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宝宝的小饭桌（钥匙孩们还记得当年的）
三岁宝宝的小饭桌（钥匙孩们还记得当年的）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礼中妇代会利用居委会办公室办起“小饭桌”，没有炊具，她们从家里拿来；没有饭厅，她们就腾出居委会办公室让孩子用；1991年，在中纺里第一居委会开设的小饭桌上，孩子们吃得又好又开心。贾同军/摄为了解决小学生吃午饭的难题，北新桥街道育树居委会、妇代会率先行动起来。1979年，全市第一个“小饭桌”在北新桥街道育树居委会办起来了。为了让孩子们能吃好，“小饭桌”的管理人员制订了管理制度，建立了每周菜谱。负责“小饭桌”的炊事员张奶奶千方百计调剂伙食的花样，看孩子们爱吃馅，她三伏天还为孩子们烙馅饼。（1981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2版，《不辞辛苦的张奶奶》）1981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2版1981年，在全市开展“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讨论的大背景下，更多的街道、工厂、机关和商业服务单位参与进来，他们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解决小学生吃午饭难的问题，为双职工解决后顾之忧。
上世纪70年代末，双职工家庭的孩子脖子上常挂着钥匙，被称为“钥匙孩”。
这些孩子普遍存在吃午饭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街道居委会、机关、工厂及国营和个体饭馆等纷纷办起了专供小学生吃午饭的“小饭桌”。有了它，钥匙孩们再也不用满世界“打游飞”了。
1 、“小饭桌”解决了大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的大街上或小学校里，经常能看到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孩子。人们管这样的孩子叫“钥匙孩”。
他们大多是双职工的子女，家长们白天都要上班，无暇照顾孩子，钥匙孩们中午吃饭的问题，就成了当时许多家长的后顾之忧。想着孩子中午只能吃冷饭甚至满大街找饭辙，家长们“上着班，心里也不安宁”。
为了解决小学生吃午饭的难题，北新桥街道育树居委会、妇代会率先行动起来。1979年，全市第一个“小饭桌”在北新桥街道育树居委会办起来了。为了让孩子们能吃好，“小饭桌”的管理人员制订了管理制度，建立了每周菜谱。负责“小饭桌”的炊事员张奶奶千方百计调剂伙食的花样，看孩子们爱吃馅，她三伏天还为孩子们烙馅饼。（1981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2版，《不辞辛苦的张奶奶》）
1981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2版
1981年，在全市开展“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讨论的大背景下，更多的街道、工厂、机关和商业服务单位参与进来，他们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解决小学生吃午饭难的问题，为双职工解决后顾之忧。
1991年，在中纺里第一居委会开设的小饭桌上，孩子们吃得又好又开心。贾同军/摄
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礼中妇代会利用居委会办公室办起“小饭桌”，没有炊具，她们从家里拿来；没有饭厅，她们就腾出居委会办公室让孩子用；
石景山区古城街道第七居委会办起“小饭桌”，妇代会的干部们按着食谱轮流为孩子们做饭，还为“小饭桌”专门办了副食证，买了冬贮菜。孩子们在这里吃得又饱又香，不少孩子身体都长胖了；
石景山区景春饭馆腾出办公室和仓库办起“小饭桌”，为33名小学生包饭；
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的机关食堂办起“小饭桌”，不仅为本机关职工子女提供午饭，也为附近的双职工子女提供午饭，而且“小饭桌”上常有专门为孩子们蒸的一两一个的小馒头、小花卷、小糖包……
就算是开办“小饭桌”有困难的街道，也努力想办法解决双职工子女的吃饭难。大栅栏街道妇联就想出了给小学生找搭伙户的办法。
大齐家胡同的王海燕小朋友，爸爸是海员，妈妈的工作单位离家远，每天中午放学后没地方吃午饭，只能凑合。经过妇代会“搭桥”，康喜荣大妈包了小海燕的午饭。从此以后，每天中午放学，小海燕都高高兴兴地到康奶奶家去吃饭。（1981年4月20日《北京日报》1版，《为双职工解决婴儿入托和小学生吃饭问题》）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1981年当年的10月，全市两万多名吃午饭难的小学生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吃午饭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家长们高兴地说：“这里饭热菜热，阿姨们心肠更热，孩子们在这里，我们就放心了。”
1981年10月14日，《北京日报》1版
本报1981年10月14日1版《本市用多种办法解决小学生吃午饭难》报道，还及时总结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多种办法：一、街道代营食堂和国营饭馆为小学生包午饭。二、街道居委会和妇代会开办专供小学生吃午饭的“小饭桌”。三、发扬邻里互助的高尚精神，让左邻右舍双职工的子女搭伙或为他们热饭。四、有教工食堂的学校，尽量吸收本校的学生入伙。五、一些机关、工厂的食堂对附近的小学校开放，许可双职工子女入伙吃饭。
1985年3月31日，《北京日报》2版
到1985年，已经有做得较好的区基本解决了小学生吃午饭难问题。据本报1985年3月31日2版《基本解决小学生“吃午饭难”问题》报道，东城区政府通过采取多种措施积极解决小学生午餐问题，全区5942名就餐有困难的小学生已有5047名解决了“吃午饭难”的问题。
2 、“中国的阿信”办小饭桌圆梦沈新泉是东花市志盛永个体扒鸡店的经理，也是本报评选的1986年“北京市十位新闻人物”之一，人们都叫她“中国的阿信”。孩子们则亲切地叫她“沈妈妈”。
1986年10月28日，本报1版文章《她胜过阿信》报道了沈新泉满腔热情为顾客服务、以质量求信誉，在个人劳动致富的同时，为双职工孩子包饭、自觉为社会奉献的事迹。
1986年10月28日，《北京日报》1版
在东花市第一小学，不少孩子的父母都是双职工，家长中午不能回家，孩子只能吃方便面，饭后满街“打游飞”。沈新泉看了，决定要把孩子们的午饭包下来。
她花几百元钱，为孩子们每人准备了一份餐具，又买了沙发床、折叠床、大凉席，外加一个书柜和一千册图书。
她专门请了一个为孩子们做饭的保姆。菜谱她亲自定，每顿饭两菜一汤，饭后有水果或冷饮，一周吃鱼和排骨各一次，平时顿顿要见荤。孩子每月交十五元伙食费，她每月为这二十多个孩子“贴”一百多元。
沈新泉照顾孩子们吃午饭。王振民/摄
夏季午睡，她把自家三间住房腾出两间，供孩子们午休，自己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八平方米的小房里。孩子们上床了，她坐在一旁哼歌谣，讲故事；孩子睡了，她搬着家里唯一的一台电风扇，变换位置为孩子们扇风……
少年时代的沈新泉做梦都想当一名小学教师，没想到成为个体户以后，她在给小学生包饭的事情上，多少实现了二十年前的心愿。她很欣慰和满足，感觉世上最珍贵的东西被她得到了，而且，得到那么多——
1986年的“六一”，几十个在沈新泉家包饭的孩子围住了她：“沈妈妈，我们今天要送您点儿礼物。”
用纸折成的轮船和汽车放到沈新泉面前，那是三年级的关欣精心折叠的：“我长大了要开着真汽车、真轮船，带着您周游各地。”
八岁的乔婉珠挤到前面，拿出一块叠得四四方方的小手绢，那是她妈妈从承德带来的。小婉珠把它存在衣柜的抽屉里，一直舍不得用。“您煮鸡的时候老出汗，这块手绢送给您，用它擦擦汗吧。”……
1986年11月10日，《北京日报》1版
看了本报报道的沈新泉事迹后，人们或写信慰问，或登门看望，对“胜过阿信”的沈新泉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支持。一些个体户还纷纷上门学习和询问“小饭桌”的情况，表示也要学沈新泉，为社会多做贡献。（1986年11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工程师送木柴给“阿信” 个体户登门学“小饭桌”》）
1987年9月7日，《北京日报》1版
在沈新泉当组长的东花市个体饮食小组里，就有更多的个体餐馆加入到为小学生包饭的队伍中来。例如福乐餐馆，贴在洁净店堂里的一纸“便民措施”上就明确写着：“本店为小学生包饭。”（1987年9月7日《北京日报》1版，《沈新泉和她的伙伴们》）
3 、小饭桌“搬”到下岗女工家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给许多双职工家庭解决了大问题的“小饭桌”，也给下岗职工开辟了新的就业渠道。
1997年9月25日，《北京日报》6版
那些年，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一些大中型企业的部分职工纷纷下岗、待业。虽说困难是暂时的，可下岗的事轮到谁头上也不好受。看着这些正当年的家里“顶梁柱”们赋闲在家，热心肠的居委会主任们心里也跟着着急。60岁的东教场居委会主任李玉珍想出了计策：利用居委会社区服务网点开办的小饭桌，招收下岗职工就业，既解决了人手不足，也解决了一些人的谋职问题。（1997年9月25日《北京日报》6版，《为40名下岗职工找到就业岗位》）
1998年4月5日，《北京日报》1版
为了帮助区内的下岗女工再就业，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安德里居委会主任姚金兰，把居委会已经办起来的小饭桌“搬”到了7个下岗女工家里。38岁的下岗工人吕亚玲，就从居委会办的小饭桌领回了5个孩子。（1998年4月5日《北京日报》1版，《居委会主任》）
1997年，下岗职工吕亚玲办起了家庭小饭桌，5天饭菜不重样，越办越红火。 吴强/摄
办小饭桌重新就业的下岗职工们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新事业。以安德里的下岗工人吕亚玲为例，她为办好小饭桌，认真钻研食谱，除保证每天饭菜不重样外，还买回《小学生营养学》，实行营养配餐。吕亚玲记住了每个孩子的生日，并为他们举行生日欢庆会，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田带去温暖和欢乐。
吕亚玲还当起老师，每天督促孩子学习。有的孩子家长经常下班很晚，吕亚玲就陪着孩子，还让孩子一起吃晚饭，直到家长把孩子接走。
有个读四年级的男孩，因为母亲离开他去了美国，心灵受了创伤，性情孤僻，脾气暴躁。吕亚玲像母亲般呵护他，辅导他做功课，有时还让他睡在自己家中。孩子的坏习惯慢慢改掉了，学习成绩也好起来。
吕亚玲的热心服务赢得了好评，小饭桌越来越有名气，慕名而来的孩子越来越多。到1999年，吕亚玲的小饭桌成员已经增加到20个。（1999年7月31日《北京日报》7版，《吕亚玲的家庭小饭桌》）
4、 “小饭桌”走进了空巢老人生活1990年，北京市开始进入老龄化城市。数字显示，北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这种状况还将长期持续下去。（1999年10月25日《北京日报》7版，《老龄化挑战与机遇同在》）
不愿去买菜，也懒得做，凑合——这是不少空巢老人每天都要面对的吃饭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曾经专供小学生吃午饭的“小饭桌”，也逐渐成了空巢老人们的期待。
1998年5月22日，《北京日报》5版
1998年4月6日，为老人们开办的“老饭桌”开张了。它一诞生就特别吃香，吃香得连创办者、东四二条居委会主任刘荣华都感到吃惊。
“老饭桌”开在二条老年活动站内。中午11时，这里拼成的长桌旁已整整齐齐围坐着十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猛一看，以为他们在开会，实际他们在等着开饭。这天中午吃饺子，老人们吃得津津有味，旁边还有人递过来刚剥好的新蒜。小屋很快被挤得坐不下了，有老人建议：“我把生的买回去吧……”（1998年5月22日《北京日报》5版，《“老饭桌”吃香了》）
2009年10月13日，亚运村街道与附近餐馆合作开办的老年小饭桌开张迎客。陈德生/摄
进入21世纪，社区为空巢老人提供的“小饭桌”更加方便贴心。
2008年，广内街道槐北5分钟生活便利服务圈正式启动，拿到广内便民就餐卡的30多名社区空巢老人，可以在服务圈内的指定餐厅免费享受一日三餐。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社区还提供送餐上门的服务。
龙潭街道光明北里社区，也为空巢老人开办了社区小饭桌，65岁以上的老人只需每餐支付8元，就能品尝到四菜一汤、多样主食的自助式午餐。
2012年12月5日，《北京日报》6版
2012年，朝阳区出现了一种新模式的老年“小饭桌”——亚运村街道协调辖区中国音乐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两所大学食堂对社区老人开放，每人每月伙食费不到500元，一日三餐难题就能解决。除了这两所大学之外，本市还有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部分高校向周边社区居民开放食堂。空巢老人的“小饭桌”越来越丰富了。（2012年12月5日《北京日报》6版，《百位社区老人高校食堂就餐）
记者：黄玉迎
图片：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