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曾文正公（曾左李的人生境遇大不相同）

曾国藩和曾文正公（曾左李的人生境遇大不相同）特别是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清廷一直害怕法国人再起战争，嫌曾国藩处理速度慢、妥协程度不够、杀的人不多。如果翻看这一时期清廷对曾国藩的评语，看《清实录》内都是负面评价！因此，两江总督马新贻一被刺杀（七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就已经被从直隶总督安排为两江总督，空缺由李鸿章担任。在清廷眼里是不得已尊重了曾国藩的建议，但太平军一被灭，就该找曾国藩的麻烦了。而且越找越多，曾国藩的能力在“曾左李”中应该是最差的一位。曾国藩的成功在于做官年龄、站好了队（没有跟随陶澍、林则徐一脉，而是跟了穆彰阿），因此，组建湘军的时候，他是“中央的权力”和“地方的权力”之间的桥梁。我们先谈谈曾国藩在1870年中秋时的境遇问题。虽然，因为在剿灭太平天国过程中，曾国藩居功至伟，但其为了更有效率地工作，对何桂清（两江总督，1816-1862年）、翁同书（安徽巡抚，1810-1865年）等人痛下杀手，清廷在比较了轻重后不得已间

1870年的中秋节这一天，清廷下了一道催促旨意，让李鸿章尽快接下直隶总督的职位、前往天津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原文是：谕内阁：李鸿章现已调补直隶总督，著即驰赴天津。会同曾国藩、丁日昌、成林、查办事件，工部尚书毛昶熙著即回京供职。　　

曾国藩的无奈：因果循环，有果必有因

1870年中秋的这一天，李鸿章迎来了官场盛年。他的淮军开始护卫京师，而曾国藩却没有这个待遇；李鸿章正成为即曾国藩之后新的冉冉升起的汉臣第一人。那天晚上，他头上的月亮那肯定是圆又圆。

相反曾国藩头上的月亮则是乌云蔽日，看不到月亮。那么，左宗棠呢？则是半圆。可以说，1870年就是左宗棠的倒霉之年，但好在有惊无险，1870年左伯爵安然给度过去了。

我们先谈谈曾国藩在1870年中秋时的境遇问题。虽然，因为在剿灭太平天国过程中，曾国藩居功至伟，但其为了更有效率地工作，对何桂清（两江总督，1816-1862年）、翁同书（安徽巡抚，1810-1865年）等人痛下杀手，清廷在比较了轻重后不得已间尊重了曾国藩的意见。杀掉何桂清、发配翁同书。当然，这里面又出来翁同龢和李鸿章有私仇的历史谣言，传了百年到现在还有人在胡说。

第一，代笔参劾翁同书的徐子芩不是李鸿章，你市井之言说得再热闹，能有人家翁同龢在日记里记住谁是仇人靠谱？

第二，即使那篇文章写得再好，清廷要想保翁同书照样保。没有曾国藩当时的地位，仅凭一份奏折告不倒。即使倒了发配了，不照样在半路上被人截住继续留在军中效力。之后不断提官提官，翁同书死后就恢复了一切职务和爵位。

在清廷眼里是不得已尊重了曾国藩的建议，但太平军一被灭，就该找曾国藩的麻烦了。而且越找越多，曾国藩的能力在“曾左李”中应该是最差的一位。曾国藩的成功在于做官年龄、站好了队（没有跟随陶澍、林则徐一脉，而是跟了穆彰阿），因此，组建湘军的时候，他是“中央的权力”和“地方的权力”之间的桥梁。

特别是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清廷一直害怕法国人再起战争，嫌曾国藩处理速度慢、妥协程度不够、杀的人不多。如果翻看这一时期清廷对曾国藩的评语，看《清实录》内都是负面评价！因此，两江总督马新贻一被刺杀（七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就已经被从直隶总督安排为两江总督，空缺由李鸿章担任。

李鸿章的1870年中秋之月圆月满满

八月初二，曾国藩汇报了天津教案一事后，清廷对其仍然表示不满“若再不迅速办理，此后波折愈多、收拾愈难。”为了督促曾国藩，清廷命令成林前往协助，毛昶熙暂时留在天津继续协助。

八月初三，接到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后，对其子进行宽慰。又要求曾国藩对刘铭传于七月二十九日北上表示高兴，赏赐了白玉扳指、白玉翎管、火镰、大小荷包等。并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

八月初七，清廷接到李鸿章上奏：李鸿章的部队中的不菲已经紧急赶回直隶。郭松林部驻扎彰德、卫辉等地；周盛传部在平阳等地修养，他率八营已经抵达井陉（今属石家庄管辖）。李鸿章本人也已经快到直隶了。

从八月三日下旨到八月七日快到河北，李鸿章在三天的时间从西安迅速回师直隶附近。这速度够快的。由此可见，李鸿章心情之急迫。当然，这个速度也只能是骑兵先行，平均日行进达到将近200公里。

李鸿章能不高兴吗？本来李鸿章在陕西正琢磨如何给左宗棠下绊子，结果，曾国藩那里出了差错。削弱左宗棠是李鸿章在政界、军界的第一任务，因为曾国藩垂垂老矣，能力一般只是威望较高。

在当时能够与李鸿章在政军两届较量者只有左宗棠。而且两人都主张对内改革对外学习，只不过李鸿章主张多依仗西方技术迅速扩张实力、左宗棠主张在学习西方技术的同时要加快吸收西方技术变为自身技术。

左李为何不能同处一室

表面上看，左李都是能人能臣，完全可以同处政坛。但是，如果是在和平时期、在平常时期可以。但是，在动乱时期、在特殊时期，谁的主张居主导那么清廷的国家政策就会向谁倾斜。因此，李鸿章要想把自己的主张变为国家之政策就得先打倒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是如此。

比如在对外反侵略、反霸凌问题上，李鸿章就主张忍到实力够了。作为后人我们能够清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什么叫实力够了？什么叫不够？还得要因时因地制宜。比如收复新疆时，李鸿章就认为行军太难、给养太难，没有铁路这仗不能打。结果如何？还是打下来了。

左宗棠的观点则是：外敌如犬，肉尽而食骨。你忍了一次，他就得寸进尺。如果实力真不如对方那就忍，但如果实力积攒到可以打的时候，就不能再忍了。例如中法战争中，左宗棠就认为这是一次“一战以振奋人心”的大好机会。其背后有左宗棠深层次考虑，其一，慈禧即将让权给光绪皇帝，那么通过一次战争，改革派势力获得大涨，那么，光绪日后登基就少了慈禧的羁绊；其二，也改一改，见到外国人就下跪、张嘴闭嘴“洋大人”的毛病。

所以，左李二人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不允许本质上不同——左是实心为国，李鸿章则是为国之下更多的是私利。

1870年是左宗棠的倒霉之年，经常被清廷斥责。同时，李鸿章因为剿捻完成，作为淮军创始人的李鸿章在不断给他安排合适角色的时候。因此，1870年，李鸿章被任命了两个职务湖广总督、直隶总督。被临时安排了三件紧急要处理的事情，即贵州苗民起义、清廷觉得左宗棠在陕甘有些坚持不住了要求李鸿章陕西助剿、天津教案问题。

贵州李鸿章其实真的不想去；陕西助剿有些人说也不想去不想和左宗棠搭班，但实际上他巴不得去，因为李鸿章前往陕西后他想夺权，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下文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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