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雪莉把剧情演绎成了现实（崔雪莉当你死去）

崔雪莉把剧情演绎成了现实（崔雪莉当你死去）相信大家这两天已经看了不少雪莉自杀的内容，大多数公众号也写了不少温暖的文章。然而，对于抑郁症大家的认识还是比较浅俗，即使看了不少专业科普的文章，还是对这个病情缺乏了解，认为这个病只是“矫情”，或者是“作”才导致的。在平时工作里，我接触的抑郁情绪来访者数量相当大，几乎占据人群数量的50%以上，近几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群众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社会压力的剧增，越来越多的人有了抑郁的表现。每年有80万人因抑郁症自杀死亡，大约每40秒就有一人选择轻生，但全球只有不足一半的患者（在许多国家中仅有不到10%的患者）接受有效治疗。在国内，抑郁症的防治形势也是不容乐观。黄悦勤教授在2016年在康宁精神医学国际论坛上做过一场题为中国抑郁症流行病学和疾病负担的报告，在这项覆盖全国31个省份、超过30000人的调查中发现，在中国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已超过3%，抑郁症患者中接近47%会致残，抑郁症会使人损失超过6个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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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雪莉去世了。

尽管这些年来艺人去世非常频繁，乔任梁、金钟铉的离开仍历历在目，但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抑郁症患者达3.5亿人，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

每年有80万人因抑郁症自杀死亡，大约每40秒就有一人选择轻生，但全球只有不足一半的患者（在许多国家中仅有不到10%的患者）接受有效治疗。

在国内，抑郁症的防治形势也是不容乐观。

黄悦勤教授在2016年在康宁精神医学国际论坛上做过一场题为中国抑郁症流行病学和疾病负担的报告，在这项覆盖全国31个省份、超过30000人的调查中发现，在中国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已超过3%，抑郁症患者中接近47%会致残，抑郁症会使人损失超过6个健康寿命年，在各类精神障碍排列首位。

在平时工作里，我接触的抑郁情绪来访者数量相当大，几乎占据人群数量的50%以上，近几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群众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社会压力的剧增，越来越多的人有了抑郁的表现。

相信大家这两天已经看了不少雪莉自杀的内容，大多数公众号也写了不少温暖的文章。然而，对于抑郁症大家的认识还是比较浅俗，即使看了不少专业科普的文章，还是对这个病情缺乏了解，认为这个病只是“矫情”，或者是“作”才导致的。

其实，这个病的发作机制相当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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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遗传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科学家在家族研究中，选定一个已经患有某种障碍的个体，然后调查其一级亲属，包括父母、子女及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的患病率。结果发现，这些亲属的患病率是控制组未患心境障碍者亲属的2-3倍。

基因和心境障碍有关的最佳证据，来自于“双生子研究”。科学家观察了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前者基因完全相同，后者只有50%的基因相同。如果某种障碍中存在遗传因素的话，那么同卵双生子都患此种障碍的概率就会远大于异卵双生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抑郁症是可遗传的，这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支持。而在性别上，也有科学家发现了遗传对于女生的作用要比男生大，女生会占40%，男生占20%。

虽然现在这些研究仅仅只是开始，结论还有待考证，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基因是导致抑郁情绪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神经递质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也会影响抑郁情绪的发展。

在看雪莉的新闻时，大家一定关注过有人提出张国荣“生理性抑郁”的说法，这个生理性抑郁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在心理病理学领域，关于心境障碍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数量是最多的，神经递质系统可以分为多种类型，而且通过许多复杂的途径与神经调节因子相互作用。

研究表明，心境障碍患者体内5-羟色胺（即血清素）水平比较低，但这只是与其他神经递质包括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相比较的。

注意的是，5-羟色胺最基本的作用是调节我们的情绪反应。例如，当我们体内5-羟色胺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冲动，心境波动的范围也更大，这可能是因为5-羟色胺的功能之一是调节去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系统。

根据这样的假设，当5-羟色胺水平比较低时，其他神经递质变化范围就比较大，处于失调状态，从而导致心境不稳，抑郁情绪就是典型的表现之一。

最近，科学家运用复杂的脑成像技术，PET扫描，确认了抑郁症患者脑中的5-羟色胺能系统受到了损伤，后续的研究表明这一联系仅仅存在于有自杀倾向比较严重的患者身上。

内分泌系统，是神经递质系统之外，另外一个跟抑郁情绪相关的原因。

在HPA轴中的脑回路部分，下丘脑的神经递质活动会调节某些激素的释放，而后者可以影响HPA轴，神经激素这个概念，由此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现实中神经激素有成千上万种，找出它们和神经递质系统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肾上腺皮质是受垂体影响的腺体之一，可以分泌应激激素皮质醇，皮质醇被称为应激激素，当应激性事件发生时，抑郁患者的皮质醇水平也会提高。

临床上，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抑郁的生物学试验，叫做地塞米松抑制试验，简称DST。

地塞米松是一种糖皮质激素，在正常被试身上可以抑制皮质醇的分泌，但是当给抑郁患者地塞米松后，这种抑制作用非常小，而且即使有持续时间也很短，大约有50%的患者出现了这种抑制作用的减弱。

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抑郁患者的肾上腺皮质分泌了足够多的皮质醇，从而抵消了地塞米松的抑制作用。

这个理论非常重要，它为心理障碍确立了第一个在实验室进行的生物学试验，不过随后的研究也表明，其他障碍如焦虑障碍的患者也表现出这种抑制作用的额减弱或消除现象，这对于能否用这种试验诊断抑郁提出了质疑。

从这些研究大家可以发现，抑郁情绪及抑郁症是脱离不了生理因素的，不管是谁都会与这些因素有关，包括神经递质、内分泌系统、睡眠和昼夜规律，脱离生理去治疗抑郁症，很难达到应有的效果。

所以有抑郁症一定得去看医生，绝不能拖延，不能单纯认为抑郁症只是很简单的一个现象，拖延愈久，治疗的效果就越差，花费的精力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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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影响因素，是抑郁情绪发作的重要特征。在所有心理障碍的产生过程中，应激和创伤都是最重要的心理学因素之一。

大家可能觉得，去询问病人在抑郁发病之前曾经经历过什么重大生活事件，这样就足够了，大部分患者也的确会告诉你一些诸如失业、离婚、生子、出轨等事情。

但是这是很困难的，我们真正想要寻找的重大生活事件的重要性不是那么容易发现，倘若不是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医生，大家很难在朋友身边得到最为准确的信息。出于个人隐私以及保密原则，每个人都不会把自己的创伤透露出来。

这就造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以及对于患者的意义到底有多大，伤害有多深，如何确定。

举个例子。

失业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会带来应激，而且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尤甚，但一些人也有可能只是把失业当做一件幸运的事。如果你是某大公司的一位经理，因为公司改制被裁员了，但是你得妻子是另一个公司的总裁，可以保证足够的收入来供养家庭，这样的话，失业的影响可能就不会让你感到特别糟糕。

现在，假设你是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失业了，最近医院给你发来催款的账单，有人住ICU要费用，你的生活还得交各种水电物业费等费用，钱不够用。

即使生活的应激生活事件是一样的，都是失业，但是其背景可能大相径庭，从而导致事件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也不大一样。

可以考虑更复杂一些，大家思考一下，假设有两个单身母亲都是这种情况，对失业是什么样的反应？有的母亲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失败者，生活再也支撑不下去；有的则会参加公益性的职业培训计划，学一门技能，设法渡过难关。

为什么这两者之间区别会这么大？同一事件大家的心态竟如此不同？因此，生活事件的背景和它们所产生的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了解，自然就很难理解抑郁症患者为啥会情绪低落的原因，你会认为很作，想开点就行了，为什么我们能想开你却不能？你认为的小事，在对方眼里可是一件大事。

因为大家的事件背景不一样，不一样就没有可比性，一味指责和评价，是一种缺乏同理心的表现，对于抑郁情绪以及抑郁症的患者提供不了任何帮助。

综合大量的研究表明，应激生活事件和心境障碍的发病率有着很强的相关性，通过实际工作也能有所感受，很多抑郁症患者都有极为复杂的创伤性故事，除去少数有忧郁和精神病性特点的患者以外，在所有类型的抑郁发病之前都出现了重大的生活应激。

所以说环境很重要，环境不提供支持和陪伴，比如孩子有了抑郁，但家里父母依然家暴和争吵，无论做多少心理治疗，服用多少药物都会收效甚微，这对抑郁情绪的康复极其有限，要想达到抑郁症治疗的最好模式，良好的环境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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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是，虽然几乎每个人都有过明显的应激事件，但你可能会觉得，我跟他遭受了同样的事情，我能走出来，他为什么不行？这不是证明他有问题么？

实际上，这里面涉及两个重要的因素：习得性无助和消极的认知模式。

习得性无助，这是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1967年在研究动物时提出的，他用狗作了一项经典实验，起初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以难受的电击，狗关在笼子里逃避不了电击，多次实验后，蜂音器一响，在给电击前，先把笼门打开，此时狗不但不逃而是不等电击出现就先倒在地开始呻吟和颤抖，本来可以主动地逃避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所谓习得性无助，指的就是因为重复的失败或惩罚而造成的听任摆布的行为，表现出绝望、无奈以及痛苦的心情。

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相当多，轻而易举地就能举一些出来。

比如，有一个人刚刚接手了一个业务，说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多少KPI的指标，结果做下来，离目标差的非常远，于是他开始怀疑自己，在这项工作上放弃努力，甚至还会厌恶自身的处境，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实在无可救药，想法非常消极。

又如，当一个学生屡次参加考试，每次都考不及格，久而久之他会对学习失去信心，甚至产生厌学情绪，上课开始不喜欢听讲，经常走神，有时还会捣乱课堂纪律，课后也不再认真复习功课了。

这些都是习得性无助的典型表现。

一项在儿童中进行的5年的纵向研究说明，在年幼儿童中，消极的归因类型并不能预测其后会产生抑郁的症状，而应激生活事件才是抑郁症状的主要催化剂。当这些在应激条件下生活的孩子长大以后，其认知模式倾向于消极，而这种消极的模式，可以预测他们在经历了新的消极事件后产生抑郁症状的表现。

也就是说，习得性无助的模式，是抑郁的风险因素之一。

消极的认知模式则更为复杂，大家可以感受得到，认知症状是抑郁症患者的显著特点，他们常常会认为自己没有用了，对自己看法相当消极，没有任何的希望，这些都是认知过程中存在偏差，导致消极地对待自己的行为。

要想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对消极认知进行重塑。

这一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认识到认知偏差和潜在的消极图式，可以使之得到纠正，从而缓解抑郁及相关的心境障碍，由于创立了这类疗法，贝克成为了认知疗法之父，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心理治疗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认知行为疗法，也成为了治疗抑郁情绪以及抑郁症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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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么复杂，实际上是想表明一个观点，大家不要把抑郁症看成是一件简单的事，是作还是不思进取这么简单的评价给人扣帽子，抑郁症的治疗是相当复杂的过程。

生活中倘若有人有这样的表现，需要尽快地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切不可讳疾忌医，或者拖的时间过长导致病症的加重。

对于抑郁症的人群，我们应给予支持、鼓励和关怀，多富有同理心及态度去对待他们，切不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心里面看不惯，觉得不爽就对他们具有攻击性。

这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

及时就医服药，及时进行心理治疗和咨询，缓解症状，才是最有效缓解抑郁症以及自杀行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