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风水水法喝形取象诀（推荐以儒为本）

杨公风水水法喝形取象诀（推荐以儒为本）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因程颐“谬而不信”的堪舆和朱熹“酷以为然”的堪舆，并非是同一意义上的堪舆。即程颐“谬而不信”乃术家之堪舆，而朱熹“酷以为然”为“儒化”之堪舆。若进而“以儒为本”为参照，则程朱堪舆思想实乃一脉相承，对“以儒为本”之堪舆皆“酷以为然”。有宋一代，诸儒对堪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程颐言：“世闲（间）术数多 惟地理之书最无义理。”[4]张载亦言：“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不足取。”[5]而朱熹则言：“某家中自先人以来，不用浮屠法，今谨用。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稳处。”[6]故后世王廷相评断说：“唐吕才、宋程子、司马公、张南轩皆以为谬而不信，独朱子酷以为然”，[7]王夫之亦持相同观点：“自宋以来，闽中无稽之游士，始创此说以为人营葬。伯静父子习染其术，而朱子惑之，亦大儒之疵也。”[8]耶稣2018年1月25日内容提要：堪舆又名“风水”，是选择阴宅（相墓）、阳宅（相宅），择吉

以儒为本，移孝于忠：

程朱对堪舆（风水）的改造

王逸之、朱汉民

来源：《原道》第33辑

（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孔子二五六八年丁酉日丁巳

耶稣2018年1月25日

内容提要：堪舆又名“风水”，是选择阴宅（相墓）、阳宅（相宅），择吉避凶的术数，发展至宋代蔚为壮观。程朱理学以孝葬作为推行儒家宗法伦理的载体，由省墓祭祖而践行孝道，进而移孝于忠，即以修身齐家而达治国平天下。故程朱高举“以儒为本”大纛，对术家堪舆进行了“儒化”改造。经其改造后，与术家堪舆已然大相径庭。称程颐“谬而不信”和朱熹“酷以为然”，皆为不妥。事实上，程朱二人对堪舆问题均坚持“以儒为本”的思想原则，他们的堪舆思想实乃一脉相承。程朱在对于五姓相宅批驳上，亦皆秉持以传统儒家经典为导向。细而较之，朱熹在肯定程颐的堪舆思想基础上，外延和内涵均有所扩展和深化，对形势派堪舆进行了儒化改造。应该说，程朱所谓之堪舆与术家堪舆判若两途，因此不可简单以“谬而不信”和“酷以为然”来武断界定。

堪舆又名“风水”，是选择阴宅（相墓）、阳宅（相宅），择吉避凶的术数。“相宅相墓自称堪舆家。……颜师古注引许慎曰：‘堪，天道；舆，地道。’”[1]堪舆术发展至宋代蔚为壮观，《宋史·艺文志》存相地书目51种，大致可分为五姓、形势和理气三派。朱熹言：“近世以来，卜筮之法虽废，而择地之说犹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无不广招术士，博访名山，参互比较，择其善之尤者，然后用之”，[2]乃至“今也巫医卜相之类，肩相摩、毂相击也”。[3]

有宋一代，诸儒对堪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程颐言：“世闲（间）术数多 惟地理之书最无义理。”[4]张载亦言：“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不足取。”[5]而朱熹则言：“某家中自先人以来，不用浮屠法，今谨用。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稳处。”[6]故后世王廷相评断说：“唐吕才、宋程子、司马公、张南轩皆以为谬而不信，独朱子酷以为然”，[7]王夫之亦持相同观点：“自宋以来，闽中无稽之游士，始创此说以为人营葬。伯静父子习染其术，而朱子惑之，亦大儒之疵也。”[8]

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因程颐“谬而不信”的堪舆和朱熹“酷以为然”的堪舆，并非是同一意义上的堪舆。即程颐“谬而不信”乃术家之堪舆，而朱熹“酷以为然”为“儒化”之堪舆。若进而“以儒为本”为参照，则程朱堪舆思想实乃一脉相承，对“以儒为本”之堪舆皆“酷以为然”。

• 一、孝葬：程朱五姓相宅思想

“五姓相宅”沿袭于秦汉以来的图宅术，发展至宋主要流传于上层皇室，宋以降则不传于世。其将民众诸多姓氏统属于“宫、商、角、徵（征）、羽”五音，五音又配属五行（宫属土，商属金，角属木，徵属火，羽属水），再以五行定五方，依五行生克制化断吉凶宜忌。宋仁宗时王洙等奉敕撰《地理新书》，该书原30卷（现为15卷32篇）详细介绍了五姓（音）相宅之法，如“五音三十八将内从外从位”“五音三十八将图”“五音山势”“五音地脉”“五音男女位”等。

程颐在《葬法决疑》中言：“为害之大，妄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说，验诸经典，本无证据。古阴阳家亦无此说，直是野俗相传，竟无所出之处。惟《堪舆经》黄帝对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之时，只有姬姜二三姓，其余姓氏尽出后代，何得当时已有此语，固妄谬无稽之言。其所谓五姓者，宫、商、角、征、羽是也，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至如以张、王等为商，武、庚等为羽，是则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复姓数字，征角不辨，都无凭据，只信其臆说尔。”程颐称其“最无义理”是因“验诸经典，本无证据”，且“葬礼圣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说，何乃舍圣制而从俗说，不亦愚乎?”[9]

关于“葬礼圣人所制”，朱熹指出：“以礼而言，则《记》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从其朔’。又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这两句话分别出自与《礼记·礼运篇》和《礼记·檀弓下》，朱熹以此为据，极力反对安葬孝宗依“台史之说”（即五姓相宅）。其言：“但以五音尽类群姓，而谓塚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经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间亦多不用，……以其事质之，则其谬不攻而自破矣。盖自永安迁奉以来，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间国统再绝。靖康之变，宗社为墟。高宗中兴，匹马南渡。寿皇复自旁支入继大统，至于（永）思陵，亦用其法，而寿皇倦勤之后，旋即升遐。太上违豫日久，以至逊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荘文、魏邸相继薨谢。……则国音之说自为无用之谈。”[10]

根据五姓（音）相宅理论，“以字学分五音，只在唇舌齿调之，舌居中者为宫，口开张者为商，舌缩却者为角，舌拄齿者为征，唇撮聚者为羽。阴阳家以五姓分属五音，说正如此。”[11]宋赵国姓当为角音，须“坐丙向壬之穴”（即按八卦方位坐南向北）。这正好与先秦儒家《礼记》中“礼运篇”“檀弓下”相悖，故朱熹言：“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盖南阳而北阴，孝子之心不忍死其亲，故虽葬之于墓，犹欲其负阴而抱阳也，岂有坐南向北，反背阳而向阴之理乎。”[12]

关于五姓相宅具体程序，敦煌文书页3647载：“先定五姓，宫商角徵羽。次定丧主年命，年是行年，不得同支，命是本命，干年命甲子，甲子日是也。次择吉日，……次择时，……次择灭门大祸凶日……”。故程颐又言：“至于卜选时日，亦多乖谬，按葬者逢日食则舍于道左，待明而行，行是必须睛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书用乾艮二时为吉，此二时是皆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已亥日葬大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余人，皆无其应。”其“亦多乖谬”的评断依据，仍为“验诸经典（《春秋》）”则“皆无其应”。即还是以“古者圣人制卜葬之礼”，来断定“后代阴阳家流，竞为诡诞之说”。[13]

程颐虽称“惟地理之书最无义理”，却提出了一套“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恶也”的标准。即“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润（一作泽），草木（一作生物）之茂盛，乃其验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则又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润也。既葬，则以松脂涂棺椁，石灰封墓门，此其大略也”，并言此“非阴阳家所谓祸福也”。[14]程颐“惟五患者不得不慎”，是因“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后，不可复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孙，尤所慎重”。[15]正如司马光所言：“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形体，得土厚水深高敞坚实之地则可亦”，[16]故“合二先生之言观之，以安亲为心”。[17]

对此，朱熹评论说：“伊川先生力破俗说，然亦自言须是风顺地厚之处乃可。然则亦须稍有形势拱揖，环抱无空阙处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说耳。”[18]关于“风顺地厚”，朱熹解释说：“然孝子之心虑患深远，恐浅则为人所抇，深则湿润速朽，故必求土厚小深之地而葬之。”[19]并提出了与（程颐）“五患”相似的说法，“其或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亡灭绝之忧，甚可畏也。……其或虽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则兵戈离乱之际，无不遭罹发掘暴露之变，此又其所当虑之大者也”，称“此虽术家之说，然亦不为无理”。

这也成为朱子笃信堪舆的“罪证”之一，然而通读《山陵议状》全篇，朱熹的中心主旨则在“葬之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的“诚敬之心”。[20]

且之所以朱熹（诚敬之心）和程颐（以安亲心）能够不谋而合，亦皆源于先秦儒家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以及“丧礼者无它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故埋葬，敬藏其形也。祭祀民，敬事其神也。其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荀子·礼论》）的孝葬思想。

由此可见，程朱二人对五姓相宅皆持批判态度，在以传统儒家经典为导向下，两者的堪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又正如“程氏《葬说》：‘父祖子孙同气，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墓以藏体魄也。所谓安者何所指邪?朱熹答曰：‘正指体魄而言耳。程子论此意思甚详，读之使人侧然感动。有此疑者，岂非惑于庄生爱使其形者之论邪?此异端之言，贼恩之大者，不可以不辨。’”[21]

• 二、程朱孝葬观的社会情境

程朱二人秉持“以儒为本”的孝葬观，与当时百弊丛生的堪舆观念直接相关。汉魏以降，堪舆术揉入诸多佛老思想。再经唐至宋，关于墓葬堪舆的文字多有附会，如托名东晋郭璞的《葬书》，“惟宋志载有璞葬书一卷，是其书自宋始出。其后方技之家竞相粉饰，遂有二十篇之多。”[22]

当时“天下之言葬者，皆宗郭璞，所谓《青囊书》是也。今之俗师，必曰：‘某山某水可以求福，可以避祸。’其说甚严，以为百事纤悉，莫不由此”，[23]司马光说：“《孝经》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谓卜地决其吉凶尔，非若今阴阳家相其山岗风水也”，[24]“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阴阳禁忌则甚焉。”[25]欧阳修亦言：“夫阴阳拘忌之说，陛下聪明睿圣，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违礼典。”[26]诚所谓“《礼经》欲人丧葬有节，不闻求山川土地葬其亲，以为富贵之资。为此说者，盖阴阳家妄张祸福以鼓动世俗”。[27]

程颐痛陈其弊：“今世俗信术者妄言，以为葬不择地及岁月日时，则子孙不利，祸殃总至，乃至终丧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终身，或累世犹不葬。至为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弃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岂不哀哉。”[28]朱熹认为这有违于“古者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29]

程颐还敏锐地意识到“古者卜筮，将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则不然，计其命之穷通，校其身之达否而已矣”，[30]十分顾虑“拘忌者惑以择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以致于“甚者不以奉先为计，而专以利后为虑”。[31]“为子孙者亦岂忍使其亲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礼伤义无过于此！”[32]此种“葬先荫后”的阴宅思想，源于《葬书·内篇》中所云：“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为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纳骨，以荫所生之法也。”[33]

“葬先荫后”说易导致，“举世惑而信之，于是丧亲者往往久而不葬”，[34]这种现象在两宋时期比比皆是。如“御史张商英劾其（王子韶）不葬父母，贬知高邮县”（《宋史·王子韶传》）；“（刘）昺与弟焕皆侍从，而亲丧不葬，坐夺职罢郡，复以事免官”（《宋史·刘昺传》）；朱熹知漳洲时，也曾劝喻“遭丧之家”当“及时安葬”，严禁“停丧在家及攒寄寺院”，否则“官员不得沣官”，“士人不得应举”。[35]

因贪求吉地而久丧不葬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丛弊，不仅会“有因买地致讼，棺未入土，而家已萧条者。有兄弟数人，惑于各房风水之说，至于骨肉化为仇雠者”，[36]如朱熹好友王炎，就曾因族墓风水被豪族的侵扰而上讼。[37]朱熹弟子黄榦因择地葬母，而兄弟阋于墙，其兄所择数地“全不成形局，……虽村夫牧童亦知其不可”。[38]

而且甚至还严重影响到国政方针实施，宋仁宗时“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以田赏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牵于阴阳之说，至不敢举事。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宋史·食货上》）

此外，宋神宗曾诏令“不即随葬者，徒二年，因而行用者，罪之”（《宋史·诸臣丧葬等仪》），宋哲宗也有类似诏令“臣僚父母无故十年不葬，即依条弹奏，及令吏部候限满检察。尚有不葬父母，即未得与关升磨勘。如失检查，亦许弹奏”（《宋史·诸臣丧葬等仪》）。

这种“欲求福吉避祸凶”的堪舆术，必“深为通儒所辟”。[39]司马光“为谏官尝奏乞禁天下葬书”，[40]因“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礼》曰：‘内事以柔日，外事以刚日。’刚柔以慎内外，不论吉凶以为祸福”，[41]作为通儒的程颐也自然遵循“王法举事以人事之可否，不问日之吉凶”，[42]而依先儒丧礼“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后则或东或西，亦左右相对而启穴也”。[43]“乃若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岂借此以求子孙富贵乎?郭璞谓本骸乘气，遗体受荫，此说殊不通。……今枯朽腐，不知痛痒，积日累月，化为朽壤，荡荡游尘矣，岂能与生者相感，以致祸福乎?此决无之理也”，[44]故程颐身体力行，与兄程颢葬祖父唯用“昭穆法”，虽堪舆术士称穴位乃“绝处”，然程颐回言自知是绝处，“且试看如何”。

数年后，程颐甚为得意说：“人已数倍矣”。[45]其践行目的则是为“尊卑昭穆，粲然有伦，使观之者心生孝悌，……如是以葬其亲，以祛其风水之惑于名教，岂小补哉”。[46]

• 三、儒化：朱熹形势堪舆析解

朱熹在亲人择改葬的问题上，则饱受世人所诟病，成为其迷信堪舆的重要“罪证”。如欧阳守道说：“卜地葬亲，……近世朱文公独从之，至于江西业此术之众，则又奏之奏疏，其于宁亲焘后至拳拳也。妄意富与贵于葬亲之时，是诚何心。”[47]明代项乔亦云：“其所以屡迁者，或亦借以求荫耳。呜呼！其求之也力矣，何后世子孙受荫，不过世袭五经博士而已……偶一之失耳，率其素履而略其一节，又岂非善学程朱者乎。”[48]

究其缘由，一方面，朱熹为亲人择改葬并非因迷信堪舆“以求荫耳”，“（朱熹）风水的目的是要确保祖先的神灵之安宁，并不是要追求个人的功利”。[49]朱熹曾言：“然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日时，又择山水形势，以为子孙贫富贵贱，贤愚寿夭，尽系于此，而其为术又多不同，争论纷纭，无时可决”，[50]其又曰：“至于择日，则于三日中选之。至事办之辰，更以决于卜筮（于：原作“其”，据宋闽、浙本改），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环绕于前，又考其来去之吉凶，虽已吻合，又必须年月日时之皆合其说，则恐不必如此。”[51]

由此可见，朱熹曾明确表示出对“某山某水之说”的质疑，清代理学名臣李光地就此评论说：“总是风水一道，亦当以朱子为主。朱子只是讲到土厚水深，山环水抱，地气暖而止。发如何的人，房分如何，朱子不言也。”[52]虽然朱熹也曾言如“古者葬地、葬日皆决于卜筮，今人不晓占法，且从俗择之可也”[53]相悖之语，违背了“一藏之后，不可复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孙，尤所慎重”[54]的儒家丧葬礼制。但在“两难”的境遇下，为之，无疑会遭世人纷纷非议。然不为，亲族葬地若遭“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55]则势必成为忤逆之辈。“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且从俗择之可也”，乃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另一方面，诸多学者皆从朱熹为亲人择改葬上，来证明其笃信堪舆，信则即“大儒之疵”。他们认为儒学和堪舆是对立的“非此即彼”，这恰恰与朱熹统一的“亦此亦彼”堪舆观相左，“其实，历史的比较朱熹对于自己家人安葬的全过程，不难发现朱熹正在把一个“俗”的风水思想，往儒家的传统孝道方向靠拢，朱熹是这种努力的践行者。……朱熹通过葬法和葬礼，为打破风水与儒学之间的壁垒显然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56]

正如朱熹所云：“通天地人曰儒。地理之学虽一艺，然上以尽送终之孝，下为启后之谋，其为事亦重矣”，即言把地理（堪舆）之学作为儒者“通天地人”三大标准之一。又因“亲之生身体发肤，皆当保爱，况亲之没也?奉亲之体厝诸地，固乃付之庸师俗巫，使父母体魄不得其安，则孝安在哉”，故“而为人子者，目不阅地理之书，心不念父母之体，敬然窀穸，则与委而弃诸沟壑者何以异”。如此便以儒家的孝道观打通了堪舆和儒学壁垒，使之契合“古贤垂训”“圣人之意”。[57]

另外，须引起注意的是朱熹所言堪舆的外延和内涵，在肯定程颐的基础上有所扩展和深化。“是窃谓程先生所谓道路窑井之类，固不可不避；土色生物之美，固不可不择，然欲尽人子之心，则再求众山拱揖，水泉环绕，藏风聚气之地”，[58]“众山拱揖，水泉环绕，藏风聚气”即指朱熹在外延上扩展的形势堪舆之法，其“肇于赣中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起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沙水之相配”，[59]“宋元间，以形（势）家术周流郡中”，[60]“凡通都会府，山水固皆翕聚。至于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带溪，气象回合”。[61]

朱熹曾赞叹“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前面一条黄河环绕，……自华来至中，为高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62]其在《山陵议状》中亦有相关表述“若以术（形势派）言，则凡择地者必先论其主势之强弱，风气之聚散，水土之浅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臣自南来，经由严州富阳县，见其江山之胜雄伟非常，……说者又言临安县乃钱氏故乡，山川形势宽平邃密”。[63]

然这并不意味朱熹已完全认同“以术言”的形势堪舆，因为朱熹还在堪舆内涵上作了深化（亦即“儒化”），“即把风水堪舆术笼罩在儒家行德性尽孝道范围，将其伦理化”，[64]乃是“以儒为本”。如“文公为同安主簿日，民以有力强得人善地者，索笔题曰：‘此地不灵，是无地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65]即为此明证。

• 四、以儒为本：程朱堪舆的诠释路径

若辨章朱熹堪舆思想的“儒化”，须当考镜蔡元定父子的堪舆思想。明代田汝成言：“考亭朱文公，得友人蔡元定而后大明天地之数，精识钟律之学，又纬之以阴阳风水之书，乃信用蔡说”，[66]徐吉军先生亦言：“至于朱熹本人，选地迁墓更是惟风水大师蔡元定指教是听。”[67]蔡元定尊其父蔡发所言：“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药、地理。父母有疾，不知医药，以方脉付之庸医之手，误杀父母，如己弒逆，其罪莫大。父母既殁，以亲体付之俗师之手，使亲体魂魄不安，祸至绝祀，无异委而弃之于壑，其罪尤甚。至于关生人之受荫，冀富贵于将来，特其末耳”，故“凡诸家葬书，古今莫不备览”。[68]

其中“父母有疾，不知医药，以方脉付之庸医之手，误杀父母，如己弒逆，其罪莫大”，显然上承于程颐所言“疾而委身于庸医，比之不慈不孝，况事亲乎”。[69]并将其进一步发挥拓展至地理学，“父母既殁，以亲体付之俗师之手，使亲体魂魄不安，祸至绝祀，无异委而弃之于壑，其罪尤甚”，这恰又与朱熹所言“亲之生身体发肤，皆当保爱，况亲之没也?奉亲之体厝诸地，固乃付之庸师俗巫，使父母体魄不得其安，则孝安在哉”[70]如出一辙。之所以如此，皆因蔡发“与朱元晦对榻，讲论经奥义至夜分，可谓勤矣。故新安吴天洪谓‘朱子得其传’”。[71]

蔡元定言：“夫天道不言而响应，福善祸淫皆是物也。谚云：‘阴地好不如心地好。’此善言感应之理也，是故求地者必以积德为本，若其德果厚，天必以吉地应之，是所以福其子孙者心也，而地之吉亦将以符之也。其恶果盈，天必以凶地应之，是所以祸其子孙者，亦本于心也，而地之凶亦将以符之也。……人于先骸，固不可不择其所而安厝之，然不修其本，惟末是图，则不累祖宗者寡矣，况欲有以福其子孙哉”，[72]其又曰：“夫某山强则某支强，某山弱则某支贫，非惟义理所不当问。”[73]这就将术家的葬地环境决定祸福论，转向了祸福以儒家道德观为先，从而把术家的堪舆变成儒家道德教化的工具。

后人论之曰：“盖术家惟论其数，元定则推究以儒理，故其说能不悖于道。……非方技之士支离诞漫之比也。”[74]朱熹亦言：“吾之所论者理也，（张）子微之所论者术也”，[75]“伊川曾说：‘地美，神灵安，子孙盛’。如‘不为’五者，今之阴阳家却不知”，[76]诚可谓“一部地理书在案头，人观之以为皆地理书也；不知内中之书有三种，一种是地仙做者，一种是文儒做者，一种是俗巫做者”。[77]

显然可见，朱熹所承蔡元定儒理化的堪舆，与堪舆术家之说旨趣迥异，“自术士祸福之说兴，始见摈于儒术。”[78]其“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 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的“诚敬”二字，正是“儒化”堪舆思想的显著标志，“‘诚敬’正是朱熹理学思想与民间阴宅风水相互关联的‘联接节点’，正是通过‘诚敬之心’，朱熹完成了阴宅风水的理论提升，实现了风水的理学化。”[79]其“诚敬”（程朱学说中所谓存诚与居敬的并称）之“敬”，亦即上承程颐的“主敬”之说，“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后学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80]程颐之“敬”又导源于《论语·子路》所云：“居处恭，执事敬。”

综上所述，程朱堪舆观无论外在形式（如皆从圣制而舍俗说）的规范，抑或内在理路（如“诚敬”的来源）的演变，始终“以儒为本”为导向。自此形成了一个别具特色的“以儒为本”堪舆体系，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之择地者诚本朱子之说，而参以伊川光润茂盛之验及五患之防，庶得矣。”[81]如郑思肖云：“君子有是心，葬之不吉，未之有也。是以为恶人葬吉地，上天有禁，天地鬼神断不许无德行无福之人，私窃天地之宝，以寿不仁之富贵。”[82]又如宋以降，关于《葬书》的儒学路径诠释，更是践行程朱堪舆观的明证。

“世所传《葬书》被庸谬之流妄增猥陋之说以乱其真，予（吴澄）尝为之删定，择至精至纯者为内篇，其精粗纯杂相半者为外篇，其粗驳当去而姑存之者为杂篇。”[83]其后，宋末大儒何基七世孙郑谧所著《葬书释注》，乃“儒家者流而精相地之法”。[84]至清代儒者吴元音又撰《葬经笺注》，其“地理之是非，与四子五经及其周程张朱性理语类诸书本无二理”。[85]

• 五、结语

自先秦时期，堪舆的源起就与传统儒家的孝敬思想密不可分，正如《黄帝宅经》所言：“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86]宋代尤以孝治天下，司马光言：“人所贵于身后有子孙者，为能藏其形骸也。”[87]堪舆活动无疑具有“以奉先为计”孝道的实践功能，堪舆术家正是借此而贩售其术，即假“奉先”之义而行“荫后”之利。《葬书·内篇》云：“古圣先贤原为格物致知、穷理尽性大学问。今人只作笼利想，故不得不以术行耳。”[88]这对于致力重振儒家义理（如重义轻利等）的程朱而言，必然会引起双方在思想理论上的碰撞。

程朱理学以孝葬作为推行儒家宗法伦理的载体，由省墓祭祖而践行孝道，进而移孝于忠，即以修身齐家而达治国平天下。故程朱高举“以儒为本”大纛，对术家堪舆进行了“儒化”改造。经其改造后，与术家堪舆已然大相径庭。称程颐“谬而不信”和朱熹“酷以为然”，皆为不妥。对于“自青乌而降，几汗牛充栋，皆后世伎术者为之”，[89]程朱皆“谬而不信”（如前文所论五姓相宅）。程朱皆“酷以为然”者，乃“以儒为本”之堪舆。不明于此，遑论程朱“谬而不信”，抑或“酷以为然”，此亦大儒（王廷相、王夫之等）之疵也。

注释：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9《子部·数术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24页。

[2] 朱熹：《山陵议状》，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29-730页。下引从简。

[3] 李觏：《盯江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119页。

[4] 《伊川杂录》，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0页。下引从简。

[5] 《张载集·经学理窟·丧纪》，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99页。

[6] 《程允夫》，《朱子全书》第25册，第4878页。

[7] 王廷相：《雅述·下篇》，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87页。

[8] 王夫之：《船山思问录·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9] 《葬法决议》，《二程集》上册，第624-625页。

[10] 《山陵议状》，《朱子全书》第20册，第729-730页。

[11] 《资治通鉴》卷196，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66页。

[12] 《山陵议状》，《朱子全书》第20册，第729-730页。

[13] 《葬法决议》，《二程集》上册，第624页。

[14] 《葬说》，《二程集》上册，第623页。

[15] 《葬法决议》，《二程集》上册，第625页。

[16] 《司马温公文集》卷13《山陵择地札子》，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310页。

[17] 真德秀：《西山读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5册，第217页。

[18] 《答胡伯量》，《朱子全书》第23册，第3038页。

[19] 《治葬》，《朱子全书》第7册，第915页。

[20] 《山陵议状》，《朱子全书》第20册，第729页。

[21] 《答吕子约》，《朱子全书》第22册，第2180-2181页。

[2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9《子部·数术类二·葬书》，第921页。

[23] 孔平仲：《珩璜新论》，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24] 司马光：《书仪》卷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2册，第500页。

[25] 《司马温公文集》卷48《葬论》，《全宋文》第56册，第157页。

[26] 《欧阳修全集》卷104《论葬荆王札子》，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85页。

[27] 释契嵩：《镡津集》卷11《与周感之员外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8页。

[28] 司马光：《家范》卷5《子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688页。

[29] 《治葬》，《朱子全书》第7册，第916页。

[30] 《畅潜道录》，《二程集》上册，第326页。

[31] 《葬说》，《二程集》上册，第623页。

[32] 《治葬》，《朱子全书》第7册，第915页。

[33] 旧题[晋]郭璞：《葬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8册，第13-14页。此书学界公认为宋人托名郭璞之著，可参见余格格：《郭璞<葬书>伪书考》，《浙江学刊》2016年5期。

[34] 《司马温公文集》卷48《葬论》，《全宋文》第56册，第157页。

[35] 《劝谕榜》，《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22页。

[36] 《鹤林玉露》卷6《风水》，王瑞来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4页。

[37] 王炎：《见洪宰书》，《全宋文》第270册，第118-120页。

[38] 黄榦：《与晦庵朱先生书10》，《全宋文》第287册，第504页。

[39]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9《子部·数术类二·葬书》，第921页。

[40] 《司马温公文集》卷48《葬论》，《全宋文》第56册，第158页。

[41] 《论衡校释》卷24《讥日第七十》，黄晖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97页。

[42] 《论衡校释》卷24《讥日第七十》，第997页。

[43] 《葬说》，《二程集》上册，第623页。

[44] 《鹤林玉露》卷6《风水》，第344页。

[45] 《伊川杂录》，《二程集》上册，第290页。

[46] 谢应芳：《龟巢稿》卷14《跋族葬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2页。

[47]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8《送欧阳山人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第568页。

[48] 项乔：《风水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4册，第331-332页。

[49] 朱荣贵：《朱子与风水》，《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7页。

[50] 《治葬》，《朱子全书》第7册，第915页。

[51] 《答胡伯量》，《朱子全书》第23册，第3038页。

[52]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7《理气》，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99-800页。

[53] 《治葬》，《朱子全书》第7册，第916页。

[54] 《葬法决议》，《二程集》上册，第625页。

[55] 《山陵议状》，《朱子全书》第20册，第730页。

[56] 郑瑞：《朱熹风水思想的历史学研究》，山东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8页。

[57] 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页。

[58] 《答胡伯量》，《朱子全书》第23册，第3038页。

[59] 《陔余丛考》卷34，栾保群、吕宗力点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99页。

[60] 周文铮等注译：《地理正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512页。

[61] 《鹤林玉露》卷6《风水》，第344页。

[62] 《朱子语类》卷1《理气下·天地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页。

[63] 《山陵议状》，《朱子全书》第20册，第730-732页。

[64] 肖美丰：《朱熹风水堪舆说初探》，《齐鲁学刊》2010年4期。

[65] 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39页。

[66] 田汝成：《委巷丛谈》，《西湖游览志余》卷2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第570页。

[67] 徐吉军：《论宋代厚葬》，《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

[68] 蔡元定：《玉髓经发挥序》，《全宋文》第258册，第401页。

[69] 《论事篇》，《二程集》下册，第1221页。

[70] 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第514页。

[71] 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第514-517页。

[72] 真德秀：《发微论·感应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8册，第195-196页。

[73] 真德秀：《西山读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5册，第217页。

[7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9《子部·数术类二·发微论》，第923页。

[75] 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第516页。

[76] 《朱子语类》卷114，第2767页。

[77] 叶泰辑：《山法全书》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65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47页。

[78] 《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4页。

[79] 郑瑞：《朱熹风水思想的历史学研究》，第184页。

[80] 黎靖德编：《学六·持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0页。

[81] 《儒门崇理折衷堪舆完孝录》卷8，文物出版社等1988年版，第2-3页。

[82] 郑思肖：《答吴山人远游观地理书》，《四部丛刊续编》第70册，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45页。

[83] 吴澄：《吴文正集》卷23《葬书注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46页。

[84] 吴澄删定：《刘江东家藏善本葬书》，《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6页。

[85] 吴元音：《葬经笺注》，《丛书集成初编》，第2-3页。

[86] 周履靖校正：《黄帝宅经》，《丛书集成初编》，第1页。

[87] 《司马温公文集》卷48《葬论》，《全宋文》第56册，第157页。

[88] 旧题[晋]郭璞：《葬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8册，第24页。

[89] 程先：《跋地理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5册，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