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西游记中的团队角色（王平西游记）

分析西游记中的团队角色（王平西游记）在唐僧取经故事的流传衍变过程中，《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其中出现了一位胡人石槃陀，唐僧为其“授五戒”后相伴而行。一、从“石槃陀”到“铁戒箍儿”关键词 《西游记》；紧箍儿；紧箍儿咒“紧箍儿”及“紧箍儿咒”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中出现多次，对小说的主旨及人物性格具有重要意义。“紧箍儿”及“紧箍儿咒”源于何处，有何意蕴，在小说中有着怎样的作用，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

金 箍

摘 要 “紧箍儿”作为一种刑具，可以追溯到唐代武则天时期的酷刑“脑箍”；“紧箍儿咒”源于佛教的“定学”和“真言”。在唐僧取经故事的流传衍变过程中，“紧箍儿”及“紧箍儿咒”首次出现于明初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中。

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中的“紧箍儿”及“紧箍儿咒”虽然也试图通过肉体惩罚达到禁锢个性的目的，但从小说所流露出的情感来看，显然并不完全赞同这一作法。

从《西游记杂剧》到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紧箍儿”及“紧箍儿咒”的作用经过了由“肉体惩罚”到“戒凡性”、由“禁锢个性”到“求放心”的演变过程。这与明代前期以程朱理学为主导、而明代中期以王守仁心学为主导的儒学思想变化密切相关。

关键词 《西游记》；紧箍儿；紧箍儿咒

“紧箍儿”及“紧箍儿咒”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中出现多次，对小说的主旨及人物性格具有重要意义。

“紧箍儿”及“紧箍儿咒”源于何处，有何意蕴，在小说中有着怎样的作用，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从“石槃陀”到“铁戒箍儿”

在唐僧取经故事的流传衍变过程中，《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其中出现了一位胡人石槃陀，唐僧为其“授五戒”后相伴而行。

但这位石槃陀的意志很不坚定，一方面他“斩木为桥，布草填沙”，帮助唐僧过了黄河。但另一方面，当两人休息时，他又“拔刀而起，徐向法师，未到十步许又回，不知何意，疑有异心”。

唐僧见状，“即起诵经，念观音菩萨。胡人见已，还卧遂睡”。天明再出发时，他竟然提出“不如归还，用为安稳”。

最终以“家累既大而王法不可忤”为由拒绝继续前行。临别时还怕唐僧如果被捉会连累于他，当唐僧“为陈重誓”，又“与马一匹”，这才相别而去。[1]

这段情节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这位石槃陀对唐僧怀有异心，动过杀害唐僧的念头。

第二，唐僧以诵经的方式使石槃陀放弃邪恶念头，并保护自己免遭侵害。

第三，石槃陀寻找种种借口拒绝继续前行。这位石槃陀虽然接受了“五戒”，却并不受其约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没有写石槃陀头上有何饰物，但安西东千佛洞二号窟的取经壁画上所绘的石槃陀，却是行者装束，长发披背，并用一根带箍将头发束拢于脑后。

有研究者指出，这条“带箍儿”有可能就是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头上“紧箍儿”的源头。但是安西地处偏远，《西游记》的作者是否曾经见到过这幅壁画，是首先应当论证的问题。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意在以胡人石槃陀的犹豫不决突出唐僧取经路上所受的磨难，这对后来的取经故事产生了重要影响。

刊行于宋元之际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首次出现了猴行者，他化为白衣秀才，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2]，主动来助唐僧取经。

这位猴行者可以视为孙悟空的原型，所以王国维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中指出：“书中载元奘取经，皆出猴行者之力，即《西游演义》所本。”[3]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头上有了饰物，但不是“紧箍儿”而是“隐形帽”，《诗话·入大梵天王第三》写道：“天王赐得隐形帽一事，金鐶锡杖一条，钵盂一只。”[4]

根据后文可知，隐形帽、金鐶锡杖和钵盂都是猴行者降妖伏魔的法器，帮助唐僧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诗话·入九龙池处第七》写九条馗头鼍龙兴风作浪，拦住了去路。“

被猴行者隐形帽化作遮天阵，钵盂盛却万里之水，金鐶锡杖化作一条铁龙。无日无夜，二边相斗。”[5]可见这顶“隐形帽”与“紧箍儿”并无关系。而且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没有猴行者与唐僧产生矛盾、要离开唐僧的情节。

《诗话》书影

明无名氏（一说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著录了元明间戏剧家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今存“明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本[6]，全剧共六卷二十四折，第三卷第九折“神佛降孙”和第十折“收孙演咒”写孙悟空被降伏事。

孙悟空已经由《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白衣秀才”猴行者变为了“孙行者”。值得注意的是，第十折“收孙演咒”中出现了“铁戒箍”和“紧箍儿咒”。

唐僧将行者从花果山下救出后，行者暗自说道：“好个胖和尚，到前面吃得我一顿饱，依旧回花果山，哪里来寻我！”这时观音菩萨上场训斥行者道：

“通天大圣，你本是毁形灭性的，老僧救了你，今次休起凡心。我与你一个法名，是孙悟空。

与你个铁戒箍、皂直裰、戒刀。铁戒箍戒你凡性，皂直裰遮你兽身，戒刀豁你之恩爱。好生跟师父去，便唤作孙行者。疾便取经，着你也求正果。玄奘，你近前来。

这畜生凡心不退，但欲伤你，你念紧箍儿咒，他头上便紧。若不告饶，须臾之间，便刺死这厮。”

然后将紧箍儿咒语告诉了唐僧。山神对孙悟空唱道：

“观音救苦大慈悲，赐与你戒箍僧衣。花果山险压损你脊梁皮，得师父放你相随。休更出你那锁空房腌见识，振着矢不得伶俐。琉璃脑盖戒箍围，比着你那小帽最牢实。”

这时唐僧将紧箍儿咒语演示一遍，孙悟空立即跌倒在地，想摘下铁戒箍，但已无济于事。山神见状又唱道：

“恰便似钉钉入头皮，胶粘在鬏髻。你那凡心若再起，敢着你魄散魂飞。为足下常有杀人机，因此上与师父留下这防身计，劣心肠再不可生奸意。如梦幻出尘世，至诚心谨护持，早去疾回。”

此处情节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孙悟空要吃唐僧肉然后回花果山的举动，或许是受到了石槃陀故事的启发。

石槃陀虽然受了“五戒”，但却可以丝毫不受约束，依然为所欲为。有鉴于此，《西游记杂剧》的作者想象出了可以制约孙悟空的方法，这就是“铁戒箍”和“紧箍儿咒”。

但问题在于，“铁戒箍”和“紧箍儿咒”是《西游记杂剧》作者的首创呢？还是另有源头呢？

《杂剧西游记》

二、从“脑箍”到“戒箍儿”

根据《西游记杂剧》的描写可知，“铁戒箍”对人体的伤害是十分严重的。勒紧到一定程度，可以让人“魄散魂飞”，甚至被“刺死”，这实际上是由一种名为“脑箍”的刑具演变而来。

早在唐代武则天执政时，臭名昭著的酷吏来俊臣、索元礼等就曾动用过“脑箍”这一刑具。将铁箍套在犯人头上，在铁箍和头皮的空隙加木楔，用铁锤敲打。

铁箍越收越紧，受刑者疼痛如刀劈，甚而至于头颅开裂、脑浆溢出。《旧唐书·来俊臣传》载：
来俊臣，雍州万年人也。……凶险不事生产，反覆残害，残忍荒慝，举 无与比。

……又以索元礼等作大枷，凡有十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复有铁笼头连其枷者，轮转于地，斯须闷绝矣。[7]

这儿所说的“铁笼头”，就是“脑箍”。唐代之后，脑箍被历代官府所沿用。如元人郑廷玉杂剧《包待制智勘后庭花》第二折：“好不忍事桑新妇，好不藏情也鲁义姑。又不曾麻，下脑箍，你怎么口声的就招伏？”[8]

《明史·刑法志二》载：嘉靖六年，给事中周瑯向皇帝进言，称“狱吏苛刻，犯无轻重，概加幽系，案无新故，动引岁时。……”

嘉靖皇帝“深然其言，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戗民命者，即斥为民，虽才守可观，不得推荐。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酷刑，余止鞭扑常刑。酷吏辄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俱奏请，罪至充军。”[9]

因为给事中周瑯的进言切中时弊，才引起了嘉靖皇帝的重视。由此不难看出，包括“脑箍”在内的各种酷刑在当时已经泛滥成灾。　　

明代小说戏曲中不乏有关“脑箍”刑罚的描写，如《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八回“曾御史参劾提刑官，蔡太师奏行七件事”中，县丞狄斯彬审讯疑案，“于是不由分说，先把长老一箍两拶，一夹一百敲，余者众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狱中。”[10]这里的“箍”应该就是脑箍。

明代汤显祖《牡丹亭》第四十出“仆侦”：“那鸟官喝道：‘马不弔不肥，人不拶不直，把这廝上起脑箍来！’”[11]

再如《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写县衙的几个阴捕对无辜者秀童滥施刑罚：

“众捕盗吊打拶夹，都已行过。见秀童不招，心下也着了慌。商议只有阎王闩、铁膝裤两件未试。阎王闩是脑箍上箍，眼睛内乌珠都涨出寸许；铁膝裤是将石屑放于夹棍之内，未曾收紧，痛已异常。

这是拷贼的极刑了。秀童上了脑箍，死而复苏者数次，昏愦中承认了，醒来依旧说没有。”[12]

秀童应当说相当坚强了，但面对脑箍这一刑具，还是无法忍受。可见脑箍这一刑具的残酷性非同一般。

“脑箍”作为刑具对人的肉体能够造成巨大的伤害，佛教徒头上的“戒箍”受其启发而来，但只是要求信徒恪守戒律的一种精神威慑。

《牡丹亭》

《水浒传》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行者夜走蜈蚣岭”中，张青、孙二娘为帮助武松逃脱官府的追捕，设计让武松装扮成行者。

孙二娘说道：“二年前，有个头陀打从这里过，吃我放翻了，把来做了几日馒头馅。却留得他一个铁戒箍，一身衣服，一领皂布直裰，一条杂色短繐绦，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单八颗人顶骨数珠，一个沙鱼皮鞘子插着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13]

不难发现，在孙二娘送给武松的衣物中，有三件与《西游记杂剧》中观音菩萨送给孙悟空的衣物相同，这就是铁戒箍、皂直裰和戒刀。

看来，这几样衣物是当时“行者”必备的物品。所谓“行者”，是指虽然修行但尚未剃发出家者。皂直裰是为御寒，戒刀本为“供割三衣之用”，所谓“三衣”，是指僧人穿的三种衣服。

或许因为行者还不是真正的僧人，所以头上要戴上“戒箍”，时刻提醒行者要恪守戒律。尽管“戒箍”的警示作用是从“脑箍”而来，但对于行者来说，它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

然而，从《西游记杂剧》到百回本小说《西游记》，观音菩萨送给孙悟空的“铁戒箍”或“紧箍儿”却具备了“脑箍”和“戒箍”的双重作用。

《西游记杂剧》中“铁戒箍”的威力已如前述，“紧箍儿”的威慑力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中体现的也十分鲜明。

第八回观音菩萨奉如来佛之命，前往东土寻找取经之人。如来佛授他五件宝贝，其中有“紧箍儿”和“金、紧、禁”三篇咒语。

“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须是劝他学好，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他若不伏使唤，可将此箍儿与他戴在头上，自然见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门来。”[14]

看来如来佛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依靠肉体的折磨迫使妖魔皈依佛教，“眼胀头痛，脑门皆裂”，显然与刑具“脑箍”的伤害力相同。黄周星评道：“此箍非头间之箍，乃心上之箍耳。”[15]

实际上“紧箍儿”是通过对肉体的惩罚达到精神控制的目的。“紧箍儿”带来的“眼胀头痛，脑门皆裂”，开始时只是皮肉之苦，久而久之，便成为对内心的一种震慑。

邮票 · 《西游记》

三、从“戒凡性”到禁锢个性

虽然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中的“紧箍儿”源于《西游记杂剧》中的“铁戒箍”，但两者仍有明显不同。

首先，孙悟空重回花果山的原因不同。杂剧中孙悟空见唐僧是个胖和尚，便要吃掉他，然后回花果山。

小说《西游记》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中，孙悟空之所以要离开唐僧，是因为唐僧不满于孙悟空打死了“六贼”，“绪绪叨叨”。

孙悟空“受不得人气”，不能忍受唐僧的指责埋怨，于是“使一个性子”，一个筋斗，跑得无影无踪了。[16]这时的孙悟空头上还没有“紧箍儿”的管束，因此能够为所欲为，率性而动。

第二，杂剧中孙悟空的“凡心”表现为“常有杀人机”，而小说中的孙悟空杀的或是歹徒，如“六贼”等辈；或是伪装成人的妖怪，如白骨精之流，从未杀害过无辜百姓。

第三，杂剧中观音菩萨直接出面送给孙悟空铁戒箍、皂直裰、戒刀等三种衣物，并当着孙悟空将“紧箍儿咒”传授给唐僧，且明确告诉孙悟空“铁戒箍戒你凡性，皂直裰遮你兽身，戒刀豁你之恩爱”。

小说中则是观音菩萨化为“年高的老母”，送给唐僧一领绵布直裰、一顶嵌金花帽和紧箍儿咒。

唐僧哄骗孙悟空说：“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经，就会念经；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礼，就会行礼。”当孙悟空戴上帽子后，唐僧默默地念起紧箍儿咒，孙悟空疼得打滚，那紧箍儿“似一条金线模样”，紧紧的勒在了头上。[17]

可见小说中观音菩萨和唐僧是用欺骗的方式将“紧箍儿”戴在了孙悟空的头上。

《西游记杂剧》中“铁戒箍”的作用是戒除“凡性”，与戒刀豁除恩爱同一功用。按照佛教教义，“戒”是为佛教徒制定的戒规，用以防非止恶，与“定”、“慧”共称“三学”，为大乘“六度”之一。

据传释迦牟尼时已制定戒律，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菩萨戒等。

在《西游记杂剧》中，因为孙悟空吃人的兽性未改，所以观音菩萨让他戴上“戒箍儿”。

观音菩萨特别叮嘱唐僧：“但欲伤你，你念紧箍儿咒。”也就是说，只有当孙悟空伤人的兽性发作时，唐僧才应当念“紧箍儿咒”。但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中“紧箍儿”的功用则发生了变化，成为管束、威吓、惩罚孙悟空，从而制约其个性的有效工具。

《西游记杂剧》

小说《西游记》中“紧箍儿咒”又名“定心真言”。“定心”与佛教三学之一的“定学”相关。

“定”指“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佛教以此作为取得确定之认识、作出确定之判断的心理条件”。

《大乘百法明门论忠疏》说：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为性，智依为业，谓观得失，俱非境中，由定令心不散，依斯便有决择智生。”

“定”有两种，一谓“生定”，即人们与生俱有的一种精神功能。一谓“修定”，指专为获得佛教智慧或功德、神通而修习所生者。在中国，“定”往往与“禅”连称，重在“修心”、“见性”。[18]

“真言”与佛教密宗相关。“密宗”又称“密教”、“真言乘”、“金刚乘”等，自称受法身佛大日如来深奥秘密教旨传授，为“真实”言教，故名。

一般认为是七世纪以后印度大乘佛教一部分派别与印度教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密教杂密经典早在魏晋时期即有译介，并一直流传不断。

唐开元四年（716）善无畏带来《大日经》，四年后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传入《金刚顶经》，从而输入了密教，成为中国佛教宗派之一。

该宗派认为如果众生依法修“三密加持”，即手结印契（特定的手势）、口诵真言（咒语）、心观佛尊，就能够使身、口、意“三业”清净，与佛的身、口、意相应，即身成佛。其中的口诵真言，也就是“咒语”的来源。[19]

然而，不难看出，小说《西游记》中的“定心真言”即“紧箍儿咒”并未严格符合上述教义。

每当唐僧念动“紧箍儿咒”时，并非因孙悟空伤人的“凡性”而起。恰恰相反，大多时候都是因为孙悟空个性鲜明、坚持己见所致。

不妨列举数例：第三十八回为救乌鸡国国王，孙悟空哄骗八戒下到井里，将死去三年的国王背了上来。八戒恼怒在心，向唐僧谎称孙悟空能够救活国王，挑唆唐僧念起了“紧箍儿咒”。

孙悟空哄骗八戒固然有其顽皮的一面，但其目的却是为了救人，并无恶意。

第四十回孙悟空识破了红孩儿的诡计，几次将唐僧从马上推下来。这种举动虽然有些鲁莽，但用意却是为了保护唐僧。唐僧不但不感谢，反而认为孙悟空戏弄他，又要念“紧箍儿咒”。

有时孙悟空行为的确有些过火，但即使他承认了错误，唐僧仍然毫不留情。

第五十六回“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中，唐僧师徒四人被二三十个强盗追赶，孙悟空把他们打得“星落云散”。唐僧“见打到许多人，慌的放马奔西”。

孙悟空又把一个贼人的首级拿给唐僧看，“三藏见了，大惊失色，慌得跌下马来”，“在地下正了性，口中念起紧箍儿咒来。把个行者勒得耳红面赤，眼胀头昏，在地下打滚”。[20]

唐僧还不罢休，执意要将孙悟空赶走。紧接着第五十七回“真行者落伽山诉苦，假猴王水帘洞誊文”，孙悟空虽然再三向唐僧保证不再行凶，唐僧“更不答应，兜住马，即念紧箍儿咒。颠来倒去，又念有二十余遍，把大圣咒倒在地，箍儿陷在肉里有一寸了深浅”。[21]孙悟空只好向观音菩萨求情。

还有几次是以“紧箍儿咒”来要挟孙悟空，第七十一回孙悟空降伏了怪犼后，将三个紫金铃藏了起来。

观音菩萨让孙悟空交出，不然就念“紧箍儿咒”，孙悟空立即将紫金铃交还。第九十四回天竺国王有意招唐僧为驸马，孙悟空劝唐僧应允。

唐僧“越生嗔怒”，以念“紧箍儿咒”让孙悟空闭嘴。第九十六回寇员外盛情挽留唐僧师徒四人，八戒也劝唐僧多住几天，孙悟空和沙僧在一旁忍不住笑起来。

唐僧责怪孙悟空：“你笑甚么？”就要念“紧箍儿咒”。“慌得个行者跪下道：‘师父，我不曾笑，我不曾笑！千万莫念，莫念！’”[22]显然，“紧箍儿咒”已经成为禁锢个性的有效工具。

如来佛曾传授给观音菩萨三个紧箍儿，除了收伏孙悟空外，另外两个分别收伏了熊罴怪和红孩儿。值得注意的是，熊罴怪和红孩儿都神通广大、个性十足。第十七回观音菩萨对孙悟空说道：“那怪物有许多神通，却也不亚于你。”[23]

虽然观音菩萨“又怕那妖无礼，却把一个箍儿，丢在那妖头上”。但“那妖起来，提枪要刺”，毫不惧怕。这时，观音菩萨“将真言念起。那怪依旧头疼，丢了枪，满地乱滚”。[24]

在“紧箍儿咒”的威逼下，熊罴怪只得皈依观音菩萨，成为守护落伽山的守山大神。这时孙悟空开玩笑说：“诚然是个救苦慈尊，一灵不损。若是老孙有这样咒语，就念上他娘千遍！这回儿就有许多黑熊，都教他了帐！”[25]

孙悟空的话语里面暗含着讥讽，表现了对观音菩萨自私虚伪的不满。

在取经路上的众多妖魔中，“圣婴大王”红孩儿应当是魔力最强者之一，也是最难降伏的妖魔之一。

他的“三昧真火”连龙王也无法浇灭，让孙悟空连吃几次败仗。第四十一回“心猿遭火败，木母被魔擒”中，孙悟空对八戒、沙僧说道：“这妖精神通不小，须是比老孙手段大些的，才降得他哩。”[26]

八戒误将红孩儿认作观音菩萨，又被红孩儿捉去，孙悟空只好向观音菩萨求救。第四十二回“大圣殷勤拜南海，观音慈善缚红孩”中，红孩儿并不把观音菩萨放在眼里，“望菩萨劈心刺一枪来”。“观音菩萨化道金光，径走上九霄空内”。

红孩儿冷笑道：“泼猴头，错认了我也！他不知把我圣婴当做个甚人。几番家战我不过，又去请个甚么脓包菩萨来，却被我以枪，搠得无形无影去了，又把个宝莲台儿丢了。且等我上去坐坐。”

红孩儿坐上宝莲台后，观音菩萨施展法力，将宝莲台变为刀尖，红孩儿只得表示愿意皈依法门。但当观音菩萨将他放出后，他绰起长枪，又向菩萨劈脸刺来。

观音菩萨取出金箍儿，迎风一晃变为五个箍儿，套住了红孩儿的头与四肢。又念起“金箍儿咒”，红孩儿疼得“搓耳揉腮，攒蹄打滚”。即使如此，他还要挺枪去刺挖苦他的孙悟空。[27]

可见观音菩萨收伏妖魔，是通过惩罚肉体达到禁锢个性的目的。

《西游记》

四、从禁锢个性到“求放心”

由以上论述可以得知，孙悟空及其前身的反抗精神和桀骜不驯的性格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胡人石槃陀出于个人安危的考虑，对保护唐僧取经左右摇摆，犹豫不决，最终选择了放弃。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比唐僧还要小心谨慎，途经西王母池时，他说“我八百岁时，到此中偷桃吃了；至今二万七千岁，不曾来也。”

唐僧说：“愿今日蟠桃结实，可偷三五个吃。”他回答道：“我因八百岁时，偷吃十颗，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至今肋下尚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

来到西王母池前，唐僧只问了一句：“此莫是蟠桃树？”他赶忙说：“轻轻小话，不要高声！此是西王母池。我小年曾此作贼了，至今犹怕。”[28]

结果还是被西王母轻易拿下，配至花果山紫云洞。因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反抗精神，因此“紧箍儿”及“紧箍儿咒”也就没有必要出现。

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孙行者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十足的野性，他初次见到唐僧便想将其饱餐一顿，这与其他妖魔鬼怪完全一致。他俨然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妖猴，正如他本人所说：

“一自开天辟地，两仪便有吾身。曾教三界费精神。四方神道怕，五岳鬼兵嗔，六合乾坤混扰，七冥北斗难分，八方世界有谁尊，九天难捕我十万总魔君。

……喜时攀藤揽葛，怒时搅海翻江。金鼎国女子我为妻，玉皇殿琼浆咱得饮。我盗了太上老君炼就金丹，九转炼得铜金铁骨，火眼金睛。……我偷得王母仙桃百颗，仙衣一套，与夫人穿着。”[29]

面对这一妖猴，李天王也无可奈何，只能对观音菩萨感叹道：“这厮神通广大，如何降伏得他。”[30]

他的这种野性与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相比，显然缺乏某种精神因素。他未与玉皇大帝一争高下，也没有自封为“齐天大圣”，更没有喊出“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惊世之语。

他的野性表现为“常有杀人机”的“劣心肠”，因此观音菩萨的“铁戒箍”从肉体上对其实行惩罚，杂剧作者显然是非常赞同肯定的。

《西游记杂剧》创作于元明之际，程朱理学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以“铁戒箍”来制约孙悟空的“凡心”、“野性’，与程朱理学的主张相一致。

从《西游记杂剧》的描写也可看出，唐僧只念过一次“紧箍儿咒”，是为了验证“紧箍儿咒”是否灵验。此后，唐僧从未因为孙悟空剿灭妖怪而随意念动“紧箍儿咒”。

这就是说，“铁戒箍”和“紧箍儿咒”对孙悟空的精神制约已经成功。如果唐僧反复念“紧箍儿咒”，反而降低了其应有的威力。

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个性要复杂得多，简而言之，前七回充分表现了他放纵不羁的个性特征。

他既不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那样胆小怕事，也不像《西游记杂剧》中孙行者那样一味蛮干，他搅乱三界是为了满足自己那不可穷尽的欲望：

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写孙悟空闹龙宫借兵器、闹冥界销名号，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写孙悟空闹天宫要与玉皇大帝平起平坐，都极为鲜明地揭示出了这一特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渲染孙悟空的欲望有着深刻用意，并非仅为肯定孙悟空的反抗与自由意识。因为紧接着小说便写孙悟空在五行山下等待五百年，一旦遇见唐僧，便高兴地大喊：“我师父来也！我师父来也！”[31]

清初文人黄周星在第三回回前评道：

“篇中忽着‘放下心’三字，是一回中大关键。盖心宜存不宜放，一存则魔死道生，一放则魔生道死。……此心才一放下，便有六怪相随而来。……心既为六贼所迷，又安得惺惺如故？于是，乐而醉，醉而睡，睡而勾死人来矣。神昏意乱，乐极悲生，此又‘放心’之大效验也。”[32]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第四回回后总评中说道：“定要做齐天大圣，到底名根不断，所以还受人束缚，受人驱使。毕竟并此四字抹杀，方得自由自在。”[33]

《明儒学案》书影

这两位不同时代的评论者都表明了同一观点，即必须收回那颗“放纵之心”才能修成正果。

《西游记》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才将孙悟空置于全书之首，并以前七回非常情晰地勾画出了孙悟空由“放心”到“定心”的过程。

但是“定心”不是对个性的禁锢，目的在于“求放心”、“致良知”， 所以还必须经过八十一难的反复磨练，即所谓“修心”。按照心学的主张，“修心”依靠的是内心的自觉，而非外力的逼迫。

明代心学的肇始者陈献章（1428-1500）和心学的集大成者王守仁（1472-1529）都力主此说。陈献章被黄宗羲誉为“独开门户，超然不凡”[34]，他继承了南宋陆九渊心学的本体论学说，创造了以个体人生为世界主宰的本体观，以此与程朱理学相区分。

他主张心是本体，认为心、道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道体现为心。因此，以个体自我之心，可得道之本体。

陈献章的学说在当时虽未得到朝廷的承认，但在文人士大夫中的影响却逐渐扩大，正如黄宗羲所说：“有明之学，至白沙（陈献章世称白沙先生）始入精微，其吃紧功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35]

王守仁的心学思想正式形成于正德、嘉靖年间，他批评朱熹的“格物”说分裂了“心”与“理”，导致了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于是他在陆九渊“心即理”说的基础上进而论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36]

“致良知”是王守仁全部思想的集中和概括，表达了他的心学宗旨。他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所由分也。”[37]

他所说的良知，是每个人独立人格与自我意识的表现，“致良知”就是发挥自我意识的作用。其具体方法则可归纳为一静一动，既要息除念虑，专注于内心，又要“事上磨炼”，在心体上下功夫。

嘉靖年间，王守仁的心学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明史·儒林传序》所称：“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38]

关于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成书时间，学术界虽然存在争议，但从嘉靖、万历间人周宏祖的《古今书刻》已著录有“鲁府”和“登州府”刊刻的《西游记》来看[39]，其成书时间应不晚于万历初年。

也就是说，这部小说问世时，王学已成为社会主要思潮，而王学左派尚未形成。因此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创作主旨带有鲜明的心学色彩，全书通过孙悟空由“放心”而“定心”，由定心而“修心”，形象化地表明了心学的主张。

《西游记》第十四回写孙悟空从五行山下被唐僧解救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剿灭“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等“六贼”。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了唐僧的指责，悟空“按不住心头火发”，一个筋斗便离开了唐僧。听龙王讲了“圯桥进履”的故事后，他沉吟半晌，回心转意，决定重回唐僧身边。

孙悟空之所以离开唐僧，不是对取经心存疑虑，更不是因为要吃唐僧，而是不愿受人管束。

为了控制悟空这种桀骜不驯的个性，小说作者在以往“铁戒箍”的基础上，让观音菩萨给悟空戴上了“紧箍儿”，并传授给唐僧《定心真言》。

悟空被“紧箍儿”束缚住后，“心上还怀不善，把那针儿晃一晃，碗来粗细，望唐僧就欲下手”。听说这是观音菩萨的主意时，他还要上南海打观音菩萨。

只是因为惧怕观音也会念“紧箍儿咒”，这才“死心塌地，抖擞精神，束一束锦布直裰，扣背马匹，收拾行李，奔西而进”。[40]

可见作者对观音菩萨的做法持一种矛盾态度，既对悟空个性遭受压制表示不满，又对悟空能够收敛自我表示赞同。从小说情节的进展来看，每当唐僧念《定心真言》时，又总是冤枉了悟空。

这不仅是为了讽刺唐僧是非不辨、冥顽迂腐，而是要通过“紧箍儿”和“紧箍儿咒”告诉人们，修心不能完全依赖于禁锢个性的强硬措施，更需要内心的自觉。

试看，每当唐僧不分青红皂白念紧箍咒时，悟空嘴上虽说不敢了，但内心并不服气，他那降妖伏魔的行动也并未因此而停止。

因此小说中的“紧箍儿”和“紧箍儿咒”作用十分明显，一方面对禁锢个性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对“求放心”的肯定。

本文作者 王平 教授

注释：

1、[唐]慧立、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见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103页。

2、4、5、[宋]无名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见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156、160页。

3、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见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6、[明]杨景贤《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杂剧》，见《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3年版。

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来俊臣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288-3289页。

8、[元]郑廷玉《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明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

9、[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15页。

10、[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影印明万历本，第1139页。

11、[明]汤显祖《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90页。

12、[明]冯梦龙《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23页。

13、《水浒传》，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522页。

14、16、17、20、

21、22、23、24、25、26、27、31、 [明]吴承恩《西游记》，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92、175、178、692、695、1150、215、217-218、218、506、520-522、165页。

15、[清]黄周星《西游记》第十四回回前评，见吴承恩《西游记》，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18、19、参见杜继文、黄明信主编《佛教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229、36-37页。

28、[宋]无名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

29、30、[明]杨景贤《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杂剧》第三卷第九出，见《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3年版。

32、[清]黄周星《西游记第三回回前评》，见吴承恩《西游记》，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33、[明]李贽《西游记第四回回后总评》，见吴承恩《西游记》，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34、[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首《师说•陈白沙献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页。

35、[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8页。

36、[明]王守仁《传习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37、[明]王守仁《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38、[清]张廷玉等《明史•儒林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22页。

39、[明]周宏祖《古今书刻》，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77页。

40、[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4期。由西游记学刊公众号首发，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