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屏幕你会暂时忘记自己的名字（他人不再是地狱）

对着屏幕你会暂时忘记自己的名字（他人不再是地狱）在这样的背景下，“朋友”的定义都发生了改变。在过去，友谊是指我们与一小部分人的关系，我们认识他们，喜欢他们，可以有所选择地与他们分享一些事情。然而在社交网络上，“朋友”参与到一个巨大的网络中，在这张由无穷尽的丝相互连接构成的网上，我们与“朋友”产生联系。这种网络是一种社会性的抽象结构，它保证我们与他人——无论是哪一个他人——的联系，远远超过了个体传统的归属——无论是社会的、民族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归属。这是一种抽象的、虚拟的、超个人主义的友谊，因为它从过去构建社会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并且个体从此处于一种根据其拥有的朋友数量被赋值的状态，这意味着一个人受欢迎的程度与此人在网上的表现息息相关：那喀索斯成为可数的，他通过他人之数来对自己负责。（此处作者使用了双关的修辞手法。在法语中“comptable”一词既有“可数的”，又有“对……负责的”之意。——译者注）这说明了伴随着超现代时代的个人主义的

编者按：毫无疑问，在今天，屏幕以其多样的形式，几乎重塑了存在的所有领域，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教育和宗教生活、民主和金融、消费和信息、游戏和艺术都无一可逃，甚至人与工作的关系也同样如此，而这一关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存在中最为主要的一部分。我们成了电脑人，工作与生活的界线消失，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哲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说，“这些新的工作形式带来一种紧迫感，而这种紧迫感又是由竞争冷酷的一面所造成的，并且因屏幕的纠缠而加剧，无处不在的屏幕带来一种特别的压力和一种新型的内在折磨。 ”

仅仅是工作吗？不。即便在工作之外的生活里，屏幕依然控制着我们。在21世纪，脱离了屏幕的社交、友谊和自我认知，看起来都很难存在。这一过程越来越彰显为一种个人主义的悖论：“个体越是被认为是自由的、没有束缚的、独立的，他就越在心理上依赖关系式的生活，越沉溺于对他人的兴趣，成为关系的疯狂购物者。他人不再是地狱，与他人失联才是。”

《自我、隐私与民主：屏幕纪元如何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

（节选自《总体屏幕》）

撰文 |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 让·塞鲁瓦

翻译 | 李宁玥

在这个新的世界，屏幕的另一影响力在2007年还只处于起步阶段，如今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便是社交网络的影响力。2010年，大卫·芬奇的影片《社交网络》让传记片这一电影类型具有了合法性，这部影片讲述了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创业历程。这个系统源于2004年扎克伯格的一次信息窃取行为，他以此建立了哈佛女大学生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在2011年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网络，汇聚了全球超过5亿人的个人信息。用户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公开展示他们的生活，可以在“墙”上通过照片和影片与他们的“朋友”交流，可以将他们正在进行的社交关系细节化。Facebook、Twiter、Youtube这些社交网站惊人的发展并非只体现在量上，同时也体现在质的转变上，这种质的转变说明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情况。因而，我们需要关心的是这一社交关系激增的内涵。

首先需要看到的是，社交关系的激增描绘出当代个人主义的图景。个体之间从未像今天这般联系紧密：消费的人变成了联系中的人。就好像有一种担心自己无法与他人产生联系的焦虑，有一种想要填补离群索居所带来的空虚的欲望，由此产生了想要大量增加社交关系的欲望。对于关系的疯狂以一种激增的逻辑为标志：现在是3亿、5亿、7亿，很快就会有10亿、20亿、30亿的个体通过网络与他人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对此感到不屑或是感到恐惧。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说明了伴随着超现代时代的个人主义的悖论：个体越是被认为是自由的、没有束缚的、独立的，他就越在心理上依赖关系式的生活，越沉溺于对他人的兴趣，成为关系的疯狂购物者。他人不再是地狱，与他人失联才是。从此，做自己不再是骄傲地摆脱传统和社会规范，而是不间断地与或多或少认识的他人建立联系。过去曾有过个人主义的保持距离，而如今是超个人主义的相互连接。“我是”不再体现为一种对真正的、至上的内在性的要求，而是体现为在社会化的网络上我与他人的虚拟联系的不断增加，这些社会化的网络的规模越来越大，主体在其中既是参与者也是消费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朋友”的定义都发生了改变。在过去，友谊是指我们与一小部分人的关系，我们认识他们，喜欢他们，可以有所选择地与他们分享一些事情。然而在社交网络上，“朋友”参与到一个巨大的网络中，在这张由无穷尽的丝相互连接构成的网上，我们与“朋友”产生联系。这种网络是一种社会性的抽象结构，它保证我们与他人——无论是哪一个他人——的联系，远远超过了个体传统的归属——无论是社会的、民族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归属。这是一种抽象的、虚拟的、超个人主义的友谊，因为它从过去构建社会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并且个体从此处于一种根据其拥有的朋友数量被赋值的状态，这意味着一个人受欢迎的程度与此人在网上的表现息息相关：那喀索斯成为可数的，他通过他人之数来对自己负责。（此处作者使用了双关的修辞手法。在法语中“comptable”一词既有“可数的”，又有“对……负责的”之意。——译者注）

这还意味着由现代人开启的透明文化的一个新阶段。从此，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是失业者还是生意人，都让自己在网络上可见，通过博客或是社交网络，通过摄像头或是收集、记录的影像。将自己放置于网上，不再是参与到一次耐心的、自愿的、有条不紊的对自我的探索中，而是通过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在瞬间性中暴露自己，毫无保留、毫无掩饰。不再是藏起来的私人日记，而是不间断的展示。这就是被托付于Facebook照片墙上的透明自我的时代。过去的个人主义努力摆脱传统，摆脱社会和宗教规范，而如今的个人主义不同于往昔的结构，它成为追求交流、分享、建立联系的执念。这是一种不再追求明确目标——确实性、真相——的展现，而是追求那些有助于直接的、即刻的表达的展现：不再是分析式地、如同探索迷宫般地深入自我内部，而是对个人经历、爱好、印象的即刻展示。一个“现场版的”（live）自画像，没有修改，在一瞬间完成，它是提供信息的，而不是内省的，它对新个体的形象进行实时说明。

一些人将这种自我展现的繁荣看作超越个人主义的信号，因为个体从此只存在于他人的目光中，只寻求他人的目光以存在。这一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个体在此的所作所为完全构成了超现代的个人的形象之一，他是摆脱框架的、易挥发的，他在全方位的沟通中做自己，没有任何集体性的构建标准。自我在此是第一位的，他暴露自己生活中最细微的、最不足挂齿的细节。说出我们是谁的需求成为迫切的，因为沉重的、集体的参照系（教会、民族、社会阶层、宗教、政治）不再足以定义个体。

因而有了信息的飙升和爆炸：我是单身汉，我喜欢这个或不喜欢那个，我是这个人或那个人的“粉丝”……这就是我的独特性，只需点击一下便足以定义，它没有综合性的规律，不讲究，也没有一以贯之的目标，但是它存在于众多关于我的衍射性的小碎片中。超现代的个体的自画像不再构建在了不起的内省上，它不仅以一种越来越普通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以交流的强迫症表现出来，而且以自我营销的方式表现出来，每个人都努力获得新的“朋友”，通过他的爱好、照片、旅行来让他自己的“画像”增值。这说明了一种自我美学，它时而是虚拟的新式唐璜，时而是在屏幕镜子面前的新式那喀索斯。

在这种新的自我独特性中出现的现象是它正在移动私密的边界本身。这大概是因为有关私人生活的社会标准在改变：屏幕时代催生并说明了对私人领域的新定义。从此，人们将不久前还被认为是羞耻的内容示人；人们同他人分享在过去被定义为属于秘密花园的事物；而且没有任何尴尬或顾虑。由此有了“私人生活的终结”这一引发众议的宣言。诚然，这是无可置疑的。

但年轻人在网上进行自我表达，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看到了某种私人的空间，处于父母和学校的监视之外的空间。我们不要急于把“父母的一代”与“透明的一代”对立起来。只需看看那些第三者为了自证而进行的“不情愿”的揭发带来的个人悲剧。

分享一切、展示一切、公开一切的趋势并没有穷尽自身：秘密和羞耻依然存在。不过是羞耻的边界有所移动，不过是如今的秘密花园与我们当年保留在私人日记里的内容有所不同。私人生活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我们所认为的私密空间变得主观化、多样化了。划定起于何处、止于何处的界线如今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何为私密的、何为可以公开的同样也是。在总体屏幕上就和在其他地方一样，都表现为个人化和去限制化的进程，它们模糊了边界，也模糊了对标准和社会形态的定义。

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悖论：几乎成为绝对价值的透明度导致了一些无论如何都成问题的实践，无论是在私生活上的，还是在公众生活上的。一些网友在私生活中最不为人知的一面在网上被揭露后选择自杀就是证明，外交秘密被公之于众也是证明，例如2010年维基解密泄露的外交机密。

总体屏幕在此向民主文化——自卢梭起，民主文化让透明度本身成为价值——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绝对的透明是我们所希望的吗？需要为屏幕彻底的揭露逻辑划定界限吗？如果说民主从网络带来的透明度中获利不少——突尼斯和埃及的“因特网革命”足以说明问题，那么这种民主本身难道没有被它所允许存在的网络上的绝对自由所威胁吗？当人们以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它可能与集体制度的民主运行机制背道而驰，将在集体生活的现实中面临的另一些限制抛在脑后——的名义毫无限制地扒集体制度的秘密，集体制度还能抵抗得住吗？

书摘部分节选自《总体屏幕》前言部分，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