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弑君史书里怎么写的（司马昭弑君甘露之变）

司马昭弑君史书里怎么写的（司马昭弑君甘露之变）曹髦在位时期出现了一些异常“天象”，例如频繁出现的“龙现于井”的情况 ，又如甘露五年正月初一日（己酉，260年1月30日）发生日食 。西汉的京房、东晋的干宝等学者，依据天人感应等学说，认为此类现象预示着君权衰落、祸事兴起。 此外还有彗星及其他星象等，又有“廷臣为乱，国君忧”或者“军起不战，国有大丧”等各种说法。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当事人的心理状况也难免受到此类天象的影响，例如曹髦借“龙现于井”写作的《潜龙诗》即是以此类观点为主旨的。天象灾异曹髦之志自正始十年（249年）至甘露三年（258年），曹魏皇权日渐衰微。尤其是曹芳被废后，皇宫卫士被大量削减，仅以老弱戍守；又据毌丘俭所言，司马师不上朝觐见君主，曹髦欲探问其疾病，也被司马师拒绝，皇权之衰微可见一斑。曹髦虽无实权，但才慧早成，有志于中兴曹魏，尤其推崇中兴夏朝的少康。即位之初，曹髦曾采取减省用度 、派遣侍中巡视等举措 。司马师死去后，曹髦命

司马昭弑君也称甘露之变，是三国时曹魏甘露五年五月（260年6月）发生于魏都洛阳的政治事件，最后以司马昭废黜并杀害曹髦以及保住大权而结束，司马昭弑君标志着自曹芳以来曹氏集团恢复皇权的努力彻底失败，使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势力进一步得到巩固，但也给司马氏集团留下了政治阴影，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

一、事件背景

正始十年（249年）起的十年间，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发动高平陵之变、嘉平之变，镇压淮南三叛。在这些事件中，司马氏集团废少帝曹芳，逼死宗室曹彪，杀大臣曹爽、桓范、何晏、王凌、夏侯玄、李丰、张缉、许允、毌丘俭、诸葛诞等（大多诛及家人），其权力日益巩固下来。

司马氏集团注重豢养亲信，培植势力。司马师曾暗中豢养死士三千人。司马昭也豢养死党，例如替司马昭弑君的成济，弑杀曹髦进担任太子舍人；传世文献中并无关于曹髦太子的记录，因此判断，成济的太子舍人之职，是司马昭私相授受的结果。他们也注意把控军权，控制禁军的中护军贾充即是司马昭的尺腹。

曹髦之志

自正始十年（249年）至甘露三年（258年），曹魏皇权日渐衰微。尤其是曹芳被废后，皇宫卫士被大量削减，仅以老弱戍守；又据毌丘俭所言，司马师不上朝觐见君主，曹髦欲探问其疾病，也被司马师拒绝，皇权之衰微可见一斑。

曹髦虽无实权，但才慧早成，有志于中兴曹魏，尤其推崇中兴夏朝的少康。即位之初，曹髦曾采取减省用度 、派遣侍中巡视等举措 。司马师死去后，曹髦命司马昭镇守许昌，令尚书傅嘏率六军回京师，由此可以达到削夺司马昭的兵权的效果，但司马昭用傅嘏及钟会的计谋，公然抗旨，自己率军回京。曹髦计划落空，又不得不对司马昭加以笼络。此后，曹髦还曾写作《潜龙诗》以自讽，司马昭对此感到厌恶，二人的矛盾逐渐激化。

天象灾异

曹髦在位时期出现了一些异常“天象”，例如频繁出现的“龙现于井”的情况 ，又如甘露五年正月初一日（己酉，260年1月30日）发生日食 。西汉的京房、东晋的干宝等学者，依据天人感应等学说，认为此类现象预示着君权衰落、祸事兴起。 此外还有彗星及其他星象等，又有“廷臣为乱，国君忧”或者“军起不战，国有大丧”等各种说法。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当事人的心理状况也难免受到此类天象的影响，例如曹髦借“龙现于井”写作的《潜龙诗》即是以此类观点为主旨的。

二、事件起因

曹髦讨伐司马昭的直接原因，是难以忍受司马昭擅权、皇权日渐衰微的局面，且担心自己遭遇被废黜的结局。其导火索，则可能是曹髦被迫对司马昭进行的封赏和司马昭的矫饰推脱。曹髦曾于甘露三年（258）五月封司马昭为晋公、建立晋国并设置相应官府机构、加九锡、升相国，司马昭九次推辞，这件事停了下来，改为在原爵位高都公中增加万户、三县的食邑，无爵位的儿子都封为列侯。甘露五年（260年）四月，曹髦被迫再次进行前述封赏，此时距政变爆发仅有一月的时间。 这一次，司马昭并没有像先前一样“前后九让”、加以推辞，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司马昭与曹髦之关系彻底破裂的直接诱因。

此外，卢弼根据《晋书·文帝纪》的记载 ，推测当时司马昭的确有废黜曹髦的图谋，而《魏氏春秋》记载的郑小同的被毒杀 ，也正是缘于司马昭担心自己废立君主的图谋泄露。 另据《魏晋世语》、《晋书·石苞传》等记载，时任镇东将军石苞曾觐见曹髦，被曹髦挽留了很久。司马昭派人请来石苞询问情况，石苞说：“这位君主可不是一般人。”次日石苞就离开洛阳，不几日即发生司马昭弑君之事。

三、事件经过

宫禁之议

甘露五年五月初六（戊子，260年6月1日）夜，曹髦亲自带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人夺下陵云台发放铠甲兵器等物，准备趁机亲自率领他们出宫讨伐司马昭。时值下雨，有司奏请改日行动。

于是，曹髦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天我要亲自与你们一起出宫讨伐他。”王经劝阻曹髦说：“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权柄掌握在司马昭之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以及四方之臣都为他效命而不顾逆顺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宫中宿卫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凭借什么？而您一旦这样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却反而使病更厉害了吗？祸患恐怕难以预测，此事应该慎重。”曹髦从怀中拿出黄绢绍书扔在地上说：“这样做已经决定了！纵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不一定会死呢！”

曹髦说完，就进内宫禀告郭太后。王沈、王业要王经与他们一起告密，但被王经拒绝。王沈、王业遂奔出宫殿，疾驰禀报司马昭，使得司马昭得以有所防备。

南阙之祸

五月初七（己丑，6月2日），曹髦拔出剑登上辇车，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总共几百人，鼓噪着出击。此时，司马昭之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和司马昭心腹、中护军贾充均率兵向皇宫进发。司马昭之弟司马干想从阊阖门（系曹魏宫城正门 ）入宫，被时任大将军掾满长武（满宠之孙）、孙佑等劝阻 ，改走东掖门；参军王羡也被满长武阻拦。

曹髦在东止车门遭遇入宫的司马伷及其手下，曹髦左右之人怒声呵斥他们，司马伷的兵士被吓得逃走了。

曹髦率众继续前进，至皇宫南阙，贾充率听命于司马昭的军队也从外入宫，迎面与曹髦战于南阙之下，曹髦亲自用剑拼杀，并且警告说自己是要有所讨伐的，敢于轻举妄动者将被族诛。一说，贾充的部众停下来不敢交战 ，甚至想要退却。

骑督成倅之弟成济，担任太子舍人，也在贾充麾下，问贾充说：“事情紧急了，你说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没什么可问的！”成济答道：“是。”于是立即抽出长戈上前刺杀曹髦 ，戈刃刺穿了曹髦的身体而从其后背露出。曹髦死在车下。

曲室之谋

据《汉晋春秋》记载，司马昭听说曹髦被杀，大惊，自己仆倒在地上，说：“天下人该怎么议论我啊！”太傅司马孚闻讯奔跑过去，把魏帝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着说：“陛下被杀，是我的罪过啊！”（《魏氏春秋》称陈泰也前往现场号哭。 ）

司马昭进入殿中，召集群臣议论善后事宜。尚书左仆射陈泰不来，司马昭让陈泰之舅尚书荀顗去叫他，陈泰不以为然，对荀顗说：“舆评拿我跟您相提并论，现在看，您不如我啊。”但子弟们里里外外都逼着陈泰去，陈泰这才不得已流着泪入宫。司马昭将他请到曲室之中谋划，说：“玄伯，你将怎样对待我呢？”陈泰说：“只有杀掉贾充，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司马昭考虑了很久才说：“你再想想退一步的办法。”陈泰说：“我只有更进一步的办法，不知如何再退。”司马昭就不再说话了。

四、事件处置

贼喊捉贼

五月七日（己丑，6月2日）当天，颁布郭太后令，宣称曹髦弑母不孝，将他废为庶人，就以庶人礼安葬；并且表彰告密的王沈、王业，而要求将与司马昭不同心的王经及其家属逮捕治罪。 这篇令被收录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其中关于所谓曹髦弑杀太后的说法基本不被采信，但“从怀里掏出黄素诏书”、“声称要亲自出宫讨伐大将军”等多个细节，在裴松之注征引的多篇关于司马昭弑君的文献中得到了反映。

五月八日（庚寅，6月3日），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太尉高柔、司徒郑冲上奏，在指责被弑杀的曹髦悖逆不道、自取大祸、为世人和祖宗神灵所不容后，请求太后加恩将其葬礼等级提升为王礼，太后同意。

杀人灭口

五月七日（己丑，6月2日）司马昭弑君之后，司马氏集团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清算。

其一，逮捕王经及其家属，交付廷尉。王经向他母亲谢罪，他母亲脸色不变，笑着回答说：“人谁能不死，只恐怕死的不得其所。为此事大家同死，还有什么遗恨！” 到被诛杀的那天，故吏向雄为之痛哭，悲哀之情感动了整个街市之人。司马炎在位时，认为王经“守志可嘉”，赐其孙郎中之职。

其二，将成济作为弑君事件的替罪羊加以诛杀。一同被杀的还有成济之兄、同在军中的成倅。据《魏氏春秋》记载，成济兄弟不服罪，光着身子跑到屋顶，破口大骂，被人从下方射杀。

其三，追究阊闾门守将的责任。据《魏晋世语》记载，司马昭弑君后，责问司马干何以来迟，司马干便把被满长武劝阻的事告诉司马昭。参军王羡因被阻拦，怀恨在心，也向司马昭责难满长武。司马昭本就因平定诸葛诞时满长武及其父昌邑侯满伟 的表现不满，借这个机会拷打满长武，杖杀了他，并贬其父满伟为庶人，人们为他们感到冤屈。另据《晋书·荀勖传》记载，司马昭想要对孙佑加以族诛，荀勖劝阻，其中说道：“现在成倅的罪过只由他自身来承担，孙佑却被族诛，恐怕忠义之士会私下议论。”于是司马昭转而将孙佑贬为庶人。

五月九日（辛卯，6月4日），群臣上奏，尊郭太后的“令”为“诏”。 五月二十六日（戊申，6月21日），司马昭又上疏郭太后，声称：自己本想舍弃己身、听候曹髦裁决，但考虑到曹髦想谋杀太后，于是动兵，但仍命令将士不得伤害任何人，并曾连续发命，不得迫近天子辇车；成济私自闯入兵阵导致曹髦被杀，现已将成济军法从事，还应逮捕成济家属，交付廷尉治罪。太后诏在再次责难曹髦后，同意了司马昭的要求。

迎立新君

司马昭决定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为天子，并派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去迎接曹璜，作为曹叡的继承人。 曹璜是曹操之孙，与魏明帝曹叡平辈，也非曹丕的直系后裔（当时曹丕仍有直系子孙在世，例如曹髦之弟曹启 ）。

六月一日（癸丑，6月26日），太后下诏令群臣为常道乡公曹璜更名。 后定名曹奂。六月二日（甲寅，6月27日），常道乡公继位，即魏元帝 ，改元景元 。

五、事件结果

经过政变及后续处置，司马昭弑君事件中的被害者除曹髦本人外，还包括：王经及其家属 ，成济、成倅兄弟 及成济的三族 ，满长武 。孙佑 和满伟被免为庶人，已死的曹髦亦被追贬 。告密者中，王沈不久便被封为安平侯，食邑两千户；王业则在入晋后担任中护军 、尚书左仆射 。贾充未被追究弑君之罪，且在曹奂即位后进封安阳乡侯，增加食邑一千二百户，统领城外诸军，加散骑常侍。王祥在为曹髦举哀时曾痛哭，不久加封为司空。司马孚也曾为曹髦痛哭，并上表请求追究主使者，还请求提升曹髦墓葬的规格，后来，司马孚也进封为长乐公。

司马昭在弑君前，本有封晋公、升相国、加九锡的赏赐。 弑君之后，五月二十一日（癸卯，6月16日），司马昭对三项封赏加以推辞，郭太后下诏对他加以表彰。 曹奂继位后，于六月四日（丙辰，6月30日）即下诏让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 此后于景元二年（261年）八月 、景元四年（263年）二月继续下诏封赏，都被司马昭推辞。直到当年十月伐蜀屡有斩获，曹奂又进行封赏，司马昭方才接受。

六、事件影响

禅代进程

在政治权力层面上，随着曹髦的被弑杀，从朝廷到地方，忠于曹氏的势力大体已被全部翦除。司马代魏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扫除（另有观点将钟会视作最后的障碍 ），司马氏的地位更加巩固。对司马氏而言，其篡魏的遮羞布已被撕下，篡魏势在必行。对贾充、王沈而言，他们对司马昭功劳卓著，必将获得丰厚的政治回报。

然而，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看，司马氏虽权势愈甚，却因碍于弑君的恶劣影响，被迫暂缓魏晋禅代的步伐。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曹髦以生命为代价，为新即位的曹奂留下的一笔政治遗产。不过，与曹芳和曹髦为了应对司马氏的篡权夺位试图挣扎抵抗不同，曹奂对司马氏集团及其所推进的魏晋禅代采取了服从的态度。 而司马昭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弑君所带来的道德危机，使魏晋禅代重新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遂力排众议发动魏灭蜀之战，借伐蜀之功为其禅代铺平道路。最后，曹奂禅位于司马炎，使魏晋禅代终告实现。

尽管最后禅代成功，司马昭弑君事件仍成为了司马氏集团挥之不去的政治阴影。例如，王沈被曹髦尊称为“文籍先生”，却不忠于曹髦而告密，导致司马昭弑君，故而受到舆论的批评。 西晋建立后，贾充还曾在宴会上被庾纯批评为“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反驳后又被庾纯质问“高贵乡公何在”。贾充的母亲见到古今皆重忠义，故多次痛骂亲手弑君的成济，只是不知其子贾充也参与了弑君之事，仆人们听到她骂成济都偷偷地笑。另据《资治通鉴》记载，贾充曾质问孙皓其之前在东吴实行的酷刑是怎么一回事，不料被孙皓反唇相讥：“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这令贾充十分尴尬。 直到东晋，据《世说新语》记载，当晋明帝听王导讲述晋朝建立的过程，听到司马昭弑君等事时也忍不住捂住脸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司马恶名

弑君事件后，直到唐代前，各类传世文献往往不直接将司马昭称为弑君者。 例如在《魏晋世语》中，该事件被称为“高贵乡公之难” ；《世说新语》中，称这一事件为“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 。南朝沈约所著《宋书》，称此事为“高贵乡公败”“高贵乡公被害”及“成济之变”等。至唐太宗时，官修《晋书》在《文帝纪》中曾引用赵盾弑君的典故，说司马昭“反虽讨贼，终为弑君”； 但在《天文志》和列传部分的《石苞传》以及《荀勖传》中，又分别使用了“成济之变” 、“成济之事” 和“高贵乡公欲为变”等的表述 。清人郭伦在《晋记》中批评后者“大悖于理”。

唐代人萧颖士则直书“司马昭弑帝于南阙” ，许嵩《建康实录》也说“魏相国司马昭弑其君髦” 。此后，宋代邵伯温《皇极经世书》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萧常《续后汉书》，以及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引述其父马廷鸾语 、郝经《续后汉书》，也有与之类似的提法，金朋说还有题为“司马昭弑魏主”的诗作。 《三国演义》中，“司马昭弑君”及类似语词更是反复出现。

此外，《汉晋春秋》记载的曹髦之语，后演变为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为谋朝篡位、争权弑君的代名词， 还用于泛指人所共知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