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西安和女性知识分子）
（费利西安和女性知识分子）费利西安：但谁在乎啊！妈妈说：你太夸张了！你感觉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喜欢健身房！费利西安：我不知道，我他妈地一点也不在乎！妈妈生气地说：哦，不，费利西安，不要无理！只是今天早上你不想去上学！费利西安：是的，我不喜欢健身房。它太冷了。
费利西安的母亲在她自己的心理学家母亲的建议下安排了初次约谈。费利西安刚庆祝完他九岁生日。他身体很健康，在学校里表现也很好，但他的母亲对他非常担心。她说：
费利西安的困难并不神秘。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有俄狄浦斯阶段的问题。他的父亲在他18个月大的时候离开了我们。从那以后，我们便独自生活，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最近，他在早上离开我去上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会做噩梦，也会经常睡在我的床上。我对他说“不”压根没用——我知道我应该说“不”——因为他不管怎样都会睡在那。他也有偏头痛。我也得过，我马上明白了，是我的头痛对他产生了影响，也使得他头疼。
费利西安听着母亲的述说，疲倦地打着哈欠。我对他说：“费利西安，你妈妈说了她为什么来这里。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吗？”
费利西安：我不知道。（看了一眼皱着眉头的母亲），是的，我知道。妈妈说我不想长大，我需要家里有个男人。
C.M.：你对这个问题是怎样想的呢？
费利西安：我不知道，我他妈地一点也不在乎！
妈妈生气地说：哦，不，费利西安，不要无理！只是今天早上你不想去上学！
费利西安：是的，我不喜欢健身房。它太冷了。
妈妈说：你太夸张了！你感觉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喜欢健身房！
费利西安：但谁在乎啊！
妈妈：还有那些每晚都会叫醒你的噩梦呢？那你永远不想邀请的学校同龄人的问题呢？
费利西安：那是我的私生活，我不想谈论它！你不用提这个了！
妈妈：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这里没有任何秘密。还记得当时你哭着告诉我你害怕有一天你会再见到你的父亲吗？我跟你说过，你觉得自己是个男孩这有多困难？
当她转向我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母亲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
妈妈：那么，你什么时候能接待他，这样你才能跟他谈谈这一切呢？他的外婆和我都很清楚，他必须要接受治疗。几次会谈应该就够了吧，你觉得呢？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没这样想过。我告诉费利西安和他的母亲，与她不同，我不知道什么对他是有好处的。除了母亲非常焦虑外，其他我什么也没感受到，她无情的口吻使她对儿子充耳不闻，同时也让我听不到他的声音。“预约会谈和他谈谈。”她说。但这不是更像是在“听这个孩子”吗？尽管他的母亲和外婆对此都很了解，但他似乎很不高兴，也被误解了。他是如何经历体验这一切？他的父亲为他扮演了什么角色？
当我建议单独给费利西安安排另一次会谈时，母亲非常惊讶，她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明这个地方是给他的，他可以说任何话，但他也有权保留自己的秘密。通过质疑他母亲关于这里没有秘密的断言，我谈到了会谈的保密性：母亲和外婆都不会被告知会谈说了些什么。我还明确表示，如果没有他，没有任何决定，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安排。
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办法提前告知，是否可以与这个孩子一起工作。我怎么能和他说话，而不是重复他从小就听到的那种摇篮曲呢？重要的是，我不能成为外婆的导师，而这位外婆似乎已经在监督着这位令人讨厌的母亲了。如果我能够与母亲一起工作，我就得让她放弃那些支撑着她阻抗的那些伪理论的虚构内容。
费利西安有需求吗？他离开后，我在我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个十法郎的硬币，他一直在口袋里玩，结果他不小心“忘记”了。我应该接受他所说的表面话语吗？这枚硬币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要建议安排预约呢？可以肯定的是，费利西安在他公开的拒绝后表现出了焦虑和痛苦的迹象。当一个孩子说“我想来”时，情况并不总是会有可能可以和他一起工作。他可能会陷入不让父母失望的愿望中，或者更糟糕的是，在分析师的诱惑中。
需求需要时间才能发展和面对，一个对成年人失去信心的绝望的孩子不会寻求他们的帮助，分析师会自然地从属于敌人的阵营。孩子的痛苦表明“他有需求，但却太害怕而无法展开”。只有经过多次初步访谈后，费利西安才能说出他有多不开心。温尼科特（1971b）强调，当他谈到那些可以抓住或失去的神圣时刻，以加强或撼动孩子的信心时，这段时间是多么地宝贵。
治疗的开始对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特权的时刻，即使在第一次会谈之前经常出现的转移将带来另一种音调，或者会被劝阻下来的。在最初的会谈中，父母在那里谈论孩子和他们自己，但在开放的阶段，孩子独自与分析师在一起。由于这个开放的阶段被忽略了多年，有多少孩子都没有取得任何的进步。对于这个问题，“你看到X先生或女士进行心理治疗了吗？”孩子说：“没有。”“那你对自己的生活了解了吗？你的治疗是否帮助你让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快乐吗？““并没有”“那你为什么要在那做治疗呢？”“因为妈妈想让我去。或者“X女士很好。”或者“她喜欢孩子。”
就好像分析师们都会喜欢孩子一样！所有这些年都被浪费了，因为X女士不能和孩子谈论她作为分析师的职业，不能谈论他们在这里做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工作，以孩子的名字而不是他父母的名字做的工作。分析师必须花时间来解释基本规则和保密原则。孩子被教导不要在成年人面前大声说话：“不要说那个女士很丑”、“不要说蛋糕不好”、“不要说你恨你的弟弟。”等等。
除非我们与他合作，否则他怎么能理解治疗中的不同呢？我们必须多点耐心，孩子的时间不与成年人一样。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点，渐渐地只有这样，他和我们单独会谈的时候，他才可以说出他的痛苦，甚至说他自己不是痛苦的，没有或多或少地感到失望因为被家人剥夺了与分析师会谈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孩子说“不”，比被拖去开展他和分析师都不理解的会谈更具有建构性。
开放阶段提出了需要和欲望的问题。当费利西安能够用话语来表达他的不幸时，而不是他母亲的系列理论；当他最终想要了解“心理医生”不理解的东西时，而我们开展分析工作。我们不再处理没有意义的概念和空洞的涵义，而是处理如此真实的痛苦，这伤害了他的身体，让他想要哭喊。哭喊，在这里可以被听到的。我们花一段时间让他确定这一点，于是他要求来工作，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允许表达他恐惧的空间。
因为在儿童分析中，问题往往与恐怖、仇恨和死亡有关。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是一种甜蜜的慷慨和善意，而可能是关于暴力的移情。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费利西安说：“有时候我想把头撞到墙上，尖叫。妈妈总是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并向我解释一下。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她不知道这里面很疼，我也不能告诉她，但我想与你谈谈它。”
卫生部此时达成了支付费用的协议，但奇怪的是，母亲已经开始认为分析性治疗不再是真正必要的。然而，她还是同意了费利西安的决定。大约每个月我会安排一次会面，她和孩子一起来。她慢慢地放弃把现成的理论套用在费利西安的话语上，而不得不面对她自己和她的孩子所遭受的难以忍受的痛苦。
正如曼诺尼（1965）所说，语言可以被掩盖；病人需要时间来理解他的真相在别处，而对分析师来说，还原真相并不总是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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