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演讲（莱布雷希特专栏）

莱布雷希特演讲（莱布雷希特专栏）他对此的回应是质朴的《圣路加受难曲》，尽管是无调性作品，但是基于巴赫的传统，符合拉丁礼仪。这部作品过于宗教化，在当时的波兰无法上演，但在西德大受好评。1970年代中潘德雷茨基有几年在耶鲁教学。他的婚姻虽然美满，但他却写了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性犯罪歌剧《卢丹恶魔》。在1980年代，他拥护那位来自波兰的教皇，并认可团结工会。他住在克拉科夫郊区的一所由他自己建造的房子里，成为了国家的标志性人物，但是门上的花环越多，他就把与自己的距离拉得越远。他最喜欢的作曲场所是波兰小村亚斯琴比亚古拉海滩上的一间小屋，当他望向波罗的海时，背对着波兰。他的创造性以抽象现代主义风格的形式得以解放，这是一种被人们以其认为的各种意义来解读都可以的音乐。他为52把弦乐器写过一部作品，并命名其为《8分37秒》——也是这首曲子的时长。他说：“它只在我的想象中，以某种抽象的方式存在。”应1961年的华沙秋季音乐节之邀，这首曲子需要

1933年2月初，慕尼黑有个年轻人进入了某种形式的自我隔离。卡尔·阿玛迪斯·哈特曼（Karl Amadeus Hartmann）——这个名字的中间部分说明了他的职业——把他写下的乐谱锁进了抽屉，他决定，只要希特勒还在掌权，他的这些作品中哪怕一个音符都不该在德国奏响。

卡尔·阿玛迪斯·哈特曼

对于一个27岁的作曲家来说，这样的行为堪称勇敢。由此产生的代价可能远不止可能毁灭他刚刚起步的职业生涯。当赫尔曼·舍尔兴大胆地在布拉格指挥上演他的《苦难》（Miserae）时，德国大使递交了正式抗议，针对这部作品所题献的对象：“致我的那些不得不死去上百次的朋友们，那些沉睡于永恒的朋友们：我们没有忘记你们（达豪 1933-1934年）。”

哈特曼受到纳粹的旅行限制，但他的岳父，一位富有的实业家保护了他，使他免受残酷的报复，并为他在斯塔恩伯格湖旁边的一座别墅中提供了住所。哈特曼可能也获得了某种保证，只要他不乱说乱动，他的妻儿就不会有危险。曾经与我有过书信来往的伊丽莎白·哈特曼，将他形容为一位“被动的抵抗者”。我也从其他人那里听说，他会在晚上偷偷出门，协助流亡者翻过大山走向自由。哈特曼是德国唯一一个反对希特勒的作曲家，他以一种内在流放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将其称为“自我隔离”。

前几天，在我得知另一位自我隔离者——克里斯托弗·潘德雷茨基（Krzysztof Penderecki）的死讯时，我播放了一些哈特曼的音乐。潘德雷茨基在登比察长大，这是波兰的一个小镇，犹太人口占了70%。他小时候曾经学过一些意第绪语的词汇和歌曲。然后他目睹了犹太人被成群赶入隔都，再被送上死亡列车。潘德雷茨基将他的意第绪曲调，以及其他许多音乐，一起压抑起来。

克里斯托弗·潘德雷茨基

他的祖母是亚美尼亚人，从土耳其的种族大屠杀中逃生，她将潘德雷茨基带去亚美尼亚教堂听弥撒，而不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罗马天主教会。他还有一位祖父是德国人，这是另一个会带来不便的遗产。在音乐学院，他以波兰民间音乐曲调创作的作品与斯大林主义风格保持一致。这位新人作曲家的真正自我被永远地隔离起来。

他的创造性以抽象现代主义风格的形式得以解放，这是一种被人们以其认为的各种意义来解读都可以的音乐。他为52把弦乐器写过一部作品，并命名其为《8分37秒》——也是这首曲子的时长。他说：“它只在我的想象中，以某种抽象的方式存在。”应1961年的华沙秋季音乐节之邀，这首曲子需要一个更为吸引人的标题，他将其命名为《挽歌》，并将其献给广岛核弹的受害者。在飞流直下的小提琴声与敲击大提琴琴马那种像啄木鸟那样的声音中，我们能够听到对警笛声的模仿，这是一个被困的人为他的生活而哀号。《挽歌》迅速成为国际前卫艺术界的热潮，潘德雷茨基一夜成名，并能够以访问学者名义在西柏林和维也纳居留。

他对此的回应是质朴的《圣路加受难曲》，尽管是无调性作品，但是基于巴赫的传统，符合拉丁礼仪。这部作品过于宗教化，在当时的波兰无法上演，但在西德大受好评。1970年代中潘德雷茨基有几年在耶鲁教学。他的婚姻虽然美满，但他却写了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性犯罪歌剧《卢丹恶魔》。在1980年代，他拥护那位来自波兰的教皇，并认可团结工会。他住在克拉科夫郊区的一所由他自己建造的房子里，成为了国家的标志性人物，但是门上的花环越多，他就把与自己的距离拉得越远。他最喜欢的作曲场所是波兰小村亚斯琴比亚古拉海滩上的一间小屋，当他望向波罗的海时，背对着波兰。

在他为宣传自己的作品而接受的采访中，几乎不会展示自我。单就个人而言，他很迷人、大方、不为难人。直到你离开房间后，才会意识到他几乎什么都没说。像哈特曼一样，他坚守着一条卫生警戒线，将自己锁在里面进行保护。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听到了一些被埋葬的回忆——在时长半小时的那部华丽的六重奏中爆发的犹太民间音乐曲调，在第七交响曲中展现的也许源自亚美尼亚的东方色彩。他曾经称《圣路加受难曲》为他最重要的作品，但他可能并不是这么认为。他的传记作家伯纳德·雅各布森写道，现代主义是“有用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创作的基础”。与在俄国的肖斯塔科维奇以及在德国的哈特曼一样，他掌握了在公众关注中隐身的艺术。

在12年的沉寂之后，哈特曼创作了一部钢琴奏鸣曲，其开场曲代表“达豪囚徒们无止境地涌过我们，奔流不息，苦难不止”。这首曲子的标题是《1945年4月27日》。

他组织了一套“音乐现场”系列演出作为他复出的标志，向巴伐利亚人重新介绍了那些在“千年帝国”时期无法听到的现代音乐。他的第二与第三号交响曲以马勒式的奢华手法写成，带有明显的犹太主题，那些著名的流亡者指挥大师如库布里克和弗里乔伊为这些作品留下了包含激情与信念的录音。

哈特曼在1963年因胃癌去世，享年58岁。各个乐团大部分时候都不再过问他的作品，他的孤独使他对瘟疫时代德国音乐的控诉过于持久。如今，唯一能够时常在音乐会演奏的哈特曼作品是创作于1940年的小提琴和弦乐队协奏曲。那是我在潘德雷茨基逝世后找出的唱片。

在潘德雷茨基的遗产中，《挽歌》和《圣路加受难曲》将比我们所有人拥有更加长久的生命力。而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是从恐怖电影《驱魔人》和邪典电视剧《双峰》中了解他的音乐。在强迫隔离中，我被他的第三交响曲的伟大的慢板乐章所吸引，这是他在1990年代为慕尼黑创作的作品，让人想起了马勒第五交响曲中的小柔板，其本身基于歌曲“Ich bin der Welt anhanden gekommen”——我将自己疏离于世界。音乐从未如此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我们当前这种由于病毒而自我隔离的人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