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欣赏杨家将（诗是杨昌濬写的）
古诗词欣赏杨家将（诗是杨昌濬写的）这次谈话，左景伊曾撰文刊于《光明日报》，其主题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记王震同志谈左宗棠》。王震即兴吟诵的“左公柳”诗，不仅为诸多史学论著所援引，并于1993年被收进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左宗棠的历史形象也由负面转为正面，如今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王震当时将一套有自己签名与注批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册本《左宗棠年谱》赠左景伊，并向左景伊出示了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秦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北》，其吟诵的“左公柳”即引自此书，也是目前此诗传世极广的一个“版本”。引得春风度玉关。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
□个三
近160年前，湖南湘阴人左宗棠（1812—1885年）奉朝廷之命率兵西征，平定关、陇，进而收复新疆。左宗棠从潼关西进，为解决战线长造成的军需品运输困难，大抵参酌秦始皇筑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的规制，令所部从潼关筑路，沿路植树，横穿陕甘，再分两路进入新疆。左宗棠书札有记：“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浇过三伏，乃免枯槁……”；光绪六年（1880年），左奏稿曰：“道旁所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此即人们所说的“左柳”或“左公柳”。世传有清杨昌濬写的相关“左公柳”七言绝句，广为传诵。
一、有关“左公柳”诗的不同“版本”
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宗棠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个相对比较负面的人物，1983年初秋，王震在京城住处约见全国政协委员、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时说到：“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对历史人物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凡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都应该给予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并即兴吟诵了“左公柳”诗：
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次谈话，左景伊曾撰文刊于《光明日报》，其主题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记王震同志谈左宗棠》。王震即兴吟诵的“左公柳”诗，不仅为诸多史学论著所援引，并于1993年被收进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左宗棠的历史形象也由负面转为正面，如今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王震当时将一套有自己签名与注批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册本《左宗棠年谱》赠左景伊，并向左景伊出示了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秦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北》，其吟诵的“左公柳”即引自此书，也是目前此诗传世极广的一个“版本”。
▲秦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北》封面
▲秦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北》扉页
▲《左文襄公在西北》中有关“左公柳“诗的记述
2003年，甘肃兰州市史志办邓明在《档案》上发表《“左公柳”诗的来龙去脉》一文，其引用了杨昌濬的儿子杨鸿度、杨瀚檑、杨显桢校对、刊行的《五好山房诗钞》，该书刻成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共四卷，按年收编，起自咸丰二年（1852年），迄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卷四”光绪五年（1879年）下，收录《嘉峪关七绝二首》，其二曰：
上相筹边未肯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嘉峪关七绝二首》其二即“左公柳”诗，与秦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北》版本相对照，第一句出现了“大将”与“上相”、“尚未”与“未肯”的区别。徐佳、陈松青所撰《杨昌濬“左公柳诗”考论》，从《五好山房诗钞》刊载“左公柳”的最早“版本”，以及相关称呼、用词是否合适合理、适宜方面进行了分析、阐述，认为《五好山房诗钞》中的“左公柳”诗是诗作原貌，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文史界较广泛认同。
▲“五好山房”《先祖遗集》
▲《五好山房诗钞》有关“左公柳”诗
以上“左公柳”诗两个“版本”是目前流传比较广、或者是被文史人认为最主要的“版本”，此外，在《清朝野史大观》、《湘雅摭残》等清末民初笔记、诗选中，还有许多不同流传“版本”，有些无标题，有些有标题，有标题的也存在诸多不同版本，如《恭诵左公西行甘棠》、《西征诗》、《赠左宗棠》、《杨昌濬赠左宗棠》等，因这些“版本”的时间均晚于《五好山房诗钞》，故不被文史人所采信或认可。譬如在岳麓书社1987年根据湖南图书馆藏稿本标点排印的《湘雅摭残》中，收录杨昌濬诗作六首，头一首即是“左公柳”七绝，曰：“秦陇道上，绿柳阴浓，皆左文襄西征时所植，世人名曰‘左柳’”。杨昌浚有诗云：‘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其他“左公柳”诗的“版本”，与《五好山房》“版本”存在的诸多不同字、词，笔者试整理并开列如下：
上相——大将
筹边——征西、戍边、西征、畴边、锄边；
未肯还——尚未还、人未还、奏凯还；
湖湘——湘江、潇湘；
子弟——弟子；
满——遍；
新栽——遍栽、亲栽、能栽；
引得——赢得、迎得、惹得；
二、《粟香四笔》刷新“左公柳”诗“版本”时间与作者
《粟香四笔》，刊行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夏四月，比刊行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五好山房诗钞》早了14年。作者是金武祥（1841—1924年），江苏江阴人，字溎生，号粟香，一生经历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诸朝及民国。因在科场上屡战屡败，未能中举，便致力于著述和刻书，于文献搜辑尤为用力，成就卓然，给后人留下了为数众多的著作。他校刊的《江阴丛书》、《粟香室丛书》等地方文献，共60多种。所著有《粟香随笔》一笔至五笔共40卷，有诗名，留存的诗歌有1000多首，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就出自金武祥的笔下。
▲金武祥著《粟香四笔》
▲《粟香四笔》中有关“左公柳”诗的记载
《粟香四笔》中有这样的记载：“熊少泉太守奉台檄诣九龙勘界，有诗四首。录其二云：‘鼓棹出佗城，烟波楚客情。宿云鹏际落，孤月雁边生。霜气群峰肃，霞光晓日明。伏波铜柱在，千古自峥嵘’；‘战守皆长策，和戎且息争。海山非净土，风雨杂秋声。眼底钉难拔，腰间剑欲鸣。茫茫身世感，俯仰泪纵横’。又《香港夜话》云：‘踪迹渔樵外，河山涕泪中。此间宜饮酒，天下孰英雄。鬓得几时绿，镫能今夜红。与君歌曲罢，默坐听秋风’。少泉名世池，湖南巴陵人。少泉久参关、陇军事，故诗多雄杰之气。左文襄在陕督时，令边地广植树木。少泉有诗云：‘上相筹边未肯还，湘江子弟满天山。遍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从《粟香四笔》这则记载看，“左公柳”诗的作者是熊少泉而非杨昌濬，诗作本身也与《五好山房诗钞》所记载的“版本”差一个字，即第三句“遍”与“新”的区别。14年时间不可谓短，由于刊行的时间早，《粟香四笔》被诗词、文史界所重视，由是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争议。
三、谁是“左公柳”诗的原创作者？
《粟香四笔》中“左公柳”诗作者熊世池的出现，便让杨昌濬的作者身份受到挑战。若依《杨昌濬“左公柳诗”考论》作者徐佳、陈松青的观点，当以最早之《粟香四笔》记载为准，那作者便是熊世池；若以亲疏论，那《五好山房诗抄》则最靠谱，作者便是杨昌濬。文史人由此产生分歧。目前认同“左公柳”诗原创作者是杨昌濬无疑，且认为《五好山房诗钞》中的“左公柳”诗才是其诗最可靠“版本”的人，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是杨昌濬在赴兰州帮办陕甘军务过程中写了大量诗歌，记录见闻，抒发感慨，其《五好山房诗钞》按年收集，“左公柳”诗在“卷四”光绪五年（1879年）下，有明确的纪年，且有杨昌濬原注曰：“左侯令防军自泾至肃沿途均种杨柳，有拱把者矣”，其他“版本”则没有；
二是《五好山房诗钞》是杨昌濬的儿子们根据“五好山房”《先祖遗集》负责校对的，故绝无虚妄；
三是因左宗棠从未提及《粟香四笔》所记的熊少泉（世池），故其“久参关、陇军事”不可信，由此可见《粟香四笔》作者金祥武之记不可靠；
四是杨昌濬有诗才，不可能将人家的诗占为己有；
五是《粟香四笔》记载熊世池之诗多为集句，说明其人作诗的水平不高。笔者对以上观点是有些疑惑与怀疑的，为什么？且试述于下：
一是《粟香四笔》相关记载可不可靠？《粟香四笔》作者金武祥（1841—1924年） 清末藏书家、诗人，原名则仁，字溎生，号粟香，又号菽香，别署一厈山人、水月主人等，江苏常州府江阴县（今江阴市）前周镇大岸村（现属璜土镇）人。金武祥的高祖金鉴为乾隆进士，官至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著有《尚雅堂稿》等；曾祖金捧阊，岁贡生，著有《守一斋客窗笔记》、《山水清音词》、《北绛琴心词》等；祖父金谔，嘉庆举人，署嘉定县教谕，补蒙城县训导，著有《笃慎堂烬余诗稿》、《笃慎堂烬余文稿》；父金应澍，著有《澹庵醒语》、《澹庵自娱稿》。金武祥自幼在祖父与父亲的教诲、指导下攻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同治元年（1862年），21岁的金武祥随岳父入赘于县署，相继到湘、粤等地搜访民情，研究当地文化及搜访地方文献；光绪八年（1882年），41岁的金武祥入两广总督曾国荃幕府，曾奉檄赴广西查勘边防，后任署广东赤溪直隶厅同知等职；1884年张之洞督两广时，金武祥曾与张之洞叙文献及民情民风之事。在此期间，多有善政嘉谋上陈，并有多种著述，校刊了大批书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因丁忧归，从事著述和刻书，不复出。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寓居上海，以购、藏、编、刻书为业。他编校、刻印于光绪至民国年期间的《粟香室从书》54种，是研究江阴地方文化的丛书之一；著有《芙蓉江上草堂诗稿》十二卷、《木兰书屋词》一卷、《粟香室文稿》四卷、《粟香随笔》四十卷、《陶庐杂忆》七卷等。著《粟香室随笔》、《赤溪杂志》、《冰泉唱和集》、《陶庐杂忆》、《霞城唱和集》、《粟香行年录》、《溎生诗草》等。金武祥工诗文，其《遍游桂林山岩》曰：“未暇骖马信不诬，玉簪罗带路萦纡。桂林山水甲天下，绝妙漓江秋泛图”，其中“桂林山水甲天下”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由金武祥的简历可知其出于书香之家，从小饱读诗书，自20岁起即注意搜访地方文献，一生中可谓与“搜集、编校、著述”等相关工作一刻不离，著述严谨，且与曾国荃、张之洞这些“名人”有交往，并得到认同。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在严肃的著述中作无妄之词？其《粟香四笔》早《五好山房诗钞》14年刊行，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
二是杨昌濬“新栽杨柳三千里”中的“新”字，容易产生歧义。在杨昌濬作“左公柳”诗后一年的1880年，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道旁所种之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兰州），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连接不断”（见《左文襄公全集》），光是从陕西长武境界直到会宁县止，历年种活的树，共有26.4万棵，多已成“拱把之树”，是左公坚持多年达成的效果，并不太符合杨昌濬所说的“新栽”；另外，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杨昌濬任浙江巡抚，其时的浙江，经历了多年的战争，百废待举，杨昌濬带领当地百姓凿湖导河，兴修水利，发展农桑，自作诗曰：“手植垂杨三万株，春来新绿满西湖。他年若过双堤路，漫道棠阴继白苏”，杨昌濬自比“白苏”，其自许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在浙江“手植垂杨三万株”的杨昌濬，才到甘肃，见“左侯令防军自泾至肃时，沿途均种杨柳，有拱把者矣”（杨诗自注），又说“新栽杨柳三千里”，总还是会令人生出些异样的感觉，若是用字考究，当然选择“遍”字更为适宜，至少可以回避一些问题。
三是熊世池是无诗才吗？有文章指《粟香四笔》记载熊世池“左公柳”诗之外三首诗多为集句，由此得出其人作诗的水平不高。果真如此么？大家知道集句诗一要作者博闻强识，二要善于活用，二者缺一不可，能为此者，能说他没有诗才？恐怕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另外，《粟香四笔》没有记述熊世池四首诗的具体创作时间，或是因其笔记的体裁决定的，前三首诗中多集句或化用，正好与后面“左公柳”诗中的“引得春风度玉关”相对应，因此句也正是化用唐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而来。或许《粟香四笔》相关记述的本意正在于此，是说熊世池之诗善于集句与化用。
四是熊世池欺骗了金武祥？还是《五好山房诗钞》欺骗了世人？熊世池（生卒年不详），字少泉，清岳州府巴陵县（现属岳阳县）人。咸丰十年（1860年）或之前，任广州太守；光绪十二年（1886年）为广东候补知府；十九年（1893年）代理惠州知府；二十年（1894年）任阳江直隶厅同知；二十一年（1895年），湘抚陈宝箴开办矿务，任和尚桥与清溪总办；二十二年（1896年）至二十九年（1903年），先后署理潮州、惠州知府，因事被褫职；宣统元年（1909年），任广东自治筹办处坐办；1915年，当选湖南国民会议议员。除以上简历外，目前笔者没有搜集到更多熊世池的简历记载，其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有26年的经历是空白，中间整整隔了同治13年。据《五好山房诗钞》，杨昌濬作“左公柳”诗是在光绪五年（1879年），即熊世池任广东候补知府（1886年）7年前，这个时间，也正是在熊世池26年的空白经历期间。这26年里的熊世池，对世人是个谜。《粟香四笔》记载其“久参关、陇军事”，在时间上讲，是完全可能的。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末奉谕令赴陕甘，其诸多“筹边”之事也正是发生在熊世池这26年的空白经历期内。
在人缘关系上讲，熊世池“久参关、陇军事”也是极有可能的。若论地缘关系，熊世池（清岳州府巴陵县）与左宗棠（清长沙府湘阴县），相对清长沙府湘乡县（现娄底市娄星区）的杨昌濬，其地理距离更近，也便更有地缘之亲，熊世池寻求老乡左宗棠的帮助或“投靠”之类也在情理之中。
左宗棠的相关文字中为何几乎没有提及熊世池其人？这可能与熊世池的一段特殊经历相关：清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时任广州太守的熊世池曾奉檄到九龙勘定、割让地界。这对于与“投降派”李鸿章执不同意见的、“开疆拓土”的左宗棠来说，恐怕是难以接受的。一方面是有才的老乡，另一方面是参与割土让地的“广州太守”，左宗棠或是爱、恨交加，权用其才，而在文字中不愿提及其人，这种情况应该也可以理解。
一个是“抬棺出征”，“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一个是行勘界割地的“民族罪人”，巨大的形象差别。同是读书人，熊世池在勘界时也曾“眼底钉难拔，腰间剑欲鸣。茫茫身世感，俯仰泪纵横”，如今感仰老乡左宗棠，对自己的相关过往应有更多感慨。《栗香四笔》记载其诗：“上将筹边未肯还，湘江子弟满天山。遍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样的诗句，也更有可能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与强烈的情绪冲突里产生，熊世池的心里多么渴望这样的“春风”遍及祖国大地呀！可惜当年没有吹到香港。熊世池的这首“左公柳”诗，与《五好山房诗钞》中载杨昌濬“左公柳”诗，差别在“湘江”与“遍”字，相比杨昌濬的“湖湘”，在地缘上讲，熊世池的“湘江”更切近左宗棠的故乡，也许是熊世池意欲强调左的功绩，并借诗拉近与左的距离，而其“遍”字则强调范围与面积之广。
从情感上说，杨昌濬也存在原创“左公柳”诗的感情基础。杨昌濬是在左宗棠麾下发迹的，他对左宗棠的帮助与提携怀有感恩之情。杨在浙江巡抚任上因余杭县民葛品连妻（小白菜）与杨乃武案遭弹劾，被革职，上谕斥责其“既不能据实平反”，又“哓哓置办，意存回护”，左宗棠寄书给予慰藉，又于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奏起前浙江巡抚杨昌濬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杨昌濬因此于光绪四年（1878年）底抵兰州，次年暮春，杨昌濬离兰州西行，见驿道旁左军所植柳树浓阴蔽空，联想到左的知遇之恩，即景生情，遂在嘉峪关前赋七绝二首。这种记载也合情合理。
到底谁才是“左公柳”诗的原创作者？虽然在“左公柳”诗的流传过程中，或有作者本人或他人的不断“加工”，但原创作者只可能是一人，那么杨、熊二人，势必有人窃抄了另一人的诗，那么两人均存在窃抄可能，在未有确凿证据之前，如果硬要在熊世池与杨昌濬间作选择，笔者认为杨昌濬窃抄的可能性或许更大，因为杨昌濬比熊世池的地位高、名气大，位高、名大的人窃抄地位、名气不如自己的人，一般不会受到质疑，相反，则极易被发现，进而遭到世人谴责，这是常理；若考察两人为人做事风格或品行，“回护”官场、欺压民众办“小白菜与杨乃武”案的浙江巡抚杨昌濬，与屈从朝廷往香港九龙勘界的广州太守熊世池相比，前者也更有可能“店大欺客”；《五好山房诗钞》刊成于1905年，虽说是杨昌濬子辈根据“五好山房”《先祖遗集》刊成，而其时关键人物左宗棠已辞世20年，若是存在窃抄诗作的情况，这时也便没有了任何忌讳，也不怕熊世池来对证，从这点上说，《五好山房诗钞》若是在左宗棠生前刊行面世，那便可以确认“左公柳”诗的原创作者是杨昌濬无疑，事实上却不是，那谁能保证不是杨昌濬“采集”了他人之作，然后列入自己的笔记呢？另一方面，虽然《粟香四笔》早《五好山房诗钞》14年刊行，但也只是在左宗棠辞世后6年才刊行的，对作者熊世池或也应存在同样疑问，又，《粟香四笔》是在杨昌濬去世前6年刊行的，熊世池敢于在杨昌濬生前让人刊出自己的“左公柳”诗，在这某种程度上，也可说不怕杨昌濬来与自己对质。
▲裴景福著《河海昆仑录》
▲《河海昆仑录》有关“左公柳”的记述
从相关记载看，“左公柳”诗的原创作者也难以确定。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裴景福写于被远戍新疆途中的《河海昆仑录》，刊行于1906年（比《五好山房诗钞》晚1年），中有记：“杨石泉制军抚浙，挂吏议，左文襄奏请起用，赏四品顶戴，襄办陕甘军务，有句云：‘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文襄亟赏之。未几，复大用”。其所记诗虽与《五好山房诗钞》只差一字，可信度较高，若是民间对作者的传诵又有误，那裴景福的“采集”的准确性便是个疑问。民国初年张翰仪著《湘雅摭残》，在“卷三”收录杨昌浚的这首诗：“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与裴景福著《河海昆仑录》的记录相同，应该是源于《河海昆仑录》。《清朝野史大观》之《清朝艺苑》卷十《塞外上左文襄诗》有曰：“清左宗棠经略西域，出嘉峪关时，沿途插柳，初不过为志归途也，而积久成阴，风景一变。有湘中游士某谒公于塞上，献诗云：‘大将征西久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惹得春风度玉关’。公大击节，优礼遇之。有才爱才，于斯愈信”。其中“湘中游士某”，似乎与熊世池缺失26年经历与处境更相近，“献诗”是为了接近老乡左宗棠，从事理逻辑上来说，是完全可能的，然此记中“左公柳”诗与《粟香四笔》所记诗存在较大区别，“大将”等用词也容易让人对其准确性、可靠性产生怀疑，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这此也正好说明“左公柳”诗在民间流传极广，版本众多的事实，“野史”也有其的特殊性；另一方面，“野史”更能“冒犯”权威，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更有可能趋向真实。在《清朝野史大观》成书之前，《五好山房诗钞》已行世多年，世人皆说“左公柳”诗是杨昌濬之作，作者小横香室主人不可能不知道，若没有比较可靠的来源，从情理上说，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一首小诗的归属冒天下之大不韪。
结言：《粟香四笔》的出现，之前文史界认可的《五好山房诗钞》中的“左公柳”诗的“版本”权威便受到挑战，也产生了疑问，尤其是熊世池26年经历是一个谜，在没有更确切的证据前，笔者认为不能认定此诗的作者就是杨昌濬，当然也不能确定是熊世池，同时也不能认定《五好山房诗钞》中的“左公柳”诗便是该诗的原貌。
2023年3月11日于乾丰堂
参考注释：
1.左景伊《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记王震同志谈左宗棠》，刊载于1983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
1. 《关于“左公柳”纪实诗的考证》刊载于1999年《光明日报》
2. 邓明《左公柳诗的来龙去脉》，载2003年第2期《档案》
3. 徐佳、陈松青《杨昌濬“左公柳诗”考论》，2019年3月载《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第2期，第36卷），
5.槠山灯影《对杨昌濬左公柳诗的最早误传》，载“思想的救赎”微信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