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目面具是不是三星堆出土（三星堆直立人像与希腊面具的渊源）

纵目面具是不是三星堆出土（三星堆直立人像与希腊面具的渊源）张光直说：“关于这些人兽绞样的宗教意义，历来美术史家很少讨论。濮阳的新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古代美术中的人兽关系就是巫蹻关系。人便是巫师的形象、兽便是蹻的形象；蹻中以龙虎为主，其他的动物（包括鹿）在古代美术形象中的种类也是很多的。在美术母题中人兽放在一起便表示巫蹻之间密切和互相依赖的关系。”（《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15页）虎食人卣，商代晚期羊鼎，商代晚期张光直在其《中国青铜时代》探讨了这过从“动物主导”到“人物主导”的转换历程。他说：“在商代及西周早期的器物花纹里，人似乎仅有被动的与隶属性的地位，而到了东周时代人则变成了动物的征服者或至少是挑战者。换言之，从商代到战国，在美术中所见人与神异动物的关系，似乎经历了若干剧烈的变化，其主要的表现是老饕餮纹样之因袭化与新的写实性兽纹的出现，都呈示一种人对于这类神异动物的新的态度，一种不复能称为敬畏的新态度。”（《中国青铜时代》，

题记：在中国文化史中，直到佛教艺术东传，才发展人像母题的主题塑造。三千年之际，三星堆人像崇拜，忽然而起，又倏然消逝。这是凭空而起，还是西域文化东传的产物？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直立人像和巨型人首面具的造型以其目、耳造型的奇特，使其形制溯源成为逾数十年至今未解的难题。

直立人铜像，三星堆出土

在三星堆文化与殷商末期中原文化的联系，是学界的主流看法。这种看法有大量的器物、图像和文献支持。但是，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夏、商、周三代均以动物图纹为主体，人形图像不仅很少出现，而且绝无独立成型的人像，总是作为动物图纹的配图出现，只是周朝后期人物形象才开始取得主导地位，并且逐渐战胜动物形象。

羊鼎，商代晚期

张光直在其《中国青铜时代》探讨了这过从“动物主导”到“人物主导”的转换历程。他说：“在商代及西周早期的器物花纹里，人似乎仅有被动的与隶属性的地位，而到了东周时代人则变成了动物的征服者或至少是挑战者。换言之，从商代到战国，在美术中所见人与神异动物的关系，似乎经历了若干剧烈的变化，其主要的表现是老饕餮纹样之因袭化与新的写实性兽纹的出现，都呈示一种人对于这类神异动物的新的态度，一种不复能称为敬畏的新态度。”（《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15页）

张光直特别重视这件《虎食人卣》所表现的人兽关系。《吕氏春秋》说：“周（或夏）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后世学者一般循此说解释《虎食人卣》的形象意义，认为人是猛兽侵食的对象，表现了一种自然敬畏的观念。与传统论说不一样，张光直认为，这个虎嘴下的人的双手攀附虎肩，与虎的前爪呈拥抱姿式，这个造型表现的不是猛兽食人的恐惧，而是人兽相交、沟神界的的巫术精神——巫觋通天。他进而将商周青铜器的人兽母题定义为巫蹻关系。

虎食人卣，商代晚期

张光直说：“关于这些人兽绞样的宗教意义，历来美术史家很少讨论。濮阳的新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古代美术中的人兽关系就是巫蹻关系。人便是巫师的形象、兽便是蹻的形象；蹻中以龙虎为主，其他的动物（包括鹿）在古代美术形象中的种类也是很多的。在美术母题中人兽放在一起便表示巫蹻之间密切和互相依赖的关系。”（《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15页）

从张光直的研究和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是：商周文化经历了从神兽敬畏到人兽交融的变化——神兽成为人神交通的载体，而不再是人们敬畏的对象。但是，值得注意的，在商周文化中，人从来没有成为膜拜的对象——中国的神是非人格化的天帝，而不是人格化的神。作为图像证明是：商周时代绝少独立的人像，周代晚期以后，虽然人物母题逐渐独立成型，但是，并没有代替神异动物成为膜拜的对象，而是以奴仆形象作为器物的支撑构件。

人形足擎龙盒（局部），西周晚期

跽坐人擎灯，战国晚期

查阅《中国青铜器全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直到春秋战国时代，人物母题雕像有两个特点：第一，像体非常小，人物不是作为膜拜对象，而是作为灯具、箱柜的构件和装饰；第二，采用较为自然的写实风格，与三星堆直立人像和人首面具的夸张、变形风格完全不同。

三星堆出土的《直立人像》，人像高172cm，底座高90cm，通高262cm。这个巨型铜像，显然是一个具有膜拜意义的造型。西周中期的《男相立人像》通高17.9cm。它的双手呈圆环把握状，与三星堆《直立人像》手势很相似，各自两手位置不一样。但是，不仅两者造型有明显的抽象几何（三星堆和简约写实（西周中期）的区别，更重要的区别是：三星人像通高262cm，西周人像通高17.9cm，这超过10倍的体量差别，反映的是膜拜对象与奴仆器物的差别——这件周代中期的《男相立人像》，出土于陕西宝鸡一墓穴中，出土位置在一棺槨之间头向处，是陪葬器物。

男相立人像， 西周中期

三星堆人像面目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高度几何化，多锐角三角形，并且趋于抽象；第二，眼睛中线棱形突起；第三，忽略人中，嘴形水平线状化；第四，鼻端呈金字塔状。这样的造型特征，在中国中原青铜造像中是没有的。

人头像， 三星堆出土

与三星堆人像面容相反，西周早期的《人面形饰》表现商周人面雕塑是写实的，五官是用较为自然的弧线为基本线条刻画轮廓，眉目、鼻子、嘴唇和两耳，以及整个面具轮廓。这个《人面形饰》的写实风格在周朝人像雕塑中是有普遍代表性的。

人面形饰，西周早期

三星堆人像面容的几何化抽象和高度夸张风格，是与商周人像雕刻完全不同的——找不到任何相似点。然而，如果放开眼界，我们可以发现，在史前人物母题造像风格，正是普遍以几何抽象和高度夸张风格为基本特征的。这种造型特征，至今我们还可以在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等各大洲的原始土著居民的器物中见到，而且是普遍现象。

女形人偶雕像，基克拉迪文明时代

古代希腊雕塑经历了从几何抽象到优美写实的完整发展历程。在希腊文明早期发端时代，基克拉迪文明的人物母题是典型的几何抽象形制，经由克里特文明转向迈锡尼文明，则向对称写实风格转换。迈锡尼文明的鼎盛时期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在《荷马史诗》中，天后赫拉将迈锡尼城邦称为“我最爱的黄金之国”。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2-10世纪突然在历史中消逝，成为古代希腊的黑暗时代。19世纪后期，德国考古学家发掘了迈锡尼遗址。

在迈锡尼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一件至为珍贵的文物是被定为《阿伽门农王》的黄金面具。阿伽门农王是荷马史诗中的迈锡尼国王、为夺回巴达王后海伦而发动特洛亚战争的希腊联军统率。这个而且相对于更早的人像造型，处于几何抽象向自然写实转化的后期——它给予人物面容更加柔和有机的表现，弧线和曲线控制了画面。但是，人物的眼睛、鼻子、嘴唇和耳朵，都保持了明确的几何抽象痕迹。

《阿伽门农王》面具，迈锡尼遗址出土

《阿伽门农王》它眼睛呈棱角化突起，中间有一条明显的槽线表现目光。这是非常独特的眼睛表现。同时，它的双耳也是非常几何化，而且呈上下对称的矩形状。它唤起我们对三星堆人像眼睛和耳朵的奇特造型。应当说，相比于商周中原时期的人像造型，三星堆人像造型更接近于这个公元前16世纪的迈锡尼人像面具。

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取得新进展》，art_722_175007.html）

依据这个最新的测年数据判断，三星堆人像母题青铜器物属于商代晚期产物，与迈锡尼文明历史沉没期相当。三星堆人像母题的主题化塑造和几何抽象、甚至于具体造型都与早期希腊文明造型接近。这自然让我们思考，三星堆人像是否有早期地中海文化的来源？我认为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最值得思考的是，地中海文化早至5000年前的古埃及时代，就有成熟的人像母题塑像作为宗教膜拜物，中国文化直到佛教艺术东传，才发展人像母题塑造。秦始王为自己的陵墓建造了规模浩大的兵马俑造像，但并没有为自己塑造肖像。三千年之际，三星堆人像崇拜，忽然而起，又倏然消逝。这是凭空而起，还是西域文化东传的产物？我想，答案是有了，只是需要考古界、史学界和艺术学界共同求证的课题。

埃及门卡乌拉及皇后

约公元前2940 —前2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