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北漂的故事（一个北漂的故事）
带你了解北漂的故事（一个北漂的故事）杨春供职的公司距出租房小区仅一街之隔。街道里面尘土飞扬，车辆杂乱。过了街道穿过一个停车场，乘电梯上四楼，就可以到杨春的公司。02杨春租住的房子原本是102平方米的两居，被改成五个房间，共住着八个人，他住在客厅的暗隔。暗隔由胶合板围成，三间暗隔完全占用了客厅和餐厅，拳头打在木板上，会有砰砰的声响。杨春住靠近里面的暗隔，大概六七平方米。房间里一张大床，进门左手是一张课桌样的简易写字台，上面摆放着杨春的笔记本电脑和几本佛教、中医书籍。墙角是一个80厘米左右宽的衣柜。房间靠过道的一面墙开了一个小小的窗户，边长大概20厘米。因为担心工作不稳定，杨春租房时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便宜。这个房间650元一个月，押一付一，每月32元的物业管理费。
“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儿死去……北京，北京……”
11年前，汪峰的一首《北京 北京》唱出了无数北漂的心酸历程，今天身边君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北漂的故事。在金融市场诱人的“神话”下，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杨春从6、7平米的出租屋中，开始了自己的“快钱游戏”。以下，Enjoy：
01
2015年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北京市丰台区，天气阴郁，空气脏兮兮的。杨春情绪低落地走回出租屋，犹豫着是不是再度结束北漂生活。
杨春租住的房子原本是102平方米的两居，被改成五个房间，共住着八个人，他住在客厅的暗隔。暗隔由胶合板围成，三间暗隔完全占用了客厅和餐厅，拳头打在木板上，会有砰砰的声响。
杨春住靠近里面的暗隔，大概六七平方米。房间里一张大床，进门左手是一张课桌样的简易写字台，上面摆放着杨春的笔记本电脑和几本佛教、中医书籍。墙角是一个80厘米左右宽的衣柜。房间靠过道的一面墙开了一个小小的窗户，边长大概20厘米。
因为担心工作不稳定，杨春租房时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便宜。这个房间650元一个月，押一付一，每月32元的物业管理费。
02
杨春供职的公司距出租房小区仅一街之隔。街道里面尘土飞扬，车辆杂乱。过了街道穿过一个停车场，乘电梯上四楼，就可以到杨春的公司。
20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中式装修，看起来很贵的木制家具和皮艺沙发，有精美的茶具，但立在墙边的展示柜里并没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摆设。工作区域有10台电脑，是一个微型网吧的布局。
杨春称他供职的公司为“股指吧”。公司为普通投资者提供炒股指期货的服务并收取高额的手续费。自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于2010年4月16日正式上市以来，股指期货在国内发展迅速。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曾经在文章中提到，2015年7月股指期货成交量占全期货市场的15.1%，成交金额占83.5%。
然而普通投资者投资股指期货存在一些门槛，比如开户资金50万、股指期货知识测试以及商品期货交易经验。
而因为合约金额较大，交易股指期货占用的保证金也较多。2015年7月份，交易一手IF1512（沪深300指数期货合约）的保证金为10万元出头。
如果通过杨春供职的公司，交易股指期货的手数和保证金都没有严格限制，5000元就可以做一手，但开平仓一手须缴纳300元的手续费—以当时的费率计算这是期货公司手续费的4倍左右。
如果客户的持仓发生亏损，以5000元为例，亏损达到4000元左右，杨春就会提醒客户，如果没有多余的钱，他会强制平掉客户的仓位。IF合约300元一个点，一旦方向看错，爆仓可能以秒计时。
一位资深期货经纪人向交易门介绍道，套期保值功能之外，波动性、高流动性和做空机制使股指期货备受投机客青睐。“股指期货跟股市行情直接挂钩，相对于商品期货而言，股指期货对很多投资者来说更‘耳熟’—很多商品期货品种普通投资者听都没听说过。”
杨春所在公司的客户多是活跃在附近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据杨春的观察，他们大多有炒股的经历，平时打牌，一天可能几千上万的输赢。
“股指吧”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另外一种赌博的方式。他们每天揣着现金，到办公室做会儿“交易”，做完后结账走人。
杨春2015年6月15日从老家山东回到北京。他接到前客户的邀请，到“股指吧”做辅导和服务。回到北京那一天，A股市场开启下跌模式。
杨春每天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打开交易软件。客户到场开始交易后，他负责监督客户的持仓，如果亏损达到平仓线，他就强制平掉客户的仓位。
不过因为客户多是老板的熟人，有很好的信任感，所以有时候客户输钱了愿意扛，他也不会那么机械地直接地平掉客户的仓位。
有的客户持仓七八手，亏损的时候可以一直扛，扛到亏损近百万。当然最后有的人扛住了，有的人没扛住。
从6月份做到8月份，杨春供职的这个“股指吧”，客户亏损合计达1000余万元。老板自己也偶尔做做，也跟着亏钱。
杨春的电脑包里放着一张统计客户交易的Excel表格，13个活跃账户中最大的平仓亏损超过80万元，最大的平仓盈利超过1.5万元（共四个账户平仓盈利），手续费最高的接近1.5万元。
在平时的交易中，因为客户大多相熟，他们会在下单前讨论市场走势，最后他们的主张往往趋于一致。当然，也有部分客户会“自作主张”。
赶上多个客户手持多单，一致看涨，他们会在“股指吧”的办公室围着墙上的大屏幕显示器齐唱国歌。
“起来！……”
03
2015年6月股市开启暴跌之后，舆论试图寻找股灾真凶。国外做空势力、程序化交易、股指期货都曾陷入舆论漩涡。
7月份，部分投资者的空单开始受限，没有任何解释。随着中金所连续出台提高交易手续费，限仓等措施，到9月上旬公司业务已经处于停滞状态。
据期乐会创始人李伟介绍，至少在2013年，江西、湖南、浙江等地的地下赌场就存在所谓的“股指吧”了，只是规模比较小。
2014年上半年，“股指吧”在浙江的温州、台州和福建部分地区已经比较热，并在下半年快速膨胀。
这些“股指吧”就是一个个装修豪华的茶吧，里面为客户提供高档香烟、茶，有一两个下单员为客户下单，单笔盈亏现金结算。
李伟2004年开始做交易，期乐会是他2014年8月份在温州成立的一个交易员俱乐部。他说，“股指吧”多在商会等行业圈子出现。
一个老板可能在不同城市拥有5～10家“股指吧”，他们联合当地人，以合伙或加盟的形式扩张。传统的人工下单模式也转变成功能简单的拍拍机。这些拍拍机由小型电子设备厂生产，具备开平仓等基本功能，一台售价大概在200～300元，品质高一点的可以卖到四五百元。
“股指吧”还是配资模式，为客户放大杠杆，其盈利来自手续费。“股指吧”交易一手股指的手续费大致在200～500元。
在杨春供职的公司附近，方圆百十米之内还有两家“股指吧”，都是“××金融”的招牌。2015年10月中旬，两家“股指吧”都是闭门谢客的状态。跟杨春供职的公司一样，它们已经没有生意可做了。
杨春在1998年中秋节到北京。高中毕业后他到济南做过空调维修、学徒，老板管吃管住，一个月给几百元。
怀着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几个月后杨春决定去北京，对当时的他来说，那是一个梦一样的城市。
他依然记得有一天自己从木樨园出发，沿着三环路往西，一路走到正北方向的马甸桥，全程20多公里。他发现梦想很美，眼花缭乱，自己很穷，一无所有。
初到北京的杨春尝试用各种办法养活自己，他在天安门广场卖过矿泉水，去饭店做过洗碗工，到建材公司做过不锈钢门窗的安装工作。2003年非典时期，杨春在做保险销售，他跑到治疗非典病人的医院发传单。
2008年，杨春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近租了一个简易房开水果店，店面月租一千多。他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进货，把水果分装成小袋，两元的进价，可以卖到五元。那时候他一天能挣两三百，房租才四五百元一个月。他梦想着在北京开一家水果连锁超市。但是梦还没做够，他的水果店就因为北京奥运会给停掉了。
虽然学历不高，在北京也一直处于为生计奔忙的状态，但杨春一直保持着向上的心态。从2003年开始，他就经常掏钱买《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2008年，水果店被迫歇业之后，杨春通过了证券经纪人专项考试（这项考试2010年被取消），11月份进入证券公司做起了经纪人。
之后的几年，杨春做过证券经纪人、期货经纪人，卖过信托产品，但都没能稳定地做下去。他最高一个月挣过两万元提成，糟糕的时候一个月只能拿到1200元的工资。
杨春做经纪人没有什么人脉资源可依靠。他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在大街上往私家车里塞传单，打探消息去股民报告会发传单，一天要发三五百份传单出去。他手机通讯录里现在还有1400多个联系人，认识的，不认识的，各行各业的。
04
杨春说，证券、期货市场都是“割韭菜”，投资者如此，从业者也是如此。
但他的朋友圈子里有人混出了名堂，开投资公司做现货的，代客户操盘的，做P2P的；还有一部分发传单时认识的同行，渐渐地就没了踪影。
金融市场到处是财富的神话，但2008年入行到现在，杨春没挣到什么钱，至今依然没有积蓄。
他把挣到的钱都寄回老家，给老婆孩子，自己只留点生活费。紧要时，再让老婆打一两百元钱给他。他总结自己近20年的北京生活：不得法。
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在北京的办公室，1976年出生的杨春屡屡叹气，说自己迷茫得很。
他说，每个人都想做时代的弄潮儿，但弄潮儿每个时代就那么几个。“现在对自己还是很不满意的，没有能力去实现价值。”
在北京这样拥挤的首善之区，近20年的努力，杨春能争取到的东西有限。他可以挣到点钱补贴家用，但没法很好地照顾家人。每个假期，他把老婆孩子接到北京，领他们看看天安门，逛逛公园和超市。
杨春接触金融行业，起初是因为对知识和陌生行业的好奇。入行后的坚守，则是因为金融行业始终给他留着一线希望，一种快速致富的可能性。
但折腾来折腾去，他觉得自己大概不会有机会挣到足够多的钱，把老婆孩子接到北京生活。
在“股指吧”工作期间，杨春甚至并不想在睡觉时间之外回到住处。他说每次回到出租屋，关上房门，他就想到一个汉字—囚。
北京的希望和迷茫，让杨春变得更保守，有更多顾虑。想到这些，杨春非常恐惧。
他流利地背诵明人陆树声《病榻寤言》中的句子：“人之有生也，则有生计。自一岁至十岁以上，为身计；二十至三十以上，为家计；三十至四十以上，为子孙计；五十至六十以上，为老计；六十至七十以上，为死计。”
年近四十的杨春希望更多地为孩子着想。2014年6月，在经历相当长时间的心理斗争后他离开北京，回到山东老家，近距离照顾家人。
2015年6月，因为之前的一位客户想做“股指吧”，联系他出来帮忙，做分析、服务、风险控制。杨春觉得是个机会，再度来到北京。
多看一眼这个时间，你就知道杨春完完整整地错过了这一波大牛市。
2015年10月，看到股指期货短期内重新放开无望，原油期货也迟迟不上，“股指吧”的老板放弃了。杨春也没有决心重新找一份工作。他回到了山东老家。
对杨春来说，北京是一个梦想之地，但梦醒之后，他“只有改弦更张，去寻找失意者的田园”。
回头去看，近20年的北京生活虽然充满遗憾，但杨春并没感觉特别失败，他庆幸自己有这段经历，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
回老家后的杨春曾因一个P2P的工作机会返回北京，但做了几个月业务没有起色。他在北京没什么资源优势，他有限的客户资源都偏向高风险高收益。P2P其实符合高风险的特点，但至少固定收益没法激起这些客户的兴趣。
出于稳定考虑，杨春想在老家开一间肉铺。
他说：“投资是一部分，生活是一部分。人这辈子也不是以钱多少论成功。”回到常规的生活节奏，对杨春自己，对他的家庭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
2016年春节后，杨春专门去朋友的一家便利店帮忙20多天，了解这个行业的基本运作。考虑到成本投入，他决定从小店面做起。
这个计划最终因为杨春太太的反对而搁浅，她觉得一个大男人弄个小店面卖肉，有失体面。
对于一个40岁的男人来说，再度择业非常不易。在老家找工作，很多公司直接因为年龄太大拒绝了杨春。
最终，杨春在老家找了一份钢材贸易的工作，底薪800元，出差报销车费，一天100元不管吃住。
做这行，杨春可以跟客户谈谈螺纹钢、铁矿石一类的期货行情。跟同事比，这算是他的差异化竞争。
现在他依然会在朋友圈分析股市、股指期货的走势，并给出自己的投资建议。
“股指回踩本周到位，择机选低点进多单。”
2016年8月中旬杨春发了条朋友圈：“谨慎股市的暴跌！实际看9月份。”
来源：身边的经济学（ID：jjchangshi）
关于作者：春晓，金融纪实新媒体“交易门”联合创始人，驻香立撰稿人。
马赛客，金融纪实新媒体“交易门”联合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