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大运河畔寻根溯源）
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大运河畔寻根溯源）几年后的2017年，在大运河畔清风楼，《沧州日报》“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44期，直接以“一船明月过沧州”为题，邀请沧州师范学院教授孙云英、青年文化研究者王立成就沧州文化进行访谈。此时，“一船明月过沧州”在《沧州日报》的推介下，向大众走来。那是结合城市建设，在沧州官媒上第一次正式推介这首诗。当时《沧州日报》以《一船明月话长河》为题，引用了全诗，并结合大运河畔沧县肖家楼万枚齐国、燕国刀币考古，曹丕南皮之游对中国文学从建安风骨到邺下文风的转折性影响，南湖公园附近沧州坑洪武钱的出土，大运河西岸第五中学汉墓挖掘等，把沧州文化的古与今、黄河文化与大运河文化串联起来，凸显了沧州人利用大海与大河建设崭新城市的情怀。至今，沧州青年文化研究者王立成对那次推介记忆犹新。——孙谔·《夜过沧州》历史上名人吟咏沧州的名句并不少，如黄庭坚《登白沙口次长芦》“一树托秋雨，长芦见炊烟”，萨都剌《题清风楼》“暮云连海岱，明
“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一首《夜过沧州》，静谧空明，意动神飞，高妙的境界，成为大运河沧州段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在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实现旅游通航的背景下，更是脍炙人口。而本诗作者为谁，却随着诗句声名鹊起，扑朔迷离……
“文化八仙桌”举办《一船明月过沧州》访谈
《沧州日报》大力推介 催生运河文化新符号
“长河日暮乱烟浮，红叶萧萧两岸秋。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
——孙谔·《夜过沧州》
历史上名人吟咏沧州的名句并不少，如黄庭坚《登白沙口次长芦》“一树托秋雨，长芦见炊烟”，萨都剌《题清风楼》“暮云连海岱，明月满沧州”。但如今，哪一首都不如这首《夜过沧州》出名。且不谈作者属于哪个朝代，因诗句与“长河”“沧州”严丝合缝的地名镶嵌，意境又特别美好，“一船明月过沧州”于是成为如今吟咏于大运河上、狮城百姓间最火的句子。随着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风生水起，这一掩藏于昔日文献中的冷句，不断加温，尤其在沧州大运河通航之际，成为人们引用频率最高的古诗。同时，以此句为题的歌曲、杂技编演、文学创作等相继展开，大运河文化内容不断创新丰富，文化活动日益精彩。这一名句，在一定程度上凝缩为大运河文化鲜亮的文化符号、诗化了的城市文化代言。
原来，这首诗流传并不广，10多年前，大运河边有百年历史的正泰茶庄成功平移，有600余年历史的沧州文庙修缮一新，沧海文明坊、捷地大运河碑廊相继建成，当代意义上的大运河文化画卷，在沧州渲染出最初的精彩。在大运河亲水平台建成之际，几乎与沧州港开航同时，一艘游艇在市区大运河上驶过，划出一道城市综合建设中深具现代化、开放式意义的水线，古老的大运河荡漾着灵动与旖旎。
此时，“一船明月过沧州”在《沧州日报》的推介下，向大众走来。那是结合城市建设，在沧州官媒上第一次正式推介这首诗。当时《沧州日报》以《一船明月话长河》为题，引用了全诗，并结合大运河畔沧县肖家楼万枚齐国、燕国刀币考古，曹丕南皮之游对中国文学从建安风骨到邺下文风的转折性影响，南湖公园附近沧州坑洪武钱的出土，大运河西岸第五中学汉墓挖掘等，把沧州文化的古与今、黄河文化与大运河文化串联起来，凸显了沧州人利用大海与大河建设崭新城市的情怀。至今，沧州青年文化研究者王立成对那次推介记忆犹新。
几年后的2017年，在大运河畔清风楼，《沧州日报》“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44期，直接以“一船明月过沧州”为题，邀请沧州师范学院教授孙云英、青年文化研究者王立成就沧州文化进行访谈。
参加访谈的读者赵刚在文中记述：访谈“以诗词为时间之轴，从《诗经》《离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词到现当代诗词，跨度2000多年，打开了古今沧州的沧桑画卷。分大运沧州、文化沧州、清风沧州、百战沧州、边塞沧州、离别沧州、戏曲沧州、廉政沧州八部分，全程以诗词诠释沧州，以大运河、清风楼、朗吟楼、铁狮子等名胜古迹为线，以沧州武术、沧酒、长芦盐为引，以古今沧州人或旅居沧州的名家、大家的诗作为佐证，以尹吉甫、刘德、张衡、高适、何满子、马致远、康熙、乾隆、纪晓岚、张之洞等前贤名士之诗作轶事为谈资，叙述了古沧州之大美。以胸有法度、融汇诸源，以大运河、沧州港、渤海湾为基调的三次大跨跃，以新面貌、新起点、新辉煌的底气，描绘了令世人瞩目的今日之沧州。”
访谈引起连锁反应。以这句诗为题的文学创作、歌曲创作和杂技节目编演、文化活动等，遍地花开。“一船明月过沧州”逐渐成为沧州和大运河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沧州日报》的再三推介，使之深入到城市文化建设的肌理之中，凝聚成人们建设属于自己的大运河文化带的精气神。
大河两岸红叶（蓼花）萧萧
《在原诗钞》《江北运程》佐证 诗为清代作者
就在这一名句广泛流传之际，沧州地域文化研究者孙建、沧州市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吴树强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一是诗作者，许多人认为是宋代孙谔；其二是诗中“夜半不知行远近”，有时被写作“夜半不知行近远”。到底作者是哪个朝代？是“远近”还是“近远”？当这一名句凝缩为典型的沧州大运河文化符号之时，寻根溯源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二位研究者发现，《全宋诗》收录的孙谔诗，并没有这一首。对于吟咏沧州的诗句，历代地方文献多有收录。这首诗被编于乾隆八年（1743年）的《沧州志》中，当时的修志者编为“国朝”即清代（按：当代沧县刊印的此版志书，孙谔前无“国朝”二字，不知何故）。也就是说，这首诗的作者并不是宋代那个孙谔，而可能是清代的孙谔。沿着这条线索，两位研究者在中科院情报文献中心收藏的乾隆四年（1739年）刻清代孙谔《在原诗钞》里，找到了这首诗。
吴树强说，在进行大量图书检索之后，他向中科院情报文献中心“求援”，联系到中科学院情报文献中心的莫晓霞。但当时莫晓霞在孙谔诗集《在原诗钞》里没有找到此诗。后来，莫晓霞再次查看，终于在《在原诗钞》夹缝处发现。不过二位研究者并未甘心，又找到了另一证据。这就是《江北运程》，咸丰十年（1860年）董恂任顺天府尹时编纂，是汇集历代运河资料的重要著作。在这部书里，《夜过沧州》赫然在目。综合这些证据，两位研究者认为，《夜过沧州》一诗的作者是清代孙谔而非宋代孙谔无疑。
乾隆八年《沧州志》上，“夜半不知行远近”作“近远”。《在原诗钞》和《江北运程》，原诗是“夜半不知行远近”而不是“近远”。至此，两位研究者认为，关于“一船明月过沧州”作者和字句颠倒的考证，已告一段落，可以纠正一些错误标注和引用了。
乾隆四年刻本（清）孙谔《在原诗钞》
此孙谔非彼孙谔 诗家风流越千年
清代孙谔是何许人也？昨日，吴树强展示了山东《峄山县志》书影。里面记载孙谔字一斋（有著作写为“一士”），号在原，壬子（雍正十年，1732年）以优贡入仕，在贵州做过一些地方小官，后迁任蒲州府（今山西太原一带）同知，擢署蒲州府知府、护平蒲道篆，有政绩。寥寥数语，不能满足人们的了解欲求。吴树强表示，因“一船明月过沧州”，宋代和清代的孙谔都与沧州发生了关联，两个人物的生平考略，目前知道不多，还需继续丰富。
其实，除了因诗句与沧州直接关联外，清代的孙谔还与沧州有过其他交集。光绪七年（1881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在太原设“四徵君祠”，以傅山、吴雯、阎若璩和范镐鼎四人入祭。其中的吴雯，就是孙谔与沧州关联的一个纽带。吴雯虽是当地布衣诗人，但诗界评价他为山西元好问以来第一人，清初诗坛领袖王世贞甚至认为他是曹植、李白、苏轼之后第四个仙才。所以张之洞抚晋，为这位布衣诗人立了祠，可谓清代官方对他的最高评价。而孙谔任蒲州知府后，就到处搜集王世贞作序的吴雯遗稿，在从京师到来的两个儿子孙思鲁、孙思京帮助校勘下，自己出俸银编辑刊行了吴雯《莲洋诗钞》。这个本子也称孙谔系统本《莲洋诗钞》，在学术界鼎鼎有名。祖本藏南京图书馆，后来，一部分被纪晓岚录入《四库全书》，并在《四库全书提要》里进行了评价。不过《四库》本的《莲洋诗钞》删除了孙谔和他儿子的序跋，因服务于当时的需要而将孙谔刊刻这一重要文献的痕迹抹杀殆尽。
清代孙谔是诗人，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编写《晚晴簃诗汇》录有他的诗。宋代的孙谔（1051-1109年）也是诗人，曾侍从皇帝，政治地位远高于清代孙谔。在北宋“元祐党籍碑”上，他与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秦观等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化大师一体，成为宋朝廷打击的党人。这位以直言见称的官员，不仅是位诗人，更曾奏请重新补充摹刻中国刻帖祖本《淳化阁帖》，历时12年，留下了中国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淳化秘阁帖》。而刻录到这个本子里的许多名作，其墨本真迹早因年代久远而淹没无闻。孙谔虽不甚著名，但《全宋诗》收录孙谔诗三首，残句一。后来补辑的全宋诗动辄几百万言，即使是文化人也难以读全，一般人更难得一见。孙谔到底有多少诗歌尚留于人世，无从得知。不过二人的诗歌风格颇为相似，都以神韵为旨趣，带有蜕尘出世的意味。
咸丰十年刻本 董恂辑《江北运程》
排除合理性怀疑 待搜寻补强证据
当孙建、吴树强二位文化研究者将考证结论公布于《沧州日报》文化访谈的微信群里时，引来很多读者关注，提出了一些观点。记者与吴树强交流时，也谈及个人看法。
就“远近”“近远”而言，排除平仄押韵的要求，想象一位饱具诗心和怀乡之情的游宦，一路漂流，出得舱来，天已黑暗。借夜色灯光，张望河畔馆社民居，内心瞬间涌起的恐怕是“快到了吧”的情绪，先近后远，似贴近于人情。历史上，诗文正式刊行后再进行修改，调整个别文字也是很正常的事。不过无论如何，这毕竟是设想，在没发现孙谔更多的资料以前，还是应以“远近”为准。
还有读者询问，“红叶萧萧”指的是什么？有人以为是枫叶，有人以为是秋天的芦苇——市区白家口一带清代民国以来就是芦苇遍地。也可能是一种诗化了的秋意描写，并无实指。对此，吴树强表示无奈：“红叶是什么，尚待大家一起考证。”
其实，在中国诗歌里，明月常成为思乡怀人的象征，在秋意渐深暮色愈浓的大河之上，明月更能寄托游子的思乡情。天上一团明月映照之外，河边最好还要有数点残红相衬，以渲染这种忧思。“江枫渔火”便是典范。然而，沧州大运河畔，似乎没有种枫树的习惯，芦苇虽多，却是黄的秋色。但有一种植物，水边自古多有，这就是蓼花。蓼花蓼叶秋后深红，自古以来也是入诗怀乡的寄托之物。稍早于孙谔的宋代诗人石延年徙永静军（今东光）通判差遣时，就曾专门以沧州常见的蓼花作《题蓼花》诗：“深浅霜前后，应同旧渚红。群芳坐衰歇，日日舞秋风。”大胆假设一下，“红叶萧萧”指蓼花似更为贴切。
清代孙谔于雍正十年被选为优贡，步入仕途后，一直在贵州一带做官。乾隆八年，他到修文（贵阳）公干，曾凭吊王阳明《瘗旅文》遗迹“三人坟”。而此年，乾隆八年《沧州志》修成，并收录了《夜过沧州》一诗。如孙谔确属此诗作者，那么《夜过沧州》当写于乾隆八年以前，并在世上流传，有了一定的声名，其时孙谔还很年轻，或还没入仕，或是选上优贡进京师国子监学习从老家峄山（今枣庄市峄山区）路过沧州时所作。
不过，也有读者提到另一种可能，因古人常有以前人诗、他人诗为自己诗的“雅好”，古代文献也常有窜入错排、转抄失误等问题存在。在没有厘清两个孙谔的生平、诗篇之前，从根本上确定清代孙谔是“一船明月过沧州”的作者，排除读者的合理化怀疑，尚有很多补强性证据需要搜集。不过，目前来看，清代孙谔作《夜过沧州》，毕竟夜半已知“路”近远了。
来源：沧州日报
记者：祁凌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