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从无得意时还得莫忘形（从容不迫视诸往）

人生从无得意时还得莫忘形（从容不迫视诸往）刘邦打天下时不待见读书人，见到儒生的穿戴都烦，甚至拿儒生冠帽当尿壶。“但识人，‘能听’，善于吸纳多方有识之见，发现文化的亮光之后，转‘打破’为‘建树’”（《刘邦发现文化的亮光之后》），坐天下颁布“征书令”，将被秦始皇、项羽两把大火烧得几乎断绝的中华文脉抢救过来。而且“章程和制度建立后，他带头遵守，不反复，不出尔反尔，为西汉一朝扎实的文化生态预留了宽阔的空间”。历经八位皇帝一百五十年的高度重视，共整理修复一万二千多部古籍。“我们今天见到的先秦诸子著作，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经由他们复原的，‘汉儒附会而得’。秦朝视《诗经》《尚书》为国家妖孽，汉代不仅以‘五经’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甚至以儒学著作为官员应选的必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仁义礼智信”成为汉代核心价值观，影响了炎黄子孙两千多年。我拜读过穆涛的两部大作——《先前的风气》（此书获鲁迅文学奖）和《明日在往事中》。无论书名还是书的内容，穆涛毫

◎萧跃华

穆涛新著《明日在往事中》分见微知著、文章千古事、坊间言、言外之意、兼收并蓄、以古照今六辑，收入短文64篇，附写贾平凹《小礼物》《大萝卜》。贾平凹《说穆涛》对助手的智慧、谑趣、从容娓娓道来，又以画代笔配诙谐有趣插图20幅。贾平凹和穆涛从作者与编者的关系，过渡到《美文》正副主编的关系，“开始了行立坐卧都很适意的生活”，他们无疑是志同道合气味相投的，这次文图合作高山流水就是证明。

书名出自《董仲舒的查史方法》：“‘不知来，视诸往’，是《春秋》的立书基本。未来蕴藏于往事之中。”这与孙犁所说：“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也只能借助中国的书来解释和解决。”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史为镜，鉴古知今。经典古籍无论如何是一种医治心灵的方剂、滋润心田的绿洲，尤其是浮躁的当下。

穆涛做事从容不迫。他奉《长城》主编艾东之命去西安约贾平凹的小说，把能找到的贾平凹小说和散文都找来细读并做了笔记。西安七天见了贾平凹五次，既说作品感动之处，又说不同意见，特别说到《商州三录》对散文写作局面的开风气之功。听鼓听声，听话听音，这是一个好编辑。穆涛告辞，贾平凹剪开准备邮寄的厚厚牛皮纸信封：“请你看看我一篇小说，给《上海文学》的，你先看看，说说意见。”穆涛看了差不多一个晚上，把具体看法逐条记在复印稿纸上。他们讨论了挺长时间，贾平凹逐页看着记在稿纸两侧的感想和意见，伸出橄榄枝：“我们正筹办一本杂志，到时你来吧。”并当场给穆涛作画，画面是大写意的佛，画下题款：“穆涛兄千里有月随也。”穆涛处置约稿、看稿等“突发事件”指挥若定，成竹在胸，西安之行收获满满，很快投奔贾平凹麾下。

穆涛读书从容不迫。贾平凹对汉代文化情有独钟，经常用古老的石雕、土罐、画像砖举例子谈创作。穆涛为了跟上主编聊天节奏，先读《史记》《汉书》《后汉书》《淮南子》，后读《春秋繁露》（董仲舒）、《新语》（陆贾）、《新书》（贾谊）、《新序》（刘向），“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读着读着，汉代的东西就放不下来了。他不赞同读书是“雅事”：“我觉得是苦事，是实在事，是需要辛苦扎实去做的一件事。一说雅，就虚了，弄虚会有假。”

他对“博览群书”提出不同看法：“人这一辈子，像树一样，先要扎根的。大人物如大树，都是深扎根的。中国的读书传统讲读通读透。‘半部论语治天下’，吃透了《论语》，有半本就足够做成大事了。”穆涛“经史合参”地苦读，如“探究孔子的精神境界，既要把《论语》前后贯通着读，还须下功夫参读其他著作”，这样“经与史掺和着看，视角就立体了”，磨刀不误砍柴工。

穆涛为文从容不迫。读史札记费时耗力、不太好写，但见学养、见功力。他很爱惜手中武器——语言，就像神枪手爱惜子弹。《长安城大移民》写刘邦为什么实施首都大移民——“强干弱枝”，削弱齐、楚、燕、韩、赵、魏故国势力；移什么民——六国贵族、富豪、显要；移到哪里——长安城北的长陵邑、安陵邑、阳陵邑、茂陵邑、平陵邑；持续多久——西汉七次大移民历时一百五十八年；效果如何——移民总人口近四十万，至西汉末年移民后裔达百万，约占首都地区人口一半，“‘强干弱枝’计划对国家维稳是成功的，同时优化了首善之地的人口结构，给长安打下了包容型城市的底子”。这么重大的题材，穆涛举重若轻，惜墨如金，加标点符号不到一千二百字，将事情说得清清楚楚。这种慢功细活，功利性太强的人不会干，也干不了。但穆涛的千字文大多是这么掰开揉碎，细嚼慢咽，优哉游哉出来的。

我拜读过穆涛的两部大作——《先前的风气》（此书获鲁迅文学奖）和《明日在往事中》。无论书名还是书的内容，穆涛毫不掩饰对汉代“文化治国”的推崇和向往。

刘邦打天下时不待见读书人，见到儒生的穿戴都烦，甚至拿儒生冠帽当尿壶。“但识人，‘能听’，善于吸纳多方有识之见，发现文化的亮光之后，转‘打破’为‘建树’”（《刘邦发现文化的亮光之后》），坐天下颁布“征书令”，将被秦始皇、项羽两把大火烧得几乎断绝的中华文脉抢救过来。而且“章程和制度建立后，他带头遵守，不反复，不出尔反尔，为西汉一朝扎实的文化生态预留了宽阔的空间”。历经八位皇帝一百五十年的高度重视，共整理修复一万二千多部古籍。“我们今天见到的先秦诸子著作，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经由他们复原的，‘汉儒附会而得’。秦朝视《诗经》《尚书》为国家妖孽，汉代不仅以‘五经’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甚至以儒学著作为官员应选的必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仁义礼智信”成为汉代核心价值观，影响了炎黄子孙两千多年。

穆涛对季节、节气、气候抱有敬畏心、警惕心。古代一年四季每个月适宜干什么，不适宜干什么，均依天意而为，由老天爷发号施令，用今天的话说叫尊重自然规律。《春天里的规矩》就《礼记·月令》中春季政府的职能职责，所行所止的法令、禁令，条分缕析，纲举目张。核心讲常识，讲规矩，“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这是祖先的科学发展观。《冬至这一天》告诉我们传统认识中的一年开头第一天，不是正月初一，而是冬至——“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古代历法的底线是应天时、受地利，没有“战天斗地”这么硬气的意识。“‘人定胜天’这句老话，也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意思，而是人心和顺、百姓安定是天大的事情。”敬天地，戒妄行，这是早期的中国民主思维，以民为本，以民向天。《“春夏秋冬”四字的背后》《二十四节气是有警惕心的》《秋天的老规矩》《礼物是有规矩的》《敬礼》《祥刑》《敬与耻》等都贯穿着这一思想。

文章合为时而著。《里的风声》还原“采风”初衷是民意调查，“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献诗以“怨刺诗”为主，省时醒世，以知时政之得失、其国之兴衰。孔子编选《诗经》不称国名，而以周公旦、召公奭冠之“周南”、“召南”，作为十五“国风”之首，是对周召二公执政力的敬仰——“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最纯洁，故独取其诗。”我们祖先“观念中的史诗，不是以宏大叙事为诉求，而是以冷静醒世为核心内容。一个人清醒的活着，不会做糊涂事。一个时代以清醒为基调，则是夯实了生活理政的基础”。《汉代小学的天文课》《算缗和告缗》《与丝绸之路相关的物产》《一桩宫廷命案》《打了一百五十年的翻身仗》……

穆涛一路写来坚守“文以载道”初心，不管同仁写什么、怎么写，他始终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