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形象学研究（译论李娟娟任文）
翻译的形象学研究（译论李娟娟任文）中国绘画史研究属艺术史学科，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绘画史研究开始呈现跨文化、跨语境特征，其中海外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关于中国绘画史著述的译介、阐释、研究通过翻译返回中国，这一过程在中国绘画史的学科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国内艺术史学界对显在的知识引入关注甚多，对其背后翻译所发挥的潜在作用鲜有提及。翻译学界也有个别研究关注到诗画艺术类文本在国外的译介，但整体而言，关涉翻译及语言在整个艺术史知识生产中的功能研究尚付阙如，对大量诸如中国文化艺术文本传播至海外后又回译到本土的现象及其对本国知识生产的影响关注不足。基于此，本文以高居翰中国绘画史著述中amateur painters及其相关术语的回译为例，探究其回译策略，考察文化回译独特的知识反哺功能。过去六七十年，翻译研究历经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人们对翻译价值的认识也逐步深入，但依然局限于翻译对语言交流的影响、对文化传播与建
本文转自：当代外语研究
知识翻译学视角下的文化回译与知识反哺
——以高居翰中国绘画史著述中amateur painters 的回译为例
李娟娟 任 文
摘要: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拓展，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文化现象的异语写作日益增多，其研究成果经由汉译传播至国内，受到国内学界关注。这一文化回译现象逐渐成为当下中国译学界探究以外语为语言载体的异语写作作品汉译特点、规律和价值的重要视角。本文从知识翻译学视角出发，以美籍中国绘画史学者高居翰英文著述中amateur painters的回译为例，通过梳理其在中外语境中的含义及在文化回译中经历的还原与重构，以及可能对本土艺术史知识生产产生的影响，提出并阐述文化回译在知识生产中独有的反哺功能，进而深化对翻译价值的认识。
关键词:知识翻译学；文化回译；知识反哺；高居翰；中国绘画史
1. 引言
过去六七十年，翻译研究历经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人们对翻译价值的认识也逐步深入，但依然局限于翻译对语言交流的影响、对文化传播与建构的贡献等方面。杨枫（2021：2）提出的“知识翻译学”概念将翻译视为“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是知识再生产的重要途径，在中国译学界引发热议。王晓路（2021：265）也提出从知识学角度“深入研究翻译对于引入新知的作用，包括该新知融入原有认知结构的方式以及形成新的理解与阐释方式的有效性”。之后，更多学者加入讨论，呼吁对翻译的知识功能展开深入系统研究，以期还原翻译最重要的本质。本文拟以文化回译为切入点，以美国著名的中国绘画史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英文著述中的术语回译为例，分析翻译对知识的建构作用，提出文化回译在知识生产中的反哺功能，尝试为知识学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提供例证。
中国绘画史研究属艺术史学科，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绘画史研究开始呈现跨文化、跨语境特征，其中海外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关于中国绘画史著述的译介、阐释、研究通过翻译返回中国，这一过程在中国绘画史的学科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国内艺术史学界对显在的知识引入关注甚多，对其背后翻译所发挥的潜在作用鲜有提及。翻译学界也有个别研究关注到诗画艺术类文本在国外的译介，但整体而言，关涉翻译及语言在整个艺术史知识生产中的功能研究尚付阙如，对大量诸如中国文化艺术文本传播至海外后又回译到本土的现象及其对本国知识生产的影响关注不足。基于此，本文以高居翰中国绘画史著述中amateur painters及其相关术语的回译为例，探究其回译策略，考察文化回译独特的知识反哺功能。
2. 回译与文化回译
回译研究最初局限于语言学范式。沙特尔沃斯和考依（Shuttleworth & Cowie 2014：14）将其定义为“将翻译成特定语言的文本又重新翻译至源语的过程”，还有论者将回译视为一种翻译策略，一种“寻根溯源的文本考证活动”（陈志杰、潘华凌 2008：55）。在语言学范式下，以翻译对等为前提，回译通常被当作语言对比、译文质量检验、翻译教学等辅助手段来研究。
图里（Toury 1980）认为，语言学范式的回译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是错误的。鉴于源文与译文关系的单向性，回译行为将原来的译文当作源文本，实际上是开启了一段新的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文化语境中的翻译行为。两种语言文化的时空形态不同，翻译生态系统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产生于特定生态环境的译文难以在另一生态环境再现（宋志平、胡庚申 2016：109-110）。故此，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从文化关系视角重新审视回译，如陈志杰和潘华凌（2008：55）指出:“回译是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汇之处，在回译中要回溯的是拟译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内在的语言和文化联系。”王正良（2006：41）认为，“回译是文化的升值”，能够“检验文化传播的效果，……激活淡忘的文化成果”（同上：125），但他并未从文化视角做深入探讨。
当回译更多涉及文化关系、指涉以文化为原本创作的文本的回译时，使用“文化回译”（cultural back-translation）概念似更为贴切。谭载喜（2018：4）将“文化回译”定义为“用A语书写或叙述的发生在B语环境里的原始故事（包括人和事），翻译成B语言”的翻译现象，并强调在语言层面之外，还要进行语境和文化层面的回归，这为回译研究打开了新视角。
目前关于文化回译现象的研究多涉及文学作品，鲜见对非文学类文本文化回译的研究。如梁志芳（2013）、孙艺风（2014）、Pasmatzi（2022）分别从中国形象互文性建构、语言文化移置、文化遣返等角度分析异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回译至“原本”文化的过程特征。就具体回译策略而言，Klaudy和Heltai（2020）将文化回译狭义地界定为文化专有项的回译，并总结了三种归化策略：再归化、还原和额外归化。谭载喜（2018：5，8）将回译（含语言回译和文化回译）策略分为“还原式”和“建构/重构式”两种。前者指回译文本还原成最初的中文文本，或忠实还原B语文化形象；后者则指未能还原文本或形象、对原文本进行创造性建构。虽已涉及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但文化层面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形象。
综上，文化回译虽仍以语言为本体，但并非只是文化专有项的回译，它涉及来自目标语的文化信息如何通过对源语语言形式的回译、在目标语语境中还原其意义和形象（假定可以还原）。通过对比目标文本与源文本，我们可以结合目标文本和源文本的历史语境，揭示两种文化间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审美情趣、风俗人情以及两种学术传统和学术旨趣之间的差异，并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及在目标文化与学术系统中的影响。
下文将以高居翰的中国绘画史研究为例，以amateur painters这一术语作为“认知模式和知识谱系的激发点”（王晓路2021：265），剖析回译时不同策略所表达或遮蔽的意义及其反映的认知逻辑，挖掘异域中国绘画史研究经由回译返回中国时可能对本土学术产生的反哺作用。
3. 高居翰中国绘画史著述及术语amateur painters的文化回译
高居翰是西方中国绘画史学界最多产、最有影响的学者。他早年致力于风格研究，以视觉分析为主要方法，后期逐渐融合艺术社会学的外部研究方法，形成其“风格即观念”的美学论点。但是，他的学术观点在中国学界颇受争议，一些学者批评他将帝国主义的价值观点与诠释方法套用在中国本土传统之上（高居翰2009：5）。面对西方学术话语，给它贴上西方中心主义的标签而置之不理显然无益于学术交流，实际上，“高居翰的贡献就在于‘他者’的眼光”（曹星原2022）。我们并不假定这种他者的观看会比我们的自我观看更加客观，重要的不是接受观点，而是在“他者”眼光的刺激之下反观自身。对于中国绘画史研究本身而言，海外的中国绘画史研究亦是其有机的部分，本土和海外学界的沟通与互鉴不可或缺。
众所周知，研究中国文化现象的欧美学者，如果不是精通汉语的汉学家，主要通过阅读译著或其他学者的转译和阐述来了解中国文化艺术典籍，语言问题因而成为艺术史跨语境研究中不适应的主要来源（王菡薇 2005：75）。对于中国文化术语的翻译，林语堂曾指出，西方翻译家“习惯于将词按音节拆分，而不理解双音节词的用法。这些翻译与中国词汇的本意相去甚远，如：‘神气’译成spirit and force，‘神情’译成spirit and condition……”(Lin 1967：4)。如果将汉学家以这样的术语英译为依据书写的学术文本回译至汉语，术语意义的变异便成为译者面临的翻译困难。译者需要面临的决策包括：如何既忠实传递作者意图又能恰当还原本土术语？面对术语意义的变异，译者是否有义务纠正偏误？魏向清（2010：166）认为，在确定术语翻译的取舍时，术语的本质属性，特别是理据性属性，要求确保术语所代表的概念的语义内涵理据，可采取语义溯源法进行比较确定。下面以amateur painters这一术语的回译为例，考察其语义溯源及不同译者采取的回译策略。
amateur painters是高居翰对中国画家进行“职业”“业余”二元分类时使用的术语，他用amateur painters指称画文人画（literati painting）的这部分画家，常称其具有一种amateurism，与之相对的则是professional painters（职业画家）。比如在《图说中国绘画史》中，高居翰（2014：150）指出：
对于西方人来说，艺术中的业余态度和“墨戏”这一类词汇带有浅薄涉猎却不精熟的意味。我们可能会奇怪，那么为何有这样多的业余画家达到了中国绘画的主要地位，同时又掩盖了除了同时代少部分职业画家以外的其他所有画家呢？
英文原文：
Since amateurism in art and such phrases as “play with the brush” carry suggestions of dilettantism for us in the Occident we may be surprised that so many of these amateurs attained major rank overshadowing all but a few of the professionals who were their contemporaries.
他认为amateurism与中国的“墨戏”和西方的dilettantism类似，凸出其游戏性质和浅薄涉猎的意义，直指文人画家的技巧与其地位不相匹配。译文忠实还原作者原意，未将amateurs直接还原至中国画论中的“文人画家”。
再如，对于西方研究者印象中的文人画家形象，高居翰（2012：4）在《画家生涯》中这样形容：
此人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过着宁静的生活，不关心世俗事务，只埋首于学问，他以习字作画为业余爱好，用以抒发自己的情感——并且，按照文人画家身份的一般含义，可以推想，他将书画送给朋友，除了偶有礼物和关照作回赠外，并不指望获得酬报。
英文原文：
…a person of deep cultural refinement he lives quietly caring nothing for worldly matters engaged in scholarly pursuits doing paintings or calligraphy as an avocation to express his emotions—and to follow through with the usual implications of scholaramateur status presumably giving them to his friends expecting no recompense other than occasional gifts and favors in return.
这里，高居翰再次用amateur形容文人画家，强调其以绘画为爱好、不为利益、只求达意抒情的艺术目的，而此处译文则直接还原成“文人画家”。
那么，amateursim（业余主义）在西方学术语境究竟是何含义？综合《柯林斯COBUILD高级英语词典》和《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的解释，amateurism通常包含三种含义：（1）业余爱好者的非职业身份状态；（2）不熟练的状态；（3）为爱好和愉悦感而非为寻求回报而参与某种活动的信仰。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的界定中，曾提出“业余性”的概念，作为与知识领域“专业化”倾向的对抗，认为业余性即“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萨义德2016：84）。“业余主义”也是罗兰·巴特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赋予这个概念三个深刻内涵，其中“作为消费社会的对立面”，即对文化生产和文化行为的“有用性”和“赢利原则”的对抗（黄晞耘2005：132）正与本处相关。
可见，amateurism部分含义对应了文人画中士大夫的非职业画家状态、非功利的倾向。然而，文人画的精神内涵远不止于此。它并非限定为文人（或业余的画家）所画的画，而是具有“文人气”或曰文人意识的画。所谓“文人意识”，大抵指“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丰富的人文关怀、特别的生命感觉的意识”，所以文人画其实是“人文画”（朱良志2020：1），是“文人士大夫思想观念的演绎”（沈刚2001：135）。作为一种观念艺术，文人画是中国绘画独有的现象，隶属于中国独特的艺术体系与文化体系，不能仅以西方绘画的形式语言予以鉴别与分析。文人画背后有着深厚的中国哲学思想基础，强调以发展人自身的品格修养为目的的观念，其精神内涵与amateurism不完全相同。此外，中国画论并不作“业余”“职业”的二元区分，“行家”“利家”等画论术语其实是从身份和风格两个维度进行认同（徐建融、孙阿琛2015:5），因而有是行家的文人画家，也有是利家的文人画家，有业余的文人画家，也有职业的文人画家。总之，业余画家不等于文人画家。
因此，将高居翰所用之amateur painters相关术语回译至汉语时，译者一要结合艺术史学科的背景知识，厘清作者学术思想所处的话语体系；二要熟悉作者的艺术史观，确定其使用术语的侧重含义；三要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尽量凸显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现象的“他者”视角。我们建议将amateur painters译作“业余画家”，该词在现代中文语境专业分工背景下所隐含的贬义如实反映了高居翰使用amateur painters的用意，而不是还原中国文化视野熟悉的形象“文人画家”，避免遮蔽高居翰更推崇“职业画家”的艺术史观倾向。在其后期著述中，他注意到文人画家出现了复杂的身份交叉，有的也会因赞助人要求、为物质或非物质的回报而作画，因而在论述中开始区分literati-amateur painters、amateur painters和literati painters，在回译时均要忠实原文，分别译作“业余文人画家”“业余画家”和“文人画家”才能体现其细微差异，达到刺激反思、生成新知的效果。如果在回译中一味强调原汁还原、返璞归真，可能会遮蔽他者文化对概念理解的幽微差别及其在另一个文化土壤中生发的新含义。
4. 不对等性、历史文化视差与知识反哺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人文社科领域，因其研究内容的复杂性与主观性，在不同语言、不同学术传统之间寻找等价术语的努力往往很难实现，跨语境、跨文化的艺术史研究更易受到“历史文化视差”（historical-cultural parallax）的影响（参见刘宓庆 2019：91），价值观差异、时空隔膜、信息不对等、学术理念不同等都可能造成历史文化视差。在学术表达中看似所指相同的概念，可能已经携带其所在文化社会系统所赋予的独特含义，但在流通时并不同时携带其“生产场域”，接受者是在其所处场域按照本场域的结构要求来重新阐释文本，误解和扭曲便在所难免，其结果有好有坏（Bourdieu 1999：221）。一方面，历史文化视差导致不同文化对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的认知会产生偏差，诞生于本土的文化术语经历海外旅行之后，再回归故里，很可能无法完全还原，只能重构；另一方面，客观存在的视差如果不是因为经历了时空转换而重返，可能永远得不到重新审视的机会。越是熟悉的文化信息越容易因习以为常而成为无意识，文化回译的过程则能将差异显化，让知识生产成为可能。
以amateur painters的回译为例，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人画家”概念因其在地性、与境性，为翻译和回译带来挑战。“文人画家”由高居翰转译为amateur painters进入中国绘画史研究的世界性知识话语，二者既有相通又有区别，呈现出“知识变异性(variability)、联系性(connectivity)和互通性(inter-communication)的世界性特征”（杨枫 2022：2）。高居翰受其西方艺术史训练和学术共同体的影响，使用中国传统画论所没有的“业余画家”概念指称文人画家，以对比“职业画家”，其实是为从艺术社会学角度对“职业画家”进行重新评价作术语铺垫，意在揭示被文人精英画论话语所遮蔽的画家真实日常，从而挑战中国本土艺术史研究传统上重视画论文献、文人话语而忽略画作本身的方法。这一术语的使用成为关于文人画家的一种再现性知识、重估性知识。在高居翰看来，中国绘画过分重视文人画家，对职业画家多加贬斥，是因中国文化受儒家“君子不器”“游于艺”的思想影响深远，因而对“职业精神”不屑一顾。amateur painters与“文人画家”的不对等源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文化视差，而对amateur painters的回译则提供了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间相互鉴别的契机，成为本土知识生长的触发点。西方的中国绘画史与中国本土绘画史两种地方性知识在碰撞、冲突、距离等张力中互相建构（杨枫 2022：2），经由差异的触发点而在中国本土绘画史研究中催生出新知。如陈飔（2012）从高居翰的“业余观”出发反思其对文人画观念的影响，指出传统画论中非文人画家评价话语的缺失问题；杭春晓（2014）和刘继潮（2013）从高居翰“业余”“职业”的二元划分背后所折射的西方重视绘画形式语言的特点出发，重新审视中国绘画史研究方法中辞与图关系问题。此外，高居翰对文人画家之“业余主义”的强调也对“业余”一词在本土的使用产生反拨，唤醒了我们对文人精神的外显理解，“业余画家”一词也因而越来越多被赋予积极含义，这些都体现了文化回译的知识反哺功能。
“反哺”一词多见于文化研究，侧重于异文化对自文化认知的反哺。本文则从知识翻译学视角出发，将文化回译中因历史文化视差而形成的不对等，通过回译将关于本族文化无意识的隐性知识意识化、显性化，同时也引入源文本携带的、来自所在文化历史语境的溢出知识（surplus knowledge）的过程称为知识反哺。它强调的是经由回译后的知识对于原本所在的母体文化和知识体系产生刺激、扰乱，亦或滋养、丰富，其最终结果是产生了变化的新生命体。这种反哺存在的前提，首先是回译中源文本与目标文本隐身于语言形式中的知识不对等，其次是回译过程中译者对这种不对等性的显化而非遮蔽。在知识从原产国游历至异域，又返身回国的过程中，被显化的隐性文化知识和来自异域的溢出知识会在原产国经历一系列批判、抵抗、解构、反拨等回应与处理，进而实现世界性知识在地方化的又一次嫁接，最终促进本土整体知识形态向前发展，这是文化回译特有的反哺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回译不再只是语言符号的还原重构，更是一种知识增值途径。
5. 结论与启示
汉学家以及海外中国文化现象研究者通过独特的写作和翻译活动，再现了中国文化及其内在精神，兼有普遍性和普世情怀（王宏印2017：26）。对此类文本回译中中国本土知识经历他乡的理论旅行之后回归本土的过程及其功能进行研究，可以增进我们对于地方性知识和普遍性知识转换的理解：中国本土的地方性叙事怎样化作世界的思想资源？西方的知识话语范式能否跨越时空差异契合中国的文化经验？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如何转换、嫁接、杂糅出新的变种？这些均有待于我们从知识翻译学视角出发进行探索。
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文化回译可作为探究异语写作汉译特点、规律和价值的重要视角。历史文化视差的客观存在要求译者即便在回译时也要具备文化自觉，避免因文化无意识而遗漏应处理的文化信息，丧失知识互鉴的契机。正是在不可译、不完全对等转换的回译实践中，我们尤为深刻地体会到本国语言文化的精妙之处与独特魅力，并激活习焉不察的文化知识。从文化战略的角度重新审视文化回译的独有功能，以术语使用、话语特征、理论观点等为激发点进行系统的文化回译知识生产研究，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翻译价值的认识。
参考文献
（见期刊原文）
作
者
简
介
任 文
任文，博士、教授、博导，博士后合作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翻译学院院长；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CIUTI)执委会副主席、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言服务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译协口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协会重大翻译工作审评专家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英文国际期刊Interpreting and Societ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联合创始主编；SSCI 期刊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编委，《中国翻译》期刊编委；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通讯鉴定专家，国家社科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和成果鉴定专家。主持国家教材委重大专项、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近20项。研究领域：翻译研究、口译研究、外语教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