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对古代的影响和应对措施（宋代民众对瘟疫的认识及其防治策略）
瘟疫对古代的影响和应对措施（宋代民众对瘟疫的认识及其防治策略） 宋代东南地区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路和福建路，虽是宋代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但也存在着“信巫不信医”之风。《宋会要辑稿》载：“江南风俗，循楚人好巫之习，闾巷之民，一有疾病，屏去医官，惟巫觋之信。亲戚邻里，畏而不相往来，甚者至于家人尤远之而弗顾，食饮不时，坐以致毙。”[10]8319—8320宋人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记载：“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也。”[11]13绍兴十六年（1146年）二月三日，两浙路地方官向朝廷上奏：“近来淫祠稍行，江、浙之间，此风尤炽。一有疾病，唯妖巫之言是听，亲族邻里不相问劳，且曰此神所不喜。不求治于医药，而屠宰牲畜以祷邪魅，至于罄竭家资，略无效验，而终不悔。”[10]8380 宋代荆湖南路、北路地区，是巫医流行较为严重的又一地区。关于荆湖北路地区，《宋史》称“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淫祀，故尝下令
宋代建立了以各级官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其中朝廷和各级官吏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社会民众是防治瘟疫的民间基层力量[1]144-145。社会民众包括民间医家、僧人、道士、地方乡绅和普通民众等，在国家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的作用，救治的范围大多集中在乡村地区，以个体活动较多，弥补了官府救治薄弱的区域。尤其在疫情流行较为严重的时期，地方乡绅、民间医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因分散在村社，救济活动更为直接，往往在官府到达之前率先对疫病采取初步救治，发挥的效果亦较为明显。民间医家是宋代乡村中应对疫病的中坚力量，一方面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另一方面又积累经验，亲撰医书，精选各家名方，简化官府医方，将医药知识应用于临床治疗。地方乡绅、僧人、道士采取了发放药物、施舍粥食、捐献家资、掩埋尸体、祈神驱疫等措施。普通民众对瘟疫充满了强烈的恐惧，其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杂，采取的防治措施也是多种多样。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宋代官府牢牢地管控着社会民众力量救治疫病的方向，严防借助疫病救治发展宗教或农民起义。同时，对疫病救治中取得显着成效的地方乡绅、民间医家和僧人、道士等，宋朝官府通过酬以官爵、授予医职或赐予封号等措施，将其纳入国家疫病防治体系之中。
学术界有关宋代瘟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防治措施方面，对于宋代社会民众防治瘟疫的措施关注较少。笔者在《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一书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究[1]409-449。近年来随着宋代新史料的发现和墓志铭的出土，关于宋代民间医家、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等对瘟疫的认识、态度和采取的防治措施，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宋代社会民众对瘟疫的认识和态度
瘟疫是一种发病急骤、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且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其形成原因多是气候反常和人为因素所致。宋代瘟疫的种类有疾疫、伤寒病、时气病、天行温病、痢疾、痘疮病（即天花病）、大风癞疾（即麻风病）、麻疹、瘴疫、痄腮病、黄肿病等，通称为瘟疫[1]80-96。疫病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不仅引起大量人口的死亡，而且传播速度快，对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军事战争乃至国家统治秩序造成严重的影响，因而受到历代官府和社会民众的高度重视。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宋代社会民众对疫病充满了强烈的恐惧，其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信巫不信医”的习俗影响
宋代社会广泛存在着“信巫不信医”[2]31或“氓疾不治，谒巫代医”[3]980-981的现象，地方巫术势力十分强大。因此，普通民众一遇到疫病，首先想到的是巫术，而不是医学。
宋代西部地区益州路、梓州路、夔州路和利州路是“信巫不信医”较为严重的地区，当瘟疫发作时，其俗信巫而不求医。宋仁宗时期，龚鼎臣（1010—1086）在《述医》中说：“虽亲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门庐。以至得病之家，惧相迁染，子畏其父，妇避其夫。若富财之人，尚得一巫觋守之；其穷匮者，独僵卧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则不特绝医药之馈，其饮食之给，盖亦阙如，是以死者未尝不十八九，而民终不悟。”[4]1780-1781夔州路是川峡地区乃至宋代巫术流行最严重的地区，该地居重山之间，炎热多雨，当地人多病瘴疟、头痛、脾泄，略与岭南相同，“他处药材皆不至，市无药肆，亦无学医者，其俗信巫而不求医”[5]64-65。
宋代荆湖南路、北路地区，是巫医流行较为严重的又一地区。关于荆湖北路地区，《宋史》称“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淫祀，故尝下令禁之”[6]2201-2202。黄庭坚（1045—1105）指出：“江汉之俗多禨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虽郡异而县不同，其大略不外是矣。”[7]296-297嘉佑四年（1059年）七月，龚鼎臣说：“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实自古而然。”[4]1780-1781荆湖南路地区，“夫好淫祠，尚巫鬼，楚越之俗然也”[8]748。王师愈在《乞禁止师巫疏》中说：“荆楚之俗，自古信师巫，然而近世为尤盛……有疾病，不敢求医药，专信其下禁。”[9]2809
宋代东南地区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路和福建路，虽是宋代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但也存在着“信巫不信医”之风。《宋会要辑稿》载：“江南风俗，循楚人好巫之习，闾巷之民，一有疾病，屏去医官，惟巫觋之信。亲戚邻里，畏而不相往来，甚者至于家人尤远之而弗顾，食饮不时，坐以致毙。”[10]8319—8320宋人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记载：“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也。”[11]13绍兴十六年（1146年）二月三日，两浙路地方官向朝廷上奏：“近来淫祠稍行，江、浙之间，此风尤炽。一有疾病，唯妖巫之言是听，亲族邻里不相问劳，且曰此神所不喜。不求治于医药，而屠宰牲畜以祷邪魅，至于罄竭家资，略无效验，而终不悔。”[10]8380
宋代岭南地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巫医活动也较为频繁。北宋时期的文献中多次记载“岭南风俗，病者祷神不服药”[6]9584—9588，“病不求医，杀人祭鬼”[12]599。曾敏行《独醒杂志》载，宋真宗景德年间，“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己，方书药材未始见也”[11]27。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知南雄州朱同任满后向朝廷的奏章也说明：“岭南无医，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毙。”[13]3031
宋代西北地区陕西路泾州（今甘肃泾川），咸平五年（1002年）发生巫医毛密“以禁术疗民妻，绳缚手足，桃杖击之，自初夕至二鼓死”[12]1148的重大案件，引起朝廷震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春正月，王嗣宗知陕西路邠州兼邠、宁、环、庆路都部署，邠州（今陕西邠县）城东有灵应公庙，傍有山穴，有群狐出入，“妖巫挟之为人祸福，风俗尤信向，水旱疾疫悉祷之，民语为之讳狐”[12]1707。这一风俗的盛行影响到地方官吏的行政事务，“前此长吏皆先谒庙，然后视事”，气焰十分嚣张。
宋代京畿地区巫医活动较少，但也有零星记载。如京东路睢阳（今河南商丘），北宋后期也是“里俗尚鬼而信巫，有以疠疫死者，必累月乃敢发丧”[14]522。
上述巫医的活动说明：巫术在宋代社会有广泛的影响，无论是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还是交通不便、经济方式落后的夔州路、广南西路一带，“信巫不信医”之俗普遍存在。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普通民众在面临重大传染病流行时，首先想到的是巫术，而不是医学。
（二）缺乏对疫病成因的科学认识
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反应，还表现在对疫病的成因缺乏科学的认识，甚至将其和鬼神联系在一起，认为疫病是由鬼神作祟引起的。如郭彖《睽车志》卷一载：
承节郎孙俊民，家于震泽。岁除夜，梦长大人，其高出屋，行通衢，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铁钉槌，睥睨其家，以牛角拟门上。欲钉之，梦中与之辨解，长人乃去。以其角钉对门姚氏家，其春姚氏举家病疫，死者数人。[15]4
这种用迷信鬼神思想解释疫病成因的事例，在民间极为突出，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科学知识极其有限。
庆元二年（1196年），江南东路南康军都昌县（今江西都昌）荐坛段氏，素为富室，全家染疫，二子继亡，婢仆多死，夫妇二人病势危急，卧床不起。段氏患病后，“邻里来视及供承汤粥者，亦皆传染以死，虽至亲莫敢窥其门”。段氏有子年方二十，在鄱阳莲山院出家，闻家遭此祸难，急忙回来探试，并邀请僧泉诵读《楞严呪》驱疫。关于段氏子利用宗教驱疫的措施，洪迈《夷坚志补》记载甚详：“沙弥一步一拜，才及门，妖雾如扫，进至中堂，坐少定，一巨蛇自病房出，群僧惊惧，亟登高，敛足跏趺，朗诵经卷。末毕，蛇自举首击户限数十，流血而毙，病人登时悉愈。人以为孝心所感，沙弥复归莲山。”[16]1713尽管洪迈的记载具有志怪传奇的成分，但段氏子照看父母，给以粥药，是其康复的根本原因。
（三）以躲代防，乱服药物
逃避躲疫的事例在乡间较为突出，躲避也是普通民众通常采取的防疫措施之一。如景佑五年（1038年），京师开封（今河南开封）发生瘟疫，“袁氏染疾而毙已三日矣，尚未殓也”。康定二年（1041年），梓州路广安军（治今四川广安）大疫，寿安县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17]36。熙宁六年（1073年），两浙路苏州常熟县“岁辄大凶，而水且旱，百里芜其八，人辄大疫，而逋且逃，十室虚其九”[18]524。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江南东路饶州石门市“连年水旱疫疾，逃移纷然”，导致“今岁蚕麦稍熟，而去者犹棘。其门居者率皆菜色，亦有老弱坐待馁死者。终日道途，更无鸟鹊”。利州西路岷州之俗，“一人病疫，阖家避之，病者多死”[19]2。庆元元年（1195年）正月，两浙西路平江（今江苏苏州）市人周翁，患疟疾不止，曾听人说疟乃鬼所为，可以逃避躲疫，于是“昏时潜入城隍庙中，伏卧于神座下，祝史皆莫知也”。
在广大的乡村，普通民众因无钱买药或乱服药物导致死亡的情形时常发生。如乾道七年（1171年），江南东路鄱阳乡民郑小五，“尽室染疫疠，贫甚，粥不能给，欲召医巫买药，空无所有”。咸淳七年（1271年），两浙东路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发生瘟疫，民众恐慌，乱服药物，听说圣散子方有效，于是加以服用。然因病症不同，“服此方被害者，不可胜记”[20]518。
二、宋代社会民众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
宋代社会民众由民间医家、宗教人士、地方乡绅和普通民众等组成，瘟疫发生期间采取了积极的救治措施。由于对疫病认识的差异和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他们防治瘟疫的措施较为复杂。
（一）宋代民间医家防治瘟疫的措施
宋代民间医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坚力量，不仅撰有大量的医学方书，而且在疫情期间能配制药物，亲临疫区诊治。如北宋医家庞安时，字安常，淮南路蕲州蕲水县（今湖北浠水）人，号蕲水道人，出身世医，撰《伤寒总病论》六卷。在《天行温病论》中，庞安时认识到温病与伤寒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外感热病，认为“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次则一乡，次则偏着一家，悉由气运郁发，有胜有伏，迁正退位，或有先后”[21]189，提出寒、温分治的主张。在《温病发斑治法》中，庞安时对斑疹伤寒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观察：“热气在表，已发汗未解，或吐下后，热毒不散，烦躁谬语，此为表虚里实，热气躁于外，故身体发斑如锦纹；或不因汗下，始得病一二日便发，皆由温疫热毒气使然也。”[21]186指出该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温病发斑，赤斑者五死一生，黑斑者十死一生，大疫难救”[21]187。治疗药物有赵泉黄膏、崔文行解散、藜芦散、鸡子汤、麻黄汤、葛根解肌汤、白薇散、圣散子方、华佗赤散方、乌头赤散等。庞安时专论天行温病的病因、病症和治法，指出：“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者，皆由冬时触冒寒毒所致。自春及夏至前为温病者，《素问》、仲景所谓伤寒也。有冬时伤非节之暖，名曰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实时发病温者，乃天行之病耳。”[21]189关于“疗疫气令人不相染，及辟温病伤寒”，庞安时认为宜服屠苏酒、辟温粉、千敷散、杀鬼丸、萤火丸等。现代医学称此病为大流行病，即急性烈性传染病，是由“疠气”引起的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
南宋医家许叔微（1079—1154），字知可，号近泉，淮南东路真州（今江苏仪征）人，精伤寒之学和疑难杂症。着有《类证普济本事方》十卷、《类证普济本事方续集》十卷、《伤寒百证歌》五卷、《伤寒发微论》二卷、《伤寒九十论》一卷、《辨类》五卷、《翼伤寒论》二卷、《伤寒治法八十一篇》和《仲景脉法三十六图》等书，留下了大量防治瘟疫的医案。如建炎初年（1127年），淮南东路真州（治今江苏仪征）“乡中大疫”，许叔微“遂极力拯疗之，往往获全活者颇多”[22]3332-3333。建炎三年（1129年），金朝骑兵破楚州淮阴（今江苏淮安），“疫疠大作”，时有王姓朝奉郎寓天庆观得疾，“身热自汗，体重难以转侧，多眠，鼾睡，医作三阳合病，或作漏风症，治之不愈”。许叔微指出：“此风温病，投以葳蕤汤、独活汤，数日瘥。”[23]178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许叔微研制出有名的“七珍散”，“予制此方，温平不热，每有伤寒、疟疾、中暑，得瘥之后，用此以调脾胃，日三四服，十日外饮食倍常”[24]100。
南宋医家郭雍，字子和，号白云先生，隐居荆湖北路峡州（今湖北宜昌），终身不仕，撰《仲景伤寒补亡论》二十卷。淳熙八年（1181年），郭雍在《仲景伤寒补亡论》中解释了瘟疫的概念：“又或有春天行非节之气中人，长幼病状相似者，此则温气成疫也，故谓之瘟疫。瘟疫之病，多不传经，故不拘日数。治之发汗吐下，随症可施行。”[25]143-144关于伤寒病与温疫的关系，郭雍指出：“古人相传伤寒为难治之疾，时行温疫是毒气之病。而论治者，不判伤寒与时行温疫为异气耳。云伤寒是雅士辞，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不说病之异同也。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所病不同，方说宜辨。”[25]1-2他进一步指出：“若夫一乡一邦一家皆同息者，是则温之为疫者然也。非冬伤于寒，自感自致之病也。盖以春时应暖而反寒，夏热反凉，秋凉反热，冬寒反暖，气候不正，盛强者感之必轻，衰弱者得之必重，故名温疫，亦曰天行时行也，设在冬寒之日。而一方一乡一家皆同此病者，亦时行之寒疫也。”[25]141-142郭雍在《伤寒、温疫论》中认为，温疫是由天地间的时行之气或不正之气引起，故“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由于“非节之暖，人人皆感，故每为疫，其实先温后寒”，所以温疫“与伤寒大异”[25]141-142。这是宋代医学家关于伤寒病与温疫认识最重大的贡献之一，清晰地指明伤寒病范畴中的温病，与瘟疫是两种不同种类的疾病。温病受季节和气候变化明显，不一定具有传染性，但瘟疫一定具有传染性，四季均可发生。
宋代某些生活在民间的儒士，精于医道，熟知方脉，也撰有大量的方书，后世称其为儒医。如元佑八年（1093年），东平隐士董汲撰《旅舍备要方》一卷、《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一卷和《脚气治法总要》二卷。绍圣中，初虞世编《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三卷、《尊生要诀》一卷。书林陈先生集《陈氏经验方》五卷，南宋着名史学家李焘之子、文懿公李璧作序。这些民间医家方书，不仅收载了大量的奇方、验方、效方、秘方和家传方，而且也保存了大量防治瘟疫的医案和临床诊疗情况。与官修方书相比，宋代民间医家撰写的方书大多以专科着作为主，“不仅在内容上弥补了综合性方书的不足，而且也传播到官修方书难以到达的区域，广泛应用于民间疾病诊疗”[26]517。
（二）宋代宗教人士防治瘟疫的措施
宋代宗教人士主要包括僧人和道士，他们大多精通医学，熟悉本草、矿物等药物学知识，在治疗疾疫、麻风病、天花病、热病等疾病方面有突出的疗效。
宋真宗年间，我国可能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明崇祯元年（1628年）成书的翟良《治痘十全》最早记载了宋真宗朝宰相王旦（957—1017）邀请峨眉山女神医为其三子王素（1007—1073）种痘预防天花病的医案。关于这则着名的种痘医案，清代医学家朱纯嘏《痘疹定论》卷二《种痘论》记载尤为详细。
宋仁宗时，有丞相王旦，初生诸子，俱苦于痘。后老年生一子，名素。招集诸幼科而告之曰：“汝等俱明于治痘否乎?”求应之曰：“不敢言明于治痘，但略知治痘之法也。”王旦曰：“能知之，即能明之也。每年予各以十金相赠，俟小儿出痘，众皆请来，共相认症，订方用药，俟结痂还元之后，再厚赠酬谢，幸毋吝教推诿。”时有四川人做京官者，闻其求医治痘，乃请见而陈说种痘之有神医，治痘之有妙方，十可十全，百不失一。王旦闻之，喜相问曰：“此神医是何姓名，何处居住也？汝既知之，为我请来。”彼应之曰：“此医非男子，乃女人也，传说生身于江南徐州之地。自幼吃斋念佛，长不婚嫁，亦不披剃，云游至四川峨眉山顶，盖茅庵而居焉……若丞相必欲与公郎种痘，某当雇人夫肩舆，即往峨眉山敦请此神医，亦不难矣。”不逾两月，敬请神医到京师。见王素，摩其顶曰：“此子可种。”即于次日种痘。至七日发热，后十二日，正痘已结痂矣。由是王旦喜极而厚谢焉。[27]32-33
痘疮病，又名虏疮、豌豆疮、斑豆疮，是古代流行较广、死亡率较高的一种急性传染病。现代医学称此病为天花病。如果这个医案记载真实的话，那么宋代防治天花病的水平和应用鼻苗法的技术，在当时是非常科学和先进的。
宋真宗年间，道医郑荣“以医术救人，所传药能愈大风疾，民多求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载：
（大中祥符七年五月）癸丑，度军士郑荣为道士，赐名自清，住上清宫。荣先戍壁州，还，夜遇神人谓曰：“汝有道气，勿火食。”因授以医术救人，自是不食。其所传药，能愈大风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以饼饵。[12]1878
此处的大风疾即癞病，也称麻风病。从“其所传药能愈大风疾，民多求之”来看，郑荣掌握了治疗此病的方法，其法是让患者服用“臂血和饼饵”的药物。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两浙路常熟县（今江苏常熟），“岁辄大凶，而水且旱，百里芜其八，人辄大疫，而逋且逃，十室虚其九”。常熟县明因禅寺禅师释绍瞻积极加以救治，“应病用药，其徒以此亲。施无厚薄，均福田相，乡人以此敬”。熙宁中，两浙路湖州德清县（今浙江德清），“会岁大疫”。时天台僧人了因居住在德清县城山妙香禅院，“收弃骸于道，加苇衣篾给。聚而焚者以数千计，又乞食邑之人以苏流亡”。于是，邑人“相与出财，建转轮藏，增治堂庑”[28]230-231。
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前，僧人释普明，齐州人，晚游代州五台山，“得风疾，眉发俱堕，百骸腐溃，哀号苦楚，人不忍闻”。忽有异人教服长松，释普明不识，异人复告云：“长松，生古松下，取根饵之，皮色如荠苊，长三五寸，味微苦，类人参，清香可爱，无毒，服之益人，兼解诸虫毒。”释普明采服，不旬日，发复生，颜貌如故。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说：“今并、代间土人多以长松参甘草、山药为汤，殊佳，然本草及诸方书并不着，独释慧祥作《清凉传》始叙之，然失于怪诞。”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普庵禅师尝游息于万载县（今江西万载）东北安仁坊。时值多疫，普庵禅师“取井水饮之，疫遂痊”[29]301。淳熙年间（1174—1189年），王中勤为道正，戒行峻洁，遇异人授秘法，“每岁旱及疾疫，有祷立应”[30]2921。
从目前见到的材料来看，宋代某些僧人和道士治愈的疾病，主要以疾疫和癞病为主。这些疾病传染性强，极难治疗，说明某些僧人和道士具有较高的医学水平，并掌握了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此外，有些僧人和道士还撰有医学方书，如沙门应元撰《燕台要术》五卷，释文宥撰《必效方》三卷，僧惠安撰《安师所传方》一卷，道士林灵素撰《大成全书》一卷，道士崔嘉彦撰《紫虚脉诀》一卷、《注广成先生玉函经》三卷、《四原论》一卷等，治疗包括瘟疫在内的各种疾病。
（三）宋代普通民众防治瘟疫的措施
1. 求助巫术，逃亡躲疫
在巫术势力占据主要影响的地区，普通民众面临疫病时，通常求助于巫师或巫医。如景佑元年（1034年）冬，江南东路建昌（今江西永修）城北“里中大疫”，李觏家也感染疫病。他们家最先采取的措施是“使人请命于五通。神不能言，决之以竹杯校。时老母病不识人，妻子暨予相继困甚，唯五通谂以无害”[31]268。五通即五通仙人，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境通等五通仙人。
疫病爆发时带来的高传染性和高死亡率，给普通民众造成强烈的恐惧，他们大多采取了逃避的措施，甚至出现遗弃亲属的行为。如景佑五年（1038年），京师开封发生疫病，“袁氏染疾而毙已三日矣，尚未殓也”[32]15。康定二年（1041年），梓州路广安军（治今四川广安）大疫，寿安县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17]36。
2. 捐献钱物，救恤民众
某些地方乡绅甚至主动拿出私人钱物和粮食，赈济病民。如大观三年（1109年），“江东疫”[6]1370。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岁饥且疫，僵尸横道，皆犬彘之馂余也”，江夫人（1052—1109）“闻之恻然，出奁中金以瘗之”[33]455。宣和中，两浙路秀州嘉兴（今上海嘉兴）大疫，连墙比屋，呻呼之声相闻。陈景东（1087—1160）“日挟数仆，持药物自随，以饮病者，穷闾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绝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晨出暮归竟数月，而后已所全活，不可胜数”[34]722-723。
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春，广汉郡（今四川一带）大疫，“死者相藉，有亲族忌，不觇伺者”。广汉民众杨椿（1122—1155）“多技能，尤工于琴与医、指法及脉法，往往自得”，于是积极加以救治，“不择高下，往赴无惮，家人惧甚，拘是不得出，则谬为他适，其人多赖以活，亦不自以为德也。间持缗币适市，遇贫急探怀袖与之，不省问谁氏”[35]775。
3. 有病寻医，服药治病
某些地方乡绅、儒士或普通民众，在儒家思想和官府防疫措施的影响下，往往冲破禁忌，大胆对疫病采取救治措施，开始自觉运用医药知识防治疫病，部分民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宋代出现的新变化。
宝元二年（1040年），刘敞（1019—1068）羇旅淮南。医来言说：“今兹岁多疾疫。”刘敞于是“作文以逐伯强，伯强厉也，能为疫者，故逐之”[36]372。刘敞于庆历六年（1046年）考中进士，为官二十余年，关心民众疾苦。康定二年（1041年），梓州路广安军大疫，寿安县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以治之”。当时“广安军俗言巫，疾病不加医药”，但王氏不许，“亲为煮药致食膳”。左右争劝制止，王氏说：“平居用其力，至病则不省视，后当谁使者。”[17]36
熙宁初（1068年），两浙路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大疫，沈度（1034—1094）之母病死，其女奴又死，家人卧疾，内外皆恐。沈度“独不顾触禁忌，具棺敛为服，朝夕哭泣，荐奠如礼，卒无他。居邑火，禁其友庐，人莫敢向”，他“闻噪作，疾趋，蹈烟熖，负其母而出”。周行己在《沈子正墓志铭》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乡人壮其义，是可铭者。”[37]143熙宁九年（1076年），两浙路润州金坛（今江苏金坛）疫，陈亢“倾家之储，粥饿药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胜计。不幸死者，具衣槥收葬，又数千百人”[38]4。熙宁末年（1077年），两浙路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区）饥疫，卫佐“施粥给药，瘗殍给棺，无虑数万”[30]2645。有司嘉其义，将奏闻，力辞而止。卫佐字辅之，华亭人，事继母尽孝。时县未有学校，捐地为址。
某些民众在疫病发生时，能够按病视药，以方治病，以医抗巫。如元佑二年（1087年），两浙疟疾盛作，常州李使君举家病疟甚久，万端医禁不效，“遇客传此方，一家服之，皆一服瘥”。此方剂即着名的“七枣散”，治脾寒疟疾。元佑年间，两浙路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岁大疫，族人有举家病者，死且过半，亲戚畏避，莫敢视”，胡钧“闻亟往，具棺敛，营药石，存亡咸不失所”[39]266-267。元佑年间，江南东路徽州新安（今安徽歙县）“岁大疫，亲旧有尽室病卧者，人莫敢闯其门”，朱熹外祖父祝确积极加以救治，“每清旦辄携粥药造之，遍饮食之而后反，日以为常，其他济人利物之事不胜计，虽倾赀竭力，无吝色，乡人高其行”[40]4571-4573。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正月，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黄某，“遇旧同官赵士遏。赵讶其颜色青黑，而欬不已，语言动作，非复如畴昔时，从容问所苦”。黄某愀然久之，说：“吾家不幸，祖传瘵疾，缘是殒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来，此证已萌芽，吾次子沅亦然，殆将死矣。”遂悲伤出涕。赵士遏说：“每闻此疾可畏，间亦有愈者，而不能绝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箓治之，但虑人不知道，因循丧躯，公果生信心，试为公验。”洪迈《夷坚丙志》卷八记载了其治疗肺痨病的病案及方法，“于是焚香书符，以授黄及沅，使吞之。未久，遍手指内外皆生黄毛，长寸余，赵曰：‘疾深矣，稍复迁延，当生黑毛，则不能救疗，今犹可为也。’于是择日，别书符，牒城隍，申东岳，奏上帝讫，令黄君汛扫寓舍之西偏小室，纸糊其中，置石灰于壁下，设大油鼎一枚。父子着白衣，闭门对床坐，吞符讫，命数童男秉烛注视。有顷，两人身中飞出黑花蝉蛾四五，壁间别有虫，作声，而出，或如蜣螂，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鼎中，臭不可闻，啾啾犹未止。继一虫细如丝发，蜿蜓而行，入于童袖间，急捕得，亦投鼎中，便觉四体泰然，了无患苦”[16]429-430。于是，黄氏举室欢异，知其灵验，默祷于天，愿为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救度之。黄氏历世恶疾，自此而绝。此处之瘵疾，多指痨病，古代称痨虫病、肺虫病，是一种慢性和缓发的传染病，中医以补虚和杀虫治疗为主。洪迈的记载虽多有神魔色彩，但驱杀痨虫疗法是可取的。
三、宋代社会民众防治瘟疫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借鉴
宋代社会民众地处乡村，身处疫区，往往在官吏到达之前率先对疫病采取初步救治。尤其在王朝更替和战乱年月，社会力量在一定地域内发挥的作用较为显着。宋代地方志人物传记中，记载了数量众多的乡贤、医人、孝子、烈女、僧人等，尽管他们救治病人的活动多是个人行为，但也挽救了无数的宝贵生命。其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和历史借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宋代社会民众是防治疫病的重要基层力量和辅助力量，弥补了官府救治薄弱的区域。其中民间医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坚力量，一方面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另一方面又积累经验，亲撰医书，精选各家名方，简化官府医方，将医药知识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治疗。民间地方乡绅和宗教人士等也对疫病采取了积极的防治措施，如发放药物、施舍粥食、捐献家资、掩埋尸体、祈神驱疫等。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杂，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是多种多样。居住在城市、乡镇的广大民众，因官府遍设惠民药局，有病时多求助于医药，大多也能得到官府的诊治和赏赐药物。但居住在农村偏远地区的广大民众，受经济条件、社会习俗和缺医少药的限制，大多数采取了逃避或求助于巫医的措施。
其次，施舍粥药，捐献家资，掩埋尸体，祈神驱疫，是社会民众常常采取的措施之一。这一点实属不易，需要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和家产来源，故个人行为多是临时性的，疫情控制后即告结束。如大观三年（1109年），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岁饥且疫，僵尸横道”，江夫人“闻之恻然，出奁中金以瘗之”，拿出嫁妆盒中的黄金首饰救疫，掩埋病尸。宣和中，两浙路秀州嘉兴大疫，陈景东（1087—1160）“日挟数仆，持药物自随，以饮病者，穷闾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绝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此外，如前文所述刘敞的事例也说明祈神驱疫，祭祀神灵同样是民众常用的防疫措施之一。
最后，宋代社会民众已经普遍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受国家的提倡和官府防疫措施的影响，宋代社会民众对医药的态度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如熙宁九年（1076年），两浙路润州金坛发生疫病，陈亢“倾家之储，粥饿药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胜计。不幸死者，具衣槥收葬，又数千百人”。元佑元年（1086年），广州医学助教王士良用钩藤散治愈广州民众疫病。建炎三年（1127年），医学家许叔微用葳蕤汤、独活汤治愈真州民众所患伤寒病等。
瘟疫流行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造成人口的死亡、迁徙和流动，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迫使社会不同阶层去寻找解决应对疫病的办法，从而使各级官府和社会民众联合应对成为可能。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医乃仁政”的思想得到充分的宣扬，“按方剂以救民疾”[6]231和“依方用药”[41]9成为宋代医疗发展的新方向。医家窦材在《扁鹊心书》中说：“予每见时疫盛行之际，乡陬死者比户，心切怜之，倘尽心力并合丹药以济之，不特己身蒙福，子孙亦必昌大。”[42]24这正是绝大数民间医家、地方乡绅、普通民众等奋不顾身救治病人的根本动因。但也应该看到，经济因素、社会习俗、文化水平对一个地区疫病的防治，也会起到某种促进或阻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