来衡量投资表现；因此，他们不愿投入大量时间来构建一个更完善的，依托变革理论的影响力评估工具。不管原因是什么，影响力投资领域评估实践的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变革理论形成更全面的理解，并与影响力投资理念进行区分。尽管明确表述目标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但提出某个具体目标与证明这个目标实际上已经达成是截然不同的，更不用说能够证明干预措施导致了达成目标的结果。作为有效的评估工具，变革理论应不仅仅用于阐明目标，还要包含框架的其他象限。

2. 理论作为证据基础，变革作为结果——证明可行性

重申一个不言而喻的观点，阐明结果与记录成就不是一回事。然而，建立对干预项目目标可实现性的信心并不一定需要进行长达数年的随机对照试验。利用现有的知识体系同样有效，且无需花费太多成本和时间。将我们对“理论”含义的理解从“建议”转移到“证据基础”，我们进入了判断变革理论是否成立的关键步骤：检查现有证据，以确定达成给定结果的可行性。

除了已发表的研究，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面向非专业人士分享知识。像Campbell Collaboration和What Works Clearinghouse这类收集评估证据的门户网站已经构建了一个覆盖范围颇广的评估研究语料库。同时，像《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和《城市实验室（CityLab）》这样受人尊敬的专业新闻媒体通常会提供针对当前学术研究的高质量综述。整理这些证据可以极大地促进变革理论的形成，不仅展示目标的可行性，同时表明变革理论设计者对其深入的思考和理解。

虽然现有的证据可能会强化通过特定干预措施实现特定结果的有效性，但证据也可能不利于证明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例如，在肥胖、二型糖尿病和其他与饮食相关的疾病高发地区，开设新超市以倡导健康饮食习惯，为居民提供他们可能缺乏的新鲜、健康的食品，是一个流行且直观的策略。然而，许多研究对于在这些地区“开设新超市能够促进营养食品消费”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城市研究理论家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城市实验室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针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他写道：“居住地点本身并非是导致人们饮食差异的根本原因，而是来自更深层次、更根本性的收入差异，尤其是在教育程度和掌握营养知识上的差异。这些因素塑造了我们的饮食习惯，进而影响了我们的健康。”事实证明，引发美国营养不平等问题的原因远不止供应不足，这就反驳了把开设新超市作为直接矫正措施的理由。因此，一个合理的变革理论在提出其干预措施时，至少应该承认潜在的挑战，并提示相关证据，如教育消费者。

有关将新超市引入食品沙漠（编者注：food deserts，居民食品来源通常为便利店或加油站的社区，缺乏健康食品零售点。）这一干预措施设计的大量证据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虽然真正严格的评估设计可能是训练有素的专家的专业领域，但他们的发现往往比许多人以为的更容易获得。人们并不需要重复这些耗时、昂贵的研究来获得他们的发现。可以肯定的是，已发表的研究并不总是能为创造积极的社会影响提供简单直接的指导，这是因为，评估结果不能完全概括某研究产生的时间和地点之外的情况。但是，参考现有证据仍然能为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变革理论奠定基础。

当然，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上的研究结果并不是支持干预方案设计的唯一信息来源。变革理论也可以从长期的经验和干预项目的直接受益人反馈中获得实用的见解。这些数据是否能够成为可信的证据，最终取决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个人偏好。然而，实践者应该意识到，学术研究结果通常比“轶事趣闻”更有分量。为了说明这一区别，全国遏制犯罪体育联盟（National Alliance of Sport for the Desistance of Crime，NASDC）起草了一个变革理论，以证明体育运动在预防犯罪行为中的作用；其中一部分是把每个期待实现的结果与用户问卷调查里的一条反馈配对。虽然这样的操作可能有助于为NASDC的社会影响力战略提供支持，但许多资助者可能会发现，由此产出的变革理论不如综合51项研究结果后得到的结论——“参与体育运动与青少年犯罪之间没有显著关联”——更有说服力。

3.理论作为证据基础，变革作为过程——确认最佳实践

高质量的评估研究不仅能够判断 “某项干预措施是否具有有效性”，它还可以为如何设计干预措施提供指导，从而最大化干预措施的积极影响并降低潜在风险。《2017年资源经济学年鉴》中关于指数保险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指数保险是一种常应用于农业领域的保险，它将赔付与农业生产损失密切相关且易测量的环境数据相关联。文章指出指数保险在帮助小规模农场管理风险上的有效性。除了核查支持正向结果的证据，这篇文章还包括如何促进农民采购指数保险的证据，如改进合同设计、更好评估风险和其他策略。对于希望支持发展中国家农业创新的慈善家或影响力投资者来说，这篇文章是有价值的。它展示了指数保险的前景，也为如何有效应用这一工具提供了有用的建议。

另一个特别适合的例子涉及在中低收入国家推广手部清洁方法和培养个人卫生习惯。2017年，《坎贝尔系统评论（Campbell Systematic Reviews）》对卫生促进干预措施的证据进行了系统综述，其中不仅包括最有效的常规方法，还包括了可能促进或阻碍干预措施实施的因素。这篇综述回顾了几篇文章的研究发现，例如，培养洗手习惯的项目大多时间太短，包含的信息太冗长，没有充分的后续行动以强化新习惯，以及过于依赖纯口头指导。

《坎贝尔系统评论》是一份可免费获取的期刊，这一事实表明，已发表的研究证据往往比许多从业者以为的更容易获得。虽然许多原创学术文章需要付费，或因为深奥的术语而不为人所知，但一些组织已经开始识别、总结和分享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无家可归服务提供者（homeless service provider）可以查阅由无家可归影响力中心（Centre for Homelessness Impact）收集并制作的一份覆盖广泛的证据地图，总结了过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的项目中已知的促进和阻碍因素。同样，提供青年指导服务的机构也可以查阅由MENTOR精心撰写的一份以证据为基础的最佳实践指南。MENTOR是美国倡导并扩展青年辅导关系（youth-mentoring relationship）的主要组织之一。

4.理论作为建议，变革作为过程——展示逻辑模型

变革理论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它们与逻辑模型之间的关系。逻辑模型一般以图形描述（通常也使用方框和箭头）用于启动和保持干预措施（投入）的资源如何转化为活动、产出（活动的直接产物）和长期结果。一些例子给人的印象是，逻辑模型是变革理论的同义词、可视化呈现或补充。为了回应这种困惑，许多专家和顾问为如何区分这两种工具提供了解释；二者典型的不同是，逻辑模型是描述性的，变革理论是解释性的。正如评估学者迈克尔•奎恩•巴顿（Michael Quinn Patton）所言，与逻辑模型不同，变革理论“承担了具体说明和解释假设的、猜测的或测试性的因果关系的责任”。遗憾的是，变革理论往往忽视了自身的解释性功能，而只是对干预措施进行抽象的描述，未阐明干预措施的影响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带来改变。

虽然我同意变革理论需要解释干预措施如何工作并产生效果，但具有描述功能的逻辑模型对一个完整的变革理论也是不可或缺的，它位于本文建议框架的右上象限。逻辑模型应反映干预措施设计者的思考过程，从资金、工作人员时间和其他资源的分配，到干预措施最终应对整个系统产生的的影响。换句话说，此象限关注实施干预措施应遵循的分步过程，以测试建议方案的有效性（无论是以叙述性语言还是线框图呈现）。毕竟，如果实际发生的事件与计划不一致，明确表述的目标、被展示的可行性以及识别出的最佳实践的价值是有限的。变革理论应允许人员监测干预措施实施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以确定项目是否偏离设计，以及偏离至何种程度。

一个高质量的案例来自墨西哥湾生态系统服务逻辑模型和社会经济指标（Gulf of Mexico Ecosystem Service Logic Models &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GEMS）项目，该项目由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政策解决方案研究所（Duke University’s Nicholas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Solution）、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科珀斯克里斯蒂分校哈特墨西哥湾研究所（Hart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Gulf of Mexico Studies at Texas A&M University Corpus Christi）和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共同领导。GEMS团队正在为各种海岸线恢复方案开发逻辑模型，进而为生态系统恢复工作提供最佳实践信息。该项目在第一阶段产出了一个牡蛎礁保护综合方案的逻辑模型，展示了实施牡蛎栖息地恢复和保护措施后预计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包括通过减缓海浪冲击以减少侵蚀，通过改善水生环境促进生物多样性，以及通过志愿者推动的生态恢复项目培养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其中每一个设想的将会发生的改变都是一个可测试的建议，可以为监测和评估工作提供信息。值得注意的是，GEMS团队提出其逻辑模型前，对每一个与预期结果相关的已发表研究证据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说明变革理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逻辑模型。

▍扩大范围

即使本文提出的四格框架图是有说服力的，它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更广泛地被接受。在这之前，我希望该框架能展示我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表达变革理论。当资助者或同事提问“你的变革理论是什么”时，与其揣测他们的意图，不如思考你会把他们的问题放在框架图的哪个象限上。他们是在谈论一个华丽的使命宣言吗（左上）？他们是指逻辑模型吗（右上）？他们是否在寻找与结果相关的证据（左下）？他们是否想要了解哪些方法是最有效的（右下）？或者，他们对变革理论的理解是否包含了这个框架的多个部分？

确定和描绘与变革理论有关的各种概念，除了这一直接价值外，我还希望，此框架能清楚地表明一个全面的变革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不能被简化为一个口号或美观的信息图。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将四个象限中的问题融入变革理论的设计需要大量详细的背景信息，仅撰写一段简单的文字或绘制图表是不够的。因此，为了充分发挥变革理论的解释力，我们一开始就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独立产物，而应将其视为一项用于反驳和分析战略计划、设计评估方案、签署服务合同和发布其他运营性文件的准则。明确表述结果、证明可行性、确定最佳实践，以及展示详细的逻辑模型要求我们对以何种方式表达、如何设计变革理论，以及它能实现什么目标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变革理论的应用范围，我们才能将其理论吸引力转化为实际效用，并最终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茂兹(迈克尔)布朗是沃顿社会影响力倡议研究中心（Wharton Social Impact Initiative）的负责人，该中心隶属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致力于推动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为目标的商业解决方案的研究和培训。他最近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定期为资助者、社会企业和咨询公司提供研究和评估咨询。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反映沃顿社会影响倡议研究中心的官方政策或立场。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0年秋季刊

原标题：Unpacking the Theory of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