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遭年馑与遭瘟疫（民国十八年遭年馑与遭瘟疫）

民国十八年遭年馑与遭瘟疫（民国十八年遭年馑与遭瘟疫）进入了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这天凌晨，忽然刮起了暴风，天色也变得狰狞可怕，忽黄忽黑忽赤。狂风怒吼着把沙苑一带的大树拦腰刮断，把河滩的麦苗全都刮得无影无踪，道路被沙土填平。早上人出门时，竟然推不开门，门被沙土雍住了。民国十七年（1928）有个闰二月，从这时候起，天不落雨，地里的麦子旱得枯黄。麦季里，河滩地好歹还有点收成，旱原一带绝收。到了七八月，天气热得邪乎（44度），地干得遍野唐土（粉尘）。种麦时，我们村在渭河边还种了一点，周围特别是塬上一带，连麦子都没有种上。就这样，大年馑开始了。打开祖父的回忆录，八十多年前的渭河沿岸的年馑与瘟疫，我们村我们家的故事，如同《白鹿原》影视的画面，清晰地在眼前展现出来。一，遭年馑我们村在渭河北岸，属于华阴县管辖，名叫王家庄。民国十八年（1929）遭年馑，民国二十一年遭瘟疫，我们村的遭遇，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

原创 ｜ 王凌琴

日前，陕西台正在热播《白鹿原》民国十八年遭年馑一段，白嘉轩领众祈雨，铁钎烧红洞穿腮帮，白孝文黏着小娥生活无着卖了地，钱花完后就去抢吃舍饭，孝文媳妇饿死等等。

那么，民国十八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打开祖父的回忆录，八十多年前的渭河沿岸的年馑与瘟疫，我们村我们家的故事，如同《白鹿原》影视的画面，清晰地在眼前展现出来。

一，遭年馑

我们村在渭河北岸，属于华阴县管辖，名叫王家庄。民国十八年（1929）遭年馑，民国二十一年遭瘟疫，我们村的遭遇，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

民国十七年（1928）有个闰二月，从这时候起，天不落雨，地里的麦子旱得枯黄。麦季里，河滩地好歹还有点收成，旱原一带绝收。到了七八月，天气热得邪乎（44度），地干得遍野唐土（粉尘）。种麦时，我们村在渭河边还种了一点，周围特别是塬上一带，连麦子都没有种上。就这样，大年馑开始了。

进入了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这天凌晨，忽然刮起了暴风，天色也变得狰狞可怕，忽黄忽黑忽赤。狂风怒吼着把沙苑一带的大树拦腰刮断，把河滩的麦苗全都刮得无影无踪，道路被沙土填平。早上人出门时，竟然推不开门，门被沙土雍住了。

这一年的夏粮又是绝收。我们家在河边的嫩滩有六七亩地，没被大风刮走，收了点粮食，和着野菜，就算保住了一家人的性命。

六七月间，落了点雨，村上人种了点黑豆，秋季收到场里，还没来得及碾打，阴历九月底，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这么早就下雪，人老几辈都没见过。不仅下得早，还下得大，而且下下停停，时断时续，两个月也没有好太阳。临到过年，雪下了半人深，哈气成雾，滴水成冰，家家的房檐下都吊了几尺长的冰溜子。晚上睡觉，被子上就会糊一层霜花。渭河冻得结了厚厚的冰。有不少人冻饿而死。

“饥寒生盗贼”，日子没法过了，村上七八个人就投靠了华阴土匪冯一安，在这一带拦路抢劫，入室为盗，杀人防火，为非作歹。人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在这非常时期，这句话也失了灵。这伙人黑了心，竟然在本村里拉起票来。开始拉王朝吉的儿子狗娃，弄了八百块现洋。后来又拉辛克让、辛克功弟兄，又弄了二百块现洋。后来又拉了王南城，不料过河时南城掉进了冰窟窿里，流到了杨村，上岸后冻死了。从此，村上就没有安宁过，仇杀纷争，睚眦必报，杀个人就像捻死只蚂蚁，光杀人案就有十多起。

就这样，周围村上都说王家庄是“土匪窝”。其实当土匪的也就那几个人，只是因为村庄在渭河北岸，却属于华阴县管辖，华阴县管理不便，大荔县管不上，于是大土匪华阴人冯一安就招罗村里的死狗地痞，把这里作为根据地，官府追捕时就隐藏在这里躲避。风声一过，又出来在周围村庄为非作歹。后来还流窜到了蒲城县一带，凭着手中的枪抢劫财富。

后来华阴县长王作舟招降了冯一安，冯一安可能醒悟了，就在冯家庄办教育，盖学校。最终，他还是被二华潼的民团总指挥张自强设下鸿门宴枪杀了。

那时由于交通闭塞，外界的援助很难达到。靠本土财力非常有限。虽然各地都像白鹿仓一样设了救灾点舍饭，但灾民太多了，杯水车薪。还是饿死了不少人。人们传说，南山有一个父亲，被控告杀吃了自己的儿子，该人辩解说：孩子死了，我才吃的。又传说一个媳妇晚上饿得睡不着，就悄悄的起来，看公婆是不是在偷吃。却听到了公婆对儿子说，要把媳妇杀了吃。媳妇吓得跑回娘家，晚上又听到父母商量，与其让别人杀了吃，不如自己杀了吃，媳妇吓得疯了。这个传说在关中广为流传，还被陈忠实先生写进了《白鹿原》里。另一传说北塬有两个人，专抬埋“路毙”。这一天抬了“路毙”准备去埋，忽然下起了雷雨，这俩人把“路毙”一扔，就跑到土崖下去避雨，等避完雨出来，却不见了“路毙”。一看，远处树下有个人在躺着，走近竟是那个“路毙”。原来他没有死，饿昏了。

这样的故事不胫而走，愈加增添了年馑的恐怖。

民国十九年，主政陕西的冯玉祥与蒋介石，阎锡山在又中原一带开了战，无暇顾及救灾。蓝田才子牛兆濂曾写过一首诗，当是对军阀混战争夺地盘的愤慨：

大祸中原小祸秦，至微亦足祸乡邻，

苍天若念黎民苦，莫叫攀阙生伟人。

那个年代，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首诗反映了人们对苦难生活和混乱社会的痛恨、无奈之情。

《大荔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鹅毛大雪伴西北狂风，寒潮降温，平地雪厚二三尺，兼下雾淞（龙霜）接连十八天，树木尽成白絮，终日不化，大雪盖地两月有奇。檐水成冰，垂涎三尺，骡马牛驴冻死大半。桃李杏枣皆冻枯，三河坚冰，车马通行。朝邑县212村，冻死9479人。

《蒲城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大旱，赤地千里，饿死21000余人，西门外“万人坑”尸满，复掘数次。民国十九年秋，飞蝗蔽天，所过之处，禾苗皆光，贾曲苇叶被食之无遗。

《华阴县志》记载：自民国十七年以来，陕西不雨，六料未收，灾情尤以西府和渭北为最重，横尸遍野，十室九空，为祸之惨，空前未有，本县于此灾荒中减少18036人。

二，遭瘟疫

民国二十一年的盛夏六月，又一场灾难悄悄袭来。

农历六月十五这一天，正是沙苑南边渭河北岸陈村的麦罢会。这时候已经听说有瘟疫了，我们没敢去上会。回来人说会上很热闹，这是因为十八年年馑刚刚过去，庄稼获得了丰收，所以麦罢会是很隆重的。陈村的街道两旁，绷满了摆摊人的白色帐子，卖油糕的，买水煎包的，卖瓜果的，买布匹的，卖杂货的，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到了晚上，在救郎庙前，一场大戏正在上演，演的就是救郎庙的故事“狸猫换太子”。这可是自遭年馑以来的第一场戏，尽管传说有瘟疫，但还是压不住人们看戏的热情。十里八村的人们都被吸引，上完会不回家，老表亲戚们一个下午谝着闲传，等着晚上看戏。

我们村里北斜里有个人叫王东郎，是个戏迷，下午就觉得不太对劲，肚子不舒服，但还是没能阻止他看戏的热情，看完戏回到家里就腹痛如搅，浑身抽筋，接着又吐又泻，吐的都是黄绿色的浊水，臭气难闻。还不停地上茅房，屙出来的还是黄绿水。如此折腾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下午，就死了。打响了王家庄死人的第一炮。

埋葬了东朗之后，他的本家兄弟王欣郎也患了此病，也是又吐又泄，一两天就死了。接着，他们家又死了四个人。病的症状相同，人们这才明白，瘟疫真地来了。那时没有西医，有些人去看中医，中药的药性还没发挥，人就死了。

短短一个多月内，我们邻居家就死了五口人，后巷辛正西家也死了五人，我们本家死了三人。从此以后，瘟神发威，接二连三的死人，村上人都不敢参与埋人，谁家死了人，都是家族里人出面埋葬。

这时，西巷里的木匠名叫逮柱，他看见只管死人，觉得有钱可赚，就把家里平时不用的桑木薄板弄到巷道里的大树下，拉开木匠家具，刨子推子大锯小锯，做开了棺材。

同村的辛天设是个耍性子，爱挖苦人说笑话。看见逮柱做木匠活，又是拿人忌讳的桑木板，就挖苦道：伙计，你真是见钱眼开，拿这桑木板，想亏人啊？

逮柱正忙得满头大汗，见说只是呲牙一笑，并不答话，又埋下头干自己的活。过了几天，辛天设就死了，刚好用上了逮柱做的棺材。逮柱的钱挣上了。不料几天后，逮柱也患上了此病，上吐下泻，无药可治，也死了。

巷西头的张三媳妇娘家嫂子死了，她送埋回来，心里害怕，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就在箱子里寻找衣服以备急用。谁知第二天她就病了，很快死了。

村子被恐怖包围着，人传说心中不敢闪念害怕，谁要是心里有了念头，必大祸临头。那些日子，人心惶惶，不敢下地干活，就在西门外的杜梨树下歇凉。我也来到了杜梨树下散心，忽然觉得身体不适，就往回走，回到家就病了，发烧恶心。当时我二十来岁，正身强力壮，扛了几天，就过去了。不幸的是，我的妻子病了，她身体差，病势越来越重，还是上吐下泻。看看她快不行了，家里赶紧派了人去她娘家报信，不料娘家也死了人，顾不上来人，只给了一句话；你们看着办吧。我看着危险，赶紧把家里的几块杨木板凑够，准备好歹给她钉个棺材，也不枉她给家里的贡献。这时她已经病得失了形，天气太热，屋子里呆不住，就拉了一张席，躺在了前房里。三弟担了水过来了，她就挡住了喝凉水，喝进去的是清水，吐出来的是绿水，后来是黄水。就这样，喝了吐，吐了喝，一桶水喝完了，吐完了，她慢慢地平静下来，病势渐渐地缓和了，不再吐了，几天后慢慢地恢复了健康。成了村上唯一从鬼门关回来的人。

那次瘟疫，我们百十户人家的小村，死了五六十人。一直到秋季，天气渐渐凉下来，病魔才刹住了车。后来证明这是“霍乱”病菌传播的。

《白鹿原》一书，也如实描述了这次瘟疫，白嘉轩的妻子仙草，鹿三的妻子等等，都是死于这次瘟疫。陈先生之所以有如此真实的描写，就是因为这是关中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次悲惨往事。

古人说，大兵之后，必有大疫，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历史上许多瘟疫都和天灾人祸有关。民国十八年遭年馑，死了许多人，没有很好的消毒处理，致使病毒发威蔓延，造成了民国二十一年骇人听闻的瘟疫事件。

有研究者统计，东汉末年的大瘟疫，15年里有约两千万人病死，这种惨象，“建安七子”曹植在文章中写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多么可怕的场面啊。

《大荔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上旬，疫病大流行，时值高温，疫病传染很快，不几日便普及全县大部，而且病势凶猛，凡来此病，上吐下泻，腹痛筋抽，朝病暮死，甚至数日内全家死光，十数日内一巷死光，以致出现断巷绝户。两日之内，大荔城内军民死伤达千余人。乡村更多。病程长达半年，据不完全统计，大（荔）朝（邑）平（民）死约8363人。占患者36.7。

《华阴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七月，霍乱流行，全县统计死1.8万余人，尸横于野无人收。

《蒲城县志》记载：二十一年夏，霍乱流行，全县死万余人。

事情已经过去了将近百年，那年馑与瘟疫的惨状，人们已经淡忘，也许“好了伤疤忘了痛”是人类的通病。这次武汉疫情，为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私欲膨胀的人啊，你只是万物之灵，并非万物之主，要有所敬畏，否则，人类将要受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

注：嫩滩，河楞边的地。

路毙，死在野外、路边的尸体。

大荔县由过去的朝邑县，平民县组成，此数据单指朝邑县。（来源：最大荔）

【作者简介】

凌琴，姓王，平生喜文学，爱绘画，好音乐，乐文史，更崇书法。多年笔耕，舞文弄墨，艰难前行，一串脚印。自以为天地间一匆匆过客，如草芥之于土地，浪花之于江河，微留划痕，仅此而已。歌曰:我所生兮渭水边，我所居兮沙之苑，此生无成兮自嗟叹，惟将余光兮写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