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是个过程看人生百态（一部关于个人生活和人类命运的杰作）
活着就是个过程看人生百态（一部关于个人生活和人类命运的杰作）维佳，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里，虽然我身处敌后，身处犹太区铁丝网的包围中。我怕永远收不到你的回信了，我将不久于人世。我想让你知道我最后时日的情景，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会死得轻松些。18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1905—1964），原名约瑟夫·所罗门诺维奇·格罗斯曼，苏联作家、战地记者。他出身于一个乌克兰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苏联《红星报》战地记者，1941年8月至1945年8月，以战地记者身份到前线，从战火初燃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再到苏联军队攻下柏林，格罗斯曼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写下了许多揭露纳粹德国集中营真相的报道。他所见证的无数惨烈的战争和人性的悲剧都成为了日后他笔下最真实有力的文字。1960年，《生活与命运》脱稿，然而该书不但未能出版，并且手稿也于次年被苏联安全部门查抄。直至1964年格罗斯曼因病逝世，《生活与命运》都未能出版，手稿也未归还作家。在历经无数辗转之后
南方网讯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新书《生活与命运》。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为背景展开叙述，作者格罗斯曼的笔触横跨整个欧洲东线战场。
与同时期相同题材的作品相比，尽管《生活与命运》的叙事核心围绕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展开，但是格罗斯曼不仅仅着墨于刻画战争场面的惨烈。格罗斯曼笔锋所至，一副横跨整个苏联大地的历史画卷跃然纸上，从纳粹德国占领区，到斯大林格勒战场最前线，再到为避战火几乎空城的莫斯科，乃至罪犯服役苏联远东地区。
通过将故事情节巧妙而精密的穿插和排列，无数被淹没于历史中的芸芸众生在书中重新鲜活起来，不论是集中营中逆来顺受的犹太囚徒，还是战争最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不论是在战争年代投机倒把、打压异己的官僚，还是坚持原则、拒绝出卖良心的知识分子，每个人物都因为真实而变得熟悉，尽管这是一个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的故事，但是它依然与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命运息息相关。
作者简介：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1905—1964），原名约瑟夫·所罗门诺维奇·格罗斯曼，苏联作家、战地记者。他出身于一个乌克兰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苏联《红星报》战地记者，1941年8月至1945年8月，以战地记者身份到前线，从战火初燃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再到苏联军队攻下柏林，格罗斯曼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写下了许多揭露纳粹德国集中营真相的报道。他所见证的无数惨烈的战争和人性的悲剧都成为了日后他笔下最真实有力的文字。
1960年，《生活与命运》脱稿，然而该书不但未能出版，并且手稿也于次年被苏联安全部门查抄。直至1964年格罗斯曼因病逝世，《生活与命运》都未能出版，手稿也未归还作家。在历经无数辗转之后，《生活与命运》于1980年在瑞士出版，迅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剧烈震动，许多评论家将之称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之后各语种译本先后问世，格罗斯曼也被公认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
内文摘录：
18
维佳，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里，虽然我身处敌后，身处犹太区铁丝网的包围中。我怕永远收不到你的回信了，我将不久于人世。我想让你知道我最后时日的情景，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会死得轻松些。
维佳，要真正了解人是很难的……7月7日，德国鬼子闯进城来。市内公园反复广播最新消息。我接诊病人后从诊所回来，驻足倾听，播音员用乌克兰语广播战况。我听到远处有枪炮声，后来人们奔跑着穿过公园，蜂拥而来。我赶回家去，一路总是纳闷，我怎么没听到空袭警报。突然，我看到了坦克，有人喊道：“德国人冲进来了！”
我说：“别散布紧张空气。”前一天，我去找过市苏维埃秘书，问他走不走，他火了：“谈这个还为时过早，我们甚至连名单还没拟定呢。”总之，德国鬼子来了。邻居们整夜未睡，奔走相告，最镇静的只有小孩子们和我。随大流，听天由命吧。起初，我很惶恐，唯恐再见不到你了。我切盼再一次看看你，吻你的额头和眼睛，可后来我又转念一想，总算万幸，你平安无事。
天将亮，我才入睡，一觉醒来，感到分外凄凉。我虽然在自己的家里拥被而卧，但觉得犹如身在异乡，若有所失，孑然一身。
这天早晨，我想起了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早已遗忘的苦楚，我是犹太人。德国鬼子坐在载重车上，高喊着：“打死犹太人！”
后来，我的几个邻居又来提醒我。扫院子工人的妻子站在我的窗前，对隔壁的一个女人说：“感谢上帝，犹太人完蛋了。”这话从何说起？她的儿子娶的就是犹太女人，这老太婆常到儿子家去，还向我念叨过她的几个孙子。
我的隔壁是个寡妇，她有个六岁的女儿阿列努什卡。这孩子有一双美极了的蓝眼睛，我曾寄信告诉过你，她走到我跟前，说：“安娜·谢苗诺芙娜，请你傍晚收拾一下东西，我要搬到你房里来。”
“那好，我就搬到你家房里去。”
“不，您要搬到厨房后面的小房里。”
我断然拒绝，那小房既没有窗子，也没有壁炉。
我照常到诊所去上班，等回家一看，我的房门给撬坏了，我的家什堆放到了小房里。这老婆子对我说：“我把沙发留下用了，反正你也搬不进新给你的那间小房里去。”
真让人惊讶，她中等技校毕业，已故的丈夫是个闷声不响的好人，曾在乌科普斯波尔卡当会计。“您已不受法律保护。”她说话的腔调，就像她已捞到了很大好处似的。她的阿列努什卡在我房里坐了一个晚上，我给她讲故事。这是我的新居，她不想去睡，母亲把她抱走了事。维坚卡，后来我们的诊所又开业了，可是我和另一位犹太人医生却被解雇。我要求付我一个月的工钱，但新任诊所主任却对我说：“让领袖去付你为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工钱吧，你给他往莫斯科写信。”护理员玛鲁霞抱住我，低声哭着说：“老天，我的上帝！你以后怎么办，你们这些人以后怎么办？”特卡乔夫医生握了握我的手。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幸灾乐祸，或者受人怜悯的目光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人们在冷眼观看满身癞皮的母猪奄奄一息时才用这样的目光。我没想到，我要受这样的煎熬。
许多人真让我出乎意料。不只是那些阴险、恶毒而鲁莽无知的人。有个老头，是退休教员，他七十五岁，一向见面时总打听你的情况，还请代为致意，夸你说：“他是我们的骄傲。”可是，这些倒霉的日子里，他见了我，却不打招呼，扭身就走。后来，人们对我说，他在警备司令部召集的一次大会上说：“空气清新，没蒜味了。”他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不知这话对他是玷污。那次会上把犹太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是，维坚卡，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开会了。许多人拒绝赴会。你知道，在我的印象里，从沙皇时代以来，反犹太主义总是和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中的一味排外的国粹主义信徒联系在一起的。可我现在见到那些打倒犹太人，号称拯救俄罗斯的家伙，对德国人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他们肯定会是为了得到德国人的30个银币而出卖苏联的。从郊区来了一批黑心的歹人，抢房子、被子和衣服，大概他们就是闹霍乱期间打死医生的那批人。也有一些人萎靡不振，他们逆来顺受，唯恐有人怀疑他们不支持当局。
不断有熟人带来新消息。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理智，说话也像梦呓。有一种奇怪说法，转移东西，好像放在邻居家更可靠些。我觉得转移家私简直是荒唐。不久，宣布犹太人搬迁，只许随身带15公斤东西。各家住宅墙上都贴着黄色布告：“限令各家不迟于1941年7月15日晚6时迁往老城区。拒不搬迁者，格杀勿论。”
维坚卡，我也只能照办。带着枕头、几件衬衣，你以前给我的那只茶杯、餐刀，两个盘子。一个人所需能有几多？带了几件医疗用具。还带上了你写来的家信，我已故母亲、叔父达维的几张照片和你们父子的合影，一卷普希金诗集，《磨坊书简》，一卷包括《人生》在内的莫泊桑的集子，一本小字典，又带了契诃夫的小说集，其中就有《没意思的故事》和《主教》两篇，结果，装了满满一篮子。在这旧居之中，我曾给你写过多少信啊！那夜，现在我可以对你说了，我为我的孤独，悲悲切切哭了好几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