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战友相聚在天津（坚守到最后的兵团战友）

兵团战友相聚在天津（坚守到最后的兵团战友）养猪要让猪饱食终日才能长膘，老韩为猪饲料费尽了心机。一是要到农场的、附近老乡开办的粮食加工厂、油坊去淘换麦麸、油渣等下脚料当主粮：二要在戈壁滩上满世界找寻野菜当配菜，一天要跑几十里地；三要在夏秋两季不断光顾周边的菜地、瓜地、麦场捡拾人家不要的拉秧菜、生瓜蛋子和土麦子。老伴人习惯称大杨，包种小麦的月工资单价是2元/亩，（结算前预支一半）即88元。为了实现承包目标，已经艰辛劳作了二十多年的老韩夫妇仿佛是被鞭子不断抽打的陀螺一样，没日没夜地转起来。1984年，被合并到南梁五队的老韩夫妇和队内其他50多户人家一道，分别签下了《承包合同》。老韩承包了八头猪的饲养和两个羊圈的积肥；老伴杨凤英承包了八十多亩小麦的种、管、收。根据合同：农场负责统一安排种植品种，并提供农作物的籽种、化肥、水源、以及机械作业，同时为承包职工按月预支部分工资，年底按照成本核算的盈亏情况结算分红。根据合同：老韩要在当年把自己饲养

1975年甘肃兵团撤销 来自天津山东几个城市、还有西安、兰州等地的知青都陆续返城，只有个别因为特殊原因没有回去，西湖农场的天津知青韩兆博算是极个别中的一员。

1975年后，大部分人一走，昔日热热闹闹的连队呈现出冰锅冷灶的凄凉景象。

老韩夫妇不是不想走，而是他们这个家庭不符合当时的知青返城政策，只得认命。当时国营农场系统迈开了探索联产承包、开办家庭农场的脚步。

老韩夫妇由此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憧憬着先勤劳致富，再衣锦还乡的美好前景。

1984年，被合并到南梁五队的老韩夫妇和队内其他50多户人家一道，分别签下了《承包合同》。老韩承包了八头猪的饲养和两个羊圈的积肥；老伴杨凤英承包了八十多亩小麦的种、管、收。

根据合同：农场负责统一安排种植品种，并提供农作物的籽种、化肥、水源、以及机械作业，同时为承包职工按月预支部分工资，年底按照成本核算的盈亏情况结算分红。

根据合同：老韩要在当年把自己饲养的仔猪喂到150斤以上才能出栏，期间只能按月拿到70%即50多块的工资；

老伴人习惯称大杨，包种小麦的月工资单价是2元/亩，（结算前预支一半）即88元。为了实现承包目标，已经艰辛劳作了二十多年的老韩夫妇仿佛是被鞭子不断抽打的陀螺一样，没日没夜地转起来。

养猪要让猪饱食终日才能长膘，老韩为猪饲料费尽了心机。一是要到农场的、附近老乡开办的粮食加工厂、油坊去淘换麦麸、油渣等下脚料当主粮：二要在戈壁滩上满世界找寻野菜当配菜，一天要跑几十里地；三要在夏秋两季不断光顾周边的菜地、瓜地、麦场捡拾人家不要的拉秧菜、生瓜蛋子和土麦子。

汗水换来了收获。六头猪（死了两头）个个养得膘肥体牡，超过了合同规定的体重（当年连队喂养的猪从来没有这样肥过）。除了养猪之外，老韩还经常来到自己承包的两个羊圈，起圈、垫土、续草、拉肥，恨不得让羊群改掉在戈壁滩上随吃随拉的本能，把臭烘烘的羊屎羊尿都留在圈里才好。那样，自己的承包地里就能多些有机肥料了。

大杨也没懈怠。八十多亩麦地总有干不完的活儿。浇水要24小时连轴转，一分麦地也不能落下。浇水之后，麦子蹭蹭地往上长，芦苇、骆驼刺也不甘落后地窜起个来，与麦子争水争肥，这就要跟上锄草。夏天的戈壁滩光照强烈、能把人的皮肤晒出潦泡来。过去吃大锅饭时，农场规定夏天四点钟才上下午班。现在老韩夫妇顾不了许多了，每天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地去和那80多亩麦地的杂草拼死活。一个小麦生长季节下来，有的地块锄了四遍草，才保住了麦子的正常生长。

稍后几年中，老韩夫妇还相继承包种植了葵花、棉花、籽瓜等经济作物，力打一个翻身仗，彻底摘掉低产、亏损、贫穷的帽子。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丰产丰收的前景始终没能变为现实。

前后在农场承包了八年，年年收不抵支，甚至连自己应得的工资都拿不上。老韩夫妇寒了心！所剩无几的其他农场职工也都寒了心！农场的领导干部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拨又一拨，然而面貌未改，江山依旧。为什么会这样？道理明摆在那儿。

个人承包的家庭农场的确改变了过去兵团农场“敲钟上工，不问收成，农不像农，兵不像兵”的旧体制，一定程度上调动起了农场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经营上却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种什么农作物？种多少？在哪儿种？由领导拍脑门决定。至于承包方是否掌握该作物的种植技术？当地的气候环境、土壤条件和水肥供应是否适合种植该作物生长就不管了。

农场先后引进了东北的优质春小麦品种、新疆的啤酒花栽培技术、率先用了复合肥料、推广了地膜保墒，等等，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小麦产量始终未过百斤。其他农作物也只能勉强种一季，转年就因土地泛碱而颗粒无收。

家庭农场的各项配套政策不能与时俱进，囿于计划经济时期老旧规章制度思路。伤害了承包职工的创业积极性。就拿老韩养猪来说，仔猪是老韩花钱买的。饲料是老韩花钱买来和劳动换来的，猪养肥了只能由农场定价收购，每斤只能卖1.3元。辛苦一阵等于白干，还倒欠钱。公路边饭馆高价收购猪却不允许。

职工自行开荒收获瓜菜除了自家吃用以外，剩余部分不允许外卖。吃不完怎么办，逼得职工只能冒风险偷偷地到附近公路上去卖瓜、卖菜，以增加收入。

职工自产的粮食、油料不能拿去加工、食用，吃粮、吃油只能到农场或老乡那里按照市场价购买，加大了职工的经济负担。

一家一户的承包经营势单力薄，首先是没有能力改造戈壁滩上的盐碱地。当年兵团农场人多势众、国家投资都未能解决的问题，家庭农场更是无力回天。

其次是无法抵御戈壁滩上恶劣的自然环境，往往春天连续几场狂风，刚刚破土而出的麦苗、瓜苗就遭全军覆没，让人欲哭无泪。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承包户连年亏损，甚至连自己的额定工资都挣不回来，更无力也没有心气儿去谋求进一步发展。

老韩夫妇自己种的几十亩葵花该收获了，没有人帮忙砍收，更没有钱雇人收获，只能是全家大人孩子齐上阵，拼死拼活干了近一个月才收获完。即使是夫妻俩这样拼命干，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为了省点钱，老韩在承包家庭农场的8年中，没有回过一次天津看望自己年迈的母亲和家人。事实表明，要想在戈壁滩上承包家庭农场、通过勤劳致富，此路不通！

实话实说，老韩夫妇在那段承包土地的日子里，生活上比吃大锅饭年代要好得不是一星半点儿，起码是不再饿肚子了。吃菜在自家在林带里套种一些；吃肉一养了20多只羊，想吃就杀上一只：吃蛋自家养的老母鸡每天都能下蛋。

为什么不能再待下去了呢？是思念家乡和亲人？是看不到未来和希望？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儿子大喆。最让他们忧心忡忡、想起来就令人心悸的是儿子的两次历险。

一次是儿子两岁多的时候，两个孩子在涝坝旁玩耍打闹，同事家的大孩子把大喆推到了涝坝里。当时涝坝水深足有两米多，看到大喆在水里扑腾，惹祸的孩子吓得在岸上“哇哇”大哭。哭声惊动了一位刚刚探亲回来、当天没上班的女职工，是她跳到水里救出了大喆。

另一次是儿子放学回家发生的事。当时大喆已经上小学了。由于南梁地区没有学校，孩子们都要到三四十里以外的黄墩场部去上学。不管是多大的孩子一律住校，只能在节假日搭便车回家。到了放假的日子，学校给找了一辆拉煤的拖拉机送几个家住南梁的学生回家。

待到拖拉机停在南梁五队的院子里，所有的学生家长都吓坏了。只见拖拉机拖斗的后箱板颠开了，司机却不知道。车斗内的几个孩子连他们自己的爹妈都认不出来了，个个脸上、身上都是煤灰，就像是刚从煤窑里爬出来。

当时的政策已经允许未能返城的知青子女把户口办回原住城市。大喆的户口办回天津了，老韩夫妇的心思也放在了归途上。

1993年，老韩夫妇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按政策找到了家乡天津的接收单位，准备调回天津。就在即将离开农场之际，一个难题横亘在眼前：农场要求老韩夫妇结清8年来承包家庭农场亏损的旧账近万元。

没有地方说理去！老韩夫妇只得忍痛变卖了家产，凑足了4000多元钱“还账”（农场还算通情达理，减免了一半）。历尽艰辛，这对离家二十八年的塞外游子终于与家人团聚了！

老韩夫妇自知青大返城算起，又在西湖农场继续坚守了十四年。

在这十几年中，他们经历了经济发展中的两度历史性变革：一是河西走廊国营农场系统改变了过去无序扩张、盲目开发、单一经营、屡战屡败的经营方式，代之以自主承包、家庭农场、按户核算、多种经营的创新模式，算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上前进了一小步。

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国家和社

会的共识，通过建立国家级生态环境自然保护区，采取退耕还林、还草，禁耕、禁牧等措施，恢复沙生耐碱植物的生长，修复因过度开发而造成的植被破坏，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遏制沙害的作用。老韩夫妇以及众多国营农场职工的回归和调离是社会的进步，是对当年盲目开发荒漠、无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拨乱反正！

近年来，老韩夫妇对自己曾经为之播撒汗水的那块土地多有不舍、格外关注。

他们从每年回访第二故乡的战友处得知：地处自然保护区内的西湖地区现在每年只种一季哈密瓜，其出产的优质哈密瓜已经能与新疆哈密瓜相媲美，行销大江南北与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各国。南梁地区已经恢复生态发展成为林场，红柳生长高大粗壮，耐旱、耐碱植被已经覆盖整个荒滩，起到了防风固沙的巨大作用。俨然一个塞外江南。

2013年的西湖农场。曾任西湖农场副场长的谭朝栋四个子女2013年回到父母生活过的地方

本文资料由蒋圣华、邓恒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