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时的旭日（现代的拂晓时辰）

拂晓时的旭日（现代的拂晓时辰）唐宋之际，中国家庭的家具发现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高型坐具在寻常百姓家中得到普及。唐宋之前，中国是没有椅子的，只有一种叫作“胡床”的坐具，看名称就知道是从西域传入的。《后汉书》称“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京都贵戚皆竟为之”，胡床在当时是贵族才使用的奢侈品。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席地而坐。地上铺一张席子，屈膝跪坐于上面，跟今天日本、韩国还保留下来的传统坐法差不多。相应的，唐宋之前流行的桌子也都是矮几。宋代也有“廉租房”。“楼店务”管理的官屋就是廉租房， 北宋天禧元年（1017），汴京“楼店务”共有23300 间公租屋， 一年租金总收入为 140090 贯，可以算出来，一间公租屋的月租金约500 文。天圣三年（1025），汴京“楼店务”经营的公租屋有 26100 间，年租金收入为 134629 贯，每月约 430 文。这个租金是低于市场上的私人出租屋市场价的。在南宋临安，政府还经

住房

《清明上河图》画了许多民居，城外农村的民房很简朴，瓦房与茅屋相间；城郊则尽是瓦房；进入汴梁城，居民住宅就比较考究了，或庭院深深，或小楼耸立，多窗明几净。这也大体上反映了宋人居住条件的城乡差别：农民住得差些，市民住得好些。总的来说，在城市，宋朝的砖瓦建筑比例应该是超过前代的。

有一位叫作成寻的日本僧人，北宋熙宁年间来到中国旅游， 他看到，从钱塘江到杭州的凑口，“津屋皆瓦葺，楼门相交”， “河左右家皆瓦葺无隙，并造庄严”。杭州城内更是高楼林立了（三至五层高的多层建筑在宋代大都市已很常见了），《梦粱录》说：“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有钱人家对住宅非常讲究，明人笔记《菽园杂记》说：“江南自钱氏以来，及宋元盛时，习尚繁华，富贵之家，于楼前种树，接各色牡丹于其杪。花时登楼赏玩，近在栏槛间，名楼子牡丹。”

宋代佚名《乞巧图》。图中展示了宋代人家的住宅。

但大城市人烟浩瀚，人多地少，房屋自住率不高，许多市民都得租房居住。北宋初年，甚至连宰相也是租房住的，仁宗朝宰相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 朱熹也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南宋的临安居民，也多租房，“兼官私房屋及基地， 多是赁居”。

宋代城市巨大的租房需求，制造出一个十分活跃的房屋租赁市场，在大城市有套房子出赁的人，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司马光说：“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 足供日用。”宋人认为：“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故僦赁取直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意思是说出租房子来钱太容易了。连政府也进军房地产市场，在都城与各州设“楼店务”，负责官屋的出租，分割租赁市场这块大蛋糕。

《梦粱录》说临安的“屋地钱俱分大中小三等钱”，不过没有提供具体的数目。另据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价研究》，在北宋京师，一座住宅的租金大约每月数贯到数十贯。其他城市的房租则便宜得多，如濮州，地段好的房屋每间每日租金为一二百文，而“后街小巷闲慢房屋”，每日只需三五文钱。当时一名城市底层人的日收入，大概也有一百文左右。

宋政府对公共房屋租赁业有一条规定：“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租）。”即法律要求从租赁关系确立之后的第六日开始算租金，前五日免租金，因为租房者需要几天时间用于搬家、清洁打扫之类。我觉得这是一条比较人性化的规定，照顾了租客的利益。

宋代也有“廉租房”。“楼店务”管理的官屋就是廉租房， 北宋天禧元年（1017），汴京“楼店务”共有23300 间公租屋， 一年租金总收入为 140090 贯，可以算出来，一间公租屋的月租金约500 文。天圣三年（1025），汴京“楼店务”经营的公租屋有 26100 间，年租金收入为 134629 贯，每月约 430 文。这个租金是低于市场上的私人出租屋市场价的。在南宋临安，政府还经常减免租住官屋之人的房租，甚至一年到头也未收一文钱，比廉租房还廉租房。

坐具

唐宋之际，中国家庭的家具发现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高型坐具在寻常百姓家中得到普及。唐宋之前，中国是没有椅子的，只有一种叫作“胡床”的坐具，看名称就知道是从西域传入的。《后汉书》称“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京都贵戚皆竟为之”，胡床在当时是贵族才使用的奢侈品。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席地而坐。地上铺一张席子，屈膝跪坐于上面，跟今天日本、韩国还保留下来的传统坐法差不多。相应的，唐宋之前流行的桌子也都是矮几。

我们现在熟悉的高型坐具，如交椅、靠背椅、高凳等，都是在宋代才开始成为时尚的。唐代时虽然已出现椅子，但应用不广，只限于贵族与士大夫家庭，而且妇女还依习惯坐床，而不能坐于椅子上，否则便失了礼节。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杌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梳洗床、火炉床家家有之，今犹有高镜台，盖施床则与人面适平也。”

高型坐具的出现，显然使人们在坐着的时候更加舒适，之后宋朝人的椅子也往舒适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靠背椅，然后出现了柔软的椅披，然后出现了扶手和脚踏板。不过我们说椅子的普及是中国家具的革命性转变，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坐着比跪着舒适，而是椅子改写了中国传统的礼仪方式。

在席地而坐的先秦时代，中国人通行跪拜礼，跪拜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正规的坐姿就是双膝跪席，跪礼不过是挺直上身，再配上手部与头部的动作，如作揖、稽首、顿首，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对方也须还礼答谢。按照顾炎武《日知录》的记载：“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则为长跪。首至手则为拜手。手至地则为拜。首至地则为稽首。”这个时候的跪拜礼并没有包含尊卑之意，臣拜君，君也拜臣。

秦汉以降，君臣之间方有尊卑之别，体现在礼仪上，臣拜君，君不再回拜，但尚要起身答谢。到椅子出现之后，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改变，跪拜的动作更是带上了强烈的尊卑色彩——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对方，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所以除了“天地君师亲”，宋人基本上不用跪礼，宾客见面一般都是行揖礼。我们虽然不能说古典的跪礼已经作废，但显然适用的范围非常有限，下级见上级、民见官，都不需要行隆重的跪拜礼；臣与君议事，也是不用下跪的。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元丞相孛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有屈辱、卑贱之意，而揖才表示礼节。

宋代佚名《十八学士图》局部，图中人物坐上了靠背椅。

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礼是在元朝开始推行开来的。“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惟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明朝规定：“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3] 清廷更是变本加厉，不但大臣奏事得跪，皇帝降旨宣答时，众臣也要跪着听训。真可谓，坐具在进化，礼仪在退化。

出行

有人统计过，《清明上河图》画了46头驴和骡子，马只有20 匹。这是宋代的真实情况，驴确实比马多。不过在京城开封，马与马车还是很常见的出行代步工具。我们今日出个门，通常站在街边手一招，一辆出租车就停下来了，宋人出行，也可以租马。套用今日“出租车”的说法，不妨将这种用于出租的马称为“出租马”。《东京梦华录》说：“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说的就是开封的市民出个门，习惯租马代步。想来在宋代城市中，出租脚力的服务业应该是比较发达的，租匹马还是挺方便的。即使是夜晚二更时分，市间也有马租。

北宋李公麟《丽人行》。马匹是宋人出行的重要脚力。 北宋李公麟《丽人行》。马匹是宋人出行的重要脚力。

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也说：“京师人多赁马出入。驭者先许其直，必问曰：‘一去耶？却来耶？’苟乘以往来，则其价倍于一去也。良孺以贫，不养马，每出，必赁之。”这条记录证明了宋代租马相当普遍。另外也透露了一个信息：你要租马，“驭者”（相当于出租车司机）会先跟你谈好价格：“是单程呢？还是包回程？”包来回的话则收双倍价钱。不妨来设想一个场景：你是宋朝人，想到白矾楼喝酒，站在街边一招手， “出租马”就过来了，“先生，你去哪？” “到白矾楼，几多钱？”“包来回吗？”“去就行。”

那么租一匹马需要多少钱呢？成寻和尚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说：“今日借马九匹，与钱一贯五百文了。”算下来，租一匹马一天大约要一百六十文。跟《东京梦华录》“不过百钱”的记录是相符的。如果按里程计算也行，每里路大概三四文。

租驴也很常见。宋祁的《僦驴赋》说，“予见京都俚人，多僦驴自给。”宋人王得臣的《麈史》也说：“京师赁驴，途之人相逢无非驴也。熙宁以来，皆乘马也。”原先租驴的人多，不过宋神宗熙宁年间之后，租马的人多起来了。在宋代，驴的数量比马多，驴价也比马价便宜，想来租驴的收费应该比租马更低廉一些。

有意思的是，北宋的士大夫都不太喜欢乘坐轿子，《朱子语类》记载说：“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轿，如王荆公（王安石）、伊川（程颐）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马。或有老病，朝廷赐令乘轿，犹力辞后受。自南渡后至今，则无人不乘轿矣。”北宋士人之所以不愿意用轿，是因为他们认为，轿子“以人代畜”，乃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他们不允许自己将他人当成牲口来使用。可见宋人的价值观，极富人道主义精神。后来宋室南渡，乘轿之风才渐渐盛行开来，原因可能是南宋的马匹更少了。当然北宋时寻常人家也有用轿子的，通常是出于婚嫁之需要，《东京梦华录》说：“士庶家与贵家婚嫁，亦乘檐子。”檐子即轿子。这些花轿也可以租赁，“自有假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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