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演唱的歌曲（莫言文学不唱赞歌）

莫言演唱的歌曲（莫言文学不唱赞歌）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单看《诗经》，就会发现，“颂”有40篇，“雅”有105篇，而反映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风”有160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具有强烈的讽刺、批判性的诗歌，比如《魏风·硕鼠》，以形象丑陋又狡黠、贪婪的老鼠为喻，批判贪婪的剥削者，表达诗人的愤恨之情和改变（逝将去女）的决心。事实上，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文学流派众多，但从态度而言，也只有批判、赞扬两种（当然，批判中有赞扬，赞扬中也有批判）。以中国文学为例，《诗经》中的“风雅颂”，“颂”就是赞歌。比如《周颂·清庙》，就极度赞美周文王的美德：光辉显耀后人承，仰慕之情永无穷。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近段时间，继“问题教材”“唐山打人案”之外，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司马南和莫言的女粉丝关于文学问题的讨论了。

司马南的视频总是太长，类似于老头老太太聊天，他的观点很鲜明，但要知道他的观点，却需要自己去提炼——这比较适合闲下来的人，对于忙于生计的芸芸大众，哪里有时间慢慢听你聊呢？

总体而言，关于文学，司马南其实没有什么见解，大多是批评、反对——但文学是复杂的艺术创造、再创造的活动，绝非非黑即白那么简单。比如，他批评或者反对莫言的“永不唱赞歌”文学观，那么，他对文学观的看法究竟是什么？反对的背后隐含着的是赞同，难道赞同“高唱赞歌”的文学观？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司马南肯定会反对，因为她从来没有说过——只是批评，没有自己的观点或者把反对作为观点，这就相当于别人向你问路，你说“那条路不对”——你为何不直截了当告诉他“该走那条路”呢？

事实上，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文学流派众多，但从态度而言，也只有批判、赞扬两种（当然，批判中有赞扬，赞扬中也有批判）。

以中国文学为例，《诗经》中的“风雅颂”，“颂”就是赞歌。比如《周颂·清庙》，就极度赞美周文王的美德：光辉显耀后人承，仰慕之情永无穷。

於穆清庙，肃雍显相。
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
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单看《诗经》，就会发现，“颂”有40篇，“雅”有105篇，而反映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风”有160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具有强烈的讽刺、批判性的诗歌，比如《魏风·硕鼠》，以形象丑陋又狡黠、贪婪的老鼠为喻，批判贪婪的剥削者，表达诗人的愤恨之情和改变（逝将去女）的决心。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诗经》以降，不管是先秦的散文，还是秦汉魏晋的赋体及骈文，甚至唐宋明清的诗词曲小说，都有不少赞歌式的作品，有赞祖先的，赞国家的，赞皇帝英明的，也有赞大自然的，还有赞英雄的。比如，汉代司马相如 的《子虚赋》 《天子游猎赋》《大人赋》等等，至今读来，仍觉荡气回肠。

即便在西方，赞歌文学也是客观存在的。从古希腊的悲剧英雄，如《荷马史诗》；到骑士文学，如《堂吉诃德》；再到王子英雄，如《哈姆莱特》；再到现代的英雄，如《老人与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等。

所以，在中国和西方，文学也要做“赞歌”的工具。这样看来，莫言的说法，就显得很偏颇——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太多例子可以反驳了！

作为著名作家，莫言不可能不知道这些赞歌式的文学作品，但他毅然决然说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的结论，实在值得怀疑。

但客观说，不管是赞扬还是批判，都不是单一存在的：所有的赞扬，都有批判；而所有的批判背后，都有赞扬。最明显的就是臧克家的《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赞扬了“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无情嘲讽批判了“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可以说，翻看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绝对没有单纯的赞扬或者单纯的批判。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外貌极丑的卡西莫多——一个被父母遗弃在巴黎圣母院门前的畸形儿，几何形的脸，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参差不齐的牙齿，独眼，耳聋，驼背，仿佛上帝把一切丑陋都给了他，他却用善良来回报这个世界，是作者极力赞扬和歌颂的对象。

而与卡西莫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洛德·弗罗洛副主教，他外表极为英俊、潇洒，举止得体，但其个性阴险、狠毒、虚伪、没有人性，信奉的是“不能拥有，就要毁灭”的爱情观，是作者极力批判的对象。

你看，赞美和批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部文学经典。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莫言所谓的“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也是有失偏颇的。

但换一个角度，从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宏观层面来看，文学作品，特别是最最经典的文学作品，又确实是以批判为主。

在中国，有一条源自《诗经》中的“风”，并一直绵延千年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以批判为主的。但由于时代的限制，有的借古讽今，有的借神魔鬼怪讽今，有的直指现实。比如《六国论》《过秦论》《五代伶官传》，比如杜甫的诗歌，姜夔等人的词，张养浩等人的曲，更别说明清的小说特别是“清末的四大讽刺小说”了。

而在西方文学中，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到十九世纪，欧洲甚至形成了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至今在文坛闪耀，《红与黑》、《人间喜剧》、《艰难时世》、《复活》至今仍是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

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始终占据了主流，中国某个特殊时期的“赞歌”文学，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莫言所谓的“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只不过，从更严谨的角度而言，他的说法显得很偏颇罢了。

但客观说，莫言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文学批评家更不是文学家，他更多谈的是个人的思考或创作的观点、思路，而不是对文学进行科学的、理性的概括。

在这一点上，司马南紧紧抓住莫言某句话来大加批判，实际上没有多少意义的——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文学是个体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感知，属于个性化创作，作家有权利选择赞扬或者批判，社会可以呼吁，国家可以提倡，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作家必须怎么样，不得怎么样。

比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充分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被评为“清末四大讽刺小说”（还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请问，谁给你的权力，不允许他们写这样的文章？？？

从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角度而言：文学家以其敏锐的感觉，预知社会的变化或者用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将现实当中的丑恶揭露出来，从而帮助人们找到一条更好的路，从诸多的社会现象中，把握社会发展和前进的本质、规律。

比如《红楼梦》，宏大的叙事，林林总总的人物，各种题材的诗词，纠缠不清的人物感情，其实质，不过是预示封建王朝的覆灭、揭示出“盛极而衰”的历史发展规律罢了。

试想，没有批判，一味歌颂，又何来如此鸿篇巨制？

另外，从文学的审美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等多个角度而言，文学都需要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题材，各种各样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否则，千篇一律的赞歌，又何来“百花齐放”？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其实已经明确指出“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

很明显，主席的意见是“两种都需要”。

总之，莫言的“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本身有失偏颇，但这不过是一个作家的个体感知，不应该过分放大。而社会也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要求作家怎么创作，毕竟，文学创作有其独创性，是作家对社会人生的观察角度不同而引起的。当然，如果创作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比如色情、宣传暴力等等，那是另一回事。

本文仅仅探讨“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这句话的是非和社会有没有权利要求作家按照什么创作观来进行创作。下一篇文章，将重点结合莫言、方方在特殊时节的文学作品，谈“作家可以批判揭露，但不能是为了迎合的选择性忽视”。

希望读者针对话题来讨论，不要误伤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