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道家学派的思想主张是什么（老子的思想及其故里）

老子的道家学派的思想主张是什么（老子的思想及其故里）老子的社会思想，也颇有可取之处。他对当时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过着越来越奢侈的生活，提出强烈批评。他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12〕。即朝政腐败已极，农田严重荒芜，仓库十分空虚，还穿着锦绣衣服，佩带锋利的宝剑，饱吃精美的饮食，搜刮足余的财货，这就叫做强盗头子。老子看到当时的社会弊病，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恢复远古“小国寡民”的社会。他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3〕。这种主张，却是违背发展规律的，从而反映了老子思想的局限性。在老子以前，中国哲学史上，还没有那位哲学家象老子那样广泛而深刻地接触到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规律。第三，揭示对立事物向它的反面变化的规律，这种变化并不受天的支配。他说：

一

范文澜对老子的思想有一个总的评价。他说：“老子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他观察了自然方面天地以至万物变化的情状；他观察了社会方面历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与败，存与亡，祸与福，古与今相互间的关系与因果，他发现并了解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个古代哲学家更广泛更深刻。……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前，古代哲学家中，老子确是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1〕。这个评价，对老子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给以高度的肯定。现在从以下几点加以引申：

第一，老子把“道”作为宇宙的本源。他认为“道先天地生”〔2〕。“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3〕。老子认为“道”存在于天地形成之前，而且独立长存，不因外界力量而改变，不随万物变化而消失，其自身又在“周行而不殆”的运动着。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在符合“道”的规律下运行，把他设想的“道”，作为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源，从而否定了天地的意志，把人从古代宗教迷信的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老子对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从属关系是这样安排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所谓“道法自然”，是指“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之外别有自然也”〔5〕。“道”本身就是自然，河上公注云：“道性自然， 无所法也”。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说：“老子思想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对自然性的天的生成、创造，提供了新的、有系统的解释。在这一解释下，才把古代原始宗教的残渣，涤荡得一干二净，中国才出现了由合理思维所构成的形上学的宇宙论”。

第二，较系统地揭示出存在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孤立的。老子认为，知道什么是美，丑的观念就产生了；知道什么是善，不善的观念也随之出现，对立双方相互依存，如果一方不存在，对方亦不复存在。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6〕。一切事物中相反相成的关系是永恒的规律。这种矛盾统一的观念，反映了当时人类认识世界变化的能力。

第三，揭示对立事物向它的反面变化的规律，这种变化并不受天的支配。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熟知其极？其无正也”〔7〕。“正”通政，即主宰者。把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灾祸啊，幸福紧靠在它旁边；幸福啊，灾祸埋藏在它里面。谁知道它最后的道理？实在没有主宰者”〔8〕。《老子》关于对立转化的规律涉及颇多，如第22章云：“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第42章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老子》把自然规律称为“天之道”，在第77章中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认为，祸与福、曲与全、枉与直、洼与盈、敝与新、少与多、损与益、高与下、有余与不足，这些对立的事物，皆互相转化，没有穷尽，也没有一个主宰，都是自然规律，反映出老子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第四，老子还模糊地触摸到事物的量变积累，可以引起质变。他说：“合抱之本，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9〕。“毫末”谓细小的萌芽，“毫末”不是大树，但不断发展，终于成为合抱的大树。“累”谓堆积，一堆积土，不是高台，但不断堆积，可以造成九层的高台。他又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10〕。难与易，大与细，是质的不同，但从易、小入手，逐渐积累，就会克服困难，完成难和大的工作。这就是“圣人”从易事、小事入手，终能完成难事、大事的一般规律。这些都是老子对于量的积累可以发生质变的初步认识。

第五，老子还接触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观念。他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11〕。最完满的东西，好象有所欠缺。最充实的东西，好象空虚。最正直的东西，好象弯曲，最灵巧的东西，好象笨拙，最好的口才，好象口吃。这一连串的几个“若”字， 都是指比原来阶段有所提高的质变。

在老子以前，中国哲学史上，还没有那位哲学家象老子那样广泛而深刻地接触到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规律。

老子的社会思想，也颇有可取之处。他对当时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过着越来越奢侈的生活，提出强烈批评。他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12〕。即朝政腐败已极，农田严重荒芜，仓库十分空虚，还穿着锦绣衣服，佩带锋利的宝剑，饱吃精美的饮食，搜刮足余的财货，这就叫做强盗头子。老子看到当时的社会弊病，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恢复远古“小国寡民”的社会。他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3〕。这种主张，却是违背发展规律的，从而反映了老子思想的局限性。

二

关于老子的生平事迹，由于史料不足，学术界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记载老子生平的史料中，只有司马迁的《史记·老子传》最为系统。司马迁写《史记》是在两千年前，距老子的时代较近，而且使用了国家的大量藏书，他所能见到的有关老子的史料，比后人所能见到的要丰富得多。尽管如此，其所撰《老子传》虽比较系统，但也只有400 多字，而且还包括一些没有搞清的问题。比如：

第一，关于老子的结局，称“莫知其所终”。这是因为司马迁既不相信荒诞的传说，又无可信的依据，对老子生平事迹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只好如实写出存疑了。

第二，老莱子与老子是不是一个人。本传云：“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正义》说：“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故书之。”因疑是一人而难确证，故用“或曰”、“云”疑问语气附入本传。

第三，老子的寿数。本传称：“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正义》说：“盖、或，皆疑辞也。世不的知，故言‘盖’、及‘或’也”。

第四，周太史儋与老子是不是一个人。本传云：“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将两种说法同时附入存疑。

以上四例，说明司马迁在选用史料方面是审慎的，其《老子传》中作为可信而采入的部分，虽然在学术界亦有所争论，但却难以全盘否定，特别是关于老子故里的记载，则从未提出怀疑。

《史记》本传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按苦县，春秋战国时期为苦地，秦汉置苦县， 后魏改称谷阳，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改称真源县，武则天载初元年（689），改称仙源，中宗神龙元年（705）复真源县名。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改名卫真县， 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与鹿邑合并，用鹿邑县名〔14〕。

位于今县境西部之辛集，有旧鹿邑县城，春秋为鸣鹿地，后汉置武平县（今丘集有武平城），隋更名鹿邑，元初与卫真县合并，移治原卫真城，称鹿邑县，迄今沿袭。

由上述历史沿革可知，今鹿邑县城，即为《史记·老子传》所云“楚苦县”。

有关文献所载老子故里的古迹，亦在今鹿邑县城附近。

第一，太清宫（老子庙、老子宅），初名老子庙，始建于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唐武德三年（620）因以老子为祖，“特起宫阙如帝者居”。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真宗“躬谒祠下，建太清楼，庙貌益侈，靖康之乱，毁于土寇，金元踵修。”此后“屡经兵火，虽修葺不废，而规模疏陋，不能复初矣”〔15〕。《大清一统志》卷一二九《颖州府二·寺观·太清宫》：“在毫州西四十五里。《通志》：老子所生之地，旧名紫微宫，唐天宝二年改”。同上书卷一九四《归德府二·老子庙》：“在鹿邑县东一十四里，一名太清宫。《水经注》：涡水又北径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处，汉桓帝遣宦者管霸祠老子，命陈相边韶撰碑，北有双石阙。《唐书地理志》：真源有老子祠，天宝二年曰太清宫。《元和志》：元元皇帝祠在真源县东十四里。《寰宇记》：太清宫，元元旧宅，前有阙，魏黄初三年所立，其阙有铭，是钟繇书”。《元丰九域志·附录五》：“卫真本苦县。《城冢记》：县之赖乡，老子所生地，旧有宅，今太清宫是也。有道德经碑，唐明皇书、边韶老子碑、薛道衡祠庭碑、唐明皇御札碑、老子行记碑。”《大清一统志》卷一九四《归德府二·老子宅》：“在鹿邑县东。《括地志》：苦县有老子宅。《古史考》：苦县有曲仁里，老子里也。”金朝胡筠《续修太清宫记》称：“今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圣之地”〔16〕。由上可知，自东汉在老子出生地建立祠庙以来，虽屡作修建，名称亦多次改易，其地址均在老子宅。因此，今日残存的太清宫太极殿，就是老子的出生地。

第二，洞霄宫（李老母庙）。光绪《鹿邑县志》称：洞霄宫“祀老子母”，“疑亦汉时建，唐初名先天大圣后庙，嗣改名洞霄宫”。金明昌二年（1191），清乾隆年间及清末均曾重修，今洞霄宫正殿尚存，在太极殿北。《大清一统志》卷一二九《颖州府二·寺观》称：李老母庙“在鹿邑县东，一名洞霄宫。《水经注》：涡水之侧又有李老母庙。《唐书·地理志》：真源洞霄宫，先天太后祠也。《元和志》：李母祠在真源县东一十四里，乾封元年，册号先天太后，今谓之洞霄宫。《县志》：宫前有宋真宗御制碑铭，蔡襄书”。

第三，李母墓。《大清一统志》卷一九四《归德府二·陵墓》云：李母墓“在鹿邑县东，《水经注》：李老君母庙前有李母冢，冢东有碑，是永兴元年谯令长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于曲涡间。《寰宇记》：李母在真源县东十三里”。

第四，老君台（升仙台、拜仙台）。光绪《鹿邑县志》云：“在城内东北隅明道宫后，崇矗三丈，湖水潆洄，世传老子飞升处，又名拜仙台”。《河南通志》卷五一称：升仙台“在鹿邑城内东〔北〕（北，原作南，据乾隆《鹿邑县志》、光绪《鹿邑县志》及实地考查结论改）。隅，老子飞升处”。又《县志》所云明道宫今已不见， 老君台尚存。

现存古迹亦证明老子出生于鹿邑县。

宋真宗曾亲谒太清宫，从有关此次祭典的记载中亦可说明老子出生地太清宫在鹿邑。《宋史·真宗纪三》，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八月庚申诏书云：“来春亲谒毫州太清宫”。因为当时真源县属毫州管辖，故称毫州太清宫，其亲谒太清宫的典礼并非在毫州城内，而是在真源县进行的。关于这次祭祀老子活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有详细记载，兹将有关部分择要节录排列如下：

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壬寅（十五日），“车驾奉天书发京师。”

丙午（十九日）“至奉元宫，斋于迎禧殿”。

丁末（二十日）“令奉祀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诣宫殿大醮”。

戊申（二十一日）“奉圣号册宝，于庭拜授。摄太尉王旦，持节载以玉辂，诣宫奉上，摄中书令丁谓读讫，置于匮中”。

己酉（二十二日）“三鼓，具法驾赴宫，时密雪骤霁，自奉元至太清十余里，夹道设笼灯燎台，左右执炬间之，焜煌如昼。五鼓，上奉玉币酌献，读册文，命太尉封石匮……上又诣先天观、洞霄广灵宫行香，复至太清宫、真源观周览，还奉元宫”。“升毫州为集庆军，改真源县曰卫真县，给复二年，奉元宫曰明道宫”。“诏三宫正殿，庶民不得辄升，官吏非朝修止拜庭中。上作《朝谒颂》、《先天太皇》、《老子像》、《真武赞》；命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向敏中撰《亲祠颂》，并刻于石”。

庚戌（二十三日）“发卫真县，次毫州，谒圣祖殿，御奉元均庆楼，赐酺三日。”

甲寅（二十七日）“发毫州”。

乙卯（二十八日）“次应天府”。

丙辰（二十九日）“升应天府为南京，正殿榜以归德，仍赦境内及东畿车驾所过县流以下罪。追赠太祖幕府元勋僚旧，及录常参官逮事者并进秩，欲授子孙者亦听。除民乾食盐钱。御重熙颁庆楼观酺，凡三日，改圣祖殿为鸿庆殿”。

二月丁巳朔（初一）“发南京”。

戊午（初二）“次襄邑县”。

庚申（初四），“次陈留县”。

辛酉（初五），“四驾至自毫州”。

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亲谒太清宫祭祀老子的活动，于正月十五日从京师出发，到二月五日返京，共历时二十天。此行又改真源县为卫真县，改奉元宫为明道宫，毫州为集庆军，升应天府为南京。此项记载，对返程所经城市及日期皆很清楚，所经城市为：卫真（鹿邑，原真源县）——毫州——南京（原应天府，今商丘）——襄邑（睢县）——陈留——京城（开封）。祭祀期间，驻跸的奉元宫（明道宫）及行祭典的太清宫、洞霄宫，皆在卫真县，即今之鹿邑县。史书记载称“毫州太清宫”、“车驾至自毫”，均是指毫州所管辖的卫真县。

由于鹿邑旧县，在唐、北宋及金朝，曾隶属毫州，故在此段时间内称老子的故里在毫州是可以的，但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元朝以后，划归河南省的归德府或淮阳、商丘、开封、周口诸地区，特别是当前属周口管辖，称老子的故里在河南、在周口、在鹿邑都不为错误，确切地说，应该是鹿邑县。

注释：

〔1〕《中国通史简编》第五章，第六节。

〔2〕《老子》第二十五章。

〔3〕《老子》第二十五章。

〔4〕《老子》第二十五章。

〔5〕吴澄：《道德经注》。

〔6〕《老子》第二章。

〔7〕《老子》第五十八章。

〔8〕任继愈：《老子新译》。

〔9〕《老子》第六十二章。

〔10〕《老子》第六十三章。

〔11〕《老子》第四十五章。

〔12〕《老子》第五十三章。

〔13〕《老子》第八十章。

〔14〕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

〔15〕俱见光绪《鹿邑县志》。

〔16〕《乾隆〈鹿邑县志〉卷十一〈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