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喆说周笔畅（他是陶喆罗大佑周笔畅制作人）
陶喆说周笔畅（他是陶喆罗大佑周笔畅制作人）1994年，东方之珠回归前夕，滚石旗下魔岩唱片把中国大陆摇滚乐带到香港，这就是后来一直被传颂的“94摇滚中国乐势力红磡演唱会”。第一次见到张楚、何勇、窦唯，“那个时候对我震撼很大，滚石对我来说是神级的存在。很幸运地，也是在94年就去滚石上班，我做了大概快三年的企划，然后从企划部门转到制作部。”中学时期的朱敬然听歌有个习惯，喜欢看制作名单，列在上方的制作人一栏引起了他的注意，印象深的比如张学友的制作人欧丁玉，“我看每个工作人员名单都有一个叫制作人的，第一反正制作人应该很厉害，慢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像李宗盛大哥，走路都有风。还有Beatles的伯乐George Martin（乔治·马丁），被称为‘披头士第五人’，没有他就没有Beatles的样子，制作人那么厉害，那时候就想当制作人了”。对于未来的规划，朱敬然透露合辑仍会继续：“我们明年上半年会再发一张男生的合辑，女生合辑也还会做。合辑是帮助新
2016年初新意思正式运营，8月推出集合内地十位唱作女生的创作大碟《新花怒创》。回首半年有余的厂牌运营，朱敬然在接受尒闻音乐专访时自评：“刚及格。”但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在线音乐曲库动辄几百万首歌，一个用户可能也就需要几万首歌，所谓的意见领袖比以前更重要了”，而厂牌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残酷的测评
朱敬然感慨新的时代来了，但旧世界里好的部分还是要保留：“新和旧是相对的。所谓的旧是指回到音乐的本分跟音乐的核心，听到好音乐的冲动。新是指品牌的运作，我们正在经历音乐消费模式的转变，以往的商业模式是非常清楚的，唱片公司透过他们的专业运作把音乐以某种产品载体卖给消费者。现在流行音乐的商业模式千变万化，我们在卖什么呢？我问过很多同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以前所有人一模一样，现在是都不一样，变现的方式层出无穷，结合互联网和新的消费趋势大有文章可做。对新意思来讲，保证旧的冲动还在，同时不断尝试新的运营方式，这是一个挑战。”
回首迄今为止新意思音乐的运行状况，朱敬然直言不满意，“我们努力不够，我对它评分就是刚及格”。从音乐人转做运营者并不是容易的事：“音乐人和品牌经营者真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逻辑，（变现）以往这个我不管嘛，我把音乐做好了就交给公司了，企划虽然我有一些想法，但是我不是执行。现在不行，我是厨师，做完一碗米线还要负责去卖。我本来想做的事情，制定的所谓的商业模式还没有体现出来，真的我很不满意”。
对于未来的规划，朱敬然透露合辑仍会继续：“我们明年上半年会再发一张男生的合辑，女生合辑也还会做。合辑是帮助新意思音乐跟音乐人拉近距离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家相得益彰。我们的优势就是整合资源，在一个合辑里集合十个不同的唱作人，把资源集中起来。未来我们还会孵化一个表演的IP平台，包括巡演等形式，最终让这个IP慢慢扩散。人的方面，我们也会签约艺人，但质比较重要，现在有全约的艺人叫李沁枬，她是《新花怒创》合辑里面的其中一位女生，她的音乐跟新意思那个品牌的感觉很对味，我们会帮她做完整的艺人经营方案，帮她发表作品。合辑这个平台就好像约会，感觉不错就一步步下去，不和的话也很多美好的回忆，有一个合辑。”
敢等的人
谈到自己的音乐之路，朱敬然一再表示幸运。但他1994年入行直到9年后才有机会制作专辑——做制作人的梦想则要追溯到80年代他的中学时代，早年间担任助理被“折磨”3个月反而被陶喆接纳为音乐伙伴。显然他是一个敢于等待的人。
中学时期的朱敬然听歌有个习惯，喜欢看制作名单，列在上方的制作人一栏引起了他的注意，印象深的比如张学友的制作人欧丁玉，“我看每个工作人员名单都有一个叫制作人的，第一反正制作人应该很厉害，慢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像李宗盛大哥，走路都有风。还有Beatles的伯乐George Martin（乔治·马丁），被称为‘披头士第五人’，没有他就没有Beatles的样子，制作人那么厉害，那时候就想当制作人了”。
1994年，东方之珠回归前夕，滚石旗下魔岩唱片把中国大陆摇滚乐带到香港，这就是后来一直被传颂的“94摇滚中国乐势力红磡演唱会”。第一次见到张楚、何勇、窦唯，“那个时候对我震撼很大，滚石对我来说是神级的存在。很幸运地，也是在94年就去滚石上班，我做了大概快三年的企划，然后从企划部门转到制作部。”
在滚石香港制作部不到半年，朱敬然得到一个台湾版权公司的工作机会，“因为台湾是华语音乐的中心，没怎么想就直接去了。”这时期他的职位是创意经理，主要做歌曲版权推广营销。这段经历同时也开启了他创作的一扇门。
在台湾工作期间，朱敬然发表了两首重要作品，李玟的《颜色》和刘德华的《他的女人》，得益于完善的版税制度，“两首歌就是让我存够钱，就去英国念书了，学校就在Beatles的家乡，把所有的版税花光就回去上班了”。
而和陶喆的遇见更传奇。
2000年的一天，“我给朋友补过他的生日，然后我朋友又请了他的朋友一起出来，刚好那个朋友就是侠客唱片的总经理。她就问你在干嘛，有没有兴趣进来侠客去帮陶喆。”后来，当朱敬然一个人去美国和陶喆汇合，迎接他的是长达三个月的磨合期。陶喆后来曾谈到：“名为助理实为监工，那好，我折磨他。”但有备而来的朱敬然最终让陶喆看到了他的才华，一对金牌搭档就此诞生。
朱敬然一再强调：“一定是上帝给的巧妙的安排，我在利物浦学到了一句话，不怕没机会就怕机会来了没准备好。我如果没有积累，可能不够三个月陶喆就把我踢出来了。陶喆也一样，他和王治平大哥在唱片店遇到，但如果当时他没有写歌，王治平去了他家但没有听到demo，那去了也没用，聊完就走了。累积你的经验跟你的作品，当机会来了你就展现光芒，我觉得这个确实挺妙的”。
虽然媒体喜欢称朱敬然为陶喆御用制作人，但朱敬然说：“刚进侠客什么制作都不太懂，那个时候就是跟David（陶喆）一起做《黑色柳丁》专辑，他就是师傅，跟他就是学了很多。”在以制作统筹的身份与陶喆工作3年后，朱敬然终于有机会像少时憧憬的那样，把名字印在唱片的制作人名录上：“陶喆叫我去制作Tension的唱片，才真正当了所谓的制作人，1994年到2003年是我音乐生涯的第一个阶段，走了一个很大的圈。”
闪亮的日子
“2004年侠客唱片要帮罗大佑发行专辑，公司派我去协助大佑哥，但是大佑哥给了我很多机会，他让我去做编曲以及一些制作的工作。《美丽岛》很特别，那张专辑讲了很多事，关于台湾的经济和经济等等。那时候我很紧张，完成后请大佑哥来我工作室，大哥从头到尾听完一遍，说很好，可以了。”
2005年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朱敬然与罗大佑、陈彦江凭《美丽岛》获得最佳编曲奖。从敬仰滚石的少年，到与前辈一起获奖，朱敬然的音乐事业进入快车道。
从2003年到2015年被朱敬然定义为自己的第二个阶段：“2003年开始，我的师父陶喆带我出来，成了独立的制作人，开始做莫文蔚、品冠、梁静茹、古巨基的等等不同的艺人。”尒闻音乐采访期间，他还在制作罗大佑、黄雅莉等歌手的专辑。
时隔20年，朱敬然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决心做音乐的不易：“大一那年我刷了信用卡，三千港币买了四轨的卡带录音机，一千多块买了台keyboard，买了的音源器大概三千块，然后买了麦克风、架子、效果器，一万没了。这样才能够享受到自己一首demo的乐趣，之后大学四年生活就是还债。”
互联网带来的便利让朱敬然慨良多：“（现在）你的成本是零，很多软件都是免费的，做音乐的门槛比二十年前低太多了，网路一大堆的资源，你没有借口说没钱没法做音乐。一些网路可以自己上传你的作品，从创作到上架的便利，在以前是天方夜谭。玩音乐可以做全民运动了。”
但是群体创作和互联网的便利带来的数量叠加并没有带来等比例的好音乐，朱敬然直言：“量跟质现在已经不成正比了，互联网音乐消费还没有真正成熟，现在的乐评跟所谓的意见领袖 比以前更重要了，因为整个平台曲库有几百、几千万首歌，但你真正能听的也就三万首歌、五万首歌。”
最新的故事就回到了本文开篇，2016年朱敬然有了厂牌经营者的新身份。“唱片公司lable有它的责任，比方说新意思音乐，我们希望怎么做聆听度，挑选我们认为很棒的艺人给大家，希望只要是新意思出品的，你就觉得有品质保证。”
流行音乐产业体系此外，他也找到了新的满足感：“就是玩音乐的门槛变低了、创作群体庞大但玩音乐常常会遇到瓶颈。所以流行音乐创作课程越来越多，我跟陶喆也在做这个事情，已经办了一年半了，在台湾我们开了大概十四五个课程了，接下来也会在内地和新加坡开。透过流行音乐的课程，培养流行音乐的工作者也好，提升音乐爱好者也好，如果两边都越来越好的话，可能有一天真正好的音乐会有更多人愿意为之付费。特别是这一两年，突然之间我发现很大的一个满足感就是做流行音乐教育，跟分享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