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横溪村五七干校（帮派林立的北京）

浙大横溪村五七干校（帮派林立的北京）帮派的形成"替代品"只有三个：一是自己挺身而出，但效果并不好；二是借助于帮派；三是请人"做大人"。后两种方式我们稍后再谈。但不管是哪种办法，都使得社区更不安定。以乱治乱，进入了"乱"的恶性循环。"浙江村"里还出现半专业化的"托子"。在京温市场里经营的一个岭底乡的妇女，见谁碰上和政府有关的麻烦事，就来问："这事你自己办得了办不了？办不了我办。"她"对口联系"工商和公安两个口。本来政府要罚1000元的，由她出面说了就罚500元，剩下的500元当事人和她对半分。不能说"浙江村"里的治安问题是它自己的问题，它和当地治安系统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在后面还要对此做简单的分析。当正式的机构实施其功能出现障碍时，人们就只能寻求"替代品"。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项飙

1994年，一个住在邓村的温州人发现离他不远处有个贩毒点，每天都有些"吃乌烟"的在他门前过来过去，多少有些害怕，便向派出所的一个熟人报了。没想到第二天那个贩毒的竟找上门来，冲着他就问："你还想活不想活？你知不知道某某某（当时派出所的一个干部），那就是我朋友！"吓得报案人第二天就匆忙逃离北京，生意上的损失也有四五万。

1995年8月，高庄一个帮派抢劫被报，关了两天，交了"保释费"就被放出来了。据说这叫"以罚代刑"。

"浙江村"里还出现半专业化的"托子"。在京温市场里经营的一个岭底乡的妇女，见谁碰上和政府有关的麻烦事，就来问："这事你自己办得了办不了？办不了我办。"她"对口联系"工商和公安两个口。本来政府要罚1000元的，由她出面说了就罚500元，剩下的500元当事人和她对半分。

不能说"浙江村"里的治安问题是它自己的问题，它和当地治安系统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在后面还要对此做简单的分析。

当正式的机构实施其功能出现障碍时，人们就只能寻求"替代品"。

"替代品"只有三个：一是自己挺身而出，但效果并不好；二是借助于帮派；三是请人"做大人"。后两种方式我们稍后再谈。但不管是哪种办法，都使得社区更不安定。以乱治乱，进入了"乱"的恶性循环。

帮派的形成

从"浙江村"的治安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浙江村"里的混乱是有某种组织基础的，至少是有某种群体性的。要抢劫的人事先有内线打听，坐庄邀赌的人要有后盾。这个组织基础就是帮派。

根据乐清县委组织部1992年的《关于乐清籍党员在京情况的调查报告》称：

当前在京的乐清人聚居点社会治安问题非常突出，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群众反映非常强烈。特别是时村，从1992年10月中旬开始，一批来自县东片地区的罪犯流窜到北京，专门抢劫在京乐清人，据反映大约有6个团伙，他们白天摸情况，夜里蒙面抢劫，每夜都有四五户人被劫，金额少则几千元，多则十多万元，手段非常恶劣，气焰非常嚣张。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两个月时间里，被抢劫金额100多万元。当地派出所由于人手不够，情况不清，再加上都是乐清人抢乐清人，因此，他们基本无法控制，使犯罪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1992：3）

1992年以后，帮派势力迅速扩张，有按地名相称的"清江帮""虹桥帮""芙蓉帮"，有以武器名相称的"斧头帮"，也有一般的所谓"兄弟帮"。每帮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几至二十不等。据称势力最大的是"虹桥帮"。1992年，某帮派提出不劫100万不回家过年，另一派指标更高：不完成400万不罢休，可见其猖獗。

那么，帮派到底是怎么来的？

下面是个"小芙蓉帮"的发生史：

1990年冬天，住在时村的李家拉了一个东北客户，出售300件皮夹克。不料这客户又到旁边的王家打听，王出的价更低，结果客户就要了王的货。李跑到王家理论，却被骂了出来，两家由此结下怨恨。后来又发生了其他一些什么事（在调查中未能详细了解到），两边矛盾越来越大。

李想起有个表弟在兰州，年轻气盛，写信让他前来"帮忙"。表弟收到信后招了一帮哥们儿赶到北京。王一见这架势慌了手脚，也赶紧给家里打电话让亲戚朋友上来。双方大打一场。结局固然是两败俱伤，李却觉得出了气，事情也算是"有了结果"。

这时李的一个远房亲戚因为合同上的事跟别人发生矛盾。"浙江村"里的合同只是双方自行设定的契约，事先不公证，事后也不去公堂，单方撕毁，对方没有别的办法，往往又只能"硬"着来。这回又是表弟带着那帮人马，打了一场大战，给亲戚争了脸面。

事情了结了，表弟却并不回师兰州，一帮哥们儿就在"浙江村"里租房住下了。这蛮合两位亲戚的心意：这下在"村"里可有武力后盾了！

1991年下半年，李的一个朋友在"村"里被一帮"赖伦"（温州话，意为痞子）骚扰，得知表弟大名，便向李"借"人出气。李虽不太情愿，但碍于面子，将事告诉了表弟，表弟一听就来了劲，再度出征。

几番"征战"，表弟这帮人算在村里闯下了地盘闯出了名气，被人称作"小芙蓉帮"。

李某这时感到事情有些"变味"了。老见表弟一帮人东打西斗，晚上在小巷里窜来窜去。他们的屋子里，常能看见长长短短的铁刀。

一天夜里，跟李某同村的一个老乡被劫了两万多元钱。李某害怕之余又感蹊跷：没多少人知道这老乡近几天能结账呀。再仔细一琢磨，表弟前些天正在打听那个人的经营情况！

两个亲戚有些慌了手脚。找表弟好言相劝。表弟头一扬："你们又不给我们钱，我们后生儿要吃、要穿、要玩，到哪儿搞钱去？"李某特地叫舅舅--表弟的父亲来京规劝，儿子却正告道："现在就是凶人当道，谁凶谁吃得开！你们那一套，早就过时了！"李某的舅舅是一家乡镇企业的负责人，上面的事就是他在温州告诉我的。老人家伤心地跟我说："这世上总得有个'道'。耶稣有耶稣的道，孔子有孔子的道，他们这到底算哪一个道？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只能是生气加担心！"至于儿子那帮人马的新近情况，老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了。

我终于没能和这个芙蓉帮接触上，不清楚李某最早只是一般的好打的青年，还是有什么特殊经历的人物。我从两地的公安部门获知，"浙江村"里帮派的核心成员往往是从温州来的逃亡犯、通缉犯以至越狱犯，也有部分是家里办厂或做生意亏了无力偿债的人。"浙江村"云遮雾罩，成了他们的避风港；物资充足，又成为其下手的好对象。他们的外围是村内一些经营失败又无心创业的青年，见歹徒不劳而获，起而效尤。再就是村内随亲戚迁来的二十多岁的青年，游荡之中被拉下水。每个帮派一般都是三种力量的合流。

后来，一些帮派也巧立名目，提出要给大家提供保护，照此收钱。（参见附件5）但据我所知，他们的新办法倒没能得逞。

帮派组织

内部的组织性对帮派的维持至关重要。在作案时，他们往往有分工，比如有人直接去"行动"，有人去预订宾馆（按照帮派的习惯，他们抢劫得逞之后，就去宾馆"享受"，同时也为隐藏自己），还有人事先买好飞机票、火车票，或者包下出租车的（万一情形不对，马上逃离）。这使他们的作案效率大为提高。组织性也使帮派具有罕见的威慑力。我问一个遭抢劫的妇女："你为什么不马上报案呢？"她说："我们不敢报啊！你要去报案，就算这个抓进去了，他们一起的那几个马上就来要你的命。"帮派内部首先是"同龄群"的关系。我发现，不管是在温州本地的农村，还是在"浙江村"，同龄群的关系比我所生活的城市要重要得多，甚至超过了亲戚的作用。以同龄群而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使得帮派能超出家庭和亲友圈的管辖。我曾以为帮派成员的父母都不在"浙江村"，其实并非如此，但父母在不在北京对他们没有影响。帮派成员几乎不从事经济活动，所以不和社区内的其他关系发生重叠。

在"浙江村"，人们用"吃乌烟（温州方言，鸦片）的"来称呼这些青年犯罪团伙。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吸毒对帮派的维持有重要功能。一个人成为帮派成员，也往往起源于他的吸毒行为。

我接触较多的是个小帮派，四个人：盛存，26岁；丙勇，22岁；阿龙，21岁；建丰，18岁。帮派内部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帮派没有名字。

盛存和丙勇在老家就认识，先后来到"浙江村"，在此成为"铁哥们儿"。丙勇和建丰在"浙江村"里住得不远，老打照面，混在了一起。三个人几乎是同时开始吸毒。建丰年纪最小，却在家里就开始吸毒（受其兄长影响）。1993年下半年来到北京，偶然中碰得这几个，"毒"味相投，便搅在了一起。

我这一次跟这个"小组"见面是在晚上7点。他们也把我当半个朋友看待，"打的"到"村外"的一家餐馆里招待了一番。从一开始，我就能明显意识到盛存的头目地位。点菜主要由建丰来点，最后的钱是由丙勇来付，但中间决定是不是再加个菜，结账的时候跟服务员调侃几句，则是盛存的权利。

吃完饭，我们回到丙勇租住的一间大概仅10平方米的小屋里看电视、玩牌。

这间小屋是他们的根据地，里面的豪华双人床、彩电及丙勇的手提电话都是他们自己配备的，除此之外，几个人并无其他住所。

我问他们经常在哪儿睡？"这还不好办，朋友家、宾馆里随便混一夜不就得了？"他们每天上午9至11点起床，夜晚是真正的活跃兴奋时间。之所以把丙勇的这间屋子作为根据地，是因为丙勇和刘世明有点亲戚关系，虽然刘世明一和我说起他这小亲戚，就气得直摇头，但丙勇拿着这块牌子，凭空也得了不少气势。

大概到了10点钟光景，几个人面显倦色，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披衣出门。

我们走进了一条我从未到过的偏僻小巷。月黑风高，寂无一人，从小巷边上的灰墙和小铁窗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厂房。五个人只是快步往前走，谁都不说话。

到了一个拐角处，他们突然停住。丙勇让阿龙和建丰在这里陪我，他和盛存则继续往前走。我依然什么也不敢问。

一会儿，他们两个回来了，我们又一言不发往回走。在丙勇的小屋里，我终于看到了我们此行的结果，十个用旧报纸片包的小包，包里是一些米黄的粉末。一包重一钱左右，价值却值40元！这就是他们所说的"鸦片粉"，我猜即为海洛因，但不确定究竟是什么化学成分。

盛存娴熟地表演起了"毒道"：先从一包"红塔山"烟壳里掏出锡箔纸，在温水里泡一阵，撕下锡箔背面的白纸，用手指折一个来回，从中间裁成两段。各长约10厘米，宽3厘米。这便是他们的毒具。

他又掏出一支烟，甩了两下，从烟里掏出一支小铁管。原来那卷烟只是一道伪装。

盛存把一包"鸦片粉"倒在锡箔上，用手托住。打火机在锡箔下轻轻地燎，粉末立刻变成了黑亮的液体。

盛存口衔铁管，对着那团黑液吸。黑液顺着气流在锡箔上滚动。

我眼前的盛存是满脸的痛苦，眉头紧皱、两眼无神、肌肉紧张。难道他的神经就因此而畅快？

小黑珠滚了一个来回，盛存便把一套东西交于下一位食者。如此相传，一包鸦片能够五个人吸食。但这几位都已是吸毒老手，一次得需四五包才够剂量，一天需三至四次，共12至20包，也即480元至800元。

他们吸毒时的神态令我永远难忘：浑身瘫软，两眼惺忪，舌根发硬--说话都是呜呜作响，咳嗽、吐痰、呕吐。蜡黄、瘦削的脸上哪还有青春的神采！

他们的这一吸法，行话叫"吸大板"。也有人不用吸管，只用鼻子去闻的，但那样吸得不彻底。还有一种办法是把"鸦片粉"撒到卷烟的烟丝里，和着烟抽。这个办法是比较安全，什么时候毒瘾上来了什么时候抽，但也不如"吸大板"实惠。这些都是他们的经验总结。

盛存几个吸完了一包，喝了两瓶矿泉水，嚼了一会儿口香糖（这两样东西也是吸毒时必备之物），似乎又来了精神。四个人神神秘秘地商量了几句，商定晚上去××宾馆。然后丙勇和阿龙很庄重地走出了屋门。

我装作随意地问他们去哪儿，没人回答。其实我心里"也能猜出三两分"：又一起敲诈案就要发生了！我对盛存说："你们还是想办法戒了吧！安心做生意。"1①

戒？说说容易，我们开始也是吸着玩。……现在我们是不抽不行了。说老实话，现在要搞不到烟，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吸毒当然不好，我的一个朋友，25岁，本也在"浙江村"高高帅帅，一副好品相。去年开始吸毒，现在离了婚，整个人就像被火熏了一样，"萎"掉了。现在在北京已经抽不起，跑到西安去了--那里的鸦片便宜。

可是像我有什么办法？谁不想往岸上爬，还自己往水里跳？可我的朋友、身边的朋友都是这个样子，你想爬还爬不上去！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干吗，眼前就是白茫茫一片。

①1995年，我在一份杂志上读到一篇报道，说我"成功地打入了村内的犯罪组织"。我自己并没有"打入"这种神秘的感觉。在村子里生活久了，难免会和帮派打上交道。这很自然。他们也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并不拒斥，所以我这么问并不怕"暴露身份"。相反，如果一项人类学的调查靠"打入"来进行，那是既危险又很难获得全面材料的。

过了11点，丙勇两个还没回来，盛存提醒我该回去了，我也不得不离开。我毕竟不能参与他们下面的行动。

在与"浙江村"开始接触的两年时间里，我并没听说这里有毒品。1992年，两个芙蓉镇人和一个岭底乡人，从西安来到北京"浙江村"。他们是村里最早的吸毒者，开始只是自己吸，并不兜售。但他们通过自己的亲友圈（主要是同龄朋友）发展了不少毒友，自己开始贩毒。1994年毒品迅速蔓延，于是帮派也急剧增多。至1995年初，估计村里已有4至6个贩毒点，2000来个吸毒者。一个干得不错的毒贩子两年挣了几十万，也成为社区里的一号神秘的名人。在早期，货从西安的"浙江村"及河北等地来，后来是从新疆方向来。

至于在北京如何成交，暂不清楚。同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北京"新疆村"里有毒品交易，但温州人没有去那里采购。

除了吸毒，帮派的其他活动也具有很强的集体性。强奸多是轮奸（但是发案率不高），嫖娼也居然是多人齐去，轮观轮淫。像盛存几个商定要去的宾馆就在"浙江村"附近，是这帮青年嫖娼的固定场所。这个小组的成员，平均19岁便有了第一次性经历。

我想强调的是，帮派本身的目的，并不是抢劫。他们聚在一起首先是为吸毒、共同享乐，抢劫、敲诈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所以抢劫不是不可克服的顽症。

帮派的组织性也离不开"头儿"的作用。一个头儿当得好不好，有这样几个标准：（一）自己是否勇猛，不怕死；（二）是否和成年人接触较多，特别是，和村里的大人物有直接的关系；（三）当本帮派的人被人打了，或者被公安部门抓进去了，能够保证有效地报复，或者把人及时地"保"出来。一个"浙江村人"告诉我："那些帮派里的人真是能通天，今天进去，明天出来，回头就跟你算账！上次××不是扬言了吗：'不管花多少万，也得把××保出来。'你要想把帮派的头儿当稳了，就得有这门本事。手下人进一个，就让出一个。否则谁给你卖命？"第一个指标算是当上头儿的最低要求，而在后面两点上的表现，将决定你这个头儿能当到多大（手下能招到多少人）。

但是帮派的头儿永远由年纪最大的帮派成员担任。如果一个人在帮内年纪最大，但在上述三方面又做得不如某个年纪小的好，他也不会被"造反"，而是下面的人逐渐离开他，在新的权威下另立山头。帮派的这一分裂机制，也是"浙江村"帮派数量多的原因之一。

帮派在"浙江村"得以长期存在，并不在于它对维持社区生活有什么"功能"（像我们过去常用的解释那样），而在于它走进了一个自我循环的道路，它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市场。比如万挺光被劫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去找自己能把握得住的帮派势力。正如一个温州干部所概括的那样：以黑吃黑，越吃越黑。

与此相似的是帮派的"示范效应"。一个大帮派的"老大"对我直言道："你也别问我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现在这个世道，我不组织一帮人，就要被别人吃掉！""凶人得道"不仅成为很多青少年的社会信条，一些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涉足帮派并不坚决阻拦，也和这样的想法有关。我所认识的一个帮派小头目的父亲成天穿一身褪色的旧军装，他原来当过乡里的什么干部，也算曾经在"体制内"工作过的人。一次我正在他家里吃饭，他的一个亲戚来说自己和某人吵了架。这位父亲大声说："你不用怕！不行就叫我们阿杰（他儿子）收拾了他！"不同帮派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的争斗1①，也强化了帮派内部的组织性。1993年3月，"芙蓉帮"与另外一个帮派就某村的占据权大战一场，双方损失可能多达20万。"我们这帮人哪里容人欺侮的！"这是各帮派相同的观念。1993年8月，时村的某帮派被公安机关擒拿，时村里并不因此太平，相反混战不断。因为这里出现了"势力真空"，原来住在时村的帮派成员不断迁往马村，各帮派又为争这块地盘而加紧争斗！

但是各帮派之间也不是没有合作。吴金安托阿宝给他报仇，结果却万分惊讶地发现阿宝和对方坐在一个屋子里吸毒！到这时候吴金安才意识到他的一次被劫，有可能就是阿宝作的内线（参见第六章）。在"风声紧"、北京公安部门要有所行动时，各帮就暂时互相妥协，彼此合作，甚至共同"联防"。虽然这种联合不难以理解，但遗憾的是，我一直没能观察到不同帮派之间联合的详细过程。

帮派分子来去迅速，今晚在村里劫了几万，明天就去了石家庄。

温州-兰州-西安-大同-太原-石家庄-北京是他们最常往来的路线。各帮在"浙江村"似乎都有"常驻机构"，但在一地常住的，通常是帮派中的小兵，其他的都在来回跑。真不愧是"浙江村"的帮派，他们的行为也是"跨越边界"的！这显然给对帮派的治理带来很大困难。

①"浙江村"里帮派的"领地"意识和唐人街等早期海外华人社区内的帮派不完全一样。他们认为，在一片地方（地方大小也没定数）只能有一伙人在，如果附近又住了一帮相似的，那么必须要分出个高低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胜利的一方对这片地方就有什么控制权。"浙江村"内的帮派还没有发展到向各户收"保护费"的程度。

帮派和大人物

帮派是青少年组织，但如果不注意到它和社区内成年"大人物"的关系，我们对它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当上帮派头目的三个指标，后来还形成这样一个评价指标：看你能不能不用武力把钱"敲"来。这就需要和大人物有更紧密的联系，抬高自己在社区内的"知名度"和威慑力。

帮派和大人物的关系是个复杂的问题。它和大人物的形成、大人物和大人物之间的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我大致分了以下五种关系类型，它们分别对应于五种不同的大人物。

1．"师徒"

"浙江村"里1988年就有了"大人物"的概念，指的是刘世明、张昌洪、钱注林、周卓海等等，主要来自虹桥和芙蓉两个镇。他们之所以被认为大人物，一是亲眷多，二是来得早，认识的朋友多，经常出面调解纠纷。当时被称为大人物的人不多，但他们并没有构成一个群体，彼此间也分不出高低，各有各的领域，当碰到什么"跨领域"的事，几个人则互相通气。

1989年张昌洪在调解一起纠纷的时候，可能涉及了刘世明的亲友圈，让刘世明帮忙，但刘世明并没有按张昌洪的意思办，相反把张昌洪圈里的人给"折"了（断案时损害了他的利益）。

这下，大人物化为两大阵营。一是张昌洪一派，钱注林在他麾下；一是刘世明一派，当时比较孤立，但和周卓海、万佳友的关系不错。刘世明暂时忍气吞声。

这样，张昌洪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家公认的大人物。张昌洪为人城府极深，极其奸滑。1993年以前，他曾在另一个大人物的组织下，和其他6名股东一起，办起了"浙江村"内第一家正规的生产企业。

1993年，他为了把这个厂子承包下来，竟专门派人缠住他的竞争对手，也是当年一起创业的股东之一，天天请对方吃饭喝酒，使他没法办事。张昌洪的地位也离不开他弟弟的功劳。据说张昌洪的弟弟极能打架。张昌洪调解不动，又损害自己利益的，就让弟弟上；弟弟打架出了事，又由张昌洪出面讲案。文攻武卫。村里人说，张昌洪的天下有一半是他弟弟给他打出来的。

但是好景不长。1990年周卓海和万佳友给刘世明撑腰，"抬"他。

刘世明重新拉了一批能打能闹的小年青，硬是把钱注林和另一个在张昌洪手下的人打出了"浙江村"。张昌洪此时也以企业为重，一见局势对他不利，搬出了"浙江村"。

但是刘世明并没有马上取代张昌洪的位置，周卓海成为第二代的首号大人物。周卓海的亲友圈和当时刘世明的差不多大，但在当时他有这样几个优势：一是不像刘世明那样在村里有宿怨，能更广泛地"团结"；二是有钱，他1986年就开始在东安市场包柜台，当时一年就能赚40万；三是他和张昌洪一样，有一个能打的弟弟。

1992年，周卓海在"浙江村"和柯桥开了北京至绍兴的专线托运站，垄断"浙江村"和柯桥之间的布匹托运，但另外一个人紧随他又开了一家类似的托运站。周卓海分别在北京和绍兴和对方展开"大战"。周卓海的势力主要在北京，对方的关系主要在绍兴。二雄相争，一时成为温州人"流动经营网络"中的大事。最后，双方商定，周卓海主要管北京这一头，对方管绍兴那一头。

稍后，刘世明和周卓海又出现一些矛盾，虽然表面上没什么冲突，但不再互相捧场。

经历了这番你上我下的波折，刘世明学到了当首号大人物的技巧。一是广交朋友，凡是碰上的人都热情款待。我1993年春节在见到刘世明之前，就有人和我说：你认识他可好了，他们家的饭都是开着吃的，一顿饭来了几个人吃都没法算。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刘世明当时的心态也恨不得搞"食客制"。我陪他从马村往海慧寺走，一路上我们几乎没法说话，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和迎面走来的人打招呼。后来他一出门就坐三轮车，否则被人拉住聊天说事，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目的地。

刘世明的慷慨也是出了名的。1993年，他听说一个虹桥的老乡得了白血病，其实这个人和他也没什么关系，他一下子就给了3000多块钱，算是对他的帮助。1995年，JO大院里的一个房客得了严重的肾病，刘世明带头出钱，并让所有股东都捐款，亲自把钱送到病人手上。这些事情都传为美谈。刘世明的妻子也非常注意树立他们的公共形象，对家里各种客人，处理既热情得体，又不失隐藏的威严。在塑造形象这一手上，张昌洪和周卓海都不及他。

刘世明权威的最后确立，离不开他和帮派的关系。他曾比较密切交往的"虹桥帮"，成为"浙江村"内最大的帮派。在一般的帮派中，头儿对其所有成员都是直接管理的，而这个虹桥帮内却分为两层。"大头儿"身边还有大概三个"副手"，村里传闻帮里人数也得上百。"大头儿"跟着刘世明进进出出，对"副手"进行协调。

刘世明和帮派之间的交往看不出丝毫的功利色彩。有意思的是，他们按中国传统社会中武术帮派的"师徒"来界定彼此的关系。小青年们称刘世明为"师傅"，刘世明称他们为"徒弟"。刘世明在村里已经形成的威望、热情的为人，以及魁梧的身材，都是小年青愿意认他做师傅的原因。在平时，徒弟跟着师傅转，帮着提着大哥大，上下（出租）车开门等。"师傅"的奖赏是"徒弟们"的经济来源之一。一次刘世明和东北的生意赚了大钱，掏出5000块钱给了虹桥帮的帮主，让他们今天出去乐一乐。另一次，我看见另一个帮派的小青年来向刘世明"借"2000块钱，刘世明却掏了3000块钱给他。这钱刘世明今后也是不可能要他们还了。

但是刘世明从来不参与他们的犯罪行为。一个"浙江村人"曾风趣地和我说："这些童子痨（指帮派）就像核武器一样，刘世明不会用他们去干什么事，但是没他们也不行，威信没基础。"帮派使刘世明获得了对自己的亲友圈和生意圈的保护能力。"浙江村"里各帮派有所行动之前，一定要打听清楚对方和几个大人物之间有没有关系，特别是和刘世明有什么关系。只要有关系，他们必不敢惹。这样，又反过来强化了刘世明在"系"里的地位。

在"浙江村"，和帮派形成这样"师徒关系"的只有刘世明一人。唯其作为村里的首号大人物，方能如此。

2．跟随

"浙江村"早期的帮派头目在步入成年以后，一部分成为新的大人物。人们在盖大院的时候要找一个"到社会上能摆得平"的，找的往往就是这类人。新的帮派成员和这种大人物形成紧密的"跟随"关系。

1993年，和刘世明关系密切的那个虹桥帮帮主被捕，可他身在狱中，影响却波及千里之外，常常"遥控"调解问题。1995年，JW大院的一个股东去西安做自己的生意，回来发现自己当月应得的红利却没得到，于是借探监之际把此事告诉帮主。帮主写信给当年和他一起闯天下的二豹，二豹马上拉了三个人来JW大院质问。去JW之前，按"惯例"先看望同时询问刘世明，算是打招呼。事情很快就解决了。据说现在有几个生意做得不小的，就等着他出狱合作。

他的"老部下"也等着他出来。他和别人进行生意的"合作"，也必然给"老部下"带来新的经济保障。

我在第五章中提到过"清江帮"。清江帮帮主付天郎是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话语不多，在北京拉了一大帮同龄群的朋友，曾统一把他们安排在马村一个仓库里住。每天三顿饭，他出钱雇人把盒饭拉到仓库门口，大家随便吃。后来年纪稍大后，他不再以打架为日课，转向市场开发，办得很有起色。在经营的过程中，和别人发生矛盾，他就让过去的手下去"要说法"。这类大人物可以算是"帮派成人化"的产物。现在"浙江村"内势头最猛的一位是高建平。高建平曾在少林寺习武，80年代回家在乐清办习武班，带出了一批能打的学生。

1991年来北京后，这批学生成了他的主力。据说在各地的"浙江村"都有他的学生，人数上千。他先是和付天郎一起干市场，后来两个人不和，转到刘世明门下，共创JDQF城（布料市场）大业，凡JDQF城的外部纠纷，全由他解决。

1997年11月，JDQF城和附近的TS市场因为争地皮产生矛盾，不知道高建平在这里做了什么手脚，TS居然要干掉他。不料这边消息快，高建平的学生们已经严阵以待，对方来的人没找到高建平，反而被枪打伤。TS扬言，不报仇不罢休。TS先走"官道"，可是敌不过这边的关系，没有结果。同时高建平派了个学生，混入TS市场的芙蓉帮里做眼线。TS芙蓉帮策划了好几次，准备干掉高建平，可是连扑了三次空。最后一次假装又筹划，终于查出眼线，当场掏枪毙掉。执枪人被警方逮捕，TS又拿出50万，把此人保出。过了几天的一个上午，高建平刚走到JDQF城门口，三个人向他开枪射击。

对方把枪绑在胳膊上，用军大衣罩住，开了两枪，好在没打着致命的地方。有人说这是TS的报复，也有人说这和TS没直接关系，是高建平的"学生"和其他帮派发生矛盾，把气撒到他身上。但据知情人说，高建平自己是很明白对方到底是谁。最后究竟怎么解决，一般人就不得而知了。

这样的大人物还充分利用他们和帮派的紧密关系"做大人"。

"做大人"和"讲案"的意思差不多。但是"讲案"多少还要顾及公平，"做大人"则基本上是从某一方的利益出发，来压对方，以获得自己的好处。

1993年10月，有两人到某家上门讨债时将债务人打死。人命关天，凶手后怕，请某大人物出来"做大人"。第一轮调解结果是：凶手甲一次性赔偿7万，凶手乙赔偿5万。凶手甲与被害家属表示同意，但凶手乙无力支付。第二轮调解便决定，凶手甲赔偿后，被害人家属不再对其起诉；乙不作赔偿，被害方将案情适当说轻，对乙起诉。三方同意，至此"终审"。乙最后被法庭判决有期徒刑7年。

为了保全甲的性命，这位大人物要压两个人，一是被害者，一是乙方，甲则不可能不给他回报。

1994年6月，大红门的邓某在玩台球时与人发生争执，将对方打成重伤。邓父连忙四处打听，乃知对方与某帮派有密切联系，就赶紧跑到马村黄某家报告，自报赔偿8千，只求和平解决。黄到受伤者家中与那父子商量，最后以1万协定。被打方心有不服，无奈自己的帮派远不如黄手下的厉害。第二日邓父又摆了一桌酒席，请对方与黄享用。邓家最后给黄的好处不可能只是1万。

最后，在"浙江村"形成规矩，出了什么事，双方赶快尽可能找厉害的大人物，调解干脆就让两个大人物坐下来商谈。如果两边叫的人物势力悬殊，那么商谈都没有必要，弱的一方直接认输了事。有理没理并不重要，和大人物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比起"师徒"关系，在"跟随"关系里，大人物和帮派的联系更紧密。他们直接指示帮派的行为，依靠和帮派的关系获利，平常也给帮派更大的利益，什么东西"给小兄弟一份"，是他们平常不能忘记的一件事。

3．掮客-委托人关系

在刘世明取代周卓海地位的过程中，陈存圣起了一定的作用。

陈存圣也在80年代中期就来到北京，人很聪明，跟一帮大人物混得很熟。周卓海红火的时候他跟周卓海，和他一起筹划搞DH市场。

陈存圣把一笔投资挪为私用，但他和别的股东说是周卓海花的。周卓海要查账，陈存圣耍了一招，向周卓海老婆告发了周卓海在外面有"二奶"的事实。周卓海的老婆成天闹，不仅账没法查，周卓海的生意也只好告一段落，股东纷纷转向别的营生。这件事在"浙江村"里知道的人不少，颇反映了陈存圣的为人。

待刘世明的地位稳固后，陈存圣又投向刘世明。在他投资的几个项目中给刘干股。万佳友说陈存圣"是'浙江村'里的徐世昌，他要是不抱住刘世明这样的人，早就被人给灭了。"这样的人，帮派成员是很看不起的。但是陈存圣是"浙江村"内和当地政府部门关系最深的人之一，按照帮派成员被捕，头儿必须把该成员保出来的原则，帮派不得不经常找陈存圣当"掮客"，委托他"捞人"。

1993年的一天，我住在陈存圣家，隔壁彻夜的缝纫机声吵得我一夜不能入睡。大概在1点多钟，我听见陈存圣打电话："是某某某吗？还值班呢。出来喝点？不行？哦，指导员在呢。……那个事情……是是是。我们这些老乡不懂，他觉得给了你钱，这事就能给他办。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对他解释啊。……如果不够再说，反正人要让他出来……"他这是在给派出所打电话。

但是，陈存圣从来不和帮派成员有过多的联系，双方的交易近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形式。一则他也不怕别人来惹他，二则真惹了他，他背后既有刘世明这样的靠山，又有管理部门的关系。怕什么呢！

4．雇佣

雇佣和我们上面说的"叫人打"庶几似之。只不过，"叫人打"都是在事情出来之后，雇佣则也可以在平常，拉一帮人壮壮声势。

"叫人打"通常叫的是一般的社区成员，而雇佣则必然要拉帮派了。

作为"雇佣"的大人物，多半是按"常规路径"，即依靠在亲友圈内的影响，及自己的能力等发展起来的，在影响上比不上刘世明，也不像高建平那样直接以帮派为基础，但他们又有些"野心"，想在社会上有更大的势力。这种大人物倾向于笼络一些"准帮派"的成员。

"准帮派"者，温州人谓之"赖伦"，近乎于北方人所谓的"街痞"，广东人所谓的"烂仔"。一位自称"识遍本地人，知尽'村'内事"的年轻人告诉我：

这些小赖伦都是20岁左右的小家伙。他们也拉帮结派，认什么"老大"，但跟正式的帮派不一样。他们一般不敢搞敲诈勒索，也不敢行凶杀人。这些人有时也挺讨厌，脸皮厚，不懂事。时村口上就住了一帮，时不时向我借钱。我们说起来也算"朋友"，一次借个一二百的，能不给吗？不过要真有了事，叫这帮家伙去打打闹闹出点力也还是挺管用的。

笼络"准帮派"的具体办法，和刘世明的"师徒"关系有几分相似。平常以"朋友""兄弟"相称，给些零花钱，到有事的时候再一事一议，给些"特殊津贴"。

笼络"准帮派"也是大人物的一种平衡策略：在通常情况下，这帮人已足以给自己助威保驾了；而他们又不敢越轨太过，不会惹出太多的麻烦，尤其不用怕哪天突然翻脸，搞你个家破人亡。

5．结合和委托

更一般的大人物，比如前面说的潘忠清、陈胜江等人，对在全村呼风唤雨不太感兴趣，要的是生活太平，能赚钱。他们觉得和帮派结成稳定的关系，成本既高也危险，但是又不能对帮派完全置之不理。他们的策略就是找成年化的帮派头儿，与他们合作，有事委托。这种关系在关于"大院"的两节叙述中我们已经说明。

"浙江村"里青少年帮派和成人之间的关系和其他移民聚居区有所不同。比如Chin（1996）指出，在美国的唐人街，成人的非法行为，比如开赌场、妓院，以及成人的有关组织，如"堂"，提供给了帮派以滋生的土壤。在"浙江村"，帮派产生在前，大人物产生在后。或者说，他们是依循着各自不同的路径发展起来的，然后结合在一起。

在理解帮派和大人物的关系中，帮派和大人物各自的"多头分立"格局是一个关键。李文虎说："和以前比起来，现在的势力大的人多起来，有点平衡起来，你老想压别人压不住了。你给别人面子，别人也会给你面子。过去是你不给人面子，别人还不能不给你面子。"1①而大人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威，也不得不去利用不同的帮派，给帮派提供了市场。同时，也由于大人物是多元的，彼此又是互相制衡的，有拿钱雇帮派的，有为帮派从法律的制裁中开脱的。

帮派得到了一个群体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在对帮派的整治中，"成人化的帮派头目"是关键。1995年的轰赶对帮派势力的打击也不可谓不大，但是从1997年开始，帮派又在死灰复燃，吸毒现象重新抬头。政府应该对不同的大人物进行区分，大多数人对帮派的利用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成人化的帮派头

①"'浙江村'里有黑社会"，是村内外普遍的传说。"××手下有上千人，他自己知道的不过四五百人，其他的都属于低一层的成员，有事招呼过来。××平时就出钱养着他们。像他这样的人，到区局、市局（公安局）里喊几个人是不成问题的。'浙江村'就跟上海滩差不多。真正的头子从来不在'村'里，只在大宾馆里包房间，坐镇指挥，喽啰们才到这里行凶。"这些传说虽普遍，但一般都给不出明确的事实。从我所掌握的帮派和大人物之间的关系看，我不认为这里有所谓的"黑社会"。

首先可以看"浙江村"里的经营行为。真正的黑社会组织，必定要依托于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必定要"欺行霸市"，用恐怖手段在某些经营环节形成垄断。如当年黄金荣、杜月笙手下就有多少个"霸"（从当铺、钱庄到粪霸、菜霸等等），但"浙江村"内部的经营完全是自由竞争的。在日常的经济交往中，大户们还常常预先付款，代为垫支，以此显示信誉，增强自己的社会声望。

黑社会也是一个"社会"，为使它自己那套"规则"生效，也必然要有一个权威、一套组织乃至纪律。真正的黑社会，在表面应该是相安无事甚至井井有条的，而"浙江村"的帮派一片乱糟糟，说明它发育很不成形。"浙江村"可以说是一个"灰社会"。

——选自项飙新书《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项飙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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