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超载是什么意思啊（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

信息超载是什么意思啊（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传统媒体受削减预算的影响，人手短缺，要等到很晚甚至第二天才能发布专业的报道。这个真空期为大量真伪莫辨、相互矛盾的信息提供了机会。核电厂发生事故，附近居民由于不知道真相，变得无所适从。不确定的真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海龙用时下流行语来说，《真相》一书的两位作者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真是当之无愧的“预言帝”。该书开头讲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我们已经被疫情搞乱了阵脚？真相、谣言掺杂其中，在这样信息超载的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

信息来源的复杂化、假新闻的层出不穷，在损害新闻消费者的同时，也让诸多媒体的公信力下降。

2014年，美国学者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和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为所有的公民提供了一种路径导航——用六步质疑法分辨谣传，获得事实的真相。

本文摘编自刘海龙教授为《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所作前言。

不确定的真相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海龙

用时下流行语来说，《真相》一书的两位作者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真是当之无愧的“预言帝”。该书开头讲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核电厂发生事故，附近居民由于不知道真相，变得无所适从。

传统媒体受削减预算的影响，人手短缺，要等到很晚甚至第二天才能发布专业的报道。这个真空期为大量真伪莫辨、相互矛盾的信息提供了机会。

它们有的来自原始的口耳相传，有的来自社交媒体上模糊的甚至匿名的信源，只负责“聚合”、不负责筛选的视频网站和门户网站上充斥着未被加工过的碎片化的信息，广播和电视上各路“专家”（或“砖家”）正根据不确定的消息发表推测和个人观点。

信息论的提出者香农曾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消除”，但是在这个特定情境下，恰恰是信息增加了不确定性。最后，处于恐慌中的民众只能根据不完整的信息，盲目地做出决策。

该故事（本书英文原版书出版于2010年）居然生动地预测了一年后（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出现的许多场景。

相信不少人对日本海啸引发的核事故以及中国人的反应记忆犹新：

我们通过各路媒介收到大量信息，但是却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事故会有多大的危害、中国是否会受到影响。遗憾的是，媒体只是在不断地重复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画面，让人徒增恐惧。社交媒体上转载的各国专家（其实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是谁，是否具有权威性）的意见人言人殊，甚至截然相反。

恐慌之中的民众觉得与其消极等待，不如做点什么。于是在流言的影响下，担心核辐射会污染海盐的居民开始抢购囤积食盐，不少地方食盐脱销，价格上涨十几倍。

想想看，这起发生在日本的核事故尚且引起了如此的恐慌，如果类似的灾难发生在中国，又会引起怎样的混乱场面？本书的开头就引起我们深思。

因此本书虽然写的是美国，但讨论的问题对于中国更加重要。

在一个风险与不确定性剧增，渠道多样，信息过载的时代，在面对突发应急事件时，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的信息并消除恐慌？除了优化信息环境外，恐怕更现实的是提高信息接收者的辨别能力和责任意识。

两位作者为普通公众写了一本《真相》，目的就是为社交媒体时代迷失在信息海洋中的公民提供一套切实的行动指南。

明眼人或许会看出点端倪：这两位作者不是既卖矛又卖盾么？其实从长远来看，培养口味更刁的新闻消费者，有助于促进新闻生产者提高新闻质量，从而改善整个社会的信息环境。

新闻素养和怀疑的认知方法

提高受众对新闻在内的媒体信息的辨别能力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概念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提出，在信息时代，批判性地解读和使用媒体信息是文明社会成员必备的基本技能。如果对媒体的信息生产过程和特点缺乏理性的认识，就和印刷时代的不具读写能力的文盲一样寸步难行。

然而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认为，他们所说的“新闻素养”作为公民素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媒介素养”（主要基于左派观点，它教授各种形式的媒介如何代表商业和既有利益操纵我们）。我们所说的“新闻素养”是指如何“阅读”新闻报道的技能，即怀疑的认知方法。

这里所说的“怀疑的认知方法”是“新闻素养”的核心内容。

为什么要特地强调“新闻素养”？原因有二：

一是新闻是帮助公民进行自治的必要信息，和其他出于私人利益或兴趣而获得的信息不同，它关乎社群的公共利益，最终会影响私人生活。

二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文化的入侵、新闻发布门槛的降低，新闻与其他种类信息的边界正日益模糊。这和大众媒体时代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个时代从业者联合起来形成了一套所谓的“专业主义”的文化或传统。关于这套标准真实的动机和现实的功能是什么，学术界看法不一。但是不管怎样，由于信息渠道有限，这套标准在当时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但是随着频道增加、24小时直播新闻的兴起，一路走来到如今的社交媒体，新闻与评论、娱乐、宣传的界线不再像从前那样清晰，中间样态的“准新闻”甚至“伪新闻”层出不穷。

我们注意到打着“新闻”招牌的信息其实有许多本质的差异。两位作者将新闻分成四种类型：

• 确证式新闻。强调准确和语境的传统模式，也是理想的新闻形式。

• 断言式新闻。从CNN等24小时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开始，采取有闻必录的原则，强调即时性和显著性的新模式，新闻工作者只起到被动的速记和通道的作用。它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允许新闻制造者背诵事先准备好的观点却不加质疑。

• 肯定式新闻。通过肯定受众的信念而不是依靠准确、完整或核实来构筑忠诚度的新型政治媒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刻意拣选信息。肯定式新闻与之前的观点新闻（评论或专栏）不同，前者以追求中立为目标，而后者则以追求真相为目标。肯定式新闻的另一个标志是辩论文化让位于答案文化。肯定式新闻试图提供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希望一举解决受众的困惑，为其提供安全感和便利性。

• 利益集团式新闻。包括针对特定目标受众的网站和新闻，经常从事调查报道。它们通常由特定利益集团而非媒体机构资助，内容包装得像新闻。它的明显特征有两个：一是没有做到彻底公开资金来源；二是报道的倾向性一致，或重复同一个结论。

这些划分尽管是根据美国新闻业的现状做出的，但是在中国也能依稀看到类似的新闻形态。比如，以新浪网为代表的门户新闻网站具有断言式新闻的特征，而《环球时报》则具有肯定式新闻的某些特点，博客、社交媒体等网站上的新闻则是上述四种新闻的混合物。

分辨这四种形式的新闻并不只是制造了四个新概念，而是让受众对不同信息有不同的期待并设置不同的警惕值。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明智的新闻消费者。

为了将上述看法操作化，两位作者以自己熟悉的新闻行业为中心，总结出了怀疑性认知的六条原则：

• 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 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

• 信源是谁/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 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

• 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 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这六条原则化繁就简，方便易行。本书通过大量案例，说明这些原则在不同场合如何灵活运用。这些原则的核心就是处理事实与信仰之间的分歧，而后者常常以“常识”的形象出现。

警惕“常识”

按照我的理解，新闻素养应包含两个层次：能力及意志。作者在前一个问题上着墨较多，上面讨论的四种新闻类型和怀疑性认知的六原则都属于这个层次。但是在掌握了这些能力后，公众是否愿意或有意识地运用这些能力并敢于承担其后果，则是更重要的问题。

古希腊人对事实和观点做了区分。他们认为前者是客观不变的，后者则因人而异，缺乏稳定性。

当然，近年来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不同看法，甚至提出这种二分法面临崩溃。但是最原始的新闻所涉及的对象大部分是比较表层的经验事实，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操作性的事实概念。换句话来说，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事件报道为主）所说的事实都是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进行操作性验证的事实，比如某人是否在某个时间出现在某个空间内、某个事件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等等，这和法庭断案时所说的事实基本在一个层面。简言之，新闻中所说的事实的最基本元素必须通过公认的经验程序加以验证。

“常识”并不是事实，它是基于过去经验事实的推断，它帮助我们迅速做出认知，提高判断效率，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可是这种知识同时也具有局限性，我们应保持一种开放心态。正如本书在第五条原则里提出的那样，要保持克制的谦逊，不要过度推断，并随时思考：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如果把“常识”推上神坛，就会走向主观先行和反智主义的极端。

举个例子：

2013年12月2日上午，各大网站和社交媒体纷纷把一则“大妈讹老外”的图片新闻推上首页，引起网民关注。图片显示一位倒在地上的中年女性拉扯着一位骑摩托车的外国青年。

由于之前媒体上有不少老人当街摔倒后反讹扶助者，外国青年大胆扶摔倒老人、救落水者的报道，不少网民便根据“常识”谴责这位“碰瓷”的“大妈”，替“外国小伙”鸣不平，甚至还有人把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形象的层面。

但是到了中午，事情突然出现逆转。

一段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这位外国青年对着不放他走的中年女性操着中文破口大骂。第二天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位外国人无证驾驶，确实撞倒了这位中年女性。后者也并不是人们所推测的“职业”碰瓷者，而是有正当职业和退休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是一位通讯社的签约摄影师，他当时并没有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做全面调查，便先入为主地认定这是一起“碰瓷”，并把照片传到网上，是想鞭笞一下这种丑恶，传达一下正义。

信息发布者和信息接收者都对自己所持的“常识”不加反思，从而使这一普通的交通事故变成了一出戏剧性的新闻“反转剧”。

许多受众在没有对报道的信源、证据、完整性、其他可能性解释等进行批判性认知后便匆忙套用“常识”，过度解读这一事件的意义，形成武断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对于受众的责任，《真相》抱有比较乐观的看法。书中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受众都是愿意看到真相的，他们欠缺的是能力。然而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可能还会有相当的人首先欠缺的是面对真相的意志。

如果说旧时代的中国大众在接收新闻上是缺乏自由的话，那么作为新时代的信息消费者，他们更多的是被诱惑，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关注体育、社会和娱乐新闻中。而最危险的则是在被压迫和诱惑中养成的对真相无所谓的犬儒主义态度。

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rthur H. Smith）在19世纪末就观察到中国人好面子，喜欢做戏。受他影响，鲁迅在谈到宣传时说到中国人因为好面子，对宣传的态度是不拆穿，并配合着继续演出。

到今天这一现象仍未改观，要么是“你知道了真相又能怎样”的极端，要么是“根本没有真相，一切都是阴谋”的另一个极端。前者导致老于世故地配合做戏，后者导致愤世嫉俗、拒绝相信一切。

做戏发展到极致，还会出现一种美国哲学家法兰克福称之为“扯淡”的荒谬现象。扯谎虽然在歪曲真相，但至少承认真相的存在，并努力掩盖它。而扯淡则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真相，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也能假大空地胡扯一通，对听众敷衍塞责。

比如许多广告中根本看不见产品是什么，7·23列车相撞事故后时任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时表现出的对真相的漠不关心。而这种传播之所以在今天大行其道，受众的配合以及同样对真相的漠视，也难辞其咎。

如果接收者不承担伦理责任，反过来也会导致传播者漫不经心或任意妄为。就如作者所说：“21世纪真正的信息鸿沟不是接入互联网的和没有接入互联网的人群之间的差距。它是有能力创造知识的人和只会肯定先入之见、故步自封、不再学习的人之间的差距。这是理性与迷信之间的新鸿沟。”

在我看来，社交媒体时代仅仅强调受众的新闻解读能力（新闻素养）其实是不够的。受众同时也具有了越来越强的生产能力，因此还要提高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能力。

了解新闻生产的过程除了有助于受众更好地解读新闻外，还可以从中学习新闻工作者如何进行专业自律，从而提高自己所发布的信息的质量。

正如作者所言，下一代新闻业绝不是新闻工作者的独白，而是传受双方的对话，我相信这对于未来的新闻业可能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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