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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哲学书籍(哥德尔埃舍尔巴赫)

笛卡尔哲学书籍(哥德尔埃舍尔巴赫)1997年,当这本书的中文版《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在中国出版时,又引起了久久不能停息的热潮,用豆瓣上评分最高的一句评论说就是,“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读过此书的人,一种是没读过的人”,其影响力可见一斑。书中引人入胜地介绍了包括数理逻辑学、可计算理论、人工智能学、语言学、认知科学、遗传学、哲学、绘画和音乐等众多领域的理论,探讨了类比、递归和悖论等话题,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2018年的 4月下旬,一位神秘的白发老人造访湛庐文化,他就是国际著名的认知科学家侯世达先生,他因为一本神作而名扬天下。那还是1979年时,重3斤、厚777页的巨著《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在英文世界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大量读者热烈的追捧。这本书为时年34岁、第一次出书的侯世达赢得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文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这本书涵盖的主题十分广泛,从书名中就可以看出来,G代表的是数学家哥德尔(Göd

笛卡尔哲学书籍(哥德尔埃舍尔巴赫)(1)

转自 | 哲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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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

——罗素

2018年的 4月下旬,一位神秘的白发老人造访湛庐文化,他就是国际著名的认知科学家侯世达先生,他因为一本神作而名扬天下。

那还是1979年时,重3斤、厚777页的巨著《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在英文世界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大量读者热烈的追捧。这本书为时年34岁、第一次出书的侯世达赢得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文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

这本书涵盖的主题十分广泛,从书名中就可以看出来,G代表的是数学家哥德尔(Gödel)的数理逻辑,E代表的是画家艾舍尔(Escher)充满悖论的视觉版画,B则对应音乐家巴赫(Bach)的赋格音乐。

书中引人入胜地介绍了包括数理逻辑学、可计算理论、人工智能学、语言学、认知科学、遗传学、哲学、绘画和音乐等众多领域的理论,探讨了类比、递归和悖论等话题,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

笛卡尔哲学书籍(哥德尔埃舍尔巴赫)(2)

1997年,当这本书的中文版《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在中国出版时,又引起了久久不能停息的热潮,用豆瓣上评分最高的一句评论说就是,“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读过此书的人,一种是没读过的人”,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作为中国文化的骨灰级粉丝,侯世达对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极其重视,书名也大有玄机,集异璧分别对应了G、E、B,哥德尔、艾舍尔和巴赫三个不同领域的传奇人物名字,同时,用侯世达自己的话说,这本探讨关于心灵、意识,和自我的本质的书,是他对知识的奇异收集过程中所发现的瑰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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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

——《麦田里的守望者》

侯世达家学深厚,他的父亲罗伯特·霍夫斯塔特是著名物理学家,196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男主角之一的莱纳德·霍夫斯塔特就是以侯世达的父亲为原型设计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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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罗伯特·霍夫斯塔特,右为《生活大爆炸》男主之一莱纳德

从小,侯世达家的客厅总有一群父母亲密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边听爵士乐边谈论启发性话题,“科学和艺术的圆融”,让小侯世达深受启发。他好奇心旺盛,永远不会感到无聊,对各种各样的想法着迷。用他的话说,他的学习是“暴饮暴食”式的:他可以一连弹上7个小时的钢琴,背诵1200行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全诗,对于绘画他也有着强烈的兴趣。有一次,他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对着录音机自学倒着说话,这样当他反向播放磁带时,听着就是正常语序的英语了。

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侯世达,20岁就轻松拿到了斯坦福大学的数学学士学位。但他的博士却读得异常艰辛,起初,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数学家,他考取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那里攻读数学博士学位。但这段经历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他认为数学太抽象了,自己并没有那么热爱。转而投入物理世界的怀抱,在这个更加的具象的世界里研究凝聚态物理,但在这里他过得依旧不轻松。

由于博士论文进展无望而感到“深深地迷失了”,1972年夏天,侯世达收拾好所有东西,塞进一辆被他称为“水银”的车里,从西向东穿越美国。每天晚上都在一处新的地方架起帐篷,就着手电筒的光看书。从这时起,他可以自由思考任何他想思考的事情,这次的出行也奠定了他后来数十年的研究方向——思考思维本身这件事。博士期间的经历也让他意识到,自己无法成为他父亲那样伟大的物理学家。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松物理学的研究,他把数学中数论的概念,与凝聚态物理中观察到的现象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侯道仁蝴蝶”的分形模型。这篇论文发表在著名的物理学期刊,一时成为经典论文,被引用次数上千。(侯道仁是侯世达的另一中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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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艾舍尔的名画《相对性》制作的动图

在科研工作之余,侯世达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写作上,博士毕业的4年后,《集异璧》问世了,这本书的出版让他一朝成名天下知,给他带来了极多的荣誉,它的成功也让他意识到,自己最感兴趣的既不是计算机,也不是人工智能,真正让他着迷的是对思维和意识的探索。他所在的印第安纳大学也因为他的影响力,给他极其开放的研究空间,不强制他教学和发表论文,他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侯世达说,“我的工作是你能想到最轻松的,我在做的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但是,就在他对诸多前沿领域提出自己的高见,就在人们期待他能把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进一步推向前的时候,侯世达却消失于公众视线。这不是因为他对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不感兴趣了,而是因为他对学界主流研究方向颇感失望,他认为包括大数据、深度神经网络在内的计算机科学和技术,并没有理解人类心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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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侯世达不再去参加那些有关人工智能的学术会议,人们也难以得知他最新的学术思想。他宁愿当一个独立思考的少数派,受不受人关注他其实并不在意。他非常喜欢《麦田里的守望者》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侯世达就像小说里的霍尔顿一样站在山头,独自一人形单影只,看着他的一帮同学活蹦乱跳地在底下踢足球。“我的想法已经有很多了,我不需要外界的刺激。”侯世达所坚持的是一条孤独的道路,他曾表示,“我并不想卷入一些看似高大上的人工智能项目,尤其是我本身就明白它们其实与真正的智能并没有一丁点关系。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选择沉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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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世达今年73岁了,但他身上仍旧有些东西永不衰老,他永远没有放慢对思维本质的追逐,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找到了一个他认可的正确方向。他认为,类比思维是人类智能中最核心、最本质的存在,人类思维就是在表象与本质之间,通过类比找寻规律的思维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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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里有一本奇书,它的作者是人工智能领域里不可忽视的人物;这本书的名字叫《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这个人就是侯世达。

“侯世达”是Douglas Hofstadter的中文名,这个1997年由他的中文出版商所定的名字,如今已是他在中文世界里的通称,这个名字也确实比他的父亲、196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物理学家罗伯特·霍夫施塔特(Robert Hofstadter)按照姓名音译规则对应过来的中文名要好听。不过,侯世达还有一个更私密、也更漂亮的中文名,那就是1976年他的第一位中文老师高先生为他取的“侯道仁”。

与他的中文名字同样精彩的,是侯世达的成名作“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的译名——《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侯世达的这本书在英文世界里被简称为“GEB”——取哥德尔(Gödel)、埃舍尔(Escher)、巴赫(Bach)的首字母,而中文则以“集异璧”应对。

《集异璧》探讨了庞杂的主题,正如侯世达本人在该书出版20周年的再版前言中所写:“……包括赋格和卡农,逻辑和真理,几何学、递归、句法结构、意义的本质、佛教禅宗、悖论、脑和意识、还原论与整体论、蚂蚁群落、概念和心理表征、翻译、计算机和计算机语言、DNA、蛋白质、基因编码、人工智能、创造性、意识和自由意志——偶尔还写到了音乐和艺术,它写到了所有的一切!很多人觉得不可能找到这本书的重点。”

但这本书还是有重点的。总体上说,《集异璧》被归为人工智能的经典著作,就像研究认知科学、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计算机科学、心理学、比较文学和物理学的侯世达被视为人工智能领域不可忽视的代表一样。上世纪70年代,侯世达痴迷于“思考是什么?”,投身于其时刚刚兴起的人工智能领域,他在《集异壁》中对计算机、程序、思考和大脑的描绘,开启了整整一代年轻人对AI的探索。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掀起一个高潮后,侯世达却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原因很简单:算法很巧妙、也能完成不少实际任务,但依托这种思路做出来的计算机并没有真正在“思考”。意识到这一点,侯世达对普通的人工智能彻底失去了兴趣,他自己的研究也转而建立在跟常规AI完全不同的技术上面。侯世达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小组叫做灵活类比研究小组(Fluid Analogies Research Group,FARG),“在FARG我们没有致力于开发实际的应用,诸如翻译引擎、答问机器、网络搜索软件此类的东西。我们只是在努力地理解人类概念的本质和人类思考的根本机制。我们更像是哲学家或试图探究人类心智奥秘的心理学家,而非旨在制造聪明的计算机或机灵程序的工程师。我们是一群老派的纯粹主义者,我们的动力源于内心深处的哲学好奇心,而不是制造实用设备的欲望(遑论赢得大笔金钱的欲望!)。”

这些年来,关于“思考是什么”,侯世达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更多的还是失败——FARG开发的程序常常得出可笑的结果,远远谈不上“智能”。不过,侯世达看着这些失败“很开心”,因为“要是我们的任何系统真的在其微领域中获得了与人类相颉颃的智力,我们将痛心至极,因为那将是很可怕的:这意味着人的智力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复杂或深奥。这意味着短短几十年的研究就足够人类解开人类思维的奥秘”。在他看来,程序真正具有智能将是人类的悲剧。

侯世达认为,思考的关键在于美、在于品味,与逻辑或真理无关。这与大数据、大算法的现代人工智能格格不入。“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得出的是极其生硬的‘智能’,毫无洞见可言。” 他的人生目标是创造出许多绝美的事物。他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研究道路,他在路上遇到了许许多多至臻至美的事物,他说“我宁愿当个独立思考的人,不总是站在人们注意力的最前端。我觉得不被大多数人注意到没什么不好;但我相信最终我的想法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至于有没有可能我选错了路,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我并不担心这一点。人生苦短,我相信我自己的观点,而且我会捍卫它们。毕竟,俗话说得好,你都不相信自己,谁还会呢?”

果壳网带你走近侯世达,谈谈他心目中的思考、大数据、美,还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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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一:侯世达谈思考

上世纪70年代,侯世达凭《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开启了整整一代年轻人对A.I.的探索。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掀起一个高潮后,他却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因为他认为,计算机并没有真正在“思考”。

果壳网: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思考“思考是什么”,你得出什么结论了吗?

侯世达:嗯,关于思考究竟是什么,我当然有所思考——很多的思考。我无法告诉你我在这个大问题上的全部思考。不过,就这次采访而言,让我姑且这么说:思考就是尝试去触及你身处境况的本质。我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每当我说话或写作时,我总是在寻找用最恰当的字词传达我的意思。我每每惊讶于多少次我话说到一半停下来问我自己和我的听众,“我要说的那个字是什么来着?”我真的对此很在意,会尽可能地去找到它、也很感激对方的建议。有时候在共同努力下我们找到了我想要的表达,有时候则找不到。但一旦找到了,就是莫大的欢喜和畅快;找不到时,我总是难以释怀。对我而言,在所有的表达中找到最精准的字词非常之重要,因为只有它们才真正切中了我要说的意思。

我的夫人林葆芬是中国人,她常常会无意识地使用形象的四字成语为她的中文语句添色。唉,这些成语我是几乎听不懂,但换做母语是中文的人,不但会认得,还会觉得这是简洁生动表词达意的好法子。比方说,假如葆芬看到有人在一场精彩的舞蹈演出中哈欠连天,她或许会说这是对牛弹琴。这一形象的中文短语可谓“敲钉子敲中了钉子头”(用一个美国的俗语,意思是“正正好抓住了本质”)。要是我用英语描述这个烦人的哈欠家伙,我大概会说这是把珍珠洒在了猪面前(casting pearls before swine)。而我若是用法语,我会说“还不如拿果酱去喂猪”(autant donner de la confiture aux cochons)。这三种表达都既生动又形象,每一种在其母语讲述者看来都抓住了情况的本质。能够用简练而熟悉的短语囊括复杂情形的关键所在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这就像是做了一次绝妙而又精确的简化——漂亮地将榔头不偏不倚敲在了钉子头上。

如果我去商店不止买了一瓶我要的牛奶,还捎上了一盒我儿子想要的麦片,我可以用“一块石头打死了两只鸟”(I killed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来概括这次小小的双重收获,指我出去一趟达成了两个目的。在中文里,你也许会说“一箭双雕”。这两个词组都简明扼要地将我“双重行为”的显著特征表达了出来,而说话者——在这里就是我自己——则会当即体味到求仁得仁的喜悦体验。要是我用中文说出来,我会比中文母语者还要喜出望外,因为一个词恰逢其时跃入脑中,这种感觉是名副其实(哪怕微乎其微)的胜利。

再来看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假设一位紧张的主人请了20位客人吃大餐。轮到甜点时,他决定上一种非常高档的冰淇淋,然后,在最后一刻他突发奇想在每份冰淇淋上都撒了辣椒粉。这个举动显得非常荒谬,因为它破坏了原本已经完美的东西。像我这样的人,都会希望找到最好(即最简洁、最鲜活)的方式概括他对这位主人考虑欠佳的行为的看法。在我看来中文里恰好有一个描述这类情况的成语。你能想到这个词吗?你是没费力气一下子就想到了,还是得有意识地找一会儿?

我认为,说出这样一个词的喜悦和一个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深度成正比。字词越是能准确地概括你的想法,找到并说出它的喜悦也就越大——尤其是在你能迅速做到这一点的情况下。速度绝对很重要,因为想到得太晚就没用了。在法语里有个短语专门形容事后才想到该说的话那种强烈的挫败感:“l’esprit d’escalier”,直译过来就是“楼梯妙语”。这个短语描绘的场景是:聚会上有人对你出言不逊,但你在种种社会压力之下,没能做出有力的反击。你觉得输了。稍后,离开聚会后不久,在你下楼梯的时候,一句完美的回应划过你的脑海——但现在为时已晚。找到了朝刚才那个讨厌的土老帽儿抡过去的绝好棒子却无处可施,其懊悔之情可想而知。这就是“楼梯妙语”的概念,这个短语凸显了迅速找到当前情况核心的重要性。现在你知道了一个表达特定社交场合本质的法语短语(至少知道了它的英语版),它会适时从你脑子里冒出来。新添了这个小小的“思考工具”,你的思想又充实了一点。

刚才你想到了形容那位慌张主人傻决定的“那个”四字成语了吗?很可能你想到了,但万一没有的话,答案是:画蛇添足。我希望你同意我说的这个短语将选择在冰淇淋上洒辣椒粉的精髓表达了出来,而找到这一精准凝练的概括——这个小“金块”——是很开心的事情。说到金子,在英语里我们会说那位慌张的主人到头来“给百合花镀金”(意思是,将一种美丽的花儿染成金色以作修饰,也因此将其美破坏殆尽)。

所有上述例子都显示了人脑是如何受驱使去尝试总结当前所处的境况——找到其本质、确定其关键概念。你的思维无时无刻不在试着将你所处的新情境和你曾经遇到过的其他情况作比较,也即在更高的抽象层面上理解新的情境 ;这涉及剔除无关和多余的细节,分离出真正重要的东西。如果你在各种情况中都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意味着你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简言之,思考包含了刨去表面看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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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二:侯世达谈大数据

果壳网:你使用谷歌翻译(Google Translate)阅读果壳网对道金斯的访谈文章。谷歌翻译是与你相对的研究思路的象征——大数据、产业AI、基本不涉及“思考”。你怎么看谷歌翻译这个产品?它所代表的研究趋势有可取之处吗?你认为要解开人类思考运作机制的原理,关键在哪里?

侯世达:实际上,我并没有用谷歌翻译来看道金斯的访谈——我直接看的中文。我学中文很久了,虽然说不上流利,但我能读懂一些东西,尽管很慢。

但是,在说谷歌翻译代表了一种与我所持观点截然相悖的理念这一点上你说得很对。几十年前,刚刚兴起的人工智能领域强烈地吸引了我,因为我被“思考是什么”这个问题深深地迷住了。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会儿,我开始设计我自己的AI研究项目时,我的全部动力皆来源于此。

作为教授,我还开了一门人工智能的课,虽然一开始我觉得我用的教科书还不错,但两三年以后我就彻底不抱幻想了。这些教科书里似乎装着些空洞的配方,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引人瞩目,但都不是在模仿思考,而是绕过了思考。比方说,照着教科书,我教过学生下国际象棋的算法,其基础是名为“极大极小前探搜索α-β剪枝算法”的蛮力计算技术。虽然这些技术都非常之巧妙,教起来相当的愉快,也由此带来了许多优秀的国际象棋程序,但它们显然跟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的头脑(甚或国际象棋初学者的思维)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由于意识到这一点,不出几年我就对普通AI失去了所有兴趣,而我自己的研究则变得全部建立在了跟我从AI教科书里看到的和我教给学生的那些观点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技术上面。

这里给出一个学样领域中的典型类比问题,供果壳网的读者思考:

假如 abc 变为 abd,那么 icjjckkkc 该变成什么?

实际上说它是“类比问题”容易引起误会,因为“问题”这个词暗含了它有唯一正确解的意思——但这个推论完全是错误的!其实该将上面这个句子称为“类比疑问”或“类比疑难”,而且需要意识到它有很多不同的合理 答案,这些答案没有对错之说。好了,现在我再次希望每一位读者在读下去之前都尽力去想一个或更多的答案。所以,现在请停止阅读!

好——我们接着说。我希望你至少想到了一个答案,要是想到了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就更好了!下面是我就这个学样疑难想到的几个可能的答案: icjjckkkd、 idjjdkkkd、 icjjckkdc、 icjjcdddc、 icjjclllc、 icjjckkkkc 和 icjjcllllc。 (我还能列出更多,但有这些就足够了。)仔细检查你会发现,每一个答案都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自圆其说(例如,第一个答案将最右边的 c 变成了d,可以说正好是 abc 变成 abd 时发生的情况)。不过,尽管每个答案都有“逻辑性”,但大多数人都还是会觉得有的答案弱一些、有的强一些或是令人信服,对他们而言,“最佳”答案拥有一种难以捉摸、不可名状的审美意义上的“魅力”。你最喜欢哪个答案?你有没有想出跟我列的这些都不同的答案?如果有的话,那可真有意思了!

在上面所列的7个答案中,我最喜欢后面的3个,而且说实话,我也说不好哪一个我最喜欢。本能也好、直觉也罢,我认为 icjjckkkc 字符串里的3个“c”只是一种“不重要的黏合剂”,起到分隔3个“更加重要的”部分——i、jj 和 kkk——的作用。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但我就是这么觉得。换句话说,对我而言,9个字母的字符串 icjjckkkc “本质上”只是3个元素的字符串——i-jj-kkk——因此我需要转换的部分就成了最右边的元素,即 kkk。(当然,我可以只改变最右边的 k,也就是上面第4个答案那样,但我认为这样改太丑了,所以我不这么做——即使我充分意识到这么做的逻辑!)然后问题就成了,“如何改变 kkk?”当然,一种方法是将其在字母顺序上往前进一位(模仿 c → d 的转变),因此就有了 kkk → lll,对应的答案是 icjjclllc。另一种看问题的思路关注3组元素 i、jj 和 kkk 的长度——也就是关注其中暗含的数字模式“1–2–3”。这种数字模式正正好与字母模式 abc 对应,因此,试着像转换 abc → abd 那样,可以想到将“1–2–3”变成“1–2–4”,而这样就得出了 icjjckkkkc 这个答案。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将刚刚提出的两种答案加起来,于是乎不仅 k 变成了 l,3也变成了4,于是就得到了icjjcllllc。

好笑的是,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最后一个解是“给百合花镀金”。他们会说,“把 k 变成 l 可以,把3变成4也行,但把两个加起来一次都变就说不过去了,这就跟在冰淇淋上洒辣椒粉或是画完蛇再添上足没什么两样。”

你最喜欢哪个答案呢?我自己也不确定我最喜欢的,但我可以肯定我最终的选择——无论是哪一个——一定会是在我脑中举行的“审美比赛”的赢家。这个问题无关逻辑抑或真理,而是关乎美,也因此归结为品味。这种方式看待思考与大多数人工智能研究者在过去五六十年里所想的相去甚远。他们之所以不待见这个观点,是因为从计算上去给审美品味建模实在太过模糊,而试图用逻辑或数学去模仿思考看起来又是那么的直截。然而,这些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带来的是极其生硬的“智能”,毫无洞见可言。在我看来,他们“冲着错误的树在吠”(译注:英谚,本意是猎狗以为把猎物追上了树、冲着树吠叫,但其实猎物已经逃到了另一棵树上。比喻弄错了对象)。

我的研究小组叫做“灵活类比研究小组”(Fluid Analogies Research Group,FARG),这里的研究肆无忌惮地涉及了各种各样并排进行的相互竞争的微压力,其整体结构类似蚁丘。没错,我说的是计算模型,但与AI研究中通常做的那些大相迥异,也跟神经网络十分不同。FARG系统(比如 Copycat、Tabletop、Letter Spirit、Phaeaco、Seqsee等)的智能是集合智能,每一种都是从成千上万种小得不能再小、微得不能再微的活动中净胜而出,单独看它们并不是智能的。

我也强调一点,对待这里的“智能”一词当慎之又慎。我们的认知计算模型远远谈不上拥有真正的智能,就连在它们各自运行的那小小的微领域中也不行。它们经常给出看上去很傻、让人笑掉大牙的答案,因为我们还没能将正确的机制或压力或品味赋予这些程序——而看着程序的这些失败我们是很高兴的,我们并不难过,因为这令我们想起了人类思维那摸不着、参不透的美妙。而要是我们的任何系统真的在其微领域中获得了与人类相颉颃的智力,我们将痛心至极,因为那将是很可怕的:这意味着人的智力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复杂或深奥。这意味着短短几十年的研究就足够人类解开人类思维的奥秘,那,在我看来,将是一个悲剧。

在FARG我们没有致力于开发实际的应用,诸如翻译引擎、答问机器、网络搜索软件此类的东西。我们只是在努力地理解人类概念的本质和人类思考的根本机制。我们更像是哲学家或试图探究人类心智奥秘的心理学家,而非旨在制造聪明的计算机或机灵程序的工程师。我们是一群老派的纯粹主义者,我们的动力源于内心深处的哲学好奇心,而不是制造实用设备的欲望(遑论赢得大笔金钱的欲望!)。

笛卡尔哲学书籍(哥德尔埃舍尔巴赫)(7)

思维的类比:面对这么多不同的形状,人类还是能很容易就判断出这是字母“A”。在这种纷繁多样之下,有着怎样的抽象机制?侯世达,“On seeing A's and seeing As”,SEHR volume 4 issue 2: Constructions of the Mind,Updated July 22 1995

果壳网: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曾说过,人脑和电脑的差异可能在于电子元件不像神经元那样“竞争”,二极管不会为了电力而求生。你觉得硬件上的差异重要吗?人工智能依赖于硬件这样的物理机制吗?

侯世达:我没见过丹尼特的这句话(顺便说,丹尼特是我的好朋友、合著者——三十多年前丹和我一起编撰了《思维的自我》[The Mind’s I]这本书,我们合作非常愉快!),我不知道对此有何看法。我自然明白其背后的思想,但我不确定真正的思考是否真的依赖于细到神经元层面甚或更下层的处理过程。要说“思考确实有赖于所有那些非常细粒、非常底层的生物硬件”,这种观点本身当然是可以想象的;但在我看来,同样完全可以想象,思考依赖的是某个更高层的潜认知处理过程,而那些较低层的东西,比如神经元和神经递质,仅仅是思考可能的基质之一。丹尼特可能会认为,倘若有人想创造一台思考机器,神经硬件是不可或缺的——但我对此观点表示怀疑。但假如他真的这么说了,那我很好奇,如果我们造出了拥有数千亿神经元的极度精确的计算机网络,他会作何评价。在这个模型里不会有物理上的神经元,只有千亿复杂数据结构以微妙的方式相互触发,其行为方式和神经元完全一样,但物质组成却丝毫不同。我认为如果这个模型能通过图灵测试,那么丹尼特(和约翰·塞尔[John Searle]不同,后者因他的“中文屋”[Chinese room]思想实验而出名,但我认为这个思想实验从头到脚漏洞百出)肯定会非常高兴地说它是真正在思考,它有意识、它说出的话和人类说的话一样充满了意义。我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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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三:侯世达谈人生

笛卡尔哲学书籍(哥德尔埃舍尔巴赫)(8)

侯世达的生日礼物。这张图由1600幅小图组成,每幅小图都与侯世达所做过的工作有关。

果壳网:你的朋友丹尼尔·丹尼特说你是最好的“现象学家”,因为你总是在研究自己思维的现象,比如情感、内心活动。多年来,你一直在记录自己犯下的语言错误,能谈谈这些错误和人的思考机制有什么关联吗?记录下了这么多的“自己”,你觉得你比一般人更了解“自己”吗?

侯世达:我记录下了大量的输入错误(也就是通常说的“typo”)、说话错误(我称之为“speako”)、听话错误(“hearo”)、动作错误(“acto”)等等。我自己对这批记录贡献最多,因为我是观察最多的人,我的亲朋好友和我教的学生也都(无意中)贡献良多,电台播音员还有餐馆、加油站的路人等等诸如此类的都有贡献。我从16岁起就开始收集这些错误,现在也仍然在扩大我的收集,每天如此,从不间断。

当然,我没有把我自己的所有语言错误都记录下来,因为错误实在太多太多,而且正误之间分隔并不清晰。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几乎听不到的犹疑,或是一处微妙的、几乎无从察觉的元音或辅音扭曲,都反映了我大脑里两股相互竞争的通路在那一刹那间的踌躇。这些现象能算是“错误”吗?虽说在这种犹疑或变形发生的时候,我总是能清晰地意识到它们(还会因其可笑而笑话自己);但在意识层面,我几乎总是对我大脑里相互竞争的力量毫无察觉,因此写下这些微错误(或半错误、拟错误)时,我必须在对背后机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把它们记录下来。

总之,我确实是记录下了成千上万个错误,历时五十年,而我本人是这批数据最大的贡献者。这些错误中有的为探究无意识过程提供了绝好的洞见——50年前我还笃信思维是一种“逻辑机器”,哪里料到过这些过程的存在。没错,在我13岁到19岁那段时期,我是千真万确地相信思考是严密的机械过程,与符号逻辑密切相关。犯错误这等事情和思考毫无瓜葛,至少不存在有意义的瓜葛。那我当时又是为了什么开始收集错误了呢?我不确定;我想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我觉得它们很好笑,我自己或别人那些意想不到的疏忽常常让我笑出声来。但现在,我对错误的认识恰恰站在了我原来以为的对立面。对现在的我而言,犯错提供了一扇隽妙的窗口,使人得以从科学上一览思考这一神妙莫测的行为那难以察觉的基质。而且我要多说一句,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类比始终都是犯错误背后的元凶。下面我稍作解释。

假设,我从一家比萨店里出来,拿着一盒新鲜出炉热气腾腾的比萨往家带,我对我的朋友说,“我把比萨放后备箱里带回家”,但我骑的是自行车而不是汽车,这是怎么回事呢?照字面意思理解,我的话根本讲不通,因为自行车根本没有后备箱。我说岔了嘴;用错了词。但这两种情境背后有一个简单的类比,通过灵活理解“后备箱”这个词,我的朋友完全可以听懂我在说什么。在这里,类比的基础将两种交通工具——我的自行车和一辆小轿车——联系起来,更具体地说,将这两种交通工具的两个部分(也即用来装载货物的部分)联系了起来。最后,这个类比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我自行车的篮子就跟小轿车的后备箱一样,是位于“驾驶座”后面的。这个例子显示了错误是如何从难以察觉的下意识类比中出现的,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类似的,如果我叫错了某人的名字,那背后一定有类比将这两个人联系起来。这种错误的典型例子是一个男的用前女友的名字称呼现任女友。在这种情况下,其类比不言自明且非常简单,但在其他时候把一个人的名字叫成另一个人的可能就要深层和微妙得多了。

就连那些最简单的输入错误也是由某种类比导致的——通常非常简单,但有时也极为复杂。比方说,我的朋友鲍勃(Bob),他在学了一点儿中文以后去了中国,然后有一天他发了封邮件给我讲述他的行程。他打开邮件,输入“Hi hao!”我读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忍不住笑出了声来。在这个滑稽的错误里,鲍勃无意中将美国人打招呼的“嗨”(Hi)和中文人称代词“你”(Ni)弄混了(因为这两个字在拼写上非常相似——可以类比),而又因为“嗨”(Hi)和“你好”(Ni hao)分别在两种语言中具有可以类比的功能。此外,小写字母的 “h” 和 “n” 长得很像,这一无意识的类比联系或许在鲍勃的思维里也起了作用,尽管他输入的是大写的“H”而不是小写的“h”。还有可能,在鲍勃的脑海中大写“H”的形状和“n”的发音也紧密相关,因为他学过几年俄语,而在俄语中,“H”这个形状发“n”的音。当然,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那一天鲍勃的脑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他犯下了这么一个有趣的错误。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当时出现了一个或更多看不见、摸不着的类比,从而导致了这一看得见的行为。

这里的关键是,类比在犯错误时具有核心地位——而从这里很容易看到类比在一切思维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在过去几十年间,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思考、和我个人的思考过程,我学到的东西就是:我的思考中充满了错误,而错误都是无意识使用类比导致的——通常都是些简单的类比,但有时非常微妙。我非常高兴能够发现我自己的——以及(通过类比)别人的——这条思考特征,因为这说明人的思维比我十几岁上想的要微妙得多、不机械得多。

讽刺的是,意识到我自己是个错误滔天的家伙令我对人类思维充满了无限的敬仰。因为这表明了人类思维与遵循严格的“推理规则”操纵“命题”从而试图“保持真值”的简化模型相去有多远。那种僵化过时的观点是古代哲学家的空想,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它的贫乏和孱弱——相比之下,把思考视为一锅鼎沸的混沌,不计其数的微小进程在其中无意识地竞争、最后得到一个集合的产物,这样的观点要丰富得多。对我而言,这样看待思考是美丽而奇妙的——而又因为我是思考的个体,这也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看待自我的方式。不再将我自己视为一台精密严谨的逻辑机器以后,我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把自己当成一台恣意而马虎的类比制造机。我喜欢这种新的认识!

果壳网:你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研究道路,你感到过孤独吗?万一是你而不是其他人选错了路,该怎么办呢?

侯世达:我就是我,我想我已经接受了这点。有时候我觉得世人对我关于思考本质的想法承认得还不够,但我又想起了一些人,我非常尊敬他们,他们也欣赏我的想法,这样的人数量还不少,于是我又心安了。这么多年来我获得了大量的认可,对此我十分满足。我的学校欣赏我,给了我巨大的自由,想开什么主题的讨论课都能开,想写什么主题的书都能写。我其实相当幸运。而且我觉得在少数派这边要比在多数派那边好,因为没有什么比当个“跳马车的”更令我厌烦了——在美国,我们将那些只追求最流行、最潮、最新观点的人称之为“跳马车的”。跳马车是非常愚蠢的做法,我宁愿当个独立思考的人,不总是站在人们注意力的最前端。我觉得不被大多数人注意到没什么不好;但我相信最终我的想法会被更多的人知道。有这点儿盼头就足够了。

至于有没有可能我选错了路,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我并不担心这一点。人生苦短,我相信我自己的观点,而且我会捍卫它们。毕竟,俗话说得好,你都不相信自己,谁还会呢?

果壳网: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有什么遗憾吗?

侯世达:我有终极人生目标吗?我想我的目标是:创造许多绝美的事物。我创作了很多视觉艺术作品(比如变位词和其他一些基于字母的艺术类别),我写过一些钢琴小品;创作这些艺术作品对我意义重大。翻译诗词(尤其是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和写我自己的诗也对我有着很深的意义。最近,跳莎莎舞(还有恰恰舞和摇摆舞)也都美妙至极。当我尽力想要舞得优美时,我或许没有创造什么永恒的东西,但想想仅仅成为美好的事物就已经美妙非常了。当然,我远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么精确或优美,但我作为舞者纵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在空间里随着韵律优雅起舞这件事本身就是无上的欢乐。

我的人生选择中是否怀有遗憾?我不知道。我走自己的路,在路上遇到了许许多多至臻至美的事物——美好的数学图案、美好的类比、美好的物理思想、美好的音乐、美好的字形字母、美好的字谜、美好的诗、美好的小说、各种语言美好的发音、美好的城市、美好的日落、美好的段落、美好的电影、美好的笑、美好的友谊,等等等等。有时候我还自己创造或者发现了美好的事物。真的,那真是太美妙了。如果非要找遗憾,我想我可以说我希望自己更早开始学中文或俄语或莎莎舞。但要是真那么做了,就意味着我必须少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总的来说,我把我的时间用得还好。总之,生命到了我这个阶段,就应该对自己做过的事情知足。人生很不幸充满了各种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因此健健康康地活到了我这个年纪(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是68岁),经历了各种的大悟大美,可谓天之厚矣,何乐而不为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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