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总在里许）
大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总在里许）后来，张大千又托李承仙从四川给常先生带了一套日本学者松本荣一著的《敦煌画研究》，上面留有张大千阅读研究时留下的许多朱笔批文。在常书鸿先生的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里，也回忆了他跟张大千在敦煌的交往。当年张大千告别莫高窟时，曾对他说：“我们这些来敦煌的，就像古时候来充军发配的人，可我们也是心甘情愿的。我得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人间乐，西出阳关故人多。公众号：秘境天空原来，在莫高窟戈壁荒野之中，没有什么蔬菜，更别提天然的食用菇。张大千在留给常先生的地图上，不仅标明了野蘑菇生长地点，还有采摘路线、时间，哪一处的蘑菇长得最好。那个年代，在与窟为伴的生活非常艰苦，用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筷子，喝着宕泉河的碱性水，吃饭时的菜，常常就是盐巴拌辣子，若是能加上一点粗韭菜，已是“大餐”。而这张被常书鸿先生称为很有“生命意义”的蘑菇地图，不仅能解决一些食物上
七月，信步在窟区，一低头，发现树下冒出几个大蘑菇。
戈壁荒漠中，野生蘑菇自是少见。联想到一段莫高窟的蘑菇往事，与两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有关——
1941年3月，张大千携带家小来到敦煌，一待就是两年多。这位超级食客在敦煌发明了许多运用当地食材烹饪的菜，比如苜蓿、榆钱……他发现，每年七月，在莫高窟住处附近的一排杨树林中，树根下长了一片可食用的野生蘑菇。于是，他研发出一道道“蘑菇美味”，甚至还有“鲜蘑菇炖羊杂”。
离开敦煌时，张大千留给刚刚到这里不久的常书鸿先生一摞厚厚的折叠着的纸，并叮嘱他，等自己离开后才能看。常先生打开纸卷，感动不已，这是张大千特意画给他的一张“莫高窟蘑菇秘密生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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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莫高窟戈壁荒野之中，没有什么蔬菜，更别提天然的食用菇。张大千在留给常先生的地图上，不仅标明了野蘑菇生长地点，还有采摘路线、时间，哪一处的蘑菇长得最好。那个年代，在与窟为伴的生活非常艰苦，用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筷子，喝着宕泉河的碱性水，吃饭时的菜，常常就是盐巴拌辣子，若是能加上一点粗韭菜，已是“大餐”。而这张被常书鸿先生称为很有“生命意义”的蘑菇地图，不仅能解决一些食物上的困境，更给了他在莫高窟坚持下去的信心。循着这份“蘑菇地图”，常先生他们果然在莫高窟的树林水渠边找到一些食用蘑菇，他也从此喜爱画蘑菇，并自赋打油诗一首：
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
人间乐，西出阳关故人多。
后来，张大千又托李承仙从四川给常先生带了一套日本学者松本荣一著的《敦煌画研究》，上面留有张大千阅读研究时留下的许多朱笔批文。在常书鸿先生的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里，也回忆了他跟张大千在敦煌的交往。当年张大千告别莫高窟时，曾对他说：“我们这些来敦煌的，就像古时候来充军发配的人，可我们也是心甘情愿的。我得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
1943年5月，张大千与常书鸿、向达等在榆林窟相遇 （罗寄梅摄）
“张大千”这三个字，不仅响亮且含义丰富——声名远扬的传统文人画家，被西方艺坛称为“东方之笔”；第一流的书画鉴赏家；最会弄钱、也最会花钱的享受主义者和美食家；最多情风流的传奇浪子；最慷慨、也最体贴的好朋友。还有一点很重要，张大千的名字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莫高窟近三个寒暑，他究竟在保护，还是破坏？是为了寻梦，还是为了出名？
◇ 谜团一：张大千在敦煌过“阔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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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地图的故事让我渐渐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张大千在敦煌的生活要远远好于同时期的其他考察者；坊间还流传着一张他在莫高窟的“奢华”菜单，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但至少鲜蘑菇燉羊杂是张大千口述过的。张大千是一个讲求生活品味的人，即便在艰苦的敦煌，他也尝试种莲藕、养鸭、开荒种菜；他把留声机搬到洞窟，放戏剧唱片给大家听，缓解疲劳，苦中作乐。有时临摹累了，大家纷纷上马扬鞭去沙漠上遛一圈，活动一下筋骨，这才有了谢稚柳先生所记：“只见冲风成阵，茎草不滋，黄沙弥望，广漠几千。既居久，无所取乐，常联十余骑，驰骋其间。沙风如虎，半日曝野，面色成焦墨，引以为一乐......”
张大千在敦煌的故居，位于今天莫高窟院史陈列馆内
张大千一行在莫高窟的住所是一座单薄的土坯房，一切皆土，挖一个土坑就是厕所，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后来张大千画了沙发等家具草图，与莫高窟结缘一生的老工匠窦占彪无师自通地根据张大千的设想，用土坯和草泥两样最经济最原始的材料砌造了一副双人沙发和一组单人沙发，有靠背没扶手，张大千在上面铺上朋友们送来的山羊皮、狼皮、狗皮等，靠背也钉上了动物皮，然后在表面再附上一层布，一下子就漂亮时髦起来；这些土家具称得上是特殊困难时期莫高窟的生活艺术品！
在敦煌的生活中，水是个大难题。莫高窟前的宕泉河，水中矿物质含量高，碱质甚重，味道又苦又涩。张大千一行食用的水，汲自三十里外三危山脚的观音井，他雇人带着木桶用驴、骆驼驮、用牛车拉，成本虽然很高，但总算解决了用水的困境。
张大千一行在莫高窟
自从一路西来，沿途官吏士绅经常带着鱼肉米面蔬菜，甚至还用大车拉着柴禾来看望张大千，向其索要书画，也给予其很多方便。在遇到困境时，也会有在当地认识的脾气相投的朋友为他解燃眉之急，比如冬天在莫高窟没有柴烧，取暖做饭都成了问题，敦煌当地的商人刘鼎臣就派几名伙计骑着骆驼去200里以外的敦煌北湖（今天的西湖农场）捡拾红柳树根、枯木等，连续不断地送到莫高窟。而当刘鼎臣被构陷蒙冤时，也正是张大千的搭救，不仅分别给县长和驻军团长写了求援信，又画了七八张画，才换回了朋友。
在王子云的敦煌游记中，曾这样形容：“我们的吃食给养是由敦煌县政府经办，张大千则是由驻军供应，生活远比我们阔豪......”张大千在莫高窟不仅宴请过王子云、于右任、常书鸿等人，还有受邀来敦煌讲经说法的心道法师，并陪同看窟，交谈甚欢。后来，心道法师在敦煌筹备佛教会，还邀请张大千担任名誉监事长。
很客观地看，张大千作为一个技艺高超又侠肝义胆的艺术家，无疑具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们一行近三年在敦煌衣食住行上得到的帮助，也许跟他义气豪爽、爱交友的性格有关。爱美爱生活爱美食本是人之天性，“即便是讲究口腹之欲，以张大千与门生子弟在莫高窟工作上的坚苦卓绝而言，享用亦不为过”。（高阳语）
◇ 谜团二：面壁是为求名？
张大千对敦煌石窟的贡献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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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之决定远游敦煌，动机相当复杂；换句话说，是多种因素汇合而促成的。原始的动机，也许只是静极思动，但此时他多少仍还心存遁世的观念，入山既惟恐不深，则出游必不辞路远。至于想到敦煌，是记起了叶恭绰劝他专攻人物的话，他想看一看那些壁画，到底有多少值得学的东西。此外，作为真实的人，术虽高，但多少还存有一种内心求名利的驱使，这点也无可厚非。
张大千临摹作品《五百强盗成佛》（局部）
1941年抵达敦煌后，张大千一行的工作可以分为两方面：编号与临摹。他们四处寻访考察，在对整体窟群做了详细观察后，开始着手给莫高窟各窟进行编号，然后逐窟对其中的壁画、题记、彩塑等内容作详细记录，另派人临摹洞内彩塑精品，而张大千本人的工作，主要是对壁画进行大规模的临摹。这一段敦煌之行历经两年六个月的时间，除在敦煌莫高窟进行壁画临摹以及为莫高窟编号外，也对附近的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进行了考察和临摹，张大千也是这两处石窟的最早记录者。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编号没有公布之前，张大千的敦煌石窟编号被学术界普遍采用，目前国际敦煌学界仍将“张氏编号”（英文代号C）作为标准之一。
在敦煌临摹期间，张大千以每月50块大洋特意聘请了青海塔尔寺的几位藏族喇嘛画师赴敦煌一同工作。两年多时间，张大千临摹了敦煌壁画200余幅，他的临摹敦煌壁画展先后在成都、兰州、重庆、上海等地展出，并印行《大风堂临抚敦煌壁画》画册，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掀起新一轮敦煌热。也正是因为张大千敦煌之行的影响，促使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1944年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从此结束了敦煌石窟无人管理的时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敦煌研究所曾派段文杰先生到四川博物院借展张大千敦煌壁画摹本，用于整修敦煌壁画的参考。可以说，敦煌之行成就了张大千，使其磨砺成器，终成一代大师，他也对于敦煌艺术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作品，主要分别存（展）于四川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四川博物院183幅（张大千夫人曾正蓉1955年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62幅（包括张大千带去的56幅作品和一幅莫高窟碣墨拓本及张大千在巴西侨居时所作的三幅作品和孙家勤、展师郑所绘的《文殊菩萨赴法会图》、《普贤菩萨赴法会图》）。此外，两岸寺庙和民间有少量收藏。
张大千所临西千佛洞初唐《释迦牟尼与二菩萨图》
1948年9月到达敦煌的史苇湘曾这样描述矗立在风沙大漠中的莫高窟：“流沙籁籁在危崖上飘流，像瀑布一样，窟前沙丘起伏，长着一丛一丛的骆驼刺和红柳，下层洞窟多半被掩埋，危崖残壁上栈道早毁......”而张大千早在七年前就抵达此处，其残破荒凉之状更甚。初来，张大千见下层洞窟多为流沙淹没，便和带来的人一起清理，也动员喇嘛、道士参与，后来又出资雇人清理。为了使洞内塑像免遭沙蚀和进行完整考察，尽最大力量予以清理，至少保证一个人能顺利爬着进出；张大千和易喇嘛商量，采用了据说是王道士发明的“引水冲沙”法。
到底张大千一行对多少洞窟进行了清沙 虽不见材料记载，对其个人力量而言，也是难能可贵的。据莫高窟的老人回忆，张大千来敦煌第二年春天还发动喇嘛和道士们一起在洞窟前栽植白杨和榆树来防风挡沙，增加绿色风景。书上记载，在莫高窟下寺附近有十余棵鬼拍掌杨树大约就是张大千当年带领众人种下的。
几本传记中都提到了张大千临摹壁画过程的艰辛，壁画上的人物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描绘时或蹲、或立、或仰卧；虽有玉门油矿供给的洋蜡烛，但仍光线暗淡，一天上下爬无数次梯子，工作量非常大。叶浅予先生曾说：“作为一个在艺术上已有很大成就的画家，为了追寻六朝隋唐遗迹，不避艰辛，投荒面壁将及三载，去完成只有国家财力才能做到的事，他的大胆行动已经超出了个人做学问的范围。尽管后来国家组织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为保护石窟和艺术研究作了大量工作，但不能不承认张大千在这个事业上富于想象力的贡献及其先行者的地位。”然而，敦煌之行归来后，社会上竟传来他破坏敦煌壁画的言论，这是令张大千始料未及的。
张大千临莫高窟盛唐藻井
◇ 谜团三：关于张大千“疯狂破坏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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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高阳曾这么评价：“张大千在敦煌是艺术上的苦行僧，精神上与玄奘西域取经有相同之处，表现了他的勇气、毅力及对艺术的敬仰。”但每每谈及“破坏敦煌古迹”，张大千总也逃不了干系。所谓千秋功过后人评说，张大千与敦煌的“爱与怨”，在艺术史、美术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盛誉之下，必有负面声音。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历史学家向达在敦煌考察时，在给好友曾昭燏的信中，详细描绘了张大千破坏文物的行径：“......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画架，即搁壁上，是否损及画面，毫不怜惜。并即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镇日上锁，观者裹足......”随后，向达以化名“方回”发表万字长文《论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直斥张大千“因个人喜好，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他还曾撰有一份《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但不知现存何处。
《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第一集）》（彩印，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李济两位学者听说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就给于右任写信，要他阻止张大千对壁画的破坏：“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冯、郑二君（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认为张先生此举，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计及。盖壁画剥去一层，即毁坏一层，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而对于整个之文化，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
关于敦煌壁画被毁，后来几方的表述都不尽相同，包括谢稚柳、于右任的随员窦景椿等人，都为张大千辩解。有人认为张大千在无意中开罪了一些人，才导致对他的批评与责备；在高阳《梅丘生死摩耶梦：张大千传奇》中，也提到了“向张不睦，或因买画（石室宝物）”。窦景椿是敦煌当地人，他在《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一文中回忆：“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一个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因年久腐蚀之故......”
张大千的敦煌临摹作品必署名“同画”
张大千自己对此，倒也不避讳：“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载(公元866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在张大千八十四岁生日的时候，他收到了一枚勋章证书，其中有八个字对他特别重要：“寝馈敦煌，上窥唐宋”，这是从正面褒扬了张大千在敦煌的成就，某种意义上，也还他以清白。对所有的评论中，张大千最看重的是陈寅恪的一段话：“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196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张大千赠敦煌壁画自摹本展览如何看待张大千在临摹壁画时，剥掉壁画，和在洞窟壁面上勾描题字，这种有意或无意的“破坏”之举，都已经被写进莫高窟的历史。从近一个世纪前的历史视角来看，在缺乏管理的状态下，由于当时经济、技术以及科学保护意识的局限性，张大千对洞窟壁画的“剥蚀”，以及在临摹方法上的无心之伤，都不可避免地对敦煌石窟造成破坏；但，真的就不可原谅吗？
重温张大千在敦煌的那段往事，斯人已逝，很多真相都消逝在时光里，我们也只能从努力从当事人的追溯中，尽力还原历史的一鳞半爪——可能，这亦是往事不可追的遗憾与回味。关于张大千对敦煌的功过，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就像人们对王道士、对斯坦因伯希和的评价一样。我们是活在今天的人，只有“回到当时的历史中，看待其人、其事、其物，了解和理解那个当下，才能做出选择”。
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也没有孤立的一粒沙。
张大千1943年所临榆林窟水月观音
▼ 由张大千和敦煌的故事想到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敦煌。王道士有，张大千有，你和我的心里也都有。
敦煌文化是精神产品，不是具象的物质。它存在了一千六百五十四年，它承载了普罗大众的心之所属，也是世家大族的信仰净土。它繁华过，没落过，被遗忘，又被再次瞩目，它融入了每一个时代的血液，是过去与现在的交融。
敦煌文化最值得亲近的，是它的包容。那么多族群和文明的印迹，如此和谐地竞相瞩目在千年崖壁上。从张骞踏上那条跋涉之路开始，当玄奘辞别烽火台的守将，一个人走向莫贺延碛的八百里流沙，他们要面对的，是未知那么多的“不同”。因为不同，才繁衍了丝路上几千年的丰盛。
彼此不相同，不认同，不理解，并不可怕。文化需要一种理性与尊重的观看视野，而不应被各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涤荡，甚至以偏激的视角去裹挟。面对敦煌这两个字，请不要用当下的价值标尺去评判，与文化有关的一切；哪怕自以为是的热爱，或者过分偏激的挑剔。
我们总说，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理解敦煌，传扬敦煌，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是否能用包容、客观、平静的眼光，仰视它，也平视它。
否则，弘扬就真的只能是对牛弹琴而已。
本文图文参考自：
1、高阳著《梅丘生死摩耶梦：张大千传奇》
2、李旭东著《张大千与敦煌》
3、《瑰丽的静域一梦：张大千敦煌册》
4、王子云著《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上册）
5、心道法师著《游敦煌日记》
6、《张大千先生遗著莫高窟记》
7、知网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