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爱情真实故事（知青的恋与婚婚恋面面观）
知青爱情真实故事（知青的恋与婚婚恋面面观）头一年7月份，许明要回北京，公路上搭上了一台车。在车上她听到司机和女教师聊天，谈到有人给他介绍对象，还知道他年已三十，下中农出身，当过兵。于是“我在旁边一听，哎哟，还没结婚哪，心里边好像就有点儿那意思(笑)。那会儿司机可吃得开了，给个县长都不换。”路上他们就说话了，他聊起粮食不够吃，她还拿粮票给他，说自己有全国粮票。他推开不要。她对他的印象，“第一眼看到反正还可以，像个男子汉。眼睛大大的，双眼皮儿，身体挺魁梧。”在下面一个案例中，回忆者是曾经在在陕西宜君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许明。她以惊人的平静和坦率对记录者袒露了到农村后的情爱经历：这图中是在黑龙江龙镇农场相识、相爱并结伴终生的两名上海知青。多好的一对！他们是少数在下乡阶段就修成正果，并“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的一对。原上海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刘福明的回忆让人读了也很提气：刘福明和王松华两家近在咫尺，他们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同乘一列火车来到同一农
知青的恋与婚——婚恋面面观
作者：丘保华
三、婚恋面面观
生命之树常绿。上山下乡时大批知青风华正茂，他们在艰苦的工作中患难与共，在当时单调乏味的生存境遇中，未被环境所窒息，相互搀扶，建立了友谊和爱情。
根据本文开头的统计，知青最后走进婚姻殿堂的也是有的。天津插队知青王爱英就谈到过，她所在知青点的男生S和女生Z在插队第二年，就以递纸条的方式演绎初恋的情感戏了。据“交代”，他们递纸条的时间地点要反复斟酌，传递时要操作严谨，每次递纸条既紧张又期待。一次作者正在炕桌上写信，恍惚间觉得有个东西从敞开的门口飞进来，而此时靠在窗前看书的S忽然跳下炕捡起来就往外跑，说是一只蚂蚱。直到后来S和Z结婚时，作者才明白当年那个“蚂蚱”是纸做的。这类事情现在可以当笑话讲，让当事人回想起来却肯定有点心酸，但至少结局尚可。当年赴黑龙江省的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姜昆似乎更幸运一些。他在组织宣传活动中，邂逅了文静秀雅的姑娘李静民。从此，李静民的倩影就深深地留在姜昆的内心，而李静民在相互的合作交流中，也对姜昆产生了深深的好感！1977年他们喜结连理。
这图中是在黑龙江龙镇农场相识、相爱并结伴终生的两名上海知青。多好的一对！他们是少数在下乡阶段就修成正果，并“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的一对。
原上海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刘福明的回忆让人读了也很提气：刘福明和王松华两家近在咫尺，他们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同乘一列火车来到同一农场不同连队。两颗年轻的心靠在了一起。只是王松华母亲不同意，怕他们在农场扎根，就在上海附近的嘉兴给王找了个对象。尽管王当时听从了母亲，却并未和男朋友顺利相处。刘得知此消息后勇敢追求，终于将心上人夺了回来。
要成就这样一番美好，需要理性、默契、执着与坚守，还要有一些运气。而所有这些，在那样一个蹉跎迷茫的岁月中，并不容易全部具备。具体看来，因背景和现实条件的不同，这些知青的婚姻状况和后果大相径庭。下面让我们再分别考察一下。
- 现实与理想
在下面一个案例中，回忆者是曾经在在陕西宜君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许明。她以惊人的平静和坦率对记录者袒露了到农村后的情爱经历：
头一年7月份，许明要回北京，公路上搭上了一台车。在车上她听到司机和女教师聊天，谈到有人给他介绍对象，还知道他年已三十，下中农出身，当过兵。于是“我在旁边一听，哎哟，还没结婚哪，心里边好像就有点儿那意思(笑)。那会儿司机可吃得开了，给个县长都不换。”路上他们就说话了，他聊起粮食不够吃，她还拿粮票给他，说自己有全国粮票。他推开不要。她对他的印象，“第一眼看到反正还可以，像个男子汉。眼睛大大的，双眼皮儿，身体挺魁梧。”
第二年的7月份，正好任家坮有个压面机要拉，她就到队上找他去了。“也有一起的北京知青对我有点儿那意思啊，但是想想都是知青，谁也出不去。不如找个当地有点背景的，也好出了那沟，那么大的沟啊。”她找机会到贺家湾他家去了一趟，“我自己主动去的，骑着自行车。”这次他跟她说了，“那意思就是咱俩处对象吧。”那时候在知青眼里，司机就是个人物，再加上“他说他大舅在富县供电局当局长，说能给我调出去。所以我就跟的他。那天许明跟他见完了面，天也不早了，就没走，晚上住东关旅社，“到了夜里有人在外面推门，门插着的，我问谁？他说是他，”他就进来了。他们一开始各躺各的床，中间隔着过道，这么就睡了。后来她想让他过来说说悄悄话，他“嗵隆一下子就跑过来了！”就这么着，他们发生了第一次关系。那年7月，他们就决定结婚了。
许明来到陕北农村后被当地的荒蛮吓坏了，于是“有奶就是娘”，开始了与一名当地青年的“浪漫史”。那个时代，“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要说有了两性关系，就是没有，也是“对象”。这种关系一旦确立，接下去就是往下走了。真实吗？太真实了。这里有情，有欲，更有对现实的考虑。“他说他大舅在富县供电局当局长，说能给我调出去。所以我就跟的他。”试想，如果知青真的没有回城的希望，“傍上谁算谁”算不算一条出路？何况在当时，这也是政治正确。就是在今天，我们除了质疑她是否太草率之外也说不出什么。实话实说，与当时许多知青比起来，她的命运并不算太坏。
与之相反的是青岛赴诸城县桃林公社山洼村插队知青廖晓东：
她是烈士遗孤，父母都是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养父母是经过战火洗礼的革命前辈。1968年，廖晓东主动要求下了乡，并到最艰苦的山洼村去落户。村支书领着村里的贫下中农，站在村口迎候，廖晓东心中一阵温暖。
不久，农村开展忆苦思甜运动。会上廖晓东得知，在当时在山洼村，丁法家算是苦大仇深。而且，兄弟俩30多岁了，都是光棍。这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怎么会没有人要呢?廖晓东猛地站了起来，大声道：“贫下中农同志们，社会主义是光明、伟大的社会，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可刚才，我听说这位最穷的贫下中农30多了还没媳妇，这是个当主人的样子吗？这样典型的贫下中农代表怎么没人嫁呢？我现在郑重宣布，我要嫁给这位贫下中农代表。”事后，公社书记在山洼村开了现场会，现场发给她结婚证。于是全县人民都知道山洼村有个好榜样廖晓东。
被人送到丁法家后，她经历了黑灯瞎火的房间，棉被的酸味，炕上的脚臭，还有光着身子睡觉。不到一周，廖晓东明显消瘦，面色发黄。有人问起，她却说：“这说明我与贫下中农更近了。”不久，廖晓东怀孕了，但她照常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干活。下工后还要挺着个大肚子为丁家做饭。因粮食不够，廖晓东不得不在煮地瓜干时掺上一些榆树皮，饭熟后，她把地瓜干捞起来给丈夫丁法，自己捧着碗去吃树皮。不久，公社批准廖晓东担任教课老师。山洼村有二十多个孩子。上课时孩子们自带板凳，墙壁当黑板。廖晓东很快又担任了山洼村的团支部书记，并写了份倡议书，号召全体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当地的返城开始了，第一批就有廖晓东，但公社怕打击了她的积极性，把她的名字划掉了。
农民丈夫丁法也曾把廖晓东作为知青的先进代表而尊重。一旦她成了自己的老婆，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天廖晓东一人抱着孩子在外面演讲不归，家中又恢复了以前的萧条，丁法极为不满“你整天忙乎什么?”在万人会场上声如震天的廖晓东，在丁法面前却不敢抬头。“啪，”丁法一个耳光送上，“告诉你，山里人看不惯一个女人整天在外溜溜乱转，不顾家。”
不久，过分的劳累和虚弱使廖晓东又一次病倒了，医院确诊为肝硬化。她把诊断书藏起来又回到了山洼村。认为不能因为有点小病而影响工作，让贫下中农认为她娇气。终于有一天，她坚持不住了。领导想安排她看看养育她的故乡青岛，她却因花公家钱而拒绝了。1974年初春的一个早上，她忽然对陪床的人说：“我今天感觉好点，我想回山洼村。”这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希望和要求。1974年农历正月17的下午，她静静地闭上了眼睛，时年27岁。
廖晓东的案例很极端，读来让人心酸。在当时她被树为扎根农村的典型，时过境迁，人们又可能会嘲笑她的所作所为。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青读者心情肯定会复杂一些，她将自己奉献给理想，却一头碰死在现实面前。这算是对人间美好的追寻还是迷失？
2. 情与欲
“知二代”戴亮口中的婚恋故事称为“催人泪下”毫不过分。上海知青戴建国赴黑龙江逊克县下乡，屯子里最漂亮的姑娘程玉凤爱上了戴建国。他们的亲密接触很快在村子里传开：戴建国是上海来的，能靠得住吗？1971年冬天，戴回上海过年，村里决定把程嫁给邻村一个男子。面对突然而至的婚事，程誓死不从，她母亲束手无策，要戴建国将300元钱礼金退给人家。戴没有回复。看到站在门前迎亲的新郎，程突然口吐鲜血，疯了。第二年春，戴回到村里，乡亲跟他说：“小凤出嫁那天，喊着你的名字疯的……”戴打听到程进了北安精神病院治疗，但她已经不认识他了。到了1975年上半年，戴成了当地村小的一名老师。程被婆家退了回来。1978年大返城时，戴要走了。那天一大早，他准备去县城坐车到市里，看到平日疯疯癫癫的程站在村头树下，不哭，不笑，也不闹，只安安静静地盯着他。他震撼了。为了她受的伤害，也为了自己的良心，戴选择留下来。
课余时间，他开始主动往小凤家里跑。1979年10月1日，27岁生日这一天，他去当地的民政所办了与程的结婚证书。但程常常旧病复发，戴挑灯写就的文稿若没藏好，转眼就成了程手下碎片。睡梦中，戴常被程的尖叫声惊醒，醒来发觉脸上竟是被她抓的道道血痕。只是，戴始终坚守，还不时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被评为黑龙江省十大优秀编辑，升职为黑河市逊克广播电视局总编。1997年，戴上海的家出现变故，他带着程和儿子回到上海。来到上海后，程的情况好了许多。可有一次，程又无故失踪。等他们父子找到程时，她正蹲在徐汇街头一拐角处的快餐店前，两眼死盯着人家面前的盒饭。戴奔跑过去，一把将程搂到怀中：“小凤，小凤，你还在，你还没丢……”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戴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
戴建国跟儿子说过：“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碗苦水和一碗甜水，我只是把苦水先喝了而已。”
以上案例让人心情复杂。戴建国和程玉凤是有一段情的。得知自己心仪的人要出嫁，戴建国的心里一定很复杂。只是如果程玉凤没有发疯，后面的故事就不会发生。但看到程落了难，还是因为自己，戴无法旁观了。他勇敢出手，担当起一份责任，成全了小凤与他的终生厮守，虽然晚了一些。
再看一位上海赴黑龙江插队知青的故事。从1970年开始，村子里的知青抽调的抽调，找门路的找门路，陆续离开了农村。曾经热闹的知青点就剩一个孙琳娣，白天出工干活人多还好，晚上回到土屋，孑然一人，只有伤心和苦涩。一个人无法起火做饭，她就到老韩家搭伙。老韩有个儿子叫韩兴成，倒也长的浓眉大眼，跟知青年龄也相仿。一天下大雨，晚饭后，韩大娘对孙琳娣说：“闺女，下这么大雨，别回去了，就跟大娘住吧......”孙琳娣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于是人们背地里说这说那，似乎生米煮成了熟饭。这年腊月，孙琳娣怀孕了，是韩兴成的种。但孙琳娣却不同意一辈子留在农村。最后，孙琳娣决定回上海打胎，而兴成也与别人定了亲。只是，一个“破鞋”的帽子扣在了孙琳娣头上，抽调没有消息，她只好熬着。
那天孙琳娣挂锄在家，老乡白老二来看她，她禁不住痛哭流涕。白用胳膊把她越箍越紧，她突然明白了白的来意！她就这样被白老二强暴了。白老二临走扔下一句话：“你要想走，就别吱声！”公社下来招工指标了，其中就有孙琳娣。孙立即收拾行李，将屈辱留在了这个永远不会再来的乡村，离开了。
这个案例要复杂得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她错在哪里？她就是这样走出了境遇的围困。也许她不应随波逐流，当初该更清醒地把持自己？也许。可这种道理，似乎每个人只能跟自己说，却不能用来指责别人。她孤身一人滞留在农村，还要受人欺负。身处这样的境遇，走是最高目标，为了走，还有什么是抛不下的呢？
3.“选”还是“碰”
当然，知青在当地的婚恋并非没有美好。上海赴黑龙江兵团的知青童玉书和林美就有一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上海知青童玉书和林美文在上海时是同校，到了旭光农场又在一个连队，可见有缘。在童玉书的记忆里，林是一个不怕脏不怕累，有主见能干活的上海姑娘；在林美文的记忆里，童是一个稳重、风趣健谈的小个子。他们很快发现说话很投机，喜欢读书，都喜欢搞一些小发明。他们有过几次长谈，大多有其他人在场。1970年国庆前夕，童回到十连参加团支部活动，活动结束后，他俩聊到很晚。这次长谈，拉近了他俩的距离。只是，还是在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
1971年团里收到上海师院附中的来函，说童是“五.一六”分子，需要调查。当时林就在保卫股，怎么也不相信童是反动分子。三年的接触，彼此的了解。反而使童产生了希望与林建立一种比同志更密切关系的愿望。就在此时，林被推荐上大学，即将赴厦门大学外语系学习。第二天，1972年4月20日童写了一首诗，与林告别。77年一声春雷，高考恢复了。童考入齐齐哈尔师院中文系，林又考入厦大外语系读研究生。一年后童要求退学回上海，为俩人早日相聚创造了条件。1979年初，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这一对算是“门当户对”，工作、恋爱两不误，有情人终成眷属。恋爱是要谈的，先看他们的“谈”。他们“有过几次长谈，大多有其他人在场。”男女之间能“长谈”是难得的，尤其在那个时期。可为什么是“有其他人在场”？也许，就是这种“大大方方”的长谈奠定了他们关系的基础：既“合理”又“合情”，既增加了互相的了解又毫无“暧昧”感。后来，童的政治上的曲折没有消除林对他的信任，反而“日久见人心”。三年后，童终于“产生了希望与林建立一种比同志更密切关系的愿望”。好理性的表述！这说明，一方面，在此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超出“同志关系”，另一方面，经过时间的考验，他们，至少童开始认定，他们可以进一步发展之间的关系。林要去厦门读书，童做了一件最浪漫的事，给了她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他们终于熬到了时过境迁，童再一次做出了努力，退出大学本科的学习回到上海。这对饱尝了离别之苦的有情人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说实话，童玉书和林美文的故事是我所读过的最“规范”的知青恋爱故事。首先它符合传统文化的标准，“非礼勿动”，却还能找到合适的机会来增加相互的了解。它也没触碰红色文化的界限。他们审时度势，表现了足够的耐心，并未在还“不成熟”时将他们的关系发展到“同志关系”之外。他们最后的步入婚姻殿堂足以让所有读者释然！这两情相悦终以把持和坚守修成正果。
以上案例还触及到了一个比较深层的社会现象：“对象”有“选”来的还有“碰”来的。这里“选”就是诉诸理性，基于理性的标准，“门当户对”“郎才女貌”“三观一致”“情投意合”都是此类状况的表述。以上案例可以算是知青婚姻中“选”的典型
在本章最后，笔者还要与读者分享一下北京赴内蒙插队女知青王海军的婚恋故事，原因是这是笔者在知青回忆录中看到的最坦诚，最细腻、最真实的婚恋故事，同时也涉及到知青婚恋中的深层问题。
王海军刚下乡时发现，大概是因为因故延长了的性别排斥期，又不得不在一起过日子，男女知青总是斗嘴、吵架，为分灶和灶闹意见。在女生眼里，不少男知青就是“小流氓”，理由是
1. 抽烟、喝酒。
2. 唱外国歌，什么：红梅花儿开在我家锅炉旁，我就坐在锅炉旁，等着馒头凉。尤其是对着女生唱：来吧快来吧，我的玫瑰花你快过来吧！
3. 爱串知青点，劳动不如女生卖力气。面对那些心智如此不成熟的男知青，女生只能一身正气，以政治正确对之。冲突随之而来，但讲理的怕不讲理的，结局可想而知！
就这样，这些不着调的男生离女孩子的心越来越远，等这些懵懂少男意识到女生是要“哄哄”的时候，为时已晚，知青和老乡好的逐渐产生。王海军所在大队三个村，都时不时有大小故事发生。只是当时村里的姑娘出嫁要好多彩礼，才将他们之间不少爱情扼杀了。这算不算“远交近防”？同城同校男女知青之间结了梁子，却给当地青年和知青的交往开了方便之门。
但时间长了总会有事。以后，王海军她们四女五男合了灶。有一天只剩王和C男在家。早上C送来几个鸡蛋，嘿嘿一笑说：“今天改善改善伙食。”王做了烙油饼、炒鸡蛋。中午C一推门，王说：“饭在厨房呢。”C乖乖地去厨房一个人站着吃了饭。下午，一个老乡来串门。他神秘地问：“小两口吃了些什么？”“你不是C的媳妇吗？Y是A的，P是B的……。”原来，男知青在背后分了“媳妇”，王是分给C的。C不爱说话，她们无端地认为他蔫坏，认为所有的坏事都是他出的主意，谁想给他做媳妇？真是乱点鸳鸯谱。
“合灶”使几个男女知青挤到了一个屋檐下，谁和谁好照理也正常，但旁人给乱配“分媳妇”还是有点荒唐。尽管荒唐，这种旁人给乱配的现象不仅在插队知青中，在农场知青中也非常普遍。革命大目标不能当饭吃，政治正确越来越成为运动来临时的摆样子，平时的消遣除了抽烟喝酒打牌就是编排谁和谁谈对象。其实，知青中许多的婚姻，无论是知青与知青，还是知青与当地人，开始都是大家无中生有的“起哄”“弄假成真”的！而王海军的故事不是这样：
不久消息传来，“要给知青分配工作”！这可是天大的事。谁心里都明白，知青在农村并不是要“扎根”的。出于现实的考虑，一些和老乡相好的女知青都去和小伙“吹”了，就连知青间的情侣有的也停止了关系。但王海军的情况有所不同。她父亲是文革中曾红极一时却又忽然被打倒的王力。父亲的问题不解决，她可能永远离不开农村。但万一父亲的问题有幸解决，又何愁提携个把人呢？王海军于是抱定一个“不至于因眼前的困境就急着在农村找个生活依靠，但也用不着因此而拒绝爱情”的态度艰难度日。只是，下乡四年来，王海军从不跟村里的年轻人打闹。村里的后生嫌她古板，不近情理，叫她“王干(gān)头”。而她，反正也不“急着在农村找个生活依靠”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王海军有了和当地青年，被知青称为“杨大麻子”的杨永增到实验站工作的机会。根据她的回忆。“实验站离村子有二里地，绿柳成荫，鸟啼人静，一派恬静的田园风光，真是难求的两人世界。”于是，她“用不着因此而拒绝爱情”发挥了作用，她们轰轰烈烈的爱了一场。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在男知青群里。
男知青妒火中烧，“杨永增找得我为什么找不得？”他们几次捉奸不成，扬言:“应该把王海军抢回来。”知青B当着海军面搥杨永增一拳，好像很英雄似的。B甚至喊出：“哥们，我还没媳妇呃！我也不要好的，王海军就行呃！”他们一个个来找王海军，似乎觉得自己怎么都比“杨大麻子”强。王海军很感慨，“相处了近五年了，这居然是我听到的唯一的一句‘求爱’的话。”1973年夏天，王海军和杨永增结了婚，搬到中营子。告别了打打闹闹的知青哥们，开始了为期五年的农妇生活。
对于王海军来说，父亲王力被打倒，提干返城无望。（本文作者注：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原名王光宾，后任中联部副部长。文革中发生的著名的67年武汉“七二O事件”，据称就是王力捅了大“漏子”，于是被打倒。）
同村的知青就像吃不着葡萄的狐狸，除了冷眼没有人能够正常地接近她。与男知青相处了近五年的王海军，最后得到的就是上面这样的“求爱”，谁会接受？在她身边，唯一看得见，摸得着并给她温暖的只有当地青年杨永增。这里没有什么来自北京的王力的女儿和当地一普通农夫，这里只有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杨永增是“正确时间”，“正确地点”那个“正确的人”。他们会怎么样？
若是有人不理解王，只能怪他没经历过她的处境，因为在那样的生态环境中，除了“老婆孩子热炕头”，还可能产生别的念头吗？这里有情，婚后的海军、老杨和他们的女儿相处恩爱和谐，也有泯灭你任何幻想的现实困境中的挣扎与无奈。
这算是“碰”吗？一个颇有家庭背景的北京知青，长相美好且又知书达理，嫁给了一个怎么看怎么一般的当地“老杨”。在农村的土语中有“当兵三年老母猪变貂蝉”，即使在当今社会中，也有“正确时间的正确的人”。我们可以说王海军的婚姻有“碰”的成分，但看了她的回忆，我们又明明白白地看到了她一步步、合情合理的“选”。下过乡的人都知道共渡时艰的经历把很多孤独的灵魂连接在了一起，其牢固度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小结
古今中外，青春期都是一个人的“狂飙突进”时代。这也说明，恋爱与婚姻是个超越时代和种族的普适性话题。唯一不同的是，知青的恋爱和结婚是发生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与当地的山水民俗有着特殊的关系。因环境的不适和前途等原因，知青的恋爱与婚姻的成功率并不高，但那些故事到底是发生在他们人生最美好的时期，也自然给他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在对记忆的叙述中，禁欲主义的背景，“政治正确”的规约，现实与理想的错位，情和欲的挣扎，最后，还有面对环境的持守和顺应，都将他们的价值观、处世态度和行为特点显露无遗。这里有知青的共同特征，如隐忍、节制、困惑、执着，也有知青的个体特质，如理性、冲动，畏缩，任性。以上的节选和浅析只是挂一漏万，更多美好、动人、无奈甚至惊悚的故事或已诉诸笔端，更多的依然埋在心底，永不为人所知。
时至今日，随着改革开放，政府的人口政策有所调整，社会也开始对性持较宽容态度。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人的性欲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欲望、一种能力，它深深地扎根于人性之中，所有对它的否定、对它的压抑，都是没有道理的。只是，所有这些，对知青而言，都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