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明理崇德力行图（从礼尚往来到厚往薄来）
学史明理崇德力行图（从礼尚往来到厚往薄来）礼书对于聘礼中主国、聘国的赠物与回赠，是按照有施有报且施报平衡的原则制定的。换言之，即是按照“礼尚往来”的原则制定的，聘与贿一施一报，且赠贿多寡与聘国的礼品之丰厚、礼节之隆重程度对等。▲周礼的制定▲平王东迁礼在交往之时，双方均是以尊重对方的存在、对对方怀有敬意为前提，所以必然“尚往来”。“往来”即是交礼双方的互动与回报，故《礼记》云：“礼得其报而乐，乐得其反而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这些都是强调礼必有报。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交往时的礼就是报。赠贿过程中体现出的原则，正是“礼之报”。《周礼》曰：“凡诸侯之交，各称其邦而为之币，以其币为之礼。凡行礼为财者，取不丰不俭，取於折中。若苟且丰多，则伤於贪财。”由此可见，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礼中，主国赠给聘国的财物，当视聘国所赠送聘礼的多少决定，是赠贿的一大原则。
《礼记》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不仅是两千年来流行在中国社会家喻户晓的格言，也是人们交往的基本准则之一。在原始社会，“礼尚往来”是商业性质的交往，有赠有报、有来有往，互通有无，施报平衡，故谓之“礼尚往来”。
▲礼尚往来
礼尚往来”一直是古代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国与国通过聘礼交往，聘国向主国赠送礼品，主国也须向来聘者回赠等价的“贿”，两国有赠有报、有来有往，互通有无，施报平衡。此外，行聘礼时贵族更要重礼义、轻物质。西周时，诸候之间、诸侯与王室的交聘往来是外交活动的重要环节，体现着礼尚往来的对等性原则。
进入春秋之后，天子式微，大国争霸，小国图存，礼制陵夷，聘礼与赠贿成了一种纯粹的政治军事手段，往往表现为诸如“厚来薄往”之类的施报不平衡，而不再是礼的严格体现，逐步演变为一种以获利为目标的外交活动。天子以重贿讨好诸侯，小国借聘问逢迎霸主，最终形成为聘以致贡赋的局面。
▲平王东迁
一、礼尚往来：聘与贿礼在交往之时，双方均是以尊重对方的存在、对对方怀有敬意为前提，所以必然“尚往来”。“往来”即是交礼双方的互动与回报，故《礼记》云：“礼得其报而乐，乐得其反而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这些都是强调礼必有报。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交往时的礼就是报。
赠贿过程中体现出的原则，正是“礼之报”。《周礼》曰：“凡诸侯之交，各称其邦而为之币，以其币为之礼。凡行礼为财者，取不丰不俭，取於折中。若苟且丰多，则伤於贪财。”由此可见，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礼中，主国赠给聘国的财物，当视聘国所赠送聘礼的多少决定，是赠贿的一大原则。
▲周礼的制定
礼书对于聘礼中主国、聘国的赠物与回赠，是按照有施有报且施报平衡的原则制定的。换言之，即是按照“礼尚往来”的原则制定的，聘与贿一施一报，且赠贿多寡与聘国的礼品之丰厚、礼节之隆重程度对等。
古代聘礼以郊劳始，以赠贿终。《左传》多次提及：“齐国庄子来聘，自郊劳至于聘赠，礼成而加之以敏；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聘礼礼仪完整的记载于《仪礼•聘礼》，而赠贿是聘礼的最后一个仪节，其具体内容为：
“君使卿皮弁，还玉于馆。宾皮弁，袭，迎于外门外，不拜，帅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阶，钩楹。宾自碑内听命，升自西阶，自左，南面受圭，退负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宾降自碑内，东面，授上介于阼阶东。上介出请，宾迎，大夫还璋，如初入。”聘礼开始时，聘国以圭聘主国国君，以璋聘国君夫人。聘礼结束，在赠贿的同时，主国国君要派卿大夫把聘国的圭、璋归还聘国大夫。深意何在？圭、璋、璧、琮国之四宝，以此四物方显国之诚好。《礼记•聘义》亦云：“以圭璋聘，重礼也；己聘而还圭璋，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其中道理，不言自明，盖人有礼义高于财物者也。
▲礼记名篇
二、厚来薄往：春秋之“礼”聘礼在春秋之前，应如礼书所言，遵循“礼尚往来”之原则，主国赠给聘国的财物，当视聘国所赠送聘礼的多少决定。若聘国特来聘问此一国，那不仅要重礼回报，还要返还所有的礼物。然周平王东迁之后，天子与诸侯的关系性质发生了变化，礼书所言之原则，就成了一句空话。
进入春秋，天子式微，礼乐崩坏，诸侯与王室之聘礼已不尚往来。聘礼的实施与礼尚往来的精神并不相符，聘礼与赠贿的政治意味和目的日益浓厚。王室、诸侯聘问施报不平衡成为此时期交往的主要特点，这种“厚来薄往”最终也导致春秋末期聘礼的衰亡。
▲礼崩乐坏
据史料记载，鲁遵周礼，仅隐桓之世，天子来聘者五，但终春秋之世，鲁仅四次反聘周。为了昭示“天命未改”，使诸侯来聘，周王室甚至派出征聘之使。鲁宣公九年，“春，王使来征聘。夏，孟献子聘于周。王以为有礼，厚贿之。”征，召也。言周征也。此时的贿，已不再是“礼尚往来”的回报，相反的，充满了浓浓的政治性含义。很明显，周定王是意图以鲁国来聘显示其政治地位，故厚加赠贿。但就是这种天子下聘诸侯而诸侯来聘之事，至鲁宣公十年后，《左传》再无记载。
三、从礼尚往来到厚来薄往：礼之原则的衰败王权衰落的同时，五霸更迭，霸主政治深深影响了聘礼的内涵。诸侯聘问之礼虽仍可谓交邻国之道，却也不再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而是嬗变为了不平等的外交手段。到春秋中期，大国责贡、“府无虚月”，小国“聘而献物”、“职贡不乏”，中小诸侯往聘霸主以致贡赋渐成风气。从诸侯间交聘次数上来说，据《春秋大事表》载:
“先母舅霞峰华氏曰：“内大夫出聘五十有二，如齐十六，如晋二十四，如楚一，皆著其以弱事强也。如宋五，如陈、如卫、如邾各一 报聘也。”从数字可见，鲁聘齐达十六次，出聘晋国二十四次；但齐聘鲁仅五次，晋聘鲁仅十一次。而且晋于鲁多有征而来，多是“召公”、“征师”，鲁于晋却多为：好、释怨、拜谢、吊贺，只是有求而往。晋强鲁弱，两国聘问施报之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
▲春秋时期的大小诸侯国
小国聘大国，施多而报寡，厚往而薄来。而大国之聘小国，便是薄来而厚往。
昭公二十一年:“夏，晋士鞅来聘，叔孙为政。季孙欲恶言诸晋，使有司以齐鲍国归费之礼为士鞅。士鞅怒，鲁人恐，加四牢焉，为十一牢。”冬，十一月，“公如晋，及河。鼓叛晋，晋将伐鲜虞，故辞公。”晋卿聘鲁，鲁君必回聘晋，拜晋卿之辱。而强国来聘，弱国敢有礼薄之处，强宾稍有色作，则弱国朝野震恐，一介大夫强横犹如是，则强聘弱之币，可想而知。无怪有言:“薄往而厚来，霸者之术也”。
小国频繁的去大国聘问，是为向大国请求帮助，求生存、求自保，而大国必然不肯一无所获。大争之世，小国对大国的这种“厚来薄往”，甚至“厚来不往”，也随着聘问变为贡赋而成为了必然。但霸主愈富强，小国愈贫弱，小国就愈加难以承担这种“聘礼”之重负。鲁定公十五年，吴之入楚，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一语点破国对聘礼的漠视心态。当然，结果也是“二月，楚灭胡。”
▲楚灭胡
这种情况下，春秋末期聘礼逐渐消亡，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进入战国，列国的伐交频频，均欲先灭他国而后快，变法图强成为主流，大国战争成为时代主题，礼之精神、原则彻底衰败。
结语：礼崩乐坏的背后，贵族精神的沉沦“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报，即谓礼也。当初“制礼者”之初衷，是为了使各国通过聘礼与赠贿互通有无，以结友好。其中体现的内涵即是“礼尚往来”。彭林先生曾说:“礼的精神，是以谦虚恭敬的态度尊重对方，希冀对方能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在春秋之前，国与国在聘问时，即是按照礼的精神来行聘礼，交换聘国的赠礼与主国的赠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贵族们重礼义而轻物质，此时遵行礼之贵族，可称君子。
▲司马迁塑像
“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尚往来”不仅是简单的一种来与报，它所产生的是一种更高层面的人际和谐，个中深意，非浅学所能言明。春秋时期，“礼尚往来”不再被遵循，礼不再是报，而成了获利手段，“厚来薄往”成为大国显示实力之荣耀。甚至到了春秋末期，礼在贵族心中竟变成了“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之概念。司马迁在评春秋乱世时也说“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贵族只剩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贵族头衔，此皆从不尊礼而始。
▲古代贵族
牟宗三先生曾经说过：“其实贵族有其所以为贵的地方。一般看相算命的人也知道贵和富是不同的。贵是属于精神的，富是属于物质的。由此可知，贵是就精神而言，我们必须由此才能了解并说明贵族社会之所以能创造出大的文化传统。”
庶民受教程度不足，经常有意无意的消除之限制，而君子、贵族们应当深知并固守礼之本义。当贵族们也不再遵循礼、义等精神层面的东西，转而追求钱财、争霸等物质层面的东西时，贵族也就不能再称其为贵族了，礼之消亡也就为时不远了。但所幸“礼尚往来”等贵族精神没有随春秋贵族的消亡而一起消失，汉唐以来，始终为人与人、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准则，为后世所传承。
参考文献《史记》
《礼记》
《左传》
《春秋大事表》
《礼与中国人文精神》
《中国礼仪制度研究》
《春秋时期邦交礼仪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