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玉泉营拓荒故事（口述枕流之声郭伯农）

听玉泉营拓荒故事（口述枕流之声郭伯农）郭伯农，1940年生于上海，1952年入住华山路731号，后搬至699号，1973年搬出，前上海市成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澎湃新闻（thepaper）联合候车式文化工作室、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共同推出“枕流之声”系列稿件，以口述历史呈现枕流公寓内十余个家庭跨越七十年的悲欢离合，并根据口述史料通过图形建模还原1930年代枕流公寓的建筑特征，记录人与建筑共同书写的城市历史。枕流公寓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699、731号，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公寓建于1930年，业主为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华商馥记营造厂施工，建筑采用折中主义风格，时因设施高档齐备、名人汇聚，有“海上名楼”之称。整个公寓项目占地7970平方米，其中花园面积2500平方米，建筑占地979平方米，地上7层，地下1层，初建成时共约40套住房。公寓平面由内部式、外廊式和跃层式等单元组成，一至五层每

郭伯农/口述 赵令宾、倪蔚青/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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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上海市成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郭伯农讲述枕流公寓往事。视频：王柱、顾明(08:52)

枕流公寓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699、731号，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公寓建于1930年，业主为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华商馥记营造厂施工，建筑采用折中主义风格，时因设施高档齐备、名人汇聚，有“海上名楼”之称。

整个公寓项目占地7970平方米，其中花园面积2500平方米，建筑占地979平方米，地上7层，地下1层，初建成时共约40套住房。公寓平面由内部式、外廊式和跃层式等单元组成，一至五层每层6-7套，设二室户约80平方米、三室户约100平方米和四室户约150平方米。六至七层为跃层，设有五室户和七室户，在当时上海公寓中颇为少见。

1949年以后这里空置的房间被分配给高级知识分子居住，知名住户包括报人徐铸成，导演朱端钧，作家周而复、峻青、王慕兰，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画家沈柔坚，三栖明星周璇，影剧表演艺术家乔奇和孙景路夫妇、孙道临、徐幸，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等。

澎湃新闻（thepaper）联合候车式文化工作室、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共同推出“枕流之声”系列稿件，以口述历史呈现枕流公寓内十余个家庭跨越七十年的悲欢离合，并根据口述史料通过图形建模还原1930年代枕流公寓的建筑特征，记录人与建筑共同书写的城市历史。

郭伯农，1940年生于上海，1952年入住华山路731号，后搬至699号，1973年搬出，前上海市成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隐居：“枕流漱石”的生活态度，与英伦古堡式的现代建筑

访问员：郭老师，您好！您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郭伯农：1940年。

访问员：出生在哪里？

郭伯农：上海。我出生在陕西北路470弄这个小区里头。家里的阳台对着一个很有名的犹太学校，家对面就是中华书局那个大字典的编辑所。

访问员：那您是什么时候搬到枕流的？

郭伯农：1949年以后，我们家住到了高纳公寓，英文就是Grosvenor House。在茂名南路上，花园饭店对面。后来到1952年的时候，那个地方要变成锦江饭店了，所以住户就往外搬，我们就搬到了枕流公寓。枕流公寓不是有两个大门嘛，我们家住的是731号那头。

访问员：你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枕流公寓的呢？

郭伯农：你们知道枕流公寓它有一个特点，很多清流退隐以后呢就喜欢住在那儿。北洋政府，或者国民政府，有些退了休了，或者想回来享清福的那种人呢就喜欢这个房子。因为“枕流”这个字眼，本身就具有一种从此退隐到山野之中去的意思。当年孙子荆（在《世说新语》里）回答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我从此以后，“枕流漱石”，从此以后就过这种隐士的生活。我们当时有一个朋友介绍，对方呢，我后来查过，他们家原来肯定是北洋政府的。我到他们家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油画，画着一个老头儿，穿着北洋政府的那种官服。姓什么我忘了。他们当时准备出国，或者搬到别的城市去不在上海了，那么这个房子要出让。当时出让的话，要付顶费的。就是我顶着你户名进去，你这房子将来承租人就算是我了，我要付你一笔钱，这笔钱通常拿金条来抵。那因为我们与他们相熟，所以这笔钱呢收得比较少，打了一点折扣。我们觉得很好，就搬过来了。当时觉得这个环境不错，我妈妈挺喜欢的，因为我们原来住的那地方，茂名南路那儿已经越来越热闹了。（长乐路）对面就是兰心剧场，还有（茂名南路）对面就是，现在叫花园饭店，当时是法国总会，French Club，也很热闹。我妈就想住得稍微安静一点。枕流公寓在1952年的时候非常宁静，确实就是适合做隐居的。华山路非常美，非常清净。我们住在四楼，眼睛看出去，可以看得很远很远，一直可以看到淮海路，天际是一片开阔的。旁边就是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当时他们有个乐队，在那里头排练，我还挺喜欢。现在都变了。

访问员：那您对枕流里的花园、天台，还有走廊什么的还有印象吗？

郭伯农：印象很深。听我的好友李道夔说，枕流公寓是他爸爸的叔叔参与建造的，这位叔叔解放前去了台湾。这个房子说起来是西班牙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立面，用的颜色、材料都是白的。这种构造呢在欧洲，基本上是地中海沿岸的颜色。但是它的结构又采用了很多古老的英国元素。不知道你们到楼顶去看过没有，它这个楼顶有些尖的造型往外伸出来，这其实是一种城堡的设计，是用来做防御工事的。那个门，都是从英国直接运过来的木料做的，很厚的木板，上面有一道很宽的铁条，把它拼起来钉住。这种房子、这种门的构造，你们到过英国就会知道，很像是苏格兰古堡的样子，就是哈姆雷特和他的老爸走来走去的那种走道的样子。我一到那个走道，看见那种门，就想起哈姆雷特。它既有西班牙的外貌，又有英国古堡的森严，所以印象很深。上海有很多公寓，完全是新式的，比如说你们到Gascogne（盖司康公寓）、Picardie（毕卡第公寓）去看，它们这些房子都是现代化的。唯独枕流公寓，它也有电梯，也有花园，但是它的用料、建筑样式，带着很古老的欧洲风格，这点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到它的楼顶去玩，那个楼顶铺着沙，在上头跑来跑去挺好玩的，就有那种在英国的古堡上面做骑士的感觉。看了英国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故事，就会觉得这个很能够联想。那么后来看了Shakespeare（莎士比亚）的剧本，就觉得这个房子真是跟Shakespeare的那个年代有一定的联系。这个房子很有意思的一点，现在没有了。我们当时搬去的时候，699号大门一进去不是有个凹进去的地方吗？这个地方原来有一个妖兽的头。这个头又像鱼又像蛇又像龙，就是没有角的，雕得很精致，铜做的。它的嘴里喷水，底下有个水池。其实这是枕流公寓的点墨之作。这个房子当年叫枕流公寓，出典于《世说新语》里头的“枕流漱石”，英文名叫“Brookside Apartment”， “Brookside”就是小溪旁边嘛。这个鱼头喷出来的水，形成一个小的池塘，就点出了“Brookside Apartment”的整个精神。现在没有了，后来都拆掉了。

访问员：您还记得起来当时电梯是什么样子的吗？

郭伯农：电梯小得很，（门拉开来）“噶啦啦”，铁链子的，现在还是这样吧？

访问员：现在是电动的了。

郭伯农：哦，改造过了？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噶啦啦”地拉过来，标准得很，欧洲的那种电梯呀。自行车要拎起来才能进去。后来我觉得这样拎实在太吃力了，所以每天干脆把自行车扛在肩膀上上楼下楼。现在（电梯）大小有大点了吗？

访问员：小了。

郭伯农：它这个井就这点大小呀，改不大的呀。

访问员：那对花园还有印象吗？

郭伯农：花园当时我们还是很喜欢的。那帮哥儿们，比如蔡迺绳、李道夔，一直在下面打棒球。因为这个（大小）适合打棒球啦，一个球“嘣”一下可以打很远。现在不可能了。

命运： 731号那头的印记

访问员：你们刚搬进去的时候是住731号那边吧？小时候对那里的印象是怎样的？

郭伯农：其实我小时候的印象全是731号那头的，而且我的好朋友大部分都是住在那半边的。我最好的朋友是住在一楼的李家，现在还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你们知道这个楼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造的，对吧？李家一代一代地往后传，大概传到第三代的时候，出了一个人叫李家瓛。李家瓛是李鸿章的直系传人，其实应该是这个房子真正的继承者。他从小就到英国去留学，牛津大学毕业的，一口正宗的牛津发音，是我姐姐的老师。以前是复旦大学的教授，1950年代被调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去了。他的夫人叫刘明珍，是上海有名的实业家刘鸿生的第九个女儿，他们叫九小姐。这位夫人跟我妈是闺蜜，她们两个人好得不得了。因为这个关系，我跟李家的两个儿子从小就在一块儿长大。哥哥叫李道夔，后来在北京医学院。弟弟叫李道华，他后来跟着他爸去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在上海的时候，我们仨老在一块儿，后来我到北京念书，又在一块儿。他们是我在枕流公寓里头最要好的两个朋友。

访问员：关于731号的那个房子您还有什么印象吗？

郭伯农：我家这个房子编号好像是4F，后来才改成数字的。进去有个门厅，门厅左边是厨房和管家的房间。右面是主卧室，带洗澡房的。再往里走呢，是一个客厅和一个饭厅，中间是可以隔开的。当时我就住在主卧，爸爸妈妈住在前面大房间，外头带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大阳台。枕流公寓的阳台外面都是蒙着纱窗的，晚上可以在那儿赏月啊喝茶什么的。当时因为我哥哥姐姐都不在，（爸妈）就我一个（孩子），所以这个房子我们就足够住了。

访问员：您的爸爸妈妈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郭伯农：我爸爸开始的时候在延安东路的大中华橡胶厂总公司。公私合营以后总公司撤销了，他就分到了大中华橡胶厂的工厂里头去，做财务主管。我妈妈是居委会里的文教委员，做里弄工作的。刘明珍，李家的那个媳妇，她好像是妇联主任，所以她们俩特别要好，老在一块儿搭档。那时候说起来也是很进步的积极分子。

访问员：您和关系比较好的那些小伙伴们通常会干点什么？

郭伯农：其实我是不怎么爱在外头玩的，喜欢泡在家里看书，至今如此。一个是看书，一个是听音乐。我很喜欢音乐，虽然我自己不会（演奏），但我喜欢听，用各种电子的设备来（听）。我的那些好朋友呢，也都是喜欢这个的。

访问员：1950年代音乐是怎样播放的？

郭伯农：大部分是靠电台，也靠自己的放送设备，当时就是听唱片。现在这种唱片是立体声的了，但是当时没有立体声的。当时在这个楼里头，喜欢音乐的人，据我知道也不多。就我和李道夔两个人，成天在弄音乐。

访问员：那玩什么乐器吗？

郭伯农：我们都不会，就我姐姐钢琴弹得非常好。现在她也有点名气，前不久编了一套书《老年人学唱英语歌》，教你怎么跟着曲调、节奏，朗诵英语的歌词。她就喜欢这个。

访问员：那你们家里都很喜欢音乐。

郭伯农：对。我爸爸热爱京剧，他是典型的、标准的程派，是上海程派研究会的。我哥和我爸一伙儿，也是唱京剧的。我跟我姐一伙儿，我们从小两人在一块儿就喜欢古典音乐。从我有记忆开始，伴随着我生活、学习的，就是我姐姐练琴的声音。我一直在这种氛围之下，就自然而然地喜欢音乐了。

访问员：但是后来没有走这条路吗？

郭伯农：人的命运有时候是很有意思的。我姐姐1950年高中毕业，去考燕京大学音乐系。整个华东地区录取俩人，她是其中之一，开心死了。就在要去的档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我妈就不肯让她去：“你一个女孩子家的跑到北方去念书，万一打起仗，扔原子弹了咋办哪？”结果就没去。她要是去了，没准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演奏者。她现在有个绝招，就是给老人伴奏，很多人做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老人唱歌要变调的，我姐姐就能适应。另外老人唱歌有谁拿五线谱的？我姐五线谱会弹，简谱也会弹。所以她现在住在老人公寓，吃香得一塌糊涂。

访问员：这确实很了不起。那您对731号那头的邻居还有什么印象吗？

郭伯农：我们楼上一户人家是很有意思的，我特别要讲吴肇光和涂莲英这两人。吴肇光是中山医院的专家，他的太太是个美国人，叫涂莲英。涂莲英的父亲涂羽卿以前是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涂莲英的妈妈是美国人。吴肇光和涂莲英俩人解放前到美国去，后来回国以后就住在我们楼上。涂莲英这个人是典型的美国性格，心直口快，想什么就说什么。她刚回来那会儿老是来找我妈，拿美国的尺度来比较，就觉得中国很多事情看不惯，我妈妈就做了很多工作。吴肇光年轻的时候是标准的美男子，刚刚回国那会儿，穿着那种花格子的衬衫。这夫妻俩根本就是美国人，而且是非常气质化的美国人。两人都是医生，医科大学毕业。一个做了外科医生，一个做肿瘤科的医生。涂莲英是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她领导的肿瘤科研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都有地位，很可惜61岁就去世了。

回忆：699号的左邻右里

访问员：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再搬到699号的呢？

郭伯农：我们搬到枕流去的那一年是1952年，我哥哥到清华大学去了。然后我姐姐也到北京去，到人民大学去了。到了1957年，我也考上了大学，去北京了。家里就老爹老妈俩人，他们就觉得这房子有点空，就拿了43室的一室一厅。

访问员：那43室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郭伯农：699号43室，设计时是整个枕流公寓单层面积最大的一套房子。43室这条门廊很长，地面是水门汀砖头的，应该是外走廊，但被拦进去了。为什么要把门拦到外面去呢？就因为43室最早的时候是房东住的，应该是李经迈的妹妹住的。就是我说的那个李家教授的姑姑。后来住的是谁呢？陶金和他的太太章曼萍。陶金最有名的电影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那套很好的房子他们俩住，觉得太大了，就跟我妈商量说我们两家合一块儿吧。于是我爸爸妈妈就搬过去了。那个房子三房两厅，他们拿了两房一厅，我们家拿了一房一厅，就合起来了，以后我们就一直住在这号了。后来，陶金和章曼萍要调动工作，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厂，陶金去做导演，就搬走了。

章曼萍和陶金搬走以后，那房子空了一段时间，搬来一户新的，是王文娟。王文娟你们都知道吗？[编者注：截至访问时]现在还健在，是唱越剧的。她和孙道临谈恋爱的过程我是知道的。当时有一个问题，一户就一个电话，那个电话是装在我们家的，所以王文娟晚上要打电话，都到我们家来。后来他们就真的结婚了。

他们结婚后不久就搬到了武康大楼。这个房子又空关了相当长的时间，来了一户新的，那个房主叫陈云涛。陈云涛是当年上海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现在叫上海师范大学了。他的女儿你们一定知道，叫陈铁迪，那时候是同济大学的教师，后来是上海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主任、市政协主席。我们又跟他们一起住了很长时间，一块儿度过了“文革”当中最困难的年代。后来到1973年我们先搬走的，不久以后他们也搬了，大概是1974、1975年左右，我们还去帮他们搬家。陈云涛一家搬走后，结构工程专家李国豪夫妇搬到43室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的遗孀好像也住过。

访问员：嗯，除去43室，您和其他邻居有什么来往吗？

郭伯农：我们非常要好的一户邻居，就住在我们旁边，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叫沈祖域。沈祖域是上海工商联的副会长，他的老爸是上海的桐油大王沈瑞洲。沈祖域的太太叫徐萱寿，我很小的时候就对她特别佩服。因为她是枕流公寓最漂亮的一位女士，风度特别好，而且饱读经书，肚子里头有很多学问的。他们有一双儿女，儿子叫沈钜，是我的好朋友，比我小多了，但是现在跟我信件来往很多。这个男孩非常优秀，当然我觉得也是沈家对他的教育非常成功。“文革”期间，他们家受到极大的冲击，沈钜就乖乖待在家里学英文。“文革”结束，第一次高考，一枪就考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因为他没有间断过（学习），他妈妈一直在不停地给他补课。他到了大学里面，英语免修，后来又在美国伯克利拿到了博士学位。我们至今还保持着联系。沈家伯伯和沈家姆妈也是，我始终跟他们保持着很好的友谊，一直到两位老人都过世。前些年，沈钜想把枕流的房子全部装修一遍，他把我找去，问我当年是怎么样的，他想恢复原状。

西风袅袅秋 好去莫回头

访问员：刚搬进去的时候您已经12岁了，是在念小学还是初中呀？

郭伯农：初中。我在五四中学。当年我们这个学校是两个大学的附中合并而成的，一个是圣约翰大学的附中，一个是大同大学的附中。所以师资力量特强，很多老师后来都到大学去的。

访问员：念中学的时候，您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

郭伯农：我到初二的时候就骑自行车上学了。中午都是自己带的盒饭蒸了吃，下午上完课就回来了。那辆自行车我一直带到北京去，后来又带回来。在枕流公寓一直用那辆车，用到我们搬去南昌路，最后被人偷掉了。

访问员：可惜了啊。1957年去北京读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上海了？

郭伯农：对。回来以后我就到了卢湾区业余大学做教师，一直工作到1984年，20来年。我在那儿先是做教师，到了“文革”，被打成“反革命”。我们当时有个“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现在看起来就是一帮年轻教师在一块儿，叽叽喳喳地说一些话。这些话说到底就是绝对地讨厌四人帮，对“文革”非常不满。因为我们这些人几乎都是被抄家的对象，在一起免不了发发牢骚。但这些言论中，很多同情刘少奇、欣赏周恩来的内容。我算是外围人员，上课特别好。当时我们已经在“复课闹革命”，上课了。要是把所有人都打成“反革命”，谁上课啊？所以只是抓几个最要紧的人，打成“反革命”，不能上课，去改造。像我们这些人呢，最后加一顶帽子，叫做“犯严重政治错误”，还是照样上课。打倒“四人帮”以后，要平反了，我们这帮人就属于在“文革”当中立场坚定的，是真正的革命派。我那时候刚好快40岁，就提拔做了校长。先做校长，后来又提拔，做了卢湾区教育局的局长。又过没几年呢，给我调到市里头去了。

访问员：那您跟您太太是在枕流结婚的吗？

郭伯农：我跟我太太就是在枕流公寓结的婚。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我们俩好上的。我太太那时候还是小姑娘，特别听我的，我就非常满意。我穷得很那时候，你看我这一个月才四五十块钱的工资，我太太要我。大家反正都是苦，就在一块儿苦吧。我非常高兴，还在“文革”，我娶上老婆了。我们是1973年结的婚，结婚不久我们就搬走了。

搬走的原因，是我妈妈受不了了。“文革”期间，住在楼里的文艺理论家叶以群先生自杀了。他自杀的那一天我刚好去上班。后来有个哥儿们告诉我说，那天他走到后楼梯就看到不对啊，说叶家伯伯怎么坐在窗口上头，两个脚在外面晃来晃去。这个时候“文革”还没有真正开始，但是已经风声鹤唳了。就是这一天，他跳下去了。我刚好出门，救护车也来了，一大堆人围着，我也没进去看，老实说我也不忍心去看。叶家伯伯，我们每天都看见的啊，跳楼了。三楼的郁家，我们眼看着他们被斗。郁家的儿子在美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海港港口的工程设计师，老奶奶拼命要他回来，结果他是离了婚回来的。回来以后，他就在上海港做总工程师。“文革”的时候非说他是美国特务，红卫兵到他家里天天斗，我们在楼上就听到他哇哇哇地叫。后来有一天，郁家的儿子在厕所里上吊了。我们邻居陈云涛老先生，他是1925年入党的，真正的老布尔什维克了。他的入党介绍人是郭亮，郭亮烈士是毛主席的得意门生。而且陈云涛是湖南省第一师范（的学生），就是毛主席的学校。这么一个人，非要把他打成叛徒，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地下工作，在上海大概有五六次被国民党或者日本人逮捕，后来都出来了。这个出来呢，有的是我们党去救他了，想办法、走门路把他弄出来，有的呢是罪名不成立，就放出来了。唉，（他们）不相信：“你这个共产党员到了里面怎么就会飞出来呢？啊？人家怎么都牺牲了，就你不牺牲呢？你一定是叛徒。”就这么打。老先生那时候60多岁了，耳朵被红卫兵拉扯裂开，还关在学校里头，都不知道关在哪儿，家里人找都找不到。我们要好的那户邻居沈家，北京来的红卫兵就住在他们家里，折腾得够呛。我们就在隔壁，就听那个屋子里头，哇哇哇地叫。硬把沈先生往冰箱里塞。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大的三角钢琴，让他们夫妇两个人把钢琴抬下去。三角琴啊，多少重啊？！抬下去，要抬到下面，命也没了。然后把那个徐大姐的头发全部剃光。第二天我就看见她带着一顶帽子，头发都没了。平时风度极好，穿的衣服都是特别得体好看的。那时候就戴着顶帽子，穿着件不知道哪里去找来的卡其服，破破烂烂的。枕流公寓是高级知识分子和资本家集中的地方，基本上没有一户是安生的。所以，我妈妈吓坏了，我们千方百计想法儿地找房子，后来就找到南昌路去了，1973年搬走的。

访问员：郭伯伯，枕流公寓建于1930年，至今90多年的历史，像一个耄耋老人。刚才您说童年最开心的时候是在枕流度过的，“文革”最苦难的一段时间也是在枕流度过的。那这样的话，枕流公寓对您或者您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如果要给这位老人捎一句话，您会说什么呢？

郭伯农：当年李经迈盖这个公寓，应该说是很现代化的一个房子吧。但是在这个房子身上，充分体现出了一个东西，就是它的殖民主义的色彩。或者对中国来说，这个时期是中国比较屈辱的一个时代，1930年代嘛。但是同时，“枕流”这两个字本身又代表着中国文化当中非常深奥的一种生活态度，就是我用水流来清洗我的耳朵，我用石子来磨砺我的牙齿，使得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使得我始终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因为牙齿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力。所以这种精神融合到这栋房子里头来，就体现了一个什么呢？就体现了古老的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种结合。在上海的所有公寓里头，没有一个公寓像枕流结合得那样深刻。

其实我们住户开始并不懂，我是后来越来越有体会。现在回忆起门口那个鱼头在喷水，就深深地感受到，这幢房子它体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这种交汇。可能我们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屈辱的，但是在现在，在未来，我们中国在这种交汇当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枕流这个老人，经历时间的洗礼，今天依旧巍然屹立。这个房子曾经住过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它不仅是这些人赖以生存的世外桃源，更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明发生地，中国必须有这种包容开放的心态。希望这样一种海派文化在枕流身上可以进一步的开花结果。这个就是我对这个老房子，我的这个老伙计想要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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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