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方城面积（简单聊聊朱方城）

朱方城面积（简单聊聊朱方城）第三，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朱方也不可能是吴国都城第二，从考古发现来看，它们的文化面貌以素面陶鬲、甗等炊具为主，显示出属于东夷文化的器物特征。如果说吴国是受西周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东夷特征呢？如果对上古历史有些常识的人，一看到朱方这个名字就会立刻联想起更古老的时代——商朝。朱方的地名十分古老。这种带“方”字的地名，不但在当时吴国所有的地名中不见他例，即便放眼于春秋列国，甚至上溯到西周时期也十分少见。历史上较为流行这种带“方”字的地名主要见于商代。在已经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及青铜器铭文中，“方”字地名比比皆是，仅在与宁镇地区毗连的江淮之间，可以征考的就有徐方、虎方、林方、危方、莱方等。循以商代的语体通例，地名之“方”，亦表示国名和族名。因此，可以认为朱方既是商代一个方国的名字，又是一个族系的称谓。并且，商人在卜甲中还将“方”与“夷”通用，如徐方亦称徐夷，虎方亦称虎夷，故而朱

在前几篇文章的回复里，有朋友聊到了镇江朱方城，作者也简单谈谈对朱方的看法，各位看官一起探讨探讨。

早期吴国首都曾经在朱方（镇江一带）吗？

我认为不是，朱方一带不是吴国都城，而是吴国和楚国持续拉锯的边境。理由有以下几点：

朱方这个名字，首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的记事之中：当时齐国左相庆封逃亡到吴国，吴王句余把朱方封给庆封，让他带着族人生活在那里。后来楚国攻破朱方，活捉并处死庆封，这便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朱方之役”。

如果对上古历史有些常识的人，一看到朱方这个名字就会立刻联想起更古老的时代——商朝。朱方的地名十分古老。这种带“方”字的地名，不但在当时吴国所有的地名中不见他例，即便放眼于春秋列国，甚至上溯到西周时期也十分少见。历史上较为流行这种带“方”字的地名主要见于商代。在已经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及青铜器铭文中，“方”字地名比比皆是，仅在与宁镇地区毗连的江淮之间，可以征考的就有徐方、虎方、林方、危方、莱方等。循以商代的语体通例，地名之“方”，亦表示国名和族名。因此，可以认为朱方既是商代一个方国的名字，又是一个族系的称谓。并且，商人在卜甲中还将“方”与“夷”通用，如徐方亦称徐夷，虎方亦称虎夷，故而朱方也可称朱夷。

从这里可以看出几个问题：

第一，从地名看，朱方不是一座吴国建造的城池，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的方国，后来被吴国征服。

第二，从考古发现来看，它们的文化面貌以素面陶鬲、甗等炊具为主，显示出属于东夷文化的器物特征。如果说吴国是受西周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东夷特征呢？

第三，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朱方也不可能是吴国都城

《史记·吴太伯世家》中亦有关于朱方的记载：“王余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吴王余祭，又称句余，不但将朱方给庆封作奉邑，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庆封家族在朱方的经营比在齐国还富有。而司马迁在此处称朱方为“朱方之县”，这是春秋吴国唯一见录于史籍记载的县名。古代设“县”之制开始于春秋初期的一些大国，当时县的地位比郡高，所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就反映了这一史实。另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吴王怎么可能把自己的都城拿出来封给大臣呢？把都城都拿出来了，吴王自己去哪里呢？而且春秋时期也没有把都城拿出来封给大臣的例子，还是一个逃难来的大臣。

实际上许多大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边地防守力量，往往把新兼并的国土改建为县。朱方被吴国设置为“朱方之县”，正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朱方的身世渊源。

第一，朱方在吴国边境。

第二，朱方地理位置重要。

第三，朱方新被吴国兼并时间不长，还没被改名字。

春秋时代，长江下游的地形和现在大不同

按照春秋时代的海岸线来看，镇江正好处在茅山山脉和长江之间的关口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镇江的地理位有多重要，北面是长江，南面是茅山山脉和古代芙蓉湖周围的丘陵地带。是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重要军事重镇。因此，镇江自古就有吴头楚尾的美称。但是，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镇江地处吴国和楚国边境的事实。按照春秋时代的海岸线来看，镇江正好处在茅山山脉和长江之间的关口，易守难攻。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南京镇江一代有较为密集的西周时代墓葬，但是这些墓葬不光有吴国早期特征，同时还有东夷、淮夷的混合特征。所以，目前只能说这里曾是早期吴国活动较为频繁，且是各方势力拉锯对峙的前沿地区。早期吴国的核心区域到底在哪里？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了。

另外一个就是镇江出土的宜侯夨簋

宜侯夨簋是西周时期吴国文物？所以江南镇江一代曾是吴国都城？

虽然也有把宜侯夨簋翻译成俎侯夨簋的，但这是个别专家的意见，绝大部分专家都是认同宜侯夨簋这个叫法。

在《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上，郭沫若先生发表《夨簋铭考释》一文，他将这字翻译为“虔”而不是“虞”，也未将宜侯夨簋和吴国扯上关系；而在《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上，唐兰先生就把这个字翻译为“虞”，并且认为“夨”“虞”“吴”三字相同相通，首次将宜侯夨簋这件器物和吴国扯上了关系；到了1999年，日本学者白川静先生在《金文通释》中将这个字翻译做“虎”，认为夨是由“虎后”徙封为“宜侯”；而近几年，又有学者提出“宜”并不是镇江一带，而是河南宜阳一带，宜侯夨簋是被当做战利品带回到镇江一代的。

宜侯夨簋上的铭文

烟墩山西周墓、母子墩西周墓，应该如同“丹徒司徒公社西周窖藏”一样，定性为周代青铜器窖藏，而且虽然在三处遗存中出土了如“宜侯夨簋”“伯簋”等西周青铜器，但在每个遗存中，都有东周时期的遗物，所以窖藏的年代应为东周时期。因此，单单凭借一件西周时期的“宜侯夨簋”就断定镇江一带是西周时吴国的核心地区，甚至是都城，证据链淡薄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