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做了一件很牛逼的事情（告诉你一个特伟大）

当你做了一件很牛逼的事情（告诉你一个特伟大）那么，为什么讲中国哲学呢？所以说，我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应该联手，互相学习，共同探讨东方医学、西方医学，为了人类健康不断改进提升整体医疗水平。老师们，同学们，我今天非常高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爱尔兰。当接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邀请时，他们给了我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让我来定讲什么。为什么困难呢？我只知道我懂得什么，不懂得什么。刚好前几天在伦敦参加了《生态文明与人类健康论坛》，于是在路上时满脑子都是生态文明，都是人类健康。就在20分钟前，我与爱尔兰前总理Mary Robinson仍然就生态文明交流想法。所以我想，就讲中医吧。在当今复杂的宏观生态环境下，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医；此外，UCD孔子学院提供汉语教学，满足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需求，也应该介绍一些中医与中医文化。现在，人类健康正在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都在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健康与寿命问题。可是人类健康，不断受到生态恶化

许嘉璐在孔子学院演讲全文

许嘉璐先生（右）

本文作者许嘉璐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本文是根据他在爱尔兰孔子学院的演讲全文整理而成。

许嘉璐：中国医学与中国哲学

老师们，同学们，我今天非常高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爱尔兰。当接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邀请时，他们给了我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让我来定讲什么。为什么困难呢？我只知道我懂得什么，不懂得什么。刚好前几天在伦敦参加了《生态文明与人类健康论坛》，于是在路上时满脑子都是生态文明，都是人类健康。就在20分钟前，我与爱尔兰前总理Mary Robinson仍然就生态文明交流想法。所以我想，就讲中医吧。

在当今复杂的宏观生态环境下，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医；此外，UCD孔子学院提供汉语教学，满足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需求，也应该介绍一些中医与中医文化。

现在，人类健康正在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都在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健康与寿命问题。可是人类健康，不断受到生态恶化的挑战，无论是中医和西医都需要面对并解决其中产生的诸多问题。

所以说，我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应该联手，互相学习，共同探讨东方医学、西方医学，为了人类健康不断改进提升整体医疗水平。

那么，为什么讲中国哲学呢？

因为中医学不像西方医学，仅仅作为医疗科学，中医学还包括中国哲学、人体学、环境学、天文学、气象学、矿物学、植物学，以及重要的人文学——中医会考虑人的灵魂、心情、伦理等等，因此多少要知道些中国哲学，否则就不能全面理解、相信、享受中国医学。

再则，中国是56个民族的共同体，一说到中医学，不仅包括汉族人民传下的医学经验和知识，也包括藏族、蒙古族、苗族、回族、傣族等等少数民族的医学智慧。

中国医学对人体的认识有六个方面：整体性、个体性、系统性、关联性、中和性、协调性。

一个人就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地球上没有完全一样的树叶，人就一样？既然每个人的遗传史、身体结构、生活环境、习惯、得病原因等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治疗也都不一样。

同时，人体是一个系统，这在中国2000年前的典籍中就有详细论述。从20世纪后半期起，西方医学也开始意识到人体的系统性。两者在慢慢靠近。

在一个系统中，某个部分与其他部分会产生关联，甚至不同部位的细胞都是有关联的。中国医学在治疗疾病时，不会走极端。人在什么时候最健康？就是各个器官结构相互协调时，人才是最健康的，中和是中医特色。

现在我来讲讲整体性背后反映的哲学思考。

首先，宇宙是一个整体，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体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与宇宙息息相关。我举一个例子：中国有一种针灸疗法叫耳灸，由于各个器官都与儿都有反应关联，且整体布局呈相反方向。比如耳垂对应的痛点就是心脏部位。比如我，如果工作辛劳，讲话多，就会逐渐出现以下症状：左眼有胀感，然后扩展到眉间，出现左头疼，最厉害时不能思考，不能工作。但是如果揉一下右耳下方的痛点5分钟左右，就会感觉到轻松许多，这就反应了人体的整体性与关联性。

再比如足疗，主要按摩脚心部位，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甚至可以治疗一些小毛病。我自己有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我10年前在陕西咸阳开会的时候，遇到一个足疗医生。他刚按摩没多久就问我，“你是不是颈椎受过伤？”我很惊异，“你怎么知道？”“我按摩的时候手上有感觉的。”接着再问，“你心脏有一点点小毛病，但是没有大碍。你腰椎也不太好。”你看，我身体上结构性、器官性上的病他都有感受。我有腰椎间盘突出，在三年前开始爆发，而这个咸阳的足疗师在10年前就发现了。

中医在诊断时，不仅针对疾病，还会考虑到患者的心情和情绪感受。中医理论认为：精神与肉体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医与西医的一大区别：中医治人，西医治病。

其次，个体性涉及到一个世界所有宗教信仰都会遇到的问题：“一”与“多”的问题。如今存在的诸多宗教，所信仰的神都只有一个：一伸教，不管是婆罗门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当人在精神得到升华之后，就会面临“一”与“多”的关系。万事万物，灵魂与思想都是体现这个“一”的。比如全世界有70亿人，就是70亿个个体，但共同体现的规律只有一个，而其中产生的关系、关联就是“多”。因此，中医认为，每个人先天情况不一样，原生家族、成长环境、其中经历、食物都不一样，性别、年龄等等也会不一样，应该实行个体化治疗。

关于中医的系统性，有一个可见与不可见的问题，比如经络。中医有很重要的经络系统，但是如果将人体进行解剖，即便放在电子显微镜下查看，也是找不到这所谓的经络在哪里的。这说明现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经络，但是不能解释不能证明其不存在。

中国有一句话叫“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一次扯一把头发不疼，但是如果只是扯一根头发，全身都会跟着疼。很多宗教经典都说，“人是神最伟大的创造”，那么这么极其精密完善的个体，这个伟大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个性，系统性，以及关联性等上面。

关于中医学的中和性，“中”是排斥绝对，“和”是排除阻碍。我们中药常用的药物名称就能体现这一点：比如保和丸、养心丸、补中益气丸、治湿平胃丸、人参健脾丸……

中医的协调性包括三个方面：与自然协调，自身的协调，心身的协调。

我到爱尔兰还不到36个小时，这里的气候让我想到，也许爱尔兰人患关节炎的比较多。特别是在45岁之后会发作明显，而且一遇到阴雨天就会疼痛，老年人关节容易粗大。

自然对人身体会产生影响，前几天中国抗战70周年阅兵的时候我在北京，就感到胸闷，一测血压发现比平时高了20-30毫米汞柱，心率也从平时的70升到109，什么原因？我既没有过分劳累，也没有情绪激动，后来发现是那天夜里北京将有大到暴雨。到第二天风和日丽，出现了“阅兵蓝”就一切正常了。不能排除其间的关联。

季节气候对人体的健康关系很大，比如中医讲究“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就是看到了与自然的协调。

很多人会进行体育活动，锻炼身体，这就是自身的协调，各个器官、内脏互相协调。我自己对自身的协调深有体会，如果我晚餐吃了2个鸡腿，再吃牛排沙拉什么的，我就会到夜里3点也睡不着，虽然食欲得到满足了，但是肠胃跟不上，是自身的不协调。

感受、心情也要得到协调，如果心情不舒畅，身上也不会痛快。

中医诊断方法有“望、闻、问、切”四种，处方则有“君、臣、佐、使”四种；中医还讲究“一人一方”，“7到10天换方”；中医治疗方法除了中药之外，还有针灸、推拿、按摩等，讲究“扶正祛邪，身心兼治”。

再举一例，我女儿在六七岁时，长期感冒发低烧，虽然不影响她上学、玩耍，但是情绪总是不高，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治好。后来遇到一个老中医，慈眉善目，和颜悦色地问，“小姑娘，你怎么了？”她也表述不是很清楚，我在旁边帮着描述。“你是不是感觉没有精神，容易疲劳啊？不要紧？不管什么原因，吃爷爷几副药一定好，你相不相信啊？”他这是在治她的心。

这个感冒发烧其实已经持续4年了，吃了这位老中医的药到第5天，就开始活蹦乱跳了。

中医不仅治病，也能防病，通过养生、太极、气功等方法，进行食补、药膳等。再加上中药大多是植物，本身就可以作为食物，这就是“医食同源”。

此外，中医还有“带病生活”和“带毒生活”。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艾滋病。中国有一种疗法，曾在非洲被广泛使用，效果显著。我曾经去非洲访问过那些病人，也访问医院医生，有些砖石矿山的采矿工人、卡车司机都可以返回工作岗位继续工作。但是他们去医院检查发现仍然是阳性，但在中医疗法的治疗下，已经不影响他们正常的工作、生活。

“带毒生活”最好的例子是重金属，要完全排除，就是自己陷于困境，只要能够控制，不影响生活就行。我们不走极端。

中医在中国历史上是建立了许多伟绩的，比如根据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史籍记载，曾大规模爆发过的瘟疫有1400多次，再加上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乱，但中国人口一直稳步增长，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医功绩卓著。

在欧洲大陆也曾经爆发过许多大规模的瘟疫，比如著名的鼠疫、黑死病。我曾在比利时一个城市广场看到一个碑，上面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时这个城市曾经因为鼠疫几乎整个城市人口都死光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国是农业国家，储存粮食，老鼠更多，更容易感染鼠疫。但是所幸我们有中医，所以没有发生过这种整个城市死亡的状况。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医学，甚至亚马逊流域的土著，比如非洲的许多少数民族，虽然有些与巫术结合，但是都有自己代代传下来的医学智慧。

中医作为其中发展完善的一支，丰富了人类的医学宝库。因此中医应该学习西医与其他民族的优秀医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并与世界其他医学一起，携手维护并促进全人类的健康。

但是可以看到，当前中医学也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因为不同文化的隔绝或者误会已久，不易被接受；由于对人体和宇宙认识的差异，难以融合；牵涉面广，涉及到科学、政策、教育、企业等各个领域。

总体而言，中医与西医的差异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医重分析性，相对精确；中医重综合性，相对模糊；

西医重求共性，更有重复性；中医重个性，更有变化性；

西医依病定，相对标准；中医因人异，相对灵活；

西医针对病灶，更有直观性；中医针对全身，更有经验性。

与此同时，中医也遇到了一些机遇，比如地球正在变小，隔绝也越来越小；人们的思维发生演变，不断认识真理；生态恶化，整体医学陷入困境。

举个例子，前几天，我在阅兵仪式的城楼上与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总干事聊天，他就提到现在世界面临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抗生素的滥用。抗生素滥用会在人体产生抗药性，一旦出现抗药性，就加大份量，但是份量大了，副作用就大了，这样就不得不研究新的抗生素。抗生素最好的培养基是土壤，为了寻找适合的土壤，许多医药公司走遍世界各个角落。但是从1987年起，就再也找不到新的适合的土壤了，这就意味着从那时候起，也就没有新的抗生素被研究出来了。真的需要抗生素吗？

最后，中医和中国文化向世界输出，都需要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以及每一位海外华人更应该担好这个责任，让世界更多人知道东方中国的古老智慧。

韩济生院士:我最初不信针灸

“我是纯正西医，最初是不相信中医针灸的。但在完成国家任务的过程中，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我发现针灸不仅有效，而且有科学基础。”中国疼痛医学创始人，有着“针灸院士”美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不久前在北京家中接受了记者专访。

韩济生与夫人朱秀媛都对中医药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因此先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老人年近九旬，笑称自己是“85后”。他思维清晰，语速略快，起身迎客、坐下沏茶的动作甚是敏捷，毫无耄耋之态，看容貌、身形，丝毫不亚于六十多岁的人。

采访从头至尾，韩济生一直用“针刺”而非“针灸”这个词。他说，中医针灸分为“针”和“灸”，他只是对“针”的有效性做了研究，并未涉及“灸”。

“我只是对中医的一小部分做了研究。”这种谦虚，并不能掩盖开创性的成就——在韩济生的努力下，针灸在镇痛、戒毒等领域取得了广泛而显著的成效，而他对针灸机理的研究，则是中医针灸成功走向世界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正因如此，他被认为是继屠呦呦之后，有望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候选人之一。

从怀疑到相信

1953年，年轻的韩济生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原想做一位外科医生。但当时国家需要建立大量医学院校，动员上医这一班毕业生不要做临床科目，全部从事基础医学，以便成为优秀教师。韩济生就放弃了多年的“外科梦”，选择生理学作为终身职业，分配到哈尔滨医大等大学工作，1962年奉调到北京医学院，做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当时那个年代，一些外国元首到中国访问，都要求看“针刺麻醉”，感到很神奇又难以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好奇和不解越来越多。1965年，根据国家指示，卫生部开始组织研究针刺麻醉原理。

“当时学院领导找到我，让我加入针麻研究队伍，我说我不信这个。领导说，我和你一起去看一个针灸麻醉手术再说。”韩济生回忆说，“看完一个二十几岁女孩的开胸手术，我就服了。”

韩济生记不清是1965年9月的哪一天，加入了对针刺机理的研究。但可以确信的是，从那一天起，中医这一中国传统医学瑰宝，与西医、现代科学之间大门，被缓缓打开；从那一天起，伴随着对针刺疗法化学物质基础的探索，中国疼痛医学开始起步；也从那一天起，韩济生与针刺麻醉结下了一生的“缘”。

而在至今50多年的研究中，有些事情，韩济生是“永远忘不了的”。

第一件，是针刺镇痛的时间因素。“1965年11月的某一天晚上我正在用算盘和计算尺整理统计白天所得结果。随着数据觉来越多，针刺有镇痛作用的曲线显得越来越光滑，好像一个图片，越走近看得越清楚。”

当时对针刺麻醉的一个质疑是，针刺麻醉完全是心理作用，没有化学物质基础，是“伪科学”。

韩济生在试验中发现，“针刺后的镇痛效果并不是立即显现，需要20到30分钟左右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停针后麻醉效果也不会立刻消失，而是缓慢下降。”这与临床中一般针刺麻醉施针“诱导”半小时后才能开始手术，基本一致。

“那时，我们有四张床用于人体针刺镇痛试验，有四个组同时进行，每个实验耗时一个小时。从白天到晚上，一直轮番进行。当时我负责数据计算，无论多晚，我都要用算盘、计算尺对当天数据进行处理。在出最终计算结果的那天晚上，实验楼整个楼层就我一个人。算着算着，我发现画出来的曲线是指数曲线，而且非常平滑。曲线显示，针刺作用下，痛阈逐渐上升，到半小时左右处于高水平稳态。停针后曲线逐渐下降，平均每16分钟镇痛效果降低一半，一小时后回复到基线。针刺麻醉的这一规律，与注射化学止痛药吗啡的麻醉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针刺麻醉肯定有物质基础，不只是心理作用。”

韩济生回忆，当时虽然整个楼层只剩他孤身一人，但却感觉“拥有了整个世界”。

第二个，是电针的“频率”要素。那一次，发现了“人体产生化学物质，与刺激电针的频率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由针灸大夫施行的“手捻针”，逐步被“电针”所取代。“那时，我们用不同电压、不同频率的电流通过针灸针输入穴位，来模拟手捻针的刺激，同时记录下镇痛效果的数据，然后再看大脑产生了什么样的物质。经过对比，我们发现，不同频率电流的刺激，会让大脑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转而产生不同的临床效应。通过这种对应比较，有可能解开‘烧山火’‘透天凉’等‘神秘’扎针手法的奥秘。”韩济生说。

最初这项实验是在家兔和老鼠身上进行的，在人体上的实验则要困难得多。为了保证人体实验结果不受“心理因素”的干扰，韩济生当时还用了些“小计谋”。“我们好不容易收集人体试验的脑脊液，制成干粉样品后只贴上编号，没有其它名称信息，把样品送到国外检测。结果显示，人体实验结果和在其它动物体上的实验结果高度吻合。”

这个时光片段，是发生在1981年，现在提及，韩济生依然激动不已：“如果说我一辈子有所发现的话，‘穴位上不同频率的电流刺激，会令大脑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这意味着，大脑工作的‘密码’被我们发现了！”

对古老中医针灸原理的研究，使韩济生站在了现代医学的前沿。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大脑产生的物质与电流刺激的频率有关，比如，每秒两次的电流刺激，令大脑产生脑啡肽；每秒一百次的电流刺激，令大脑产生强啡肽。

西医科班出身的韩济生，在经历过上述两件事情后，对中医的认识，已和最初的“不信、质疑”完全不同，“这不是伪科学，而是无尽的宝藏。”

忧心中医“高冷”

还有一件事，是发现CCK（胆囊收缩素）具有抗镇痛的作用。

在韩济生开始进行针灸机理研究后不久，有一个问题就被提出来：既然针灸有麻醉镇痛的效果，那么增加针灸次数会不会提升麻醉效果？随后动物实验的结果给出了回答：在一定时间内，随着针刺麻醉次数的增加，麻醉效果是逐渐衰减的。这就类似于吗啡有麻醉效果，加大注射量效果就倍增。但随着注射次数的增加，体内产生的“抗吗啡物质”越来越多，麻醉效果会逐步衰减。

“当时我们想，根据‘矛盾论’的道理，针刺在产生镇痛化学物质的同时，会不会同时也产生抗镇痛的物质？而且随着针刺次数增加，这种抗麻醉物质的量会随之增加？”韩济生说。

沿着这个思路，这种抗镇痛的物质在随后的试验中被提取出来，当时只知道它的分子量大概是1000，相当于8-10个氨基酸的分量。

直到198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谜团得以解开。“当时我在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应邀做学术交流，在演讲中提到了这个拟似的‘抗镇痛物质’。一位美国科学家举手说，这个物质从化学特性上看来和他们发现的CCK很像，至于生理效应，在消化道CCK是帮助胆囊收缩排出胆汁的，不知道在神经系统中是否也会参与针刺镇痛。”韩济生说到这件事时，脸上充满会心的笑意，说“当时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此后事情的进展，一帆风顺，水落石出。在这位美国科学家的热情帮助下，韩济生拿到了CCK样品以及抗体。试验证明，韩济生近20年前发现的“抗镇痛物质”，就是CCK！

“针刺麻醉时产生的脑啡肽与CCK，高度契合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二者相生相克，产生了奇妙的效果。”韩济生感叹道，“这个例子说明，在道的层面，中医和西医是一致的。我只是借助科学的方法和语言，对古老中医针灸的有效性和动态变化性，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韩济生院士对针刺镇痛具有化学物质基础的研究，在1987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在此基础上，对于抗针刺镇痛物质机理的研究，在199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回顾自己50多年来对针刺镇痛的认识、研究历程，老人不禁感慨道：“科学本身在不断进步之中，我们对世界万物之间联系的认识、规律的把握也在不断进步之中。对于我们目前暂时还认识不了、说不清楚的东西，不能因为我们不懂就轻易否定。就像我们直到现在还解释不清经络的实质是什么，它的解剖结构是什么，但决不能因此否定它。中医针灸是一个宝库，其有效性不容否定，其科学性值得我辈用如今拥有的科学技术利器继续不断加以挖掘。”

“那些说‘针刺是假的’‘针刺疗法是伪科学’的人，认识不到针灸有效性和目前已知的科学原理，就贸然否定针灸，太不应该。”

同时，老人也对中医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医不少内容可能超出了目前科技研究能力所及，但中医不能就此‘高冷’，而应以开放的心态主动拥抱科学，不断增加科学技术对中医研究的参与，争取让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支持中医。”

“如果中医一味地采取‘避世’的态度，不仅对全世界人民的健康是一种损失，对中国传统医学乃至文化也都是一种损失。”

淡定谈“诺奖”

1997年，对于中国针灸走向世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韩济生则是其中的“关键先生”。

那一年，美国最重要的卫生研究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举行了一次千人听证会，讨论中国针灸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这次听证会，直接为相关立法提供依据，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针灸能否合法进入美国。

“到会的1000多人，大部分是医学博士，同时也有不少来自经济、法律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我第一个做报告，讲针灸的机理和作用。”回忆起这段经历，老人语气淡然。最终，听证会得出的结论是，针灸在镇痛和止呕吐方面有确实的功效，这两个结论都是有临床疗效和科学根据的。

从那以后，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的医疗保险公司，开始将中医针灸纳入商业保险。据世卫组织的统计，目前已有103个国家认可使用针灸疗法，其中18个已经将其纳入医疗保险体系范畴。

“针灸能够在国际上得到重视，我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讲及此处，老人笑了。他特地向记者展示了一座奖杯——美国针灸协会终身成就奖。“美国针灸协会成立10周年的庆典，当时特意从美国挪到北京来举行，就是为了给我发这个奖。”言语之间，充满骄傲与自豪。

其实，韩济生获得的奖项不胜枚举：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次，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次，卫生部甲级奖三次、乙级奖二次等，1995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6年首届北京大学蔡元培奖，2011年获中国医学界最高规格个人奖项——吴阶平奖，2014年获张安德中医药国际贡献奖……

正因为韩济生在医学领域尤其是针刺镇痛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他被认为是继屠呦呦之后，有望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候选人之一。

对于这样的高度评价和期许，老人的回答淡然、谦逊而简单：“我不认为我们会获诺贝尔医学奖。”

“屠呦呦研究员获奖，是因为青蒿素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使得她的研究成果更具价值。她的获奖，是中国全体医学工作者的骄傲，是国际主流医学界对中医药价值的充分认可。我们对针刺镇痛研究的贡献，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也将中国针灸推广到了世界。但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很难说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在这方面比不上屠呦呦研究员的青蒿素。但我相信，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与诺贝尔奖所鼓励的科学研究要对人类知识探索、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这一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老人对于诺贝尔奖的淡然，其实就是他一直以来淡泊名利的真实写照。

1994年，韩济生获“光华奖学金”1万元人民币。他和夫人决定，5000元买纪念品送给支持他工作的有关部门和他实验室的学生和同事，5000元捐给希望工程，为北京边远山区延庆县一所小学建希望图书室。

1995年，韩济生荣获“何梁何利”奖10万港元。为推动北医大的教学科研工作，他和夫人向北医大基础医学院捐资5万元港元，设立“求索奉献”基金，鼓励青年技术员在工作中不断钻研和求索。

2014年，韩济生荣获“香港张安德中医药国际贡献奖”，并将奖金50万元港币全部捐出，用于发展《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韩济生院士简介：

韩济生，我国著名生理学家，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生物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终身名誉主任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博士后基金会理事、世界卫生组织（WHO）科学顾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顾问。《中国疼痛医学杂志》主编，《生理科学进展》名誉主编，赣南医学院名誉院长。曾任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自1965年开始从事针灸原理研究，1972年以来从中枢神经化学角度系统研究针刺镇痛原理，发现针刺可动员体内的镇痛系统，释放出阿片肽、单胺类神经递质等，发挥镇痛作用；不同频率的电针可释放出不同种类阿片肽；　针效的优、劣取决于体内镇痛和抗镇痛两种力量的消长。研制出“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HANS）”。

1979年以来，应邀到26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演讲206次。在国内外杂志及专著上发表论文500余篇，主编中文专著9册，英文教科书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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