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后如何发展（前瞻十四五）
城镇化后如何发展（前瞻十四五）2.1 路径转变：人口流动的不可逆性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发展阶段，我国将从“大流动”的“变局”时代走向提升发展质量的“稳局”时代。回溯征程，展望前途，现在又到了新的风口，复兴之路充满荆棘，全球化变局与国内发展矛盾增加了发展的不稳定性。于学科和行业，又迎国土空间规划时代的到来，既要设计好物理空间，也要谋划好社会空间，深入展开“城镇化中后期”的社会变化研究和规划应对，助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快速提升至2018年的59.58%，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人口与空间的伟大转型。在这段光荣的历程中，经济高速增长，生产水平快速提升，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模式”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1]。特定历史制度条件是造就过去数十年伟大发展的重要基础，如全球化体系、人口比较优势、城镇
【作者简介】
李志刚 (1976-)，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陈宏胜 (1988-)，男，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本文通信作者。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22103，41771167，51908114)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
1 引言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快速提升至2018年的59.58%，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人口与空间的伟大转型。在这段光荣的历程中，经济高速增长，生产水平快速提升，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模式”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1]。特定历史制度条件是造就过去数十年伟大发展的重要基础，如全球化体系、人口比较优势、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制度改革、国际环境等[2]。然而，居安思危，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已发生深刻的改变，但城镇化进程还没有完成，面临不少重大发展问题，在实现发展目标上还有一定的距离。一方面，我国的城镇化质量还较低、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虽然我国基于统计数据的城镇化率已经近60%，但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差异化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将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现实。另一方面，发展速度放缓增强了城镇化进程的不稳定性。以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城镇化率达到70%后将进入缓慢发展期，已有不少研究预测中国城镇化率将在未来10年左右达到70%[3]，此后将逐步进入城镇化滞缓阶段。过去10年我国城镇化年均增长率为1.25%，而过去5年的城镇化年均增长率为1.17%，2018年我国城镇化增长率为1.06%，“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城镇化年均增长率将低于1%，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图1)。这预示着我国已进入城镇化的中后期发展阶段，要抓紧系统研究城镇化中后期的挑战，充分利用好有利的发展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增强发展动能，应对“后城镇化时代”的到来。
图1 中国近十年城镇化率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数据绘制。
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发展阶段，我国将从“大流动”的“变局”时代走向提升发展质量的“稳局”时代。回溯征程，展望前途，现在又到了新的风口，复兴之路充满荆棘，全球化变局与国内发展矛盾增加了发展的不稳定性。于学科和行业，又迎国土空间规划时代的到来，既要设计好物理空间，也要谋划好社会空间，深入展开“城镇化中后期”的社会变化研究和规划应对，助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 城镇化中后期人口城镇化进程的转变2.1 路径转变：人口流动的不可逆性
当前我国人口流动的态势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人口单向流入城市并周期性城乡循环流动，转变为定居城镇及城际多向流动，人口流动的推拉力机制也逐渐从城乡发展差距转变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自2014年流动人口总量达到最高值以来，流动人口数量的变动趋势已逐渐趋于平缓(图2)，反映出当前总体发展模式下我国城镇化的人口容纳度可能已经进入瓶颈期，稳定和融合既有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及进一步拉动城镇化的人口集聚能力和消解能力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回溯改革开放40余年的人口发展历程，中国人口流动从严格控制到有限放开再到全面开放再到主动加速，人口发展策略也从户籍管制为主转变为公共服务供应为主。在以户籍制度为主要人口流动管制工具的时代，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是否能长期定居城市受制度性因素的强烈影响[4]，更多地是制度演化的结果。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的地方竞争性发展模式建立，人口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效应不断放大，户籍制度对人口的管控随之弱化，加之持续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围绕户籍所绑定的城乡差异化福利政策也不断分解。然而，制度化的户籍管控的弱化却并不意味着不同阶层生活和公共服务差距的缩小，户籍的阶层功能逐渐被转嫁于住房和高品质的公共服务，获得住房成为安居城市并获得城市高品质公共服务的“支付凭证”，以住房和社区为基础的空间分异也不断加剧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破碎化和阶层化[5，6]。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广东、河南、湖南、江苏、山东、新疆、云南及重庆等地组织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抽样调查显示，当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已大幅降低，具有明确落户意愿的比例仅为40.59%，但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具有在城市长期居留打算的人口比例达到82.65%，反映出户籍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城市本体的吸引力逐渐凸显(表1)。应对当前面临的人口城镇化发展问题，不仅要做好存量工作，还要继续推进增量工作，即“守住不发生大规模失业的底线并防止出现大规模的返乡潮”。进入城镇化中后期，人口城镇化进程不仅不可逆转，而且也不能逆转。
图2 中国近年流动人口数量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流动人口数据平台。
表1 符合本地落户条件下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与长期居留本地打算
资料来源：根据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专项调查数据统计，样本量13998。
2.2 机制转变：人口城镇化新旧动能的接续
进入城镇化中后期，我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人口城镇化新旧动能的接续。长久以来，以就业保障为主的城镇化拉动作用是我国大规模城镇化的“稳定器”，也是未出现“拉美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近四十年快速城镇化进程的核心动力之一是“世界工厂模式”的形成，从早期的珠三角“前店后厂”和长三角“苏南模式”“乡镇企业模式”到东莞、苏州等“世界工厂城市”的出现[7]，我国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同并进，这是过去数十年所证明的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不仅要延续，而且要提升，以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长期以来，规划界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关注焦点往往聚焦到世界城市及首位城市之上，如上海、北京等，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特大都市圈外围城镇、如以东莞和苏州为代表的“世界工厂城市”对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的重大意义[8]。以东莞为例，2018年其常住人口为834万，其中仅211万是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比重接近75%。与深圳、上海、北京等同样外来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不同的是，东莞主要是以制造业为人口集聚的核心要素，“世界工厂城市”是流动人口从就业城镇化转向居住和公共服务城镇化的“低价高质”场所，是中国人口城镇化空间支撑体系中关键的中间层级，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承载空间体系中“中间层级城市”所起到的作用将越发重要。没有城镇化的工业化不足以繁荣，缺乏工业化的城镇化更不足取。同时还要关注到，当前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及非洲的转移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世界工厂模式”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在保证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并持续提升人口总体素质是稳定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的重中之重。中国城镇化的顶层设计是“向前有出路，往后有退路”。随着乡村振兴功能不断放大，深度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要逐渐成为我国未来城镇化的新动力。与“世界工厂模式”不同，“乡村振兴模式”所实现的是城乡的均衡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就近、就地城镇化。“乡村振兴”不仅抬升“底层社会”的生活水平，也将从城镇化空间体系中的“底层城镇”稳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根基，创造新的城镇化空间载体。当前，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依旧巨大，从城乡居民的生活体验上看，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仍然显著高于农村居民(表2)，特别是中国乡村内部的发展水平、发展模式、建设质量等差距更大，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升农村整体发展水平、解决乡村短板问题是我国未来城镇化的重要历史任务。另外，在城市定居原因的分布上，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机会、个人发展空间大、收入水平高、城市生活便利等城市因素为主要吸引因素(表3)。“世界工厂模式”是解决中国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乐业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模式”则要解决经济落后地区的整体发展问题，前者的改进与后者的深化将为我国人口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提供充足的动能。
表2 城乡居民生活状况主观评价差异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统计，农村样本量为13319个，城市样本量为7767个。
表3 长期居留城市的原因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专项调查数据统计，样本量13998。
2.3 社会效应：城镇化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方”，而“停滞”却是激化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9]。在近四十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经济和社会实现了同步发展，除了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创造了巨大的机会空间，给予了社会底层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上升式社会流动的机会。总体上，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地位大多都获得了较快提升。社会地位的变化是社会流动状况的重要衡量标准，社会流动快也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表现。表4展示了我国城乡居民社会流动的总体变化情况，可看到，城市地区的居民的社会地位自评显著高于农村地区的居民，反映出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对社会发展的重要积极意义，但也说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始终存在。同时，受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影响，城乡居民对未来社会地位的继续提升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另外，对不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城市中居民社会地位变化进行对比(图3)发现，中等城镇化水平城市的居民的社会地位自评相对较高，而城镇化水平较低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自评相对较低；社会流动上，在城镇化率越高的城市中居民的社会流动越小，而城镇化率较低的城市中居民的社会流动越大，反映出宏观的城镇化进程对城镇化落后地区的影响更大，即如果宏观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断，后发城市的社会流动受到的冲击将更大。在对未来社会流动的期望上，呈现城镇化率两端的城市的居民对未来的变化期望较高的特点，这同样与宏观人口城镇化的走势密切相关。可见，在经济和城镇化同步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的社会流动较大，宏观发展环境的变化对落后地区居民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更大。以往规划界长期关注城镇化的经济效应，但随着城镇化发展速度的下降，经济快速发展下所掩盖的社会问题将被一定程度上放大、甚至激化，在城镇化中后期中保持持续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发展活力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社会挑战，城乡空间的政治性也将为城乡规划学科和行业所重视。
表4 中国城乡居民社会流动概况
资料来源：整理自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图3 城市化率与社会流动的实证关系
资料来源：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绘制。
注：图a为不同城镇化率城市的居民的社会地位与其所在城市的城镇化率的拟合曲线，图b为近5年来居民社会地位变化与其所在城市的城镇化率的拟合曲线，图c为未来5年居民社会地位的变化与其所在城市的城镇化率的拟合曲线。
3 城镇化中后期的规划应对：长期保持社会发展的活力3.1 超越城乡二元的分立
城市和乡村是我国社会运行的二元，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偏向的发展策略快速形成了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城市的城镇化带动作用不断提升，不过也使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城镇化的主要载体是城市，稳固城市发展道路是保持城镇化可持续推进的重要保障；乡村是我国城镇化的稳定器，增强了我国城镇化的韧性和城市的抗风险能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实施，传统城乡的二元分立将被打破，城乡将实现新的发展均衡。在国土空间规划时代，以“双评价”和“三区三线”划定为基础的规划编制模式将强化对以往城市发展模式的改进和修正，划定城镇开发边界，走集约型发展道路，也给予了乡村足够的发展空间。“十四五”时期，一方面要总结和提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快速发展的伟大经验，继续稳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未来我国城市的经济和人口的规模还将持续增加，要借持续中高速增长的最佳时期，解决城市发展问题，增强城市发展活力，要基于社会发展的目标来调节经济产业，避免产业空心化，解决部分产业全球转移所产生的失业问题，协调城镇化与工业化、城市人口增加和“居住-就业-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等的发展平衡。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要从城市“单极拉动”转变为城乡“双轮驱动”，找寻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发展道路，继续扩大城市人口规模，同时避免城市的阶层驱逐、隔离与对立[10，11]，保持持续的发展和使最广泛的人们受益。可持续的城镇化进程还要建立在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的基础上，探索与城镇化相匹配、对城镇化支撑作用更强、更为高效的农村经济，创新乡村和农业发展模式，将乡村建设成为与城市具有同等吸引力的人居环境，加快探索形成充满发展活力的“中国乡村道路”。总之，城市是希望的空间，乡村是美好的生活，超越城乡二元的模式对立、发展对立和话语对立，建立从城市到乡村的现代化空间统一体将是“十四五”时期推进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发力点。
3.2 促进社会流动的城市人口空间治理术
城镇化进程不仅表现为城乡空间的转变，还意味着一种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重塑，使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并完成从城市定居到城市安居的转变是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历史性任务。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全球经贸关系的不稳定性增加，但在全球范围内我国经济仍处于中高速增长之列，仍将为城乡发展质量的持续提升提供充足的动能。面向新的全球化背景和后结构性调整周期，社会流动放缓和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激化的潜在可能性增加，“十四五”时期促进持续健康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将是空间规划的重要要求，特别是“底层价值”将被凸显。以往的规划编制对人口的研究和重视程度是不足的，人口往往作为支撑城市空间规模的“可变依据”，常常忽视对人口与空间的实质性关系的分析[12，13]。加之，特殊的发展背景和工具化的发展需求使我国城乡规划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价值视角，对社会底层差异化和多样化的诉求往往寄望于整体发展之后“全面解决”。但是，随着整体发展效应的减弱，既定的潜在规划价值观将受到冲击和动摇，增长转变为发展是摆在城乡规划及治理面前的时代要求[14]。“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探索人本化的城乡空间以提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空间规划要直面居民的生存需要(如“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发展需要(如个人的发展和代际的社会流动、直接的体验和感知等)，为促进社会流动、保持社会发展活力进行空间的设计和改进。同时，空间生产和空间供给不再是城乡规划的全部内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将不断凸显，减弱阶层与空间的关联度，关注城乡空间的生活体验，解决大城市日益严峻的“家庭日常生活空间撕裂”问题和中小城镇社会流动放缓问题，更加注重安全、健康、满意、幸福等居民切身感知，更加关注城乡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差异化生活需要等，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口空间治理术。
3.3 建构多层级人口城镇化的空间载体
“十四五”时期城市群和都市圈将成为我国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增长空间，应对社会极化、谋划和创造更为公平的人口城镇化的空间载体将成重要的发展议题。纵览发达国家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城市群始终是各国人口和经济的汇聚地，是国家兴旺之源。虽然城市群内部存在“中心-外围”的人口流动过程并伴随空间“兴盛-衰退-复兴”的内在结构调整周期，但城市群的人口规模总体是持续增长的，且城市群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不断提升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将是我国人口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建构具有一定发展梯度的“城市群-都市圈-一般城市-县镇村”空间结构对我国可持续的人口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15]。区域经济繁荣是保持社会发展活力的最重要条件之一。随着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全国不同区域均将形成适应地方发展特点的城市群或都市圈空间载体，以持续推进城镇化进程。“十四五”时期，东中西、大中小、多层级的“城市群-都市圈-一般城市-县镇村”空间结构的规划将成为重要的探索内容。其中，在国家尺度上，东部区域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等特大城市群仍将是我国人口的主要汇聚地，是国家城镇化的主要动力之源。同时，中西部将形成规模较小的一系列城市(组)群，如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和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承载空间。在城市群尺度之下，都市圈是城市群的基本构成单元，也是人口空间分异最为突出的单元，内部存在多圈层的人口城镇化空间，减弱都市圈社会发展的极化效应是空间规划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在都市圈中实现“人口-经济-空间”的匹配，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疏解式规划”，在中心城市内部更新中要避免大规模的阶层更替和社会淘汰现象，在中心城市外围或临界城镇寻求新人口城镇化增长空间，中心城市与外围城镇形成有序的空间结构关系，提升从中心城市到边缘县域的辐射能力和共享水平，基于高品质生活要求设计都市圈尺度的“居住-就业-公共服务”，创造更为公平、更为包容的都市空间。
4 结语城镇化中后期是我国面临的重大发展转型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探索城镇化中后期的问题研究和规划应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十四五”是我国迈向城镇化中后期的过渡时期，期间我国城镇化的提升速度将逐步放缓，人口规模化流动的趋势将逐渐减弱，人口流动模式的变化将深刻影响城乡空间，并对空间规划提出新要求。具体而言，人口城镇化是不可逆且不能逆的发展过程，在发展环境和发展模式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要尽早完成人口城镇化的动能接续，要继续强化城镇化的社会发展效应，特别是在促进社会流动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上的积极意义。为应对城镇化中后期的到来，本文提出“十四五”时期要抓紧中高速增长的发展良机，解决人口城镇化的遗留问题，探索持续推进高质量人口城镇化的新道路。其中，在城镇化道路上，要超越城乡二元对立，建立从城市到乡村的现代化空间统一体，稳固城市发展道路，建设更有效率、对城镇化支撑作用更强的乡村；还要积极探索促进社会流动和保持社会发展活力的人口空间治理术，消解和完成“存量”人口城镇化任务，更有效地回应社会底层的生活和发展需要，重塑实现“底层价值”的空间规划观，助力我国经济社会从增长向发展的转变；在城镇化空间上，建构具有发展梯度的“城市群-都市圈-一般城市-县镇村”的多层级人口城镇化载体，创造公平和包容的都市空间。
参考文献
1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ZHENG Yongnian. Chinese Model: Experience and Dilemma[M].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0.
2 林毅夫，姚洋.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LIN Yifu，YAO Yang. Chinese Miracle: Review and Prospect[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6.
3 顾朝林，管卫华，刘合林.中国城镇化2050:SD模型与过程模拟[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7，47(7):818-832.
GU Chaolin，GUAN Weihua，LIU Helin. Chinese Urbanization 2050: SD Modeling and Process Simulation[J]. Scientia Sinica (Terrae)，47(7):818-832.
4 CHAN K W，ZHANG L. 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Processes and Changes[J]. The China Quarterly，1999，160: 818-855.
5 LI Z，WU F. Tenure-Base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Post-Reform Chinese Cities: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2008，33(3): 404-419.
6 陈宏胜，李志刚. 快速城镇化下中国大城市房权分异研究——对广州的实证[J]. 地理学报，2014，69(12): 1821-1832.
CHEN Hongsheng，LI Zhigang. Tenure-Based Housing Segregation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14，69(12): 1821-1832.
7 许学强，李郇. 改革开放3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回顾与展望[J]. 经济地理，2009，29(1): 13-18.
XU Xueqiang，LI Xun. Review and Preview of the Urbanization in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Past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J]. Economic Geography，2009，29(1): 13-18.
8 薛德升，黄耿志，翁晓丽，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发展过程[J]. 地理学报，2010，65(10):1155-1162.
XUE Desheng，HUANG Gengzhi，WENG Xiaoli，et al. Urban Glob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a’s Cities since the Early 1980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10，65(10):1155-1162.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DENG Xiaoping.Deng Xiaoping’s Selected Works (Volume III)[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4.
10 哈维 戴维. 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HARVEY D.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Urban Revolution[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2014.
11 萨森 萨斯基娅. 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M].南京: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
SASSEN S. 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M]. Nanjing: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2016.
12 王兴平. 城镇化进程中家庭离散化及其应对策略初探[J]. 城市规划，2016，40(12): 42-48.
WANG Xingping. 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Family Abruption in Chines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Coping Method[J]. City Planning Review，2016，40(12): 42-48.
13 陈宏胜，王兴平. 面向农民工家庭的城镇公共服务体系优化: 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J]. 规划师，2015，31(3): 11-16.
CHEN Hongsheng，WANG Xingping.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J]. Planners，2015，31(3): 11-16.
14 森 阿马蒂亚，等. 从增长到发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SEN A，et al. From Growth to Development[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5.
15 魏后凯.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两极化倾向与规模格局重构[J]. 中国工业经济，2014(3):18-30. WEI Houkai. Polarization Trend and Optimization of Size Distributio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2014(3):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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