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展风采齐望祖国好河山（青春绽放在贺兰山下的京津银知识青年）

五四青年展风采齐望祖国好河山（青春绽放在贺兰山下的京津银知识青年）2000年，车平生患病在北京两次手术住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她就回到农场，休息了一段时间，又站在了自已热爱的讲台上。用实际行动恪守在上山下乡誓师大会上发出的;“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边疆”的誓言。1979年，一批批知青相继返城，在走与留的问题上她犹豫不决，每当她看到一双双期盼知识的目光时，毅然选择了留下。平吉堡当时只有一所破旧不堪的小学，桌子是泥台子，凳子学生自己带。一团党委决定利用北京知青的文化资源发展教育事业，做到团部有中学，连队有小学和幼儿园。在选拔教师时，打破了“唯成份论”，把文化程度高、有专业特长作为首选条件。因而有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有才华的知青选入到教师队伍。知青老师们为了更多地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通过亲朋好友从北京、天津寄来教学参考资料;骑自行车到银川市有关学校听课观摩。节假日带领学生脱土坯、建学校。开展勤工俭学筹集资金，改善办学条件。前进农场的北京知青车平生，1974年调

文/刘虎山

辛勤的教育园丁

1974年3月，农建第五师撤销，人员和资产交由农垦局管理，五个团恢复原来的农场建制。

从七十年代开始，各团场生产发展，规模壮大，人口剧增，职工子女的上学受教育成为主要问题。因而各团场纷纷新建学校，选调老师，提高办学能力，教育培养职工子女。

平吉堡当时只有一所破旧不堪的小学，桌子是泥台子，凳子学生自己带。一团党委决定利用北京知青的文化资源发展教育事业，做到团部有中学，连队有小学和幼儿园。在选拔教师时，打破了“唯成份论”，把文化程度高、有专业特长作为首选条件。因而有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有才华的知青选入到教师队伍。

知青老师们为了更多地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通过亲朋好友从北京、天津寄来教学参考资料;骑自行车到银川市有关学校听课观摩。节假日带领学生脱土坯、建学校。开展勤工俭学筹集资金，改善办学条件。

前进农场的北京知青车平生，1974年调到学校当了一名老师。劳动了多年的她，深知自己文化知识有限，于是报考了教师函授学校，白天教书，晚上自学，如期毕业。

1979年，一批批知青相继返城，在走与留的问题上她犹豫不决，每当她看到一双双期盼知识的目光时，毅然选择了留下。

2000年，车平生患病在北京两次手术住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她就回到农场，休息了一段时间，又站在了自已热爱的讲台上。用实际行动恪守在上山下乡誓师大会上发出的;“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边疆”的誓言。

陈武先是北京景山学校的高中毕业生，他放弃了考大学的准备，向学校提交了去宁夏屯垦戍边的申请。1965年7月，来到了十三师一团。当过农业连战士、拖拉机手、加工厂技术员的他被选拔到中学当老师，由于他文化程度高，工作责任心强，被提拔为中学校长，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了农场的教育事业上。2006年，他在平吉堡奶牛场领导岗位上退休。

陈武先

也正是这些知青老师的辛勤付出，军垦团场的子弟们，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和文化熏陶。学生们不但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且学习成绩优良，思想品德端正，初、高中毕业后都成为农场各个岗位上的优秀建设者和工作者。尤其是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头几年，平吉堡农场、暖泉农场、前进农场、南梁农场、贺兰山农牧场(银川八中)中学，有很多学生考入技工学校、中专和大学，成绩优秀者还考入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使得周边地区乃至银川市的部分家长，慕名将孩子送入农场中学就读。

工作后的农场子弟，没有忘记教育培养他们的知青老师，每当他们毕业纪念日聚会时，总会把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师请来，共叙师生情谊，感谢培育之恩。

1974年，为解决宁夏各市县、厂矿企业中小学教师严重缺乏的问题，自治区教育厅在军垦团场选拔了一批知青，经过师范学校的短期培训，充实到了地方各学校当老师，他们为宁夏的教育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快乐的文化使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贺兰山下，那儿有知识青年，那儿就有歌声。这些朝气蓬勃的城市青年，不但给军垦团场带来了生气和快乐，也在文化传播方面带来了很多先进理念。

各团部有线广播站，是军垦人获取国内外大事的重要渠道，听广播是军垦战士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早、中、晚大喇叭都要播放起床、上班、下班、熄灯军号，转播中央台、宁夏台新闻。每当知青广播员用响亮甜美的普通话播放《军垦生活》节目时，大家都驻足静听，因为这个节目讲的是军垦人身边的人和事。为了办好这档节目，各连队都有以知青为主的通讯报导组，将本连队热火朝天的劳动情景及好人好事写出来，及时报导出去，鼓舞士气，增强干劲。

看电影在当时是人们最盼望的文化大餐。每个团场的电影队放映员几乎都由知青担任。一团电影放映员、北京知青周志淳，每月最少有20天下连队巡回放映电影。每当到连队放映电影时，大家就像过节一样，穿上干净的衣服，知青们整齐的坐在场院中等待电影开映。有些知青一部影片看一次不过瘾，还要跑到临近连队再看一遍。

周志淳刻苦学习电影放映技术

知青们能歌善舞，人才济济。每当节假日和农闲时，以连队为单位组织文艺联欢活动，他们除了演唱歌曲和演出传统节目外，还自己创作编写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

各团场因势利导，发挥知青的文艺特长。每年举行1一2次全团文艺汇演或歌咏比赛。在此基础上各团都成立了以知青为主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活跃军垦人的文化生活。

一团有支20多名北京知青组成的文艺宣传队，农忙干活，农闲排练、下连队演出。团部要求大部分节目要自编自演，演身边的事、唱军垦人。宣传队的知青既是演员也是创作员，由他们作词和谱曲的合唱《站在贺兰山望北京》一经演出，迅速传遍贺兰山下各团的每个连队。

1966年1月，农建十三师文艺宣传队在一、二、三团文艺宣传队的基础上选拔组建。队员22人，其中男、女演员各7人，乐队8人，平均年龄18岁，全是清一色的知识青年。文艺宣传队节目自编自演，演出的节目充满了火热的时代激情和青春气息。在演出形式和风格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十多年中，师部文艺宣传队，结合军垦、农垦和知青的劳动生活实际，创作演出了一大批优秀节目。诗朗诵《手掌磨起了水泡》，表演唱《西大滩的新一代》、《军垦战士多荣光》，对口词《姐俩好》、《接鞭》，其中《红宁家信》荣获兰州军区兵团文艺汇演一等奖，有些优秀节目多次在宁夏广播电台录音播出。

文艺宣传队的宗旨就是面向基层，服务于军垦战士和农垦职工家属。组队初期，队员们肩扛道具、乐器，顶风沙、踏荒原下团场、到边远连队演出，每当到基层演出时，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就连十里八村的周边农民也赶来观看。

被宁夏人民喻为“塞上文艺轻骑兵”的师部宣传队，14年来为军垦、农垦和宁夏农村、工矿及城市剧院演出两千余场，观众达百万人次，给人们带来了欢声和快乐。

甜蜜的爱情生活

知识青年到军垦时，都是十八、九岁的帅小伙和花季少女。有的来自同一个城市的同一条街道，甚至是同一座学校。过去是街邻、同学，现在是知青、战友。

刚到连队时，男女分开编班，宿舍也有一段距离，甚至还有水沟、道路相隔，被称为“三八线”。由于管理严格，休息时间男女互不往来，谁都不敢越“雷池半步”。

尽管如此，他们毕竟要同上操、同吃饭、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时间长了，大家相互产生了友谊和情感。在劳动中，男战友帮女战友完成定额劳动任务，结成“一帮一”、“一对红”;女战友主动给男战友送饭票，洗衣服、缝被褥、织毛衣。

随着知青年龄的增大，团场和连队不但放松了对男女知青相互往来限制，而且还鼓励支持知青们互相谈恋爱，建立家庭。到七十年代初期，知青们相互结为连理的有一半左右，还有些知青在团场内部与其他青年、复转军人组成家庭。

知青由明巨，1965年与191名北京知青分配到二团七连。由于他在劳动中表现出色，当了排长，很快又被提拔为副连长，第二年入了党，并调入团政治处当宣传干事。1969年，由于家庭历史问题，被下放到九连劳动，不但脏活累活让他干，而且连里还指定他晚上加班写广播通讯稿。稿件写好后，要交给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担任连队统计的北京知青杨淑义审稿同意后，才能送团广播站。

由于工作关系，杨淑义喜欢上了有才华的由明巨，由明巨也早就爱上了杨淑义，只是碍于家庭出身，一直不敢表露。杨淑义顶着压力，一个人到团部办了结婚手续。为了不让连队的同志们为难，1969年11月25日，他俩在没有举办任何仪式的情况下结婚了。

在婚后的几十年里，由明巨先后担任宁夏农垦局政治处干事，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局党委副书记，巡视员等职。杨淑义一直伴随着他、支持着他在宁夏工作到退休，实现了他们扎根边疆一辈子的初心。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知识青年都成家有了孩子。但还有少数知青找不到合适的伴侣而失落。这件事引起了各团场的高度重视。

前进农场党委把解决知青婚姻问题，当作政治任务来抓，责成场政治处走访摸底，提出具体解决方案。经过摸底全场还有132名知青(主要是男性)是单身。

为此，农场岀台政策，“凡是从农村找来的适龄女青年，并自愿嫁给知青的，允许把户口迁入农场，按规定办理招工手续，每月享受32元的工资待遇”。农场动员早先从外省嫁到农场的女职工当“红娘”，回原籍牵线搭桥。农场的老职工也纷纷写信，动员自己亲戚中的好姑娘来农场相亲。

经过两年的时间，四川、陕西、山东等地姑娘先后来到农场找到了如意郎君。为了他们喜结良缘，不少老军工、复转军人腾出自已的房子给他们成亲。他们的婚礼都由连队领导亲自主持，连队的同志和知青送来他们成家后所需要的生活用品，使他们感到无比幸福和甜蜜。1979年，知识青年按政策返城时，这些嫁给知青的农村姑娘大部分也随丈夫进城生活。

岁月如歌，青春绽放。北京、天津、银川知识青年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贺兰山下的军垦大地、农垦沃野。他们留下的不只是边疆记忆、芳华英姿，还有活力奔放、激情燃烧的时代气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