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杀岳飞的罪名谁定的（追封岳飞削爵秦桧）

秦桧杀岳飞的罪名谁定的（追封岳飞削爵秦桧）正因为如此，《宋史.韩侂胄传》就没怎么说他的好话，通篇都说他从一得势，就权欲熏心，独断专行，极其鄙夷他的为人和政声。“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讽刺他恃拥立宋宁宗即位之功，而极欲弄权，“时时乘间窃弄威福”。唾骂他常常背着皇上，私自处理政事，擅作威福。并揭露他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不自量力，轻率北伐。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势利蛊士大夫之心”，拉拢起用辛弃疾等名流。因此，他常遭到朝廷重臣的弹劾。如“右正言黄度欲劾胄……。朱熹奏其（指韩侂胄）奸，……彭龟年请留熹而逐侂胄。”以上记载，将韩侂胄奸佞专权，人神共怒的状况，叙述得淋漓尽致。当时，施康年、陈谠、邓友龙、林采皆因攻击理学而久任台谏官，张釜、张岩、程松也因此升为执政。庆元六年（1200年），婺州百姓吕祖泰上书朝廷，认为不可封禁理学，并请皇帝诛杀韩侂胄，以少傅、观文殿大学士周必大为宰相。韩侂胄大怒，将吕祖泰施以杖刑，流放于钦州。言官为迎合韩侂胄

此人力主抗金，追封岳飞削爵秦桧，死后为何名列《宋史》奸臣传？一生力主抗金，为岳飞彻底平反，死后函首安边，还背上奸臣骂名。

奸臣当道，谗佞专权，是历朝君主与百姓们最不愿看到的，所以，诸葛亮才为蜀汉后主刘禅留下了“亲贤臣、远小人”的千古名言。但是，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上，奸臣却是代有人出，远者如秦相赵高，近者如清朝的臣贪和珅，都是令人切齿的国之败类。

两宋时期，也是个奸臣辈出的时代，比如著名的北宋四奸蔡京、高俅、杨戬、童贯，南宋的如秦桧、贾似道、史弥远、韩宅胄等人，在现代影视及网络作品中，都是出镜率极高的“名流”。在这些著名奸臣中，韩侂胄似乎是最冤的。

韩侂胄出身名门，祖父韩琦是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重臣，老爸韩诚也官至宝宁军承宣使，更娶了吴皇后之妹为妻，韩家人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皇亲国戚。韩侂胄以恩荫入仕，淳熙末年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绍熙五年（1194年），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等人策划绍熙内禅，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以“翼戴之功”，初封开府仪同三司，而后官至太师、平章军国事。

韩侂胄在位期间，追封岳飞为鄂王，追削秦桧官爵，力主“开禧北伐”金国，因将帅乏人而功亏一篑。为了除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杨皇后和史弥远在金国人的授意下，韩侂胄被设计劫持至玉津园杀死，年五十五岁。韩侂胄被杀后，史弥远在金人的要求下，将他的首级用匣子装盛起来，送往金国，并且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完成了“和议”。

韩侂胄死后之所以被《宋史》划入奸臣一列，应该与他执政期间的“庆元党禁”有关。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掌握实权，指称理学为伪学，以此打击理学人士，赵汝愚因此遭到韩常的百般窘辱，终致暴病而死。随后，他们又将矛盾直指朱熹，通过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朱熹也被宋宁宗遂免去一切职务。

其后，理学众人又被他们诬之为逆党，宋宁宗又下诏严禁理学，并在王沇的奏请下，赵汝愚、留正、朱熹、彭龟年、杨宏中等五十九人列入《伪学逆党籍》名录。

当时，施康年、陈谠、邓友龙、林采皆因攻击理学而久任台谏官，张釜、张岩、程松也因此升为执政。庆元六年（1200年），婺州百姓吕祖泰上书朝廷，认为不可封禁理学，并请皇帝诛杀韩侂胄，以少傅、观文殿大学士周必大为宰相。韩侂胄大怒，将吕祖泰施以杖刑，流放于钦州。言官为迎合韩侂胄，纷纷弹劾周必大培植私党，因而受到打击。

正因为如此，《宋史.韩侂胄传》就没怎么说他的好话，通篇都说他从一得势，就权欲熏心，独断专行，极其鄙夷他的为人和政声。“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讽刺他恃拥立宋宁宗即位之功，而极欲弄权，“时时乘间窃弄威福”。唾骂他常常背着皇上，私自处理政事，擅作威福。并揭露他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不自量力，轻率北伐。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势利蛊士大夫之心”，拉拢起用辛弃疾等名流。因此，他常遭到朝廷重臣的弹劾。如“右正言黄度欲劾胄……。朱熹奏其（指韩侂胄）奸，……彭龟年请留熹而逐侂胄。”以上记载，将韩侂胄奸佞专权，人神共怒的状况，叙述得淋漓尽致。

就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韩侂胄，他一生都是在为抗金而谋、而战中度过的。据《齐东野语》载：“寿皇（宋孝宗）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胄习闻其说。”就是说，韩侂胄在孝宗时，即拥立宁宗之前，就对抗战大事耳熟能详，早有收复失地之志。为了抗战，韩侂胄甚至置生死于度外，什么都不顾。“启韩有图之者，韩犹以一死报国为辞。（《四朝闻见录》）”

开禧元年（1205年），韩侂胄自任平章军国事，成了实际上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为了进行思想动员，韩侂胄甚至把岳飞都给搬了出来，请求皇上追封其为“鄂王”，而对于投降派的秦桧，则是要求削去王爵，改谥号为“谬丑”，啥意思呢？大白话就是“臭不要脸”。

为了完成收复中原故国的大来，他重新启用了一大批此前郁郁不得志的抗金派人士，陈贾任兵部侍郎，吴挺子吴曦回四川，任四川宣抚副使，家居的辛弃疾也又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为了保障北伐能顺利进行，他还拿出自已的私产二十万饷军。韩侂胄出兵伐金，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是充分的，但军事准备却很不足，尤其是开禧三年（1207年），辛弃疾因病去世后，北伐大局更无坚强的支撑者，结果导致第一次北伐功亏一篑。

当韩侂胄筹画第二次北伐再战时，朝中主降的官员大肆活动，阻止其再兴兵事。史浩在光宗朝病死，其子史弥远这时任礼部侍郎，是朝中投降派的主要代表。史弥远等人又联合深恨韩侂胄的杨皇后，阴谋对韩侂胄暗下毒手。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弥远等人趁韩侂胄上朝时将其暗杀，军政大权全归杨后、史弥远所操纵。

韩侂胄被杀后，史弥远在金人的要求下，将他的首级用匣子装盛起来，送往金国，以此为条件签订了《嘉定和议》。这就是所谓的“函首安边”。此后，在南宋官方的宣传渲染下，韩侂胄就成为与秦桧一样误国害民的大奸臣，最终被《宋史》列入奸臣传。

南宋朝廷将韩侂胄的头送至金国一事，让当时许多大臣认为有失国体。《四朝闻见录》中记载，大臣王介为此提出抗议：“韩侂胄头不足惜，但国体足惜！”。《齐东野语》也收录了一首讽刺诗：“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

后来有人说，韩侂胄并“不尽如宋史所诋”；说韩侂胄是权奸误国，“不免门户道学之见。”其实，就在当时，著名词人周密就在《齐东野语》里就率先提出过异议：侂胄“身殒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当未尽然。”这是对韩侂胄奸佞说的首次质疑。

历史学家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这样评价说：由于韩侂胄实际控制政权时期，曾实行“庆元党禁”，将理学定为伪学。所以，在韩侂胄的生前死后，一直受到理学人士的攻击，在他们所修的《国史》中，被称为奸臣。元代修撰《宋史》的理学人士，并将韩侂胄与卖国的秦桧，都列入《奸臣传》。但是金朝君臣对于韩侂胄却另有评价，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记载：韩“侂胄首将入伪境，彼中台谏交章言，侂胄之忠于本国，乃诏谥为忠缪侯，以礼袝葬其祖魏公（韩琦）茔侧”。不论是评价，还是处理的方式，远比南宋朝廷和理学家们公允。

韩侂胄之死距今已经过去了八百多年，但是，对于他的评价却一直也能尘埃落定，是忠是奸，对于逝者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了。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